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历前尘吾倦说——琐忆俞平伯先生及其他 1990 年10 月15 日,俞平伯先生走完了他91 年漫长而又历尽坎坷的人生 旅程。两个多月来,几次想写文章纪念他老人家,却不知怎样下笔。论交往,与俞 先生仅一面之缘,论治学,更无法窥其堂奥,难以评说,写什么好呢? 思来想去,还是从那次有点尴尬的见面说起。 1988 年冬,我到北京参加郑振铎先生诞生90 周年学术讨论会,会后与上海 书店出版部负责人刘华庭兄一起去钓鱼台南沙沟公寓专诚拜访俞先生。俞先生年高 体弱,深居简出,除了1986 年11 月那次引人注目的香港之行外,已很少与外界 接触。我此次冒昧求见负有一项重大而自知也是艰巨的使命,即请俞先生撰文回忆 知堂老人。知堂老人被誉为“‘五四’三巨人”之一,也是现代散文开一代风气的 代表人物,但由于他在40 年代的“失足”,又成为争议最多的作家。编集一部同 代人及其门生故旧回忆老人的文集,无论就保存史料还是促进研究,都具有不容忽 视的意义。 俞先生与知堂老人订交近半个世纪,有极其深厚的师生之谊,居知堂“四大弟 子”之首(另三位是废名、江绍原和沈启无)。俞先生自己也有诗为证: “曲巷经过熟,微言引兴狂。流尘缁客袂,几日未登堂。”(《京师坊巷诗— —八道湾》)当年俞先生是知堂八道湾寓所的座上常客,“几日未登堂”可见关系 之密切。因此,在我看来,俞先生虽已很少动笔,但撰文回忆知堂,于情于理似乎 都不容推辞,何况还有华庭兄同行。华庭兄主持上海书店出版部多年,影印“中国 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百种,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他先后出版了俞先生 的《燕知草》及乃曾祖俞曲园、乃父俞陛云的著作,俞先生十分高兴。所以我对此 次拜访还是抱有信心。 华庭兄告诉我,平时有一位保姆照顾俞先生起居,有客来,必由她先通报。不 料那天下午保姆上街购物,以致我俩在俞先生门口站了足足两个小时,才得以进入 那间陈设简单、悬着曾国藩手书“春在堂”横匾的客厅。俞先生尚未起身,等到他 颤巍巍扶着椅背桌角走出来与我们握手相见时,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俞先生的确衰 老了,要不要再提约稿的事?我曾有一阵犹豫。但既来之,不提不甘心,寒暄过后, 我马上切入正题,恳请他老人家拨冗为拙编《回忆知堂》撰文。没想到俞先生沉吟 片刻,只说了三个字:“我不写。”我不禁着了慌,连忙搬出一大堆理由,企图说 服俞先生,甚至退而求其次,俞先生不必亲自动笔,只需口述,由家人记录整理, 哪怕谈一二件琐事也可以,总之雪泥鸿爪,留点史料给后人就好。华庭兄也帮我说 了不少话。但俞先生丝毫不为所动,态度很坚决:“我已停笔,不写了,此事不要 再提了,请你们谅解。”当时的尴尬情景可想而知。幸亏华庭兄灵活,岔开话题, 气氛才逐渐活跃起来,大家谈上海古籍出版社刚出版的《俞平伯论〈红楼梦〉》, 谈上海书店将影印俞先生的最后一部散文集《燕郊集》,俞先生的兴致越来越高。 我们告辞时,他老人家还正襟危坐,愉快地与我俩每人合影一帧留念。 这次拜访虽未达到目的,但见到心仪已久的俞先生,亲聆俞先生謦欬,毕竟令 人难忘。只是俞先生为什么坚持不肯撰文回忆知堂,是真的停笔,还是仍然心有余 悸,或另有难言的隐衷?我觉得还是个费解的谜。后来读到俞先生80 岁后得句: “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不禁有所领悟。 俞先生才华超群,却半生风雨,华年受阻,往事不堪回首,到晚年不但不写自 传,也不写任何回忆录,对所有的请求一概回绝,正如他的外孙韦柰先生在《俞平 伯的晚年生活》(载1990 年11 月《新文学史料》第4 期)中所说的:“他倦了, 不想说,也懒得说了。”这可以看作痛定思痛,愤极无言,又何尝不可看作对人生 沉浮已经豁达超脱?其实,俞先生对知堂老人一直遵“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 40 年代末,俞先生先是致函胡适之,后又与沈兼士、邓以蛰等名教授联名呈文国 民党政府,要求对知堂从轻发落,“俾就炳烛之余光,完其未竟之著译”(见1990 年8 月北京中华书局初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被士林誉为古道可风。50 年代中期,又是俞先生向全国文联建议组织知堂和王古鲁、钱稻孙一起到西安旅行, 这是老人晚年唯一的一次出游,身心大快。