稿酬

    “稿酬”是资本主义兴起后的产物。作家的文稿一印出来，在社会上流通，就
成了“商品”，为出版者赚取利润。作家从利润中分得一小杯羹，这就是“稿酬”。
在封建时代，识字的人不多，作品没有商品价值。“文士”写点文章或诗词一般是
有所感而发，属于私人的心灵活现，从没有人想通过它获得物质利益。此外，“铜
臭”过去为知识分子所忌，甚至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著书皆为稻粱谋”的概念从不
存在。

    这几乎成为了中国文人的一种“传统”，现在老一代的知识分子有些仍保持它
的一点“遗风”。抗战期间，我在“大后方”重庆教书，物价一日数涨，工资不到
一星期就吃完。当时业余译作倒是有点“为稻粱谋”的想头。

    有一个出版社出了一本我的书，我专程去访问它的老板，想讨点稿费。老板充
分理解旧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他大谈其一些他所一知半解的文人雅事，而不
提稿酬，我也难于启齿，结果耗费了半天时间，无所得，还帖了一笔交通费。

    解放后，我当上了干部，生活有了保障，不需稿酬，也就不在这个问题上伤脑
筋了。业余一有空闲，我就搞起写和译的活动来，热情很高。回想起来，这股热情
是由“人类灵魂工程师”这句名言所激起的——当时这句名言的合乎国情的阐释是
“为人民服务”。有一次我在一个作家的座谈会中听到刘白羽同志说过一句与“灵
魂的工程师”有关的话：“书一出版，就是人民的财产，我们可以安心了”——不
知他现在还记得这句话否？这句话当时对我很有启发，提高了我的业余创作和翻译
的热情。当时没有版权法，稿酬是一种时隐时现的东西，完全靠出版社的兴之所至
而定。后来在几次政治运动中“稿酬”问题更进一步被明确地界定为“资产阶级法
权”，谁也不敢再提起它了——“文革”期间，已得过稿酬的作家还得将钱退还给
有关单位。创作或翻译事实上就从为“人民的财产”转化成为出版社的“财产”了。

    就这样，许多年过去了。最近我们要大步现代化，把社会和个人活动纳入法制
化的轨道。各方面的立法陆续出现。版权法也颁布了。“稿酬”成为了社会主义法
则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按劳取酬”。出版单位得为作家或译者的劳动付费，尽管
这点费在图书出版的开支中占极微小的比例，——比给予推销人的回扣要少许多！
但也确有作家按照这个法则，打破了“以不变应万变”的千字30  元的稿酬规定，
正式向出版社按市场价格索费。但老一代的作家，仍然扭扭捏捏，在“铜臭”这个
古老概念的影响下，不敢“言利”。

    于是违反“按劳取酬”这种社会主义法则的现象在实际上操作上仍然继续运行。

    最近有个出版社出了一本大书，收入了我的翻译8 篇，印了5000  册，售价28 
元。出版社委托它的一个代销机构寄给了我两本，附了一封油印的信，说此书的成
本高，这两册书权作付出的稿酬。还有一个出版社，出了我的一本书，倒是付了稿
酬，由当地（南京）的一个银行汇给我，同时还寄给我稿酬通知，包括上交个人调
节税的收据。但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银行通知我去取款。我想现在书的制作成
本高，出版社大概有困难，因而实际上并没有向当地银行给我汇款。我的书一般都
内容严肃，我自知市场价格不高，因此也对出版社抱一种谅解的态度等待。

    此事又过了一个多月，我终于还是写了封信去出版社询问，稿酬是否寄出。回
答是钱确实已汇出，我可以到北京银行的分行去取。但哪个分行？我摸不着头脑，
只好发动家人到我居住区的一些“分行”去查。花了两天工夫，终于查到了，但叫
人恼火：为什么银行不通知我去取款？我向该“分行”的头头质询，解释是原汇款
单上没有写邮编，因此不通知收款人，但规定三个月无人取钱，汇款就应该按规定
退回原汇款人，为何不退？要不是我“发动群众”去许多“分行”查询，这点稿酬
可以在那个“分行”沉睡半辈子，也无人知晓！



    还有一桩小事，牵涉到我们的外汇运作，似乎值得一提。几年前我为英国的《
伦敦杂志》——我与它是老关系——写了一篇小说。由于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月
刊，只在有限的高层知识分子中间销行，稿酬不高。我得了一张30  镑钱的支票。
我把它交给我们一个外汇银行“讬收”。过了一年多，无音信。我去问了几次，也
没有结果。最后我才得知支票被弄丢了。“分行”有关人叫我写信给支票原签发人，
请他另开一张。我照办了。但对方拒开。

    对此“分行”的有关人也表示没有办法，叫我去找总行的有关头头，并且给了
我他的电话号码。我又照办了。此人大概位置高，电话忙得不亦乐乎，总是占线。
我不能成天坐在电话机前拨电话，最后只好下决心放弃此事。现在已经好几年过去
了，我也把它忘了。现在谈到稿酬，才又记起来。

    这些算是个人业余写译生涯中的点滴花絮，不具有什么伟大意义，只能构成像
现在这样的一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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