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费正清撰西人论华书目 潘际坰译 美国人论中国问题最值得注意的一本新书便是费正清教授(John King Fairbank) 的《美国与中国》。熟悉我国情形的美国人,老一辈如拉铁摩尔,新人如爱金生、 白修德、贾安娜都对此书备致推崇。全书14 章,约20 万字,最初九章从中国历 史、地理、文化和革命的背景直讲到国共关系,虽说是为美国人而写,但以处理材 料的严密细致,对国人也有莫大助益。自第十章起分论经济、政治及社会改造问题, 中国自由主义的展望,中国近况,末章论美国对华政策,忆过去,思未来,客观而 敏锐,真是热爱中国的好友人,读毕弥增感受。他说美国多数人过去犯了七项“致 死的罪愆”,那就是:㈠恐惧权权主义,对未来莫卜,以致养成集体的恐惧病,㈡ 不承认何以在强权政治方面落他人之后,㈢忽视国外社会变革中道德和意识形态的 因素,㈣不肯采纳他人观点,㈤为自已的宣传所误,㈥政策时常带有主观,㈦夸大 了决策的权力。作者在书末特别附了万言的书目(本文就是根据它译出的),也许 是意在规劝美国读者冷静地在书本上下一番苦功,免为炫耀的宣传导入歧途罢?而 在我们却得到如下的收获和刺激:一是过去论中国的西文书,特别是美国人写的, 有了系统的整理。二是我国的学者在那些方面的研究和著作是受人重视的,那些方 面是空白,还需要努力,使我们有个概念。三是将有助于外人了解中国真面目的书 籍,译成英文出版是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原书如因种种困难在国内无法出版,就迳 将原稿译出,我不信中国没有如白修德和贾安娜那样的人才。四是如果这些书有些 是有缺点甚至有错误的,那我们便该好好地写一本,如果确有见地,那也不能让他 人专美于前。五是这些书大部分为一般读者所不熟悉,出版界正可考虑译述介绍的 问题。 詹姆士·罗斯福曾大胆主张用纸弹“轰炸”苏联,以增加苏联对美国真正的了 解,我们真想劝告小罗斯福,在飞机上留些吨位,向费正清教授借些中国问题的好 书,先在美国各地狠狠地“轰炸”一下。 费氏自1932 年来华,先后共住7 年,足迹遍17 省,中文能讲能写,曾任清 华教职,美国新闻处处长,现任哈佛历史教授,主持中国问题研究工作。 ——译者 新闻记者以中国为梦想,统计学家却以中国为梦魇。和世界其他各地相较,中 国每一方哩多的是人世的戏剧,少的是事实。论中国的书籍反映了这一点,对当代 中国最有了解的书籍出于少数第一流新闻记者的手笔,例如白修德和贾安娜合著的 《中国怒雷》(Thunder Out of China,1946 年出版)。 在研究另一个社会的时候,图书馆里的研究和实地观察皆不可少。但是我相信 就中国情形而论后者更为必需。我这本《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States And China) 既靠着我六七年的旅华生涯也依仗我在西方对于中国十年的研究。这是因为一个外 国的种种方式得去经验去体会甚至相信它。自马可孛罗以来,西方人士总是想了解 中国的方式,然而每一代的作家们,不论是18 世纪启蒙运动的哲学家,或是较后 的典型的外商,总是带着很大的主观来看中国的文明。我怀疑社会科学家能否在今 天避免这样,因为对于一个整个的文化或是社会所作的最后画像,是一件艺术工作, 而不是量度的工作。 以下就中国各方面①传统的,②现代的,③美国政策,列举主要的研究工作或 是最近的作品。 一、中国传统文明的研究 在所提下列书目中我着重新一代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作品,倒不是因为他们 的研究天生地胜过前辈的欧洲汉学,他们曾受益汉学不浅,而是为了就整个而论, 较新较近,美国读者也较易买到。 总类关于中国事实的概述,通常最可靠的来源无疑地是拉屠瑞特(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的《中国人,他们的历史和文化》( TheChinese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纽约,1946 年第三版)其中论中国历史和社会几章,几乎面面俱 到,附有书目,很有用。不过那并不是一本动人的读物,关于中国的土地以及人们 如何利用土地种种事实,克里塞(GeorgeB.Cressey )的《中国地理基捶(China ’s Geographic FoundationsA Survey of the Land and its Peo-ple,纽约,1934 年)有生动的叙述,作者后来将一部分材料又节写成一本《亚洲的土地和人民》 (Asia’s Landsand Peoples , 纽约, 1944 年) 。最完备的历史地图要推 海尔曼(A.A.L.Herrmann)的《中国历史及商业地图》(Historical and CommercialAtlas of Chi-na ,哈佛,1936 年)。论中国地理历史和社会的有一本杰出的入门小册 子,温莱(A.G.Wenley)和波普(John A.Pope )合著的《中国》(China ,华盛 顿,1944 年)附有图解说明,内容扼要。 