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开始排练后,我经常去排练场。演员有郭涛,伍宇娟、何瑜、周迅(男)、李 梅(小)、刘丹等。当时刘丹刚进实验话剧院,好像住得比较远,她索性拿去个睡 袋,晚上就住在排练场。十二月六日晚上我没去,孟京辉让盛志民呼我,Ⅱq 我第 二天晚上务必去一趟排练场,多带些胶卷。后来盛志民可能怕我不重视,犹豫后告 诉了我实情:《阿Q 同志》要被禁演了,明天连排最后一次,所以你一定要来拍些 照片。现在就咱仨知道,你可千万保密,明天来了也别表现出来。 第二天去到排练场,我尽量表现得平静。大家还和往常一样,该骑驴骑驴,该 说笑说笑。连排开始后,我拍照,盛志民和另外一个人摄像。中间休息,有的躺在 地上休息,有的聊天、抽烟,周迅弥勒佛似的看着大家,场内一片祥和,根本不像 要发生什么。连排临近结束,林克欢等几位院领导悄悄走进来(因为这个戏是以实 验和青艺名义连排的),大家鼓掌,按惯例等待领导提些意见和宣布何时正式进剧 场。领导有些尴尬,说些感谢大家认真排练之类的话,寒暄之后,孟京辉请在场的 非剧组人员先离开一会儿。别人觉不出有什么异常,而我非常紧张,真希望一夜之 间情况又发生了戏剧性转变,但从领导的表情看,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果然,过 了一会儿,排练场里传出了哭声,声音越来越大。领导一离开,我们在门外的几个 人马上冲进去,别人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小李梅哭着捶打着盛志民(当时他俩是 恋人)说:你早知道了是吧?我说昨天晚上你怎么对我那么好呢,你为什么要瞒着 我……盛志民只是搂着小李梅默默流泪,什么也不说。当时在场的人像受了传染, 都忍不住哭起来,包括我,也包括孟京辉。 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中说到“在我少年时代,我的感情并不像标有刻度的 咳嗽糖浆瓶子那样易于掌握流量,常常对微不足道的小事反应过分,要么无动于衷, 要么摧肝裂胆,其缝隙间不容发”。我之所以多年后才问孟京辉那个问题,是因为 那天晚上给我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我一直不敢碰这件事,怕引起他的不快回忆。 一九九三年,陈建斌在中戏黑匣子演出《第十二夜》时,我们还不认识,但对他演 的马弗里奥印象深刻。一九九四年六月他们新疆班毕业大戏《樱桃园》演出时,因 孟京辉让他给我留票而相识。毕业后他回新疆一段时间,很快又回到中戏读表演系 硕士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前,他第一次参加了孟京辉的戏的演出。 一九九四年五月的一天下午,我从一个很远的地方拍东西回城,直接去了中戏。 在办公楼四层的小礼堂里,陈建斌、周迅(男)、陶红在东边角落里排练,孟京辉 和张广天在西边角落里讨论音乐创作的问题。那天天气很好,不冷不热,窗外传来 学生在操场上打篮球的嘭嘭声。我刚到就有朋友呼我,回电话时对方问我孟京辉在 排什么新戏,我顺口说“一个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对方以为这就是剧名。 他们排的是《爱情蚂蚁》。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件道具,就是八十年代初,许多 有九英寸电视机的家庭,在电视机前面搁的放大镜。陈建斌把那玩意儿举在面前, 面孔严重变形,正如剧中那畸形的爱情。 如果真以《一个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为剧名,也蛮符合孟京辉风格的,起码 比《关于爱情观念的最新归宿》顺口。《爱情蚂蚁》取材于以色列作家哈诺奇·列 文的剧作《雅可比和雷弹头》,“文心译胆”黄纪苏翻译、改编。对于列文中国观 众并不陌生,后来在中国上演的《俄亥俄小姐》和《(安魂曲》也是他的大作。这 位被称为“以色列的良心”的天才戏剧家,一生共创作了五十六部剧作,其中三十 五部被搬上舞台,大多都由他本人亲自导演。可惜五十六岁就病逝了,甚至没看到 《安魂曲》正式公演。 这是盂京辉第一部较多运用音乐元素的戏剧,并首次采用了现场演奏。作词关 山,作曲张广天,词、曲都非常棒。其实,广天的第一稿曲谱孟京辉很不满意, “这是什么呀,跟陕北民歌似的!我们排的又不是王贵与李香香。” 广天同志当时正闹婚变,焦头烂额、腹背受敌,哪有心情写作呀。不过我窃以 为,也多亏有这样一场变故,否则以广天的性格和曲风,作出来的肯定是另一个东 西,不会如此贴切主体。“橘子黄了,快要掉了;狐狸老了,眼光暗了;生锈的钥 匙,再也打不开家门;河水上涨淹没了大桥。我要对你说再见,我要对你说再见, 我要对你说再见,我要对你说再见……”这多么像他当时的心境啊。 《爱情蚂蚁》是中戏外国戏剧研究所出资一万元排的,因此所长沈林经常泡在 排练场和剧场。大家都叫他“沈博”,因为他是在英国获得戏剧博士学位回来的, 正经的洋博士。《阳台》的剧本就是他翻译的。