到了“文革”浩劫,俞先生在惨遭“红 卫兵”抄家批斗、受尽折磨、自顾不暇之际,仍偷偷向学生吴小如打听知堂老人的 消息,其笃于风谊由此更显得可贵。因此,尽管俞先生未能留下关于知堂老人的片 言只语,他已用往昔的实际行动作了说明,我们后辈就不必苛求了。 关于俞先生,我还有一件事可说。1987 年秋,我到北京与一家出版社商谈书 稿,工作之余到闻名海内外的琉璃厂海王村“淘书”,在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旧期刊 中,发现一本1948 年无锡佛学会印行的佛学杂志,怀着好奇打开一看,竟有一篇 俞先生说佛的文章,原来俞先生也精于此道。但此刊索价不菲,我又阮囊羞涩,再 加当时孙玉蓉女士所编的《俞平伯研究资料》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文想必 已经列入“俞平怕著译系年”,因此也就轻轻放过了。待到回沪后捡出孙女士赠我 的这本研究资料一查,恰恰漏收此文,我才后悔不迭,却已无法可想。时间一长, 连这本佛学杂志的刊名和俞先生佚文的题目也忘了。 去年读到俞先生在北大执教时的学生张中行先生所作《俞平伯》(载1990年7 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负暄续话》),始知张先生40 年代后期主编佛学研究 月刊《世间解》时,俞先生曾应约惠稿。这无疑是一条重要线索,急忙去查阅原刊, 《世间解》创刊于1947 年7 月15 日,发行人兼编辑人署名“续可”,该刊宗旨 在《发刊辞》中说得很明白:“世间解是佛的另一称号,其意义是佛对于世间出世 间皆解了悟,本刊取此为名……就是要显扬佛理,或说是研讨人生之道。”而作者 阵容之强大,也使人刮目相看。除熊十力、任继愈等研究佛学的大家外,现代著名 作家学者朱自清、废名、赵景深、金克木、南星、顾随、吴晓铃等也都是撰稿人, 这当然与编者交游广阔有关。 俞先生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同年7 月6 日在北平居士林的演讲稿《今世如何需要 佛法》,9 月15 日出版的第3 期又刊登俞先生的另一篇《谈宗教的精神》,两篇 都是佚文,《俞平伯研究资料》未见著录。我依稀记得无锡佛学会刊物所载俞先生 文即为两篇之一,很可能是转载,可惜已记不确切。不管怎样,而今人们只知道俞 先生是“红学大师”,他对佛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却鲜为人知,这两篇佛学佚文的 “出土”是值得重视的。现把较短的《谈宗教的精神》照录如下: 谈宗教的精神 古代的文明是宗教,近代的是科学,如何会通二者我们应当细想的。 古代的文明确是宗教,近代的文明不一定是科学。科学,文明的片段而已,它 帮助文明的发展,加速地进行,但它还不够算做文明的本身。 “提倡科学,打倒迷信”,人人都会说,但不一定对。宗教信则有之,迷与不 迷,尚在两可。这一顶不合式的帽子,是你给它戴的。 再说,在这时代我们的信与行,假如都对,我们正应当快乐康健幸福安全。但 我们能够保证这快乐康健幸福安全吗?当然,这并不由于上述的错误,但安见得这 里没有错呢?或曰,我不懂你的真意了,你莫非反其道行之,在想着提倡宗教(算 他信而迷)打倒科学吗?我不则声。 那末,你是不敢吗?我或者不敢,我或者敢,但这问题,不是敢与不敢,乃是 可与不可。假如可,当然敢。假如不可呢,也无所谓敢与不敢。 我真有一点这个意思。古代的宗教难再生,他的精神实在应该复活的(自然我 不指它的仪式),它的崇高的奉事精神即我们的光明的蕲求,然而我们不如古人远 矣。空空的蕲求光明,光明不因之而来;诅咒黑暗,黑暗不因之而去。殉道者的生 平,即一切志士仁人的榜样也。 若说科学,更十足的外行,科学当然无止境,不能任意教它在某一点上站住。 我也不愿提起原子能原子弹,这些话,老说,多贫气。我们能否改变它的方向,使 它与人道主义相配合,而免却人类终趋于幻灭的壑?科学界的先生们朋友们怎样想 呢? 说到这里,有一点似乎已经自然分明的在那边跳着要出来,即极端的唯物必与 极端的唯心在某地会合,握手言欢,真正的近代文明史,这方才开始写。现在我们 只留在无边的黑暗里,凡怀孕这光明的,必须受种种苦,亦惟有受罪,才能保证这 光明。此是前定,或曰命定,人不能违也。 我对宗教缺乏研究,但我从俞先生阐发的古代宗教精义中,分明看见一个深长 的悲天悯人之心。张中行先生推崇此文“所见深而透,文笔还是他那散文一路,奇 峭而有情趣”(见《俞平伯》),我想凡是读过此文的人都会有同感的吧? 1990 年1 月 (原载1991 年3 月香港《明报月刊》303 期)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