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唐乌龟,宋鼻涕”。这是后世一些历史学家对唐朝皇宫淫秽生活和宋朝军备 萎弱不振的一种形象的讽喻。话虽尖刻,却实实在在地道出了宋朝三百二十年历史 中武运国势的表象。 宋朝从来没有完全统一过中国,而先后与契丹政权辽(916 ——1125)、党项 政权西夏(1038——1227)、女真政权金(1115——1234)以及后来的蒙元政权相 峙鼎立;同时还有大理、吐蕃、西辽、高丽等政权先后存在。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 上各个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典型时期。一幕幕酣战与融合、破碎与创新的史实情景 起伏叠合,勾画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特别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 和融合的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在这种历史的穹幕之下,宋太祖赵匡胤以一军将之身,横扫六合,掌定乾坤, 一统大江南北,却始终没有从契丹辽手中夺回当年后晋石敬瑭出卖的燕云十六州, 成为他终身的憾事。宋太宗曾为此御驾亲征,但亦身中辽箭,败绩而归。从此,历 朝皇帝不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在此后与金、西夏、蒙元的相峙并存过程中, 总是挨打受气,乃至输帛贡银,确实让人感到抬不起头来。到最后,在元兵的铁骑 下,先是称侄,再是称孙,最后干脆伏地称臣,抖抖索索跟着元兵到大都去当和尚 和尼姑去了。记得小时候(“文革”时期)偷偷看《杨家将》、《岳传)和《水浒 传》,掩卷垂泪,甚感结局悲惨。现在想来,宋朝在对外方面,确实只能以悲剧英 雄来表现它的萎弱。因此,辽、夏常称宋为“南朝”,宋则称它们为“北朝”。后 来元朝人在编写前代历史时,把《宋史》、《辽史》、《金史》三部正史并列,这 基本上反映出当时中国境内的实际情况。 不过,有宋一朝,实际上还有为其他朝代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两宋经济的繁 荣和文化的昌盛。 宋朝在农业上,耕地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耕作制度的改进和技术的提高, 都见载于史。其手工业行业规模扩大,分工细密,生产技术水平较高,也是不争的 事实。其商业的发达,城市迅速发展,出现了百万居民的大都市,对外贸易十分活 跃,则是众多史学专家的定论。 读了《东京梦华录》,看了《清明上河图》,谁都会为北宋都城中邸店商行、 作坊夜市、肉店米铺、酒楼瓦肆的繁荣景象而感叹。 即使是半壁江山的南宋,我们从《武林旧事》等史籍中可以明显体会到临安的 都市繁华。所谓“辇毂驻跸,衣冠纷集,民物阜藩,尤非昔比”之语,并非吴自牧 《梦粱录》的虚拟。当时,临安都市的繁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超越前代, 而且居于世界前列的地位。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第一百五十一章中专门描述了宋 都临安的富庶、繁荣和美丽,并由衷称赞其为当时“世界上最富丽名贵的天城”。 《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咸淳年间临安府的人口,已达到124 万之多,但这 个数字是包括临安府所属九县的人口;即依附郭钱塘、仁和二县而言,人口为43万 余,已占全府人口三分之一左右,可见临安城区及其附近人口众多而且比较集中。 人口的集中,表明城市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就拿市场来说,临安不仅日市兴盛, 而且夜市、早市也极为热闹。据记载,夜市除皇宫大内前外,其他各处“扑卖奇巧 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至于顶盘或担架卖饮食品的,直到三更还不停业。 酒楼歌馆,直到四鼓后方才宁静下来。即使寒冬季节,虽大雨雪,也都有夜市盘卖。 早市仅从供应的点心来说,花色繁多,四时品味又皆不同,烹调方法既多且精。《 梦粱录》卷十三、十六记载,单是早市供应的熟食品就不下一二百种,确乎兴隆异 常。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北宋时期的词人柳永描写当时钱塘(即临安)繁华的《 望海潮》一词的真实性: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 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 竞豪奢。 