历史研究一般论中国史的著作除拉屠瑞特的作品外,最可读的一本是费滋吉拉 德(C.P.Fitzgerald)的《中国文化简史》(China ,A Short CulturalHistory , 伦敦,1935 年)不过从学术观点看那却是不太完备而新颖的。拉铁摩尔夫妇(Owen and EleanorLattimore)的《中国简史》(China ,A ShortHistory,纽约,1947 年)最简明有趣。此书是作者《现代中国的创造》(TheMaking ofModern China, 1944 年)略经修正而成的。 更详尽的学术著作要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葛德里区(L.C.Goodrich)的《中华 民族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纽约,1943年),此书 对于中国物质文明的源流和发展,以及早期与外人的接触几方面,最为详尽。最近 的一般性著作是一本由故芝加哥大学教授麦克奈尔(H.F.MacNair )编辑的讨论集, 书名《中国》(China ,联合国丛书,1946年),作者近30 人,各章主要讨论中 国历史、哲学、宗教和文学,社会科学讨论较少。要寻找汉学研究和中国文化史的 参考书目以及论文可阅葛德里区和梵恩( H.C.Fenn )的《中国文明文化史大纲》 (A Syllabus of theHisto-ryofChineseCivilizationandCulture,纽约,1947 年第四版)。最有用的年表是兰格尔(W.L.Langer)编的《世界史百科全书》(AnEncyclopaediaof World History 波士顿,1940 年),那真正是一本历史大纲;中国部分主要出于 迦德纳(C.S.Gardner )手笔。 起源关于考古学上中国人的来源,毕修普(C.W.Bishop)曾在《远东文明来源 手册》(Origin of the Far Eastern Civilization,A BriefHandbook ,华盛顿, 1942 年)一书讨论过,其中有早期论文多篇。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可参阅魏登雷(Wei-denrich )、夏丹(De Chardin)、裴文中(W.C.Pei )以及 葛德里区和拉屠瑞特所提书目中的诸家作品。克瑞尔(H.G.Creel )曾以通俗的文 体写了一本有关现代挖掘和先哲骨器的书,名叫《中国的诞生》(The Birth of China, 伦敦,1936 年)。能深入浅出的克瑞尔教授还写了一本有趣的小册子,论《中国 的书法》(Chinese Writing ,华盛顿,1943 年)。 社会中国社会已被描写了若干世纪,但加以分析的却很少。论中国社会结构的, 最有创造性的现代工作者是清华教授费孝通。他的英文著作有《中国农民生活》 (Peasant Life in China )、《长江峡谷农村生活实地研究》(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Yangtze Valley,纽约,1939 年);和张之毅(Chih-IChang) 合著的有《离不开土地的中国,云南农村经济研究》(Earthbound China,A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an ,芝加哥,1945年);还有载于《美国社会学杂志》 (1946 年7 月号)的一篇论文:《农民和绅士,对于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变革进一 解》(Peasant and Gentry,an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SocialStructureandItsChanges), 不久恐将就此问题有新著问世。 讲到家庭制度,最新而最透澈的研究是兰格(Olga Lang )著的《中国家庭和 社会》(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耶鲁大学,1946 年),利用实际研究中 国民间文学以及过去作家作品的材料而写成。乡村家庭制度的活动情形可参阅杨开 道(Martin Young)著(《山东一乡村》(A Chinese VillageTaitou ,Shantung Province,哥伦比亚大学,1945 年)。 魏特福格博士(K.A.Wittfogel )20 余年来素以中国作为“东方型”社会研 究,他正主持从二十四史的社会经济资料做一套大规模的分析。将要出版的第一部 是魏氏和冯家升Feng Chia-sheng 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907 —1125 年)》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此书《总序》已载于美国的哲学学会 会报,第36 卷,1 至35 页,专论外族人侵中国的诸朝代和统治形式。 