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的读书生活 萧乾总念叨自己读的书不多,其实,这并非谦词。他常对我说,小时半工半读, 同学们在教室里上课,他却在织地毯或挤牛奶。下午才能上几节课,多半是音乐体 操图画等无关紧要的功课。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跟上班的。他深知自己学无根底, 所以写文章轻易不引经据典,只写自己想说的话。但他认为这个缺陷也有其有利的 一面。例如他写《雁荡行》时,倘若曾熟读古代诗词游记,就大有可引的。然而他 通篇只能写自己在奇山异水(例如散水岩)前的内心感受。 萧乾16 岁上在北新书局学徒时,才真正用了点功。白天打包邮寄《语丝》或 校对《兰生弟日记》,晚上借回几本书,在公寓里的微弱灯光下,如饥似渴地捧读。 1957 年后,萧乾曾对我喟叹说:要是他一直在织地毯多好!他后悔当上了读 书人。有一天他去朝内大街修鞋,那位摆摊补鞋的师傅忽然喊了声:“哎呀,你不 是乐子吗?多少年不见啦!”(尽管他是个遗父子,打从呱呱落地就成天乐呵呵的, 从而他那位寡妇妈就给他取了“乐子”这么个小名儿)原来那是小时跟他坐在同一 条板子上织过地毯的表弟,后来改行,做了修鞋匠。 那位安师傅请他在东四一家酒楼吃了一顿,他也在家里回请了一次。当时安师 傅是东城区活学活用毛选的积极分子,十分风光。而萧乾则走到哪里都背着这口右 派黑锅,他懊悔当初不该走读书这条路。他说,要是个文盲,不就成一张白纸了吗? 那样,脑子也就空白了。 自然,这些都是当时的气话。 1961 年他从农场被调回北京,还不就是因为他是个读书人,并懂得外语,才 分配他到出版社,在编译所翻译有散文史诗之称的18 世纪英国巨著: 《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那是一部旁征博引、文字深奥的长篇小说。在翻 译的同时,他着手写菲尔丁评传。于是一趟趟地跑图书馆,借阅无人问津的古老资 料。看到他又兴致勃勃地忙了起来,我自是感到宽慰。 由于语种多,管理人员又不谙外语,出版社资料室的外文书库一向是开架的。 萧乾进了书库,真是如鱼得水。他听说外文部正在出版一种《外国文学新作提要》 (到“文革”前夕为止,共出了11 期),只要看到合适的外国书籍,他便利用业 余时间,主动写了好多篇提要,让我递交外文部主任。这位主任非但一篇也没刊用 (说不定一古脑儿给丢进了废字纸篓),还把萧乾此举看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特地吩咐管理人员说:“萧乾作为尚未摘帽的右派(他是直到1964 年7 月才摘帽 的),以后禁止他入书库,也不许他再借阅外文报刊。”当时对他自然是个不小的 打击。 1974 年,萧乾又同出版社的另外一些懂外文的“牛鬼蛇神”一道被编入出版 局领导的一个翻译组,有个时期负责审读北京图书馆交换来的外国新书。每隔几天 他必骑车去一趟北图。驮回成摞的新书。他能很快地就统统看完,还逐本写出数千 字乃至上万字的内容提要,并做出值不值得翻译的评价。 从而订下了《麦克米伦回忆录》、《1932—1972 年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 《肯尼迪在白宫的一千天》、《美国海军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选题。这 些,他分别参加翻译或校订,在书荒的那些年月,销路都很好。 一晃儿20 年过去了。 变化真大啊!如今他再也不愁没书看了。从全国各地,从新加坡、马来西亚、 台湾和英、美都经常有书寄来。然而,毕竟年岁不饶人,精力不逮了。 有的精读,甚至写了评论,大部分他只能翻看一个时期,就送到现代文学馆了 ——那里藏有许多作者题赠他的书。 他对书的爱好很广泛。他小时在庙会里接触过各种曲艺,那是属于下里巴人的。 最近中华书局的资深老编审冀勤送了他两卷自己校勘的《清车王府藏子弟书》,他 视为珍宝,放在床头小书架上。他对相声尤其感兴趣,因为通过带有社会讽刺的幽 默,可以了解到不少世态人情。另一方面,他最讨厌那种不痛不痒,只逗乐的相声, 认为它们“失职”。