重湖叠谳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 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宋朝在科学技术方面,光是沈括的一部《梦溪笔谈》和活字印刷、火药、指南 针这三大发明的创造及其应用,就把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推上了一个高峰,而且在当 时世界范围内也居于领先地位。 宋朝“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过了前代, 也为其后的元明所不能及?,这是当代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的定论。我们且不谈其 哲学、教育、书画等的成熟,仅举文学而言,不仅”宋词“彪炳史册,实际上文、 诗、曲、小说的成就也是相当高的。唐宋八大家之中,除韩愈、柳宗元以外,其余 六家均在宋朝。 宋朝经济上的繁荣和富庶,文化上的昌明和发达,的的确确是解读武运国势如 此萎靡不振的皇朝何以能绵延三百二十年之久的密码之一。 对于以上种种,先后与宋并存的各个少数民族王朝,无论是契丹辽朝、女真金 朝、党项西夏,还是鹿死其手的蒙古元朝怎么比得上呢? 然而,为什么宋王朝在如此兴旺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环境中会走上灭亡的道 路,最终葬于大海呢?单用现代经济实力决定论未必解释得通。看来,宋朝自有其 内在的秘密。 翻开《宋史》,把开国时和亡国时作一对比,有一件事情颇为相似。 当年“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以后,大清早带着人马掉头回转京都,把 后周的孤儿皇帝和寡妇太后扯下了龙座,赶出了皇宫。三百年后,赵家自己的孤儿 皇帝(恭帝)和寡妇太后(全太后)也被元兵拉下了龙座,押出了皇宫,更惨的是 还被押解北上过着软禁为僧尼的生活。 有人说,这是天道轮回,报应不爽。其实,老皇帝新下世,主幼国疑,这往往 是改朝换代的良好时机,中国历史上多有其例,不值得大惊小怪。宋朝先是经过徽、 钦二帝的胡折腾,丢掉了半壁江山,后来又经过理宗、度宗的瞎捣鼓,特别是南宋 以来黄潜善、汪伯颜、秦桧、史弥远、贾似道这些当道奸佞几乎贯穿南宋始终的擅 权专制,把宋太祖创下的家当搞得元气大亏,败得只剩下一具空壳。当度宗两眼一 闭蹬腿归西后,剩下六岁的幼儿赵显和谢祖母及全太后这一班孤儿寡母的,面对所 向披靡的元军铁蹄,岂有不灭之理!最后,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这班忠节之臣 虽然先后拥立两个都不到十岁的孤儿为帝,继续抗元,毕竟大势已去,“青山遮不 住,毕竟东流去”,谁也阻挡不了宋灭元手的命运。 宋朝的“鼻涕”,无非表现在两个方面:军事上的孱弱无力,在外族入侵面前 屡战屡败,北宋、南宋均亡于异族之手,此其一。其二是政治上的因循守旧,“冗 兵、冗官、冗费”,这个弊端恰恰把宋朝经济繁荣的优势给抵消得一塌糊涂。就拿 冗官来说,作为赵宋皇家“御天下之妙术”,就是以官位为钓饵,笼络天下人归于 一官道,使英雄豪杰少起异心,“觊觎一官,老死不止”,因此,宋朝官多。宋大 祖晚年,有官员三五千,太宗时八九千,北宋中期一万七千多,哲宗时二万八千多。 南渡后,疆土减少五分之二,官员还在增加,光宗时达到三万五千多,国库收入已 不足以供吏禄之费,还谈什么富国强兵?对此,宋朝不乏忧国忧民的改革家,确实 诊出了其中的病因,试图予以治疗,想在体制上来个翻江倒海,夺回汉唐盛气,这 不但与皇家“御”术大相抵牾,而且要得罪那么多的官宦士人,其后果如何可想而 知。 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言而誉载千秋的范仲淹搞“庆历新 政”时,尚未触动“强干弱枝”亦即中央集权极端化这个统治危机的真正弊端,仅 仅试图解决日益腐败的吏治,就谤议蜂起。在严防“朋党”的一片喧嚣声中,不到 一年便告夭折。范本人被罢去相职,再次来到陕西戍边。所谓“人不寐,将军白发 征夫泪”,既是他戍边生活的写照,也是他对改革失败的无奈悲吟。 以“拗相公”闻名于史的王安石搞新法,因有年少气盛的神宗的坚决支持,以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壮怀,大刀阔斧地改革弊政。时过十 五年,宋神宗去世,不满十岁的哲宗继位,老寡妇高大后倚仗变法反对派,尽废 “新法”,变法终告失败。 这两次改革的失败给后代的当政者一个误导:变法改革搞不得,不要搞那些别 出心裁的东西,一切依着“天道”运行,照着祖宗家法,靠着人言之恤不是很好么! 于是,宋王朝这驾老牛拖着的破车依旧沿着崎岖不平的夕阳古道上颠簸下去,越发 地疲惫不堪。一旦遇到凶悍的女真、蒙元游牧民族,一马蹄子,就可以把这辆破车 踩个粉碎。 这不仅是范仲淹、王安石这些改革家的悲哀,而且是宋王朝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