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西方诗歌的因缘 回忆自己学诗的过程,甚为有趣。从中国诗学到外国诗,从五四新诗读到西方 现代诗,我个人创作也是中西诗轮番读,新旧诗轮番写,它们最终在我心中融为一 体。 少时读私塾,四书五经乏味枯燥,课堂上偷读唐诗,爱不释手,学写旧体诗的 愿望由此萌生。一时读了许多唐诗。李白诗气势大,但他的飘逸潇洒我学不像;王 维诗境界好,但我涉世不深,企及不了。唯有杜甫的忠君爱国、温柔敦厚颇得我心。 入南开中学后,我才初次接触到白话诗文。“五四“新文学诗人郭沫若、徐志摩的 作品读来有新意,从中感受到惠特曼及英美浪漫主义诗人的风格,但要从中领会西 洋诗歌的特点,也不能做到,因为毕竟已化成中国新诗人自身的艺术,只有直接阅 读外国诗,才能真正有体味。 与西方诗歌相遇实属偶然。尽管我九岁学英文,但到七八年以后才具备阅读英 文诗的能力。一次逛外文书店,我买了两本英文书。其中一本是英版《波德莱尔散 文诗》,看到诗与散文可以结合得如此之好,形象、意境、诗味兼备,很开眼界。 虽然我不喜欢波德莱尔的颓废,但他对巴黎社会的罪恶和丑恶的大胆揭露,尤其以 那种“看云的人”的气质超然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外,颇打动我。我在课余翻译了《 巴黎的忧郁》中近十篇散文诗,如《醉吧》、《窗口》、《镜子》、《港口》等, 投到天津《大公报》,居然在副刊栏登了出来,由此我对外国诗歌的兴趣陡增。 在南开高中我学了宋词,喜欢与几个同学一起填词。正如波德莱尔的诗与散文 结合是一种拓展,中国的词也是对诗的解放,是诗的继续;诗要与音乐结合就得写 词,容量大,体式丰富,从简短体到复杂体都行。不过,我受儒家思想影响深,以 为词尽管也抒情,但这情却不够自然,大都为“小红低唱我吹箫”的味道,与我们 身处的现实似格格不入。而在外国小说、特别是旧俄小说里我所看到的时代和社会 与我们的何其相似! 考入清华外文系之后,我才系统地学习了外国文学,同时阅读了大量西文诗歌, 提高了欣赏英美诗歌的水平,注意从英诗的节奏、格律、音韵等方面来体会诗歌的 美,注意比喻、象征的巧妙运用。大学一年级读的是英译散文体的荷马史诗和维吉 尔史诗,知晓了古希腊罗马的诗歌传统,以后又接触了18 世纪英国新古典主义诗 人蒲柏,他主张格律诗,有复古倾向,学问甚好,著有两篇诗体文论《批评论》和 《人论》,音韵铿锵,表达明晰。我在图书馆又碰巧看到他用诗体从希腊文译成英 文的荷马史诗,觉得很了不起。可是读后大失所望,诗体译本远不如散文体,无法 将史诗的丰富内涵和味道表达出来。蒲柏学问那么好,费了那么大功力,精神可嘉, 效果却不理想。由此我领悟到各民族语言有自身的特点,节奏音韵各不相同,涵义 可以转译过来,诗美却损失很多。据此我形成一个观点:诗是无法翻译的,一经翻 译就会失去原汁、原味、原样。因而我更发奋攻读英语,甚至下苦功背词典。及至 年长一些,才比较客观,认为译诗虽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但为使不懂外语的读者能 接触外国诗歌,译诗还是必要而有益的,译者功不可没。 我对西方诗歌的选择源自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趣味。中国古典诗歌素以抒情诗、 短诗见长,因此西方诗歌中,古希腊女诗人萨福,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勒 律治以及浪漫诗人雪莱、济慈所写的抒情诗更得我心。华兹华斯的《孤独的刈禾女 》最终启发我在苏格兰高原写下《刈禾女之歌》,风格不同,影响却在。而柯勒律 治的《古舟子咏》我年轻时背得烂熟。我还发现莎士比亚用诗展示人性的微妙令人 倾倒。17 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的诗也颇有个性,即玄邃空灵,又有奇想巧 智,但我并不理解他的宗教神秘主义。我对西方长诗、叙事诗如拜伦的《恰尔德· 哈罗尔德游记》、《唐·璜》等则敬而远之,总觉得诗写得太长浪费诗人的才华, 读者也看不下去。因此我对诗歌形成第二个观点:长诗不如短诗,叙事诗不如抒情 诗,我自己写诗要以抒情诗、短诗为主。 30 年代前期中国的大学有着良好的学术氛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聘请了不 少学养有素的中外教授任教,及时介绍西方文学的最新动态。