古典时期中国古典作品早就有标准译本,以赖格(JamesLegge)的译著《中国 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牛津,7 卷,1893—1895 年)。其他诸人中, 以卫利(Arthur Waley)贡献最多,计有《论语》(The Analectsof Confucius, 伦敦,1938 年);《诗经》(The Book of Songs 伦敦,1937年);老子的《道 德经》( The Wayand Its Power ,伦敦,1934 年);若要研究早期的哲学家, 还可参看他的《古代中国的三种思想方法》(Three Ways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伦敦,1939 年)林语堂最近曾由古典文学中节录而成一本《中印的智慧 》(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 ,纽约,1942 年)。论中国哲学的杰出的 一般性作品要数鲍德(Derk Bodde)译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一册(北平,1937 年),译文曾陆续由鲍德教授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过。 鲍德曾写了两本书描述秦朝的统一中国,一本是《中国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 看秦朝》(China ’s First Unifier ,A Study of theCh’in Dynasty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 ,雷敦,1938 年),一本是《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 者和将军》(Statesman ,Patriot ,and GeneralinAncientChia,新港,1940 年)。论汉朝的,有德勃斯(HomerDubs )所译班固前汉书的前十卷(巴尔的摩, 第一册1938 年,第二册1944 年)。魏尔波(C.Martin Wilbur )的《前汉的奴 隶》(Slaveryin China During the Formet han Dynasty ,芝加哥,1943 年), 对于汉代社会的分析极精辟。 在洛克斐勒基金会、美国学术界协会、哈佛燕京学社等诸机构主持之下,近20 年来在美国的中国研究虽有显著的发展,然而论公元220 年到1644 年(秦至明) 这样长期间的单册研究如是之少,对于中国古典传统的把握,颇受责难。宾汉(Woodbridge Binghan )的《唐朝的建立》(The Founding ofthe Tang Dynasty ,巴尔的摩, 1941 年),简直是凤毛麟角。 研究中国佛教和新孔教的著作颇不容易得到。最好的办法或许是参阅拉屠瑞特 的《中国人》(The Chinese )或是麦克奈尔的《中国》(China )的几章,因为 中国的艺术是看的而不仅是读的,所以一个直接有效的办法便是看大学出版社的出 版物(席克曼L.C.S.Sickman 编东方艺术第二部《早期中国艺术》Early Chinese Art ,麻省康桥,1938 年)。 亚洲腹地的野蛮民族中国边境和满蒙新疆的关系已由拉铁摩尔在《中国亚洲腹 地的边陲》(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纽约,1940 年)说明,此书是 根据拉氏过去著作和实际经验,例如所著《满洲,冲突的摇篮》(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纽约,1932 年)而写成的。历史上对于蒙古族研究最详尽的作品 推法人格罗塞ReneGrousset 的《大草原帝国: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L ’Empire des Steppes:Attila,Genghis-Khan,Tamerlan,巴黎,1939 年)。 马可孛罗对于世界深刻的描绘,里契(Aldo Ricci)曾根据贝尼戴多(L.F.Benedetto) 的文本(意文本共有27 种——译者)节要成《马可孛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x 伦敦,1931 年)。 另外哈特(Henry H.Hart)写了一本《威尼斯的冒险家》(Venetian Adventurer 斯丹福大学,1942 年)。魏特福格和拉铁摩尔对于中国和游牧民族关系的研究, 密歇尔(Frang Michael )在《满洲统治中国溯源:边务和官僚的相互影响》( The Origin of hanchuRule of China , Frontier andBureaucracyasInteractingForcesintheChinese Empire,巴尔的摩,1942年)曾有发挥。 