他曾写试过讽刺文章(《红毛长谈》),而他译起《好兵帅克 》、《里柯克幽默小品选》和《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来,也那么得心应手。 从他早年就钻研过的乔伊斯、维吉尼亚·吴尔夫和亨利·杰姆斯等人的作品看,他 更珍视“阳春白雪”的作品,认为这才是人类智慧的精华。 萧乾从不替人开书单。这主要当然是由于他自知书读得不多也不系统,没资格 指点旁人。他偶尔提起一些不见经传的书,仿佛对他颇有过影响。由于那些是我不 熟悉的作家和作品,事后我也就淡忘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徐霞客游记》、屠格 涅夫的《猎人笔记》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短篇。 我常听到他对来访的年轻人说,必须认真读古典作品,但下笔时要努力超过前 人。 他认为读书人切忌急功好利。所以他最佩服乔伊斯的安贫。 萧乾精读某一本书对,爱折书角、画线、做记号,还经常做笔记。最典型的要 算是那部奥德赛出版社1933 年版的两卷本《尤利西斯》了。他不仅是熟读,简直 是“虔读”(见他在该书内封上所做的题记)了。他在书中做了五种记号,并在内 封上注明,那些用红蓝黑铅笔所做形状不同的记号,分别标志着“生字”、“待问”、 “新用法”、“不知待查”、“不确定”。空白处写不下的,便密密匝匝记在纸上。 夹在书中。真得感谢社会科学院外文所资料室的同志们,当我于四年多前去借这部 《尤利西斯》时,他们把这十张保存完好的笔记连同灰封面原著一道交给我了。 萧乾还有个习惯,喜在书上记载读时的情况。例如这个两卷本上卷的内封上就 注明是“一九四○年初夏在剑桥开始读的,适值联军因比王投降被迫退出北战场”, 并于“一九四○年六月十五日巴黎失陷之次日读毕”。下卷则是“六月二十八日在 北威尔士避难消暑时读完”的。 光荫荏苒,当初刚届而立之年的萧乾已成为80 衰翁了,十几年前割掉左肾后, 剩下的右肾功能也不全。然而当他重读半个世纪前的这些笔记后,又起劲了,就和 我一道一鼓作气把这部“天书”译了出来。 为了写那篇长达两万字的《尤利西斯》中译本序,萧乾读了不下20 本乔伊斯 传记及《尤利西斯》评传;尤其是艾尔曼那部近900 页的《詹姆斯·乔伊斯》,翻 得都散了架。序言中容不下的部分,他正在零星发表。 近年来,外界不断地寄来一包包书,他简直有些招架不住了。然而不论多忙, 他还是要认认真真翻看的。80 年代,当他陆陆续续收到长沙寄来的四套丛书(钟 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杨德豫主编的《诗苑译林》,李全安主编的《散文 译丛》,曹先捷主编的《世界著名学府》)时,随看随赞赏。进入90 年代,看到 出版社一切向钱看,文人下海成风,他有感而写了《长沙出版界四骑士》(见《读 书》,1994 年第9 期)一文,赞扬80 年代出版事业的真意无非是将90 年代一 军,看出版界能否坚持气节,让出版物放出异彩。 任何人走进我们这四室一厅的套房,就会发觉到处都是书。除了十几个书架书 橱外,萧乾还请木工做了个钉在墙上的书格子,这样就把过道和室内所有的空间全 利用上了。哪间屋子的哪个书架、书橱和书格放哪一类书,他大致都有个谱儿,因 此想看哪一本,伸手就能够到。 对于书,萧乾并不吝啬。他曾把书成批地送给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央 文史馆、中国现代文学馆、汕头大学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和内蒙大学中文系,以及他 的母校北京市二十一中(即原崇实)。他也曾送书给街道上。然而残存的几部30 年代的他的孤本,则珍藏在一个特殊角落里。 他常向人谈起《金银岛》的作者路易斯·斯蒂文森的一句名言:凡志在写作者, 袋中应有两本书。一本是古今名著,另一本则是人生这部更大的书。 附记:本文系把《中华读书报》(1995 年1 月25日)上所载同名文章修改补 充而成。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