英国新批评派代表人 物瑞恰慈就曾在清华教过书,他采用的新批评方法有点像中国诗话文体批评,着眼 于作品文本的解释,分析具体作品的字句、韵味,丝丝入扣,而不是空谈抽象的理 论原则。 在叶公超的《英美现代诗》课上我接触到艾略特、叶芝、霍普金斯等人的诗作。 叶公超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我们听得忘了下课的铃声。我本来就酷爱中国古典诗 词,醉心于它们的严谨、蕴藉、多姿多彩的风格。虽然我平素不欣赏饾饤考据支离 破碎之学,但旧诗词中爱遣辞用典,只要运用适当,往往能增加不少韵味,我常为 之赞叹不已。后来我研究艾略特时,发现他爱在比喻中运用典故乃至以典来加强修 辞,这种手法和我国古典诗歌实有异曲同工之处。我尤为欣赏艾略特的是,无论他 的诗,还是批评文字,都是既尊重传统又充满英国社会的时代气息。第一次世界大 战给英国人带来痛苦,引起他们对西方文明没落的切肤之痛,艾略特在《杰·阿尔 弗莱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里传达出这种感受:“那么让我们走吧,我和你,当 暮色蔓延在天际,像一个病人上了乙醚,躺在手术台上。”这里暗喻西方文明已病 入膏盲,像病人躺在手术台上等待解剖一样。这恰恰应和了我在20 世纪前期中国 的生活感受,东三省已被日本人占领,整个国家面临很多问题,也到了要开刀解剖 的时候了。 提到艾略特,不能不提更年长一些、对艾略特有影响的庞德,是他把《荒原》 原稿删去了一半。他作为意象派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有兴趣,并译过中国诗。不过, 他对中国诗的了解近乎一知半解,如他以为孔子的教义就是诗,《大学》、《中庸 》也是诗。当然,他译的李白《玉阶怨》还是不错的。我不太喜欢他的诗作,《地 铁车站》两行诗句里脍炙人口,似乎也过誉了。对艾略特的爱好,使我追溯到法国 象征派。英美现代诗与它有关系,庞德也受其影响,他们都推崇马拉美;而波德莱 尔又是法国象征派的先驱,这恰好和我以往积累的知识逐渐融会贯通起来。 清华课堂上还有一位美国先生温德给学生印象深刻。他对勃朗宁的作品读得透, 讲得有声有色。勃朗宁在维多利亚时代是很特别的诗人,他并不代表那个时代的主 流,但他的讽刺诗艺术高超,对上流社会和牧师的讽刺入木三分,语言维妙维肖, 情景富有戏剧性。虽然我不喜欢浪漫主义叙事诗,但我偏爱勃朗宁精悍的讽刺叙事 诗。及至我在伦敦观看莎士比亚戏剧和艾略特《大教堂惨案》,在洛杉矶观看艾略 特《群猫》的演出,我深信中国新诗如能吸收诗剧的写法和语言,前途会很广阔, 但也要求新诗人付出更艰苦的努力。我在1980 年发表的《春光永昼话之琳》一文 (参见香港《开卷》1980年第6 期)中提到“语言流”体问题时,曾略有触及。 另一位英国诗人是我在课外无意中发现的。我曾读到徐志摩翻译的哈代的诗, 就找哈代的英文诗来读,觉得他的诗有魅力,进而发现他的小说也写得动人,大学 毕业论文我选择了哈代,题目是《哈代小说中环境和人物性格的关系》,大学毕业 后我还常读哈代的诗,1936 年我发表在《绿洲》月刊上的《春日草叶》一文就引 用过哈代的诗行。但凡能写诗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往往也充满诗意,D ·H ·劳伦 斯也是身兼二者的作家,我从读他的小说开始,最后注意到他的诗。 在上海出版的《现代》是我爱读的杂志之一,上面发表的都是中国30年代的现 代派诗。在北方,就有汉园三诗人独树一帜。当时郑振铎、巴金和靳以在三座门大 街办起《文学季刊》。每逢周末,我从清华进城去他们那里玩,因而也结识了卞之 琳,他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比我高一班。我在《文学季刊》和他编的《水星》上也 发表过诗。以上这些阅读与交往更使我倾向现代诗,并在自己的创作中作出尝试。 大学毕业后我在北平两所中学任教,一年后去英国爱丁堡大学进修。途经巴黎 小住,以后学校放春假,又去过巴黎,都住在我清华同班、在法国研究纪德的盛澄 华(《伪币制造者》等纪德作品的译者)那里,因之领略了巴黎的文化氛围。中国 留学生大多住在拉丁区14 区,生活清苦而简朴,实在比不上现在去美国留学的条 件。留学生平时不买手纸,而是把前一天的《巴黎晚报》裁成方块来用。