政治机构古老中国的政治机构虽在历史记载上较他国为长久,但尚未引起美国 政治学家的注意。至少还没有有资格的政治学家在研究中文并以现代政治术语解释 孔教这方面下过功夫。 论中国法律的,最好的简要研究工作也许还是法国法学家艾斯卡拉(JeanEscarra) 的《中国法律》(Le Droit Chinois,北平,1936 年)。美国商务部国外国内商 务局远东组曾经复印《现代中国商业法规目录》(Bibl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Law in the Library ofCommerce 华盛顿,1945 年),罗列以多种文字写成的法 规五百则。现代中国法律的书籍虽有几本,可是深入到过去卷帙浩繁的政绩的却没 有一个人。明朝依然神秘,满清的统治,大体上讲来最好参阅美教士威廉(S.W.Williams) 目睹的简明记载《中国》(The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 Government,Liter-ature ,Social Life ,Art ,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纽约, 1883 年再版) 。我们对于早期现代中国的知识则以亨穆尔(A.W.Hummel) 编的《清代名人》(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 ’ing Period,华盛顿,1943— 1944 年出版,共两册)为最近的里程碑,这是一本叙述八百位名人事业和成就的 传记体辞典。 二、现代中国 西方的早期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古老的中国制度以及西方国家所处的地位,费正 清和邓嗣禹(S.Y.Teng)曾合著《清代纳贡制度论》一文(OntheCh ’ingTributarySystem, 载于1941 年6 月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六卷第二期)详列书目,极有份量。 截至1931 年止的中国外交关系简史,可参看摩斯(H.B.Morse )和麦克奈尔 的《远东国际关系》(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Relations,波士顿,1931 年), 根据摩斯博士过去的若干重要作品写成。然而,要知明代远征南洋的详情,还须请 教汉学杂志《通报》(T ’oung Pao,雷敦,1890——)中的伯希(P.Pelliot 载 于1933 年第30 卷,1935 年第30 卷)和杜文达克(J.J.L.Duyvendak ,载于 1939 年第34 卷)的多篇论文。论北京耶稣会活动的,许多著作中最近的要数罗 波坦(A.H.Rowbotham )的《教士和京官,耶稣会在朝廷》(Missionary and Mandarin :the Jesuits attheCourtof China, 加州大学,1942 年)。欧洲启蒙时代哲学 家的发现中国,研究的单册很多,最能作一般性处理的还是雷区温(A.Reihwein) 的《中国和欧洲》(China andEurope,纽约,1925 年)。 西方的冲击兰格尔的《帝国主义的外交》( The DiplomacyofImperialism , 纽约及伦敦,1935 年,两册)对于在华的西方帝国主义,有最生动的剖析;而基 督教士的努力则详载于拉屠瑞特的《在华基督教士史》(AHistoryofChristianMissonsinChina, 纽约,1929 年)。西方文化和技术的种种影响,休士(E.R.Hughes)在《西方对 中国的侵略》(The Invasionof China by the WesternWorld,纽约,1938 年) 有所描述,这主题尚未经发挥,详尽书目可参看皮克(C ·H ·Peake )《现代科 学输入中国面面观》(SomeAspectsof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Science into China ,爱西斯(Isis)第63 卷,1934 年12 月)。在中国方面,陈其田(Gideon Ch’en)曾对首先在19 世纪倡导应用西方技术的官员——《林则徐》(Lin Tse-hsu, 北平,1934 年);《曾国藩》(Tseng Kuo-fan ,同上,1935 年);《左宗棠 》(TsoTsung-t’ang ,同上,1938 年)做了三种有趣的研究。最近有明智而材 料新颖的课本是克雷德(P.H.Clyde )的《远东》(TheFarEast,纽约,1947 年)。 起义、革新和革命太平天国在我们的中国知识中又是一个真空。最近的一篇研 究还是泰勒(George E.Taylor )的《太平天国的经济背景与社会理论》(The Taiping Rebellion ,its EconomicBackground and Social Theory),载于1933 年1 月 号《政治学评论》第十六卷第四期。