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坐在咖啡店临窗一角,我和孙君回顾了钱先生漫长的学者生涯。 1937年夏,钱钟书在牛津毕业后越过海峡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了一年法兰西文 学。1938年秋从里昂回国。先后在西南联大、湖南师范学院、上海暨南大学任教。 抗战期间撰写了打通中西诗论的《谈艺录》。1947年出版了描绘知识分子众生相的 《围城》。解放后被郑振铎聘到文学研究所编《宋诗选注》。在“文革”的困境中 编撰了一部雄冠古今的《管锥编》,里面采摘了中外4000多位作家写的上万种图书 的引文。为了逃避当时严密的监管,他故意用文言写成,并在注释中用了英、法、 德、意、西、希腊文的原文,犹如天书般艰深。1979年《管锥编》出版后,有文化 修养的读者,对钱先生照相机式、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均表惊讶。早在1929年至1933 年清华大学时期,钱钟书就发过“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宏愿。有一次,吴组缃在曹 禺鼓动下请小他两岁的学弟钟书开几本外国类似《金瓶梅》那样的“黄”书。钱拿 过手边一张纸,立即在正反面一气列出40多部英文书目,令曹、吴两位同学看了瞠 目结舌,佩服之至。 孙君指出:“自从祖国大陆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根据《围城 》改编的电视剧之后,钱先生声名鹊起,几乎家喻户晓。” 据我了解,钱老为人谦和,对《围城》并不满意。他认为如果另一部长篇《百 合心》能写成,会好一些。可惜已写的两三万字开头,于1949年夏由沪迁京途中丢 失了,从此再也鼓不起重写的兴致。钱先生说过,他过去的作品好比狗拉的屎尿, 不值得珍惜,顶多算作木屑、竹头罢了。就是黄蜀芹要拍《围城》,他原是不乐意 的。可是在上海40年代后期,金圆券猛涨,物价腾飞。蜀芹父亲黄佐临导演过钱夫 人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所得稿费解决了他夫妻俩的燃眉之急。 钱先生勉强同意改编,我个人猜想,怀有某种感恩的成分。 钱钟书字默存,意即默默存在,过一种宁静的书斋生活。他惜时如金,潜心研 读,讨厌开会,极少拜客访友,尤怕记者来采访、拍摄。即使一些外国著名学者慕 名而来朝“圣”,他也尽量婉拒,闭门谢客。因此有人说他孤傲、狷介。特立独行 之士,要被常人理解,也难。 1937年1 月,寒风吹送着牛津校园里头年没有落尽的树叶,飘旋着、拍打着钱 钟书书房的小窗。他因久居海外而感到寂寥,想起了清华大学里的几位恩师以及通 过西伯利亚长途写信给他的友人,便作《谈交友》的长文。他在文中谈及鸿儒的学 问,跟他整个个性已陶融在一起,记忆里每一个细节,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 长出了神经和脉络,浑然一体,一般人是学不会、学不到的。诚哉斯言。钱钟书就 是这样的大儒,他是耸立在学林里的参天巨木,他的枝繁叶茂、根深蒂固,渗透着 他那无锡国学、书香门第之家以及清华大学、牛津大学膏腴土壤的培植和熏陶,岂 是我等林间小草所能望其项背?! 是夜睡在离莎士比亚住宿过的车马店不远的小栈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 有幸和钱钟书一家成了邻居。钱先生平时深居简出,很少见到他的身影。傍晚时分, 偶见他和杨绛出来到一溜绿树下散步。俩人伉俪情深,像初恋情人那样相亲相爱, 携手低语,构成住宅小区里一道浪漫的黄昏风景。望着这对儒雅的学者夫妇,我心 生怯想,愿把自己庭院中一盆盛开的玉兰送给他俩分享。几次想搬过去,几次怕打 扰他们的清静。有一个晚上,我呼哧呼哧把盆中玉兰端出栅栏门,搬到钱家门口, 但始终没有勇气敲门惊动他们,又无奈地把它抱回到我庭院里。一天深夜,大风猛 刮我院中的杨树,还淅淅沥沥下起了春雨。听见风声雨声,我心想糟了:“夜来风 雨声,花落知多少?”凌晨,拉开窗帘一看,院里那株玉兰,张开的花瓣,全都凋 落尽净。大瓷盆里只剩光秃的枝干。我懊恼至极:一株花朵凋净的光杆树,怎么赠 给我所敬仰的邻居呢?打开门,穿上雨鞋,拿了脸盆,到小院里把萎落泥地的玉瓣, 小心翼翼地一一捡起。正当我走出庭院,想把留有余香的盆中落英,铺撒在邻居钱 钟书夫妇阶前绿篱夹峙的小径上时,突然响起了洪亮的钟声。大学城中基督大教堂 悠远的晨钟把我惊醒。梦醒何处?睁眼一看,窗外林梢上一片晴空,我正躺在异域 的小客栈里呢。伸展四肢慵懒躺着,那一下一下绵延不断的、悦耳的钟声,轻轻洗 涤着我的心灵。哦,日有所议,夜有所梦啊。 像放电影那样,我在脑子里从头至尾过了一遍“仲夏夜之梦”的情景,不觉莞 尔,心想应该把这梦境记录下来,留作英伦之旅的一个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