吃饭也是 有一顿没一顿,像波希米亚人一样过着流浪生活。我感觉很新奇。住处附近的小饭 馆价格低廉;法国人讲究情调,不管多么小的饭馆,餐桌上都免费供应一小瓶红酒 或葡萄酒作开胃酒;还有乐师伴奏,是那种走街串巷的小乐队,两三个人站在餐桌 旁拉小提琴,一曲终了,拿点小费,又到别处去拉琴。盛澄华每天陪我去看沙龙画 展,听音乐会。巴黎街头、卢森堡公园塑有各种雕像。名胜古迹也多。在墓园中任 人凭吊的有波德莱尔、莫伯桑、巴尔扎克、大仲马的墓,还有茶花女的墓。在这里 与青少年时代就已“神交”的作家“见面”,使我感到亲切。走上香榭丽舍大街, 从协和广场散步到凯旋门,顿使我心旷神怡。在法国我欣赏了后期印象派马奈、德 加、塞尚、莫奈、雷诺阿、高更、梵高等人的绘画和德彪西的音乐。 我感到绘画、音乐与诗息息相通,现代诗体现的官能交感在音乐、绘画中也突 现出来。这也让我回忆起在国内读李商隐、龚定庵的诗时相似的感受。巴黎使我目 不暇接,启发我向现代诗靠拢,《手掌集》中的“异域篇”有不少就诞生在这个时 期。 英国相对法国来说比较保守,画廊就可见一斑。英国也有画廊,以人物肖像画 居多,那些勋爵、侯爵、大家闺秀、贵妇人的画像看多了实在乏味。 远不如法国画廊有丰富多彩的画派和画风,让人大饱眼福。当然,英国康斯特 布尔、透纳的风景画还是不错的。我到爱丁堡大学第二年春天,学校为诗人艾略特 举行授予博士称号的仪式。我们的系主任威尔逊(Dover J.Wilson)教授是莎士比 亚研究专家,因此他请艾略特为学生开莎士比亚的专题讲座,我也有机会见到这位 仰慕已久的现代诗人。听课时的舒畅感觉我记忆犹新。 艾略特个子高高的,衣冠楚楚,举止优雅,叼着板烟斗,一副英国绅士模样 (当时我不免有些看不惯)。一看到他,我立刻想起清华的叶公超,他俩有相似的 名士派头,骨子里含有讥讽意味。艾略特的讥讽还渗透在他的《荒原》和《空心人 》等诗行中。 我还结识了一些年轻的英国诗人,他们是艾略特的追随者。我和年龄相仿的诗 人如史本德、刘易士、缪尔等互相往来,一起到工人聚会的场所参加诗歌朗诵。在 那些灯光暗淡的厅堂里,烟雾腾腾令人咳嗽,听到他们爽朗激越的语调,隐约感到 他们这一代和道貌岸然的师辈风格不同。虽然他们还在追随艾略特,但已明显地比 师辈向时代、向社会更跨近一步。这些半个世纪以前的事至今历历在目。现在史本 德仍健在,已自中学校长任上退休,他曾访问过中国。遗憾的是奥登我没能见到, 因为当时他适巧和依修午德来中国后方访问。他的十四行组诗《战地行》就是这次 中国之行的产物。我很欣赏他用现代手法表现社会现实,他的轻松讽刺诗也很机智 而深刻。我在1948年出版的《手掌集》中的“珠贝篇”、“异域篇”、“手掌篇” 三部分的篇首都分别引用了霍普金斯、艾略特、奥登的英文诗句,以表示我对他们 的喜爱。 1936 年我初次站在伦敦桥上,在欧战纪念日敲响的弥撒钟声里,《荒原》的 景象就重新呈现眼前:“飘渺的城在冬天早晨的棕色雾下一群人流过伦敦桥,这么 多人,我没想到死亡毁了这么多人。”仿佛鬼影憧憧,在伦敦桥上跑来跑去。我的 灵感由此生发:“20 世纪的故事便是车马驾着御者看桥上的人桥下的船舶有多少 份口粮就有多少风前风后的鬼。”同一片风景化成我的感受:现代文明驱赶着人, 不是人驾着车马,而是车马奴役着人奔走,现代文明对人类如此鞭挞,不也是一种 堕落? 可以说,我受西方诗歌的影响在大学和海外读书期间最深。而回顾我对中西诗 歌研读的历程却是一段一段夹花式走过来。从小念的是中国经史子集与诗歌,中学 时代接触到白话文和外国小说译本,翻译上的尝试增加了了解西方诗的兴趣,并进 一步阅读中国古典诗词,学院式的外国文学教育并没改变我对中国诗歌的热爱,到 异域求学增强了我的现代体验和现代意识,却化解不掉我魂系故国的忧郁,因此完 全撇开中国古典文化对我的熏陶而单独谈西方诗歌对我的影响,我想是无法不以偏 概全的。中西学养最终是融合在一起对我的诗歌创作发生作用的。中西诗歌互相印 证,互相补弃,给我启发。我是中国人,我用方块字写诗,对西方诗歌有选择的接 受实际上取决于我的民族审美趣味、忧郁的个性、对时代的敏感和对理想的追求。 对我来说,中西诗歌的共同影响是分不开的,而理想与忧郁也是分不开的,有理想 就不免会忧郁。为什么忧郁?因为有理想。在从理想主义到实验主义这条途径中, 我是怀有不少甘苦的体会的。 (原载《外国文学评论》1995 年第3 期) ① 本文由辛笛口述,王圣思整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