泰勒现正在华盛顿大学主持太平天国时期有系 统的研究计划,可谓幸事。同样的我们对革新运动也所知很少。最近有份量的研究 是卡默隆(M.E.Cameron )的《中国革新运动》(1898-1912 年)(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1898—1912 年,斯丹福大学,1931 年)。 论孙逸仙博士,许多传记中最好的作品是谢曼(Lyon Shar-man )的《孙逸仙 》(Sun Yat-sen ,纽约,1934 年)。最近的还有马丁(BernardMartin )著《 奇异的力量》(StrangeVigour ,伦敦,1944 年);以及西南联大教授陈福田 (Stephen Chen)和罗勃特·潘恩(Robert Patne)合著《孙逸仙传》(Sun Yatsen, A Portriat,纽约,1946 年)。孙氏论三民主义著名的演讲集已由普莱斯(F.W.Price) 译出,名《San MinChuI 》(上海,1927 年,重庆,中宣部再版,1943 年)是 审定的译本。耶稣会神父艾里亚(M.D.Elia)也有译本《The Triple Demism of Sun Yat-sen 》(武昌,1931 年),并附有评注。 论汪精卫的,阿谀的传记有几本,可是论其他国民党领袖或是论梁启超的却几 乎没有。关于军阀政治的混乱可参阅麦克奈尔《革命中的中国》(Chinain Revolution, 芝加哥大学,1931 年)。 胡适博士的《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 ,芝加哥大学, 1934 年)是五四运动实际领袖所作的一本经典的分析。前任北大校长蒋梦麟曾著 了一本回忆录《西来的潮流》(Tides fromthe West,耶鲁大学,1947 年)。 现代化中国现代变革的一般问题,康乃尔大学的毕格斯塔夫教授(K.Biggerstaff) 在他有趣的小册子《中国:古代文明的革新》(China : Revolutionary Changes in An Ancient Civilization,绮色佳,康大,1945 年)曾有研究。 论不平等条约下外国权益的,最近的著作是吉格莱(H.S.Quigley )和布莱克 斯里(G.H.Blakeslee )合著的《远东》(The FarEast ,波士顿,1938年),这 也是最后的一本手册。反映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下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有两本权威的著 作——莱特(S.F.Wright)的《中国争取关税自主》(China ’s Struggle for Tariff Au-tonomy :1843—1938 年,上海别发书局,1938年)和张嘉璈(ChangKia-ngau) 的《中国铁路发展奋斗史》(China ’s Strugglefor Rail-way Development,纽 约,1943 年),最近还有一本重要的著作是塔玛格那(F.M.Tamagna )的《中国 银行和财政》(Banking and Fi-nance inChina,纽约,1942 年),叙述货币市 场和现代银行的成长。这些著作皆描绘出西方经济对于中国的冲击。 日本侵略这问题至少在目前已暗中消失。论1931—1941 年重要时期的有两本 谨慎的作品,一是毕生(T.A.Bisson)的《日本侵华》(Japan in China,纽约, 1938 年),一是吉格莱的《远东战争》(Far Eastern War ,1937—1941 年, 波士顿,1942 年)。 蒋介石氏蒋氏的正式传记以颂词为主,如董显光的《军人和政治家蒋介石》 (Chiang Kai-shek ,Soldier and Statesman ,两册,上海,1937 年)。 蒋氏演说和论文160 篇曾被译为《蒋委员长战时演讲集》(The CollectedWartime Messages of Generalissimo ChiangKai-shek1937—1945 年,纽约,1946 年)。 但是这些公开演说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看来,还不及对他1943年为国民党教训的目 的而写的《中国之命运》(China ’s Destiny )来得更有兴趣。1947 年两种相 互竞争的译本终于皆出现了。审定的译本是王龙惠的(纽约,麦美伦书局,1947 年),未经审定的是贾斐(Philip Jaffe)译的(纽约,洛埃出版社,1947 年), 附有“释评”,批评得很厉害。这两种译本就译文而言,看来难分轩轾,但是贾斐 译本附载了蒋氏的一篇《中国的经济理论》(Chinese Economic Theory ),此文 短而精,他处不易看到,所以受到相当的注意。 国民政府南京政府的国家骄傲和全国计划,反映于《中国年鉴》(ChineseYear Book,上海商务,1936 年起)。它的论文化问题有署名的论文,对于现代中国的 中国人这一方面,比之较早英人编的《中国年鉴》( ChinaYearBook,伦敦、天津、 上海,1912 年起)主持了更大的公道。若要明了国民政府最近的组织和职能,可 以参阅《中国手册:中国抗战六年间主要发展的详细调查》( ChinaHandbook :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MajorDevelopments in Chi-na in six Years of War, 1937—1943 年,纽约,1943年)。1937—1945 年增订本,并载有1946 年(同 书,1947 年)补遗,马歇尔将军调解时期的重要文件,悉被搜罗。 战时重庆政府的情形,林巴格(Paul Linebarger )在《蒋介石氏的中国》 (The China of Chiang Kai-shek,波士顿,1941 年)有所描述,此书政治讨论 部分有见地,附录文件也有用处。从这本比较有利于政府的研究和稍后几年两本批 判分析的著作的对比中,部分地反映了战时国民党政权逐渐的变坏——参阅罗辛格 (L.K.Rosinger)著《中国战时政治》(China ’s WartimePolitics ,1937—1944 年,普林斯顿,1945 年)和这位外交政策协会能干的远东问题专家所著《中国的 危机》(China ’s Crisis,纽约,1945 年)。 罗辛格对于《外交政策公报》和《外交政策报告》(纽约,外交政策协会)的 贡献,已为有含蓄的批判分析性文章树立了高的标准。 农业的中国15 年以来论中国农民大众经济问题的著作,深入而扼要的还是要 推研究西方中世纪经济史的名学者汤奈(R.H.Tawney)所著《中国土地和劳工》 (Land and Lator in China ,纽约,1932 年)。十年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事 实资料,还是以布克(J.L.Buck,即名作家赛珍珠的丈夫——译者)的《中国的土 地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三册,芝加哥大学,1937 年)为主要 来源,这是布克在金陵大学主持的、一份先驱者的调查。关于中国农业的单册研究 仍是少见。邵甫(James Thorp )著《中国土壤地理》(The Geography of The Soils of China,南京地质调查所,1936年)是一本有价值的专门著作。再有一本是斐利 浦斯(R.W.Phillips)的《中国家畜》(The Livestock of China 国务部出版物 2249 号,1945 年)然而对于中国集中经营的农业的基本元素,因为时间和机会 的关系,还没有大规模的统计分析。 一般论稻米经济的, 可参看魏基哲( V.D.Wickizer ) 和班乃特(M.K.Bennett) 合著《季节风下亚洲的稻米经济》(TheRiceE-conomy ofMonsoon Asia,斯丹福大 学,1941 年)。 人口同样的,中国人口甚至还从来没有人作过有效的示范研究。这方面最近的 著作,是陈达(ChenTa)的《现代中国的人口》(Population in ModernChina , 芝加哥大学,1946 年),不过内容远较书名窄狭多。没有人曾真正掌握住中国的 人口历史。要看这一般问题最近的调查,可参阅汤普逊(WarrenThompson)《太平 洋人口与和平》(Population and Peace in the Pacific ,芝加哥大学,1946 年)一书中颇得要领的部分。 工业与劳工抗战前统计在密契尔(Kate Mitchell 《西太平洋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Western Pacific,纽约,1942 年)一书中有概略叙述。战时美国对外经 济作战局(Foreign EconomicAdministration)草拟的一幅有技术上可能性的大蓝 图,已由陶勃(Alex Taub )编纂为《中国工业化指南》(Guide to the Indstrializa-tion of China,打字机打成的文件,十册,华盛顿)。相反地,罗威(D.N.Rowe)却大 量运用新近的资料,对中国根据现代工业组织,以发展国力的前途,在所著《列强 中的中国》(ChinaAmong thePowers,纽约,1945 年)极有力地表现悲观的见解。 矿藏最近的估计,参见Juan,Vei Chow(中文原名不详——译者)著《中国的矿产 》(经济地质第16 卷第4 期,1946 年6 月—7 月),此书根据战时调查而成, 观点不太悲观。中国“工合”早期的希望,魏尔丝(NymWales)曾在《中国建造民 主, 一个工合的故事》( China Builds forDemocracy ,AStoryofCooperativeIndustry, 纽约,1941 年)一书中有所叙述。论中国劳工,最完备的最近著作还是魏尔丝的 《中国劳工运动》(The Chinese LaborMovement 纽约,1945 年)。 中国的共产主义论民国16 年宁汉分裂的,一本稀少而有价值的著作,那就是 伊萨克斯(Harold Isaacs )的《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Chinese Revolution,伦敦,1938 年)他从托派的观点,根据文件,谨慎分析,对当代中 国各方面有非常广泛的了解。 考虑到对于世界史的影响,这里列举的一切历史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是史诺 (Edgar Snow)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纽约,1938年),这是 一本以人情味的词句写长征、游击战术和一般人民战争的第一部第一流的报导。曾 有些中国人把1938 年以后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归罪于史诺。在过去十年中,经常 有一批批关于共区的报导,几乎全部是描绘理想主义和人民革命的希望的。史沫特 莱女士(AgnesSmedley)《中国的战歌》(BattleHymnof China,纽约,1945 年) 是根据她在抗战初期做记者时所得四年的直接经验而写成的,其中有许多是她在前 线与她所赞扬的新四军相处的经验。乌特莱女士(Freda Utley )的《战时中国》 (China atWar ,纽约,1939 年)似乎(现在看来)也带有初期联合战线的革命 热诚。 在外籍记者群关于1944 年夏秋之交再访延安之后,首先出现了一本严肃的批 判书籍,史坦因(Gunther Stein )的《红色中国的挑战》(The Challengeof Red China ,纽约,伦敦,1945 年),这是一位精于经济学的记者对延安政权匆促一 瞥的报导。另一记者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著《中国未完成的革命》(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 ,波士顿,1947 年),详述各“解放区”的 经济政治发展,但是因为未将来源指明,所以不知道这幅图景理想化到怎样的程度。 潘恩(Robert Payne)在1947 年所著的两本书——《亚洲的叛乱》(The Revolt of Asia ,纽约,1947 年)和《中国醒了》(ChinaAwake,纽约,1947 年)发 表了他对于中共敏锐而文艺化的印象。《中国醒了》这本书并且是对国民党治理下 大学生活尖锐的现实描写。 毛泽东的政论通常不易见到。《中国的新民主》(China ’s NewDemocracy, 纽约,1945 年)附有布劳德(Earl Browder)的序文。另一本《“民主”,中共 圣经摘要》(“Democracy ”,A Digest of the Bibleof Chinese Communism , 纽约,1947 年),有林语堂作的前言,是节本,但布劳德“删去的部分已被增补。” 伦敦《新闻记事报》记者盖尔达(Stuart Gelder )曾将中共有用的文件辑为一本 《中国共产党》(The Chinese Communists,伦敦,1946 年),是“左翼书会的 版本,不供公开发售”。但是一般讲来,毛泽东和马克思一样,不为西方出版界所 注意,因此加以研究的很少。这是很违背中国俗语“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 现代文学了解中国一个被忽视的捷径便是阅读现有的许多优秀英文译本。著名 旧小说的标准译本各图书馆都该收藏,特别是赛珍珠译的《水浒》(All Men are Brothers,纽约,1933 年);王际真(Wang Chi-chen )译的《红楼梦》( DreamoftheRedChamber , 伦敦, 1929 年) 。艾吉敦(clementEdgerton )译的《金瓶梅》(TheGoldenLotus 四册,伦敦,1939年)或是卫利(Arthur Waley)译的删节本《金瓶梅》(Chin P ’ing Mei ,纽约,1940 年);王际真译的《中国传统故事集》(Traditional ChineseTale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43 年)。 现代短篇小说可读的选集有史诺编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Living China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 纽约,1936 年);王际真译的《阿Q 及其他:鲁迅小说选》(Ah Q and Others :SelectedStoriesofLusin,纽约,哥 伦比亚大学,1941 年),又《当代中国小说选》(Contemporary ChineseStories, 纽约,1944 年)。老舍的《骆驼祥子》(Rickshaw Boy,纽约,1945 年),曾 在美国盛销;只想到青年追逐女郎为主题的美国读者们,对于以现实悲剧结局的中 国原作,都在不知不觉中感到喜悦。乔志高(GeorgeKao )编的《中国人的机智与 幽默》(Chinese Wit and Humor ,纽约,1946年),选辑新旧作品,值得推荐。 同时赛珍珠的名小说《大地》(TheGood Earth ,纽约,1931 年)仍然是西方人 描绘中国农村生活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三、美国对华政策 就美国公民而论,主要的问题乃是对于我们逐日发展的官方政策如何可以有一 个积极的和精确批评的态度。我们对于美国的欧洲问题,国内问题,原子能和许多 其他事件,无疑地一样消息灵通,积极而加以批评。我们如何才能继续我们和对华 政策的关系呢?假如我们不放弃民主,这问题是一定要回答的,而答案显然是经常 阅读背景的资料和时事消息来源的区别选择。 美国对华关系在中国一方面,还没有一本从历史上研究中美关系的著作。我们 对于这重要主题的描绘,大多还是美国人的描述,美国人着笔,为美国人而写的。 最近一本简要可读的研究是杜勒斯(F.R.Dulles)著的《1784 年以来的中美 关系》(China and America ,The Story of Their Rela-tions Since 1784,普 林斯敦大学,1946 年)。格里斯渥(A.W.Griswold)的《美国远东政策》(The Far Eastern Poliey of the UnitedStates,纽约,1938 年)是研究1898—1938 年间美国政策如何发展的一本极有趣、精到而透辟的作品。更详尽而带有学者味的 研究是班密斯(S.F.Bemis )的《美国外交史》(A DiplomaticHistory ofthe United States,纽约,1936 年初版,1942 年再版)对1898年美国的大变革以及门户开 放政策的神圣讲得同样透辟。最近的一本单册要推鲍格( Dorothy Borg )《美国 政策和北伐革命》( AmericanPolicyandtheChineseRevolution1925—1928 年, 纽约,1947 年),是报纸舆论和已发表诸文件的审慎的节要。 美国政策批判对中国情景了如指掌(略带悲观)的一位专家是哥伦比亚的裴斐 教授(Nathaniel Peffer)。另一位于中国边陲关系有独到见解的专家是贺浦金斯 大学裴奇学院院长欧温·拉铁摩尔。裴氏所著《远东和平基础》(Basis for Peace intheFarFast,纽约,1942 年)以及拉氏所著《亚洲的解答》(Solution in Asia, 波士顿,1945 年)皆是在战时而论未来和平,有刺激性的思想。论美国战时对华 政策当以前述为畅销书,《时代》、《生活》两周刊前任记者白修德和贾安娜的《 中国怒雷》为最生动亲切。 1946 年马歇尔将军最初6 个月调解国共的扼要评价,可参阅威尔士(Sumner Welles)的《何去何从?》(Where Are We Heading?纽约,伦敦,1947 年)。 还有一位前任的《生活》记者,一位能干的报人,罗河清(RichardE.Lauterbech ) 在所著《东方来的危险》(Danger From the East,纽约,伦敦,1947 年)对马 歇尔的调解作了简要的叙述,是评价马歇尔使华最初几本书中的一本。英国前共产 党员乌特莱在所著《在华的最后机会》(LastChance in China ,纽约,1947 年) 歇斯底里地痛责中共是莫斯科的傀儡。 同时伊萨克斯,在《亚洲无和平》(No Peace for Asia ,纽约,1947 年) 一书,对亚洲冲突力量进行一般可悲的调查时,也将国共双方包括在内。这些就地 采访的记者们之中,没有一个是乐观或是对美国对华政策高兴的。 报纸和公众宣传派遣记者驻华,并能以逐日的新闻电讯在质量两方面胜于新书 的这样大报并不多。这许多人中《纽约时报》的窦丁(Tillman Durdin)和黎勃曼 (Henry Liebman ),《纽约前锋论坛报》的史迪录(A.T.Steele)和蓝德(Christopher Rand)皆曾以各人对于中国情景的聪慧、正确而精明的评价立下令人羡妒的纪录。 他们的活动性、独立性以及个人的责任感使得他们的报导比“联合社”、“合众社” 之类通讯社的更有价值,那些通讯社较少表现主动,而且那几位记者的报导一定比 根据编辑政策而选载每周新闻故事的周刊更为可靠。 上述的各书有许多是由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主持 或是由该会协助而出版的。这学会创于1925 年,是一个非官方非政治性的研究机 构,现在11 个太平洋国家中有评议会。它主持出版一个《太平洋事务》季刊(Pacific Affais)和一个《远东调查》(Far Eastern Survey)双周刊,皆登有重要论文、 评论以及现代远东各方面的书目。外交政策协会的工作已经提过了。对现代中国的 学术研究工作大多刊载《远东季刊》(TheFar EasternQuarterly ,芝加哥大学历 史学系EarlH.Pritchard 编辑)。国外出版社的各种英文期刊中,最能增长知识的 是美国人拥有并且编辑的《密勒氏评论报》。美国在中国主要的报纸是《大美晚报 》。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