没见过沈博的人肯定以为他跟学究 似的,其实不然,沈博一头卷发,说话带脏字,好凑热闹,激烈偏执,爱憎分明, 几乎能对任何年龄段的女性产生爱怜。他不用手机,又经常不在办公室,基本属于 神龙见首不见尾。有一次在首都剧场对面的小饭馆儿吃饭,我顺口问了句“你的手 表是防水的吗?”他二话不说,摘下就扔啤酒杯里,临走才捞出来。还有一次借着 喝高了,沈博坦白了他对女性的审美趣味,隐晦说明就像剧中陶红演的角色那样的, 孟京辉恍然大悟,“噢……就是大胖艺术娘们儿啊。”沈博忙点头称是。对于当时 瘦弱的沈博来说,这不能不说很具有挑战性。 黄纪苏与沈博是发小儿,但感觉像相差十几岁——沈博太显年轻,黄老师又过 于老成。黄老师更牛,在国内没上过大学,直接考上了美国俄亥俄州某大学的社会 学硕士研究生。一九九三年回国后,因为沈博的关系才对戏剧有了“一星半点儿的 了解”,旋即被拉下水,后来搞出很大响动。黄纪苏与张广天就是通过《爱情蚂蚁 》认识的,这才有了世纪之交轰动全国的《切·格瓦拉》。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里陈建斌演的犯人有一句台词非常耐人寻味, “钻圈是咱演员的基本功,我在戏剧学院跟沈林博士学了一年的英式钻法”,不仅 调侃了一把剧中的警察局长,还透露出黄纪苏严肃外表下的幽默感,而且假公济私 地向老朋友,戏剧领路人沈博致敬了一回。这部剧的改编还是黄纪苏,他把意大利 戏剧大师达里奥·福的原剧本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加进许多中国元素,如打油诗、 天津快板儿、经典话剧《茶馆》片段等。 我认为陈建斌是一位比较有福气的演员,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老师,虽没什么 名气,却在五年多时间里演了六部话剧,而且导演都是名家——孟京辉的三部,《 爱情蚂蚁》、《- 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和《盗版浮士德》,林兆华的《三 姊妹·等待戈多》,魏晓平导演、与姜文合演的《科诺克医生或医学的胜利》,最 后是赖声川的《千禧夜,我们说相声》。然后又进军影视界,靠电视剧出了名。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在中国儿艺剧场首 演,被认为是孟京辉的经典之作,得到学术界、艺术界、观众的一致好评,票房也 创下了连演三十场、场场爆满的奇迹。一九九八年底孟京辉夫妇去意大利米兰,曾 拜访过达里奥·福。二OOO 年该剧赴意大利参加都灵艺术节时,达里奥·福又携夫 人莅临观看,并给予极高评价。 二OOO 年五月从意大利回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又在首都剧场 演出了四场。此时,北京人艺小剧场正在上演《切·格瓦拉》,已经连演了一个月, 场场爆满。仅隔一条窄夹道,两个相邻剧场上演的剧目,剧本改编者和作曲都是相 同的两个人,这在中国戏剧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五月十四日《一个无政府主义 者的意外死亡》最后一场演出,事先双方策划了一个节目,《切·格瓦拉》一结束, 演员马上跑到大剧场的舞台上,张广天带领两个剧组的演员唱起了两部剧里的主题 歌。 在唱歌之前,孟京辉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中国的实验戏剧经过这么多年,终 于取得了一点成绩,这是与许许多多台前幕后人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也是与长期 以来支持我们的观众分不开的,我代表所有搞戏剧的人谢谢你们,并且希望你们今 后继续支持,向你们的亲朋好友宣传,请他们到剧场来看戏。 这夜晚我不觉得孤独 在大地的黑暗深里 我是人民无数的人民 我的声音有纯洁的力量 能够穿越沉默和寂静 在黑暗中萌发新芽 为了生长为了歌唱 不畏风雨有着钢铁的坚强 为了明天有另一种光亮 照亮你我暗淡的心房 为了明天宽广的道路 通向你我向往的地方 从今天起你握住的手 其中就有一分我的力量 从今天起你接触的事物 总会因为我的欢笑有了希望 张广天用他那特有的嗓音,带领大家吟唱起《人民之歌》,许多会唱的观众也 跟着哼唱。一开始声音还比较小,到后来越来越高亢,台上台下连成一片,歌声在 首都剧场的穹顶下久久回荡。 最后,两个剧组的演职员到阜成路的一家小饭馆聚会,是刘天池选的地儿。那 天陈建斌不知道是激动的还是喝多了,和李乃文一遍遍抱怨中戏不该把学生宿舍楼 的爬山虎砍掉,“多漂亮的爬山虎啊,怎么能这么干呢,太傻了!这样就把中戏的 气脉给断了……” 再回到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第一轮演出 在海淀剧院的最后一场,当柳青设计的写着“剧终”的巨大瓦楞铁墙布景轰然倒地 后,我给孟京辉和廖一梅在满是菜叶子的舞台上拍了一张合影。随后,演职员们杀 奔回城里,到首都剧场旁边的一家桂林饭馆聚会,他们事先包下了整个二层。到了 以后我才知道,那天是孟儿和宝宝请客,因为他们刚登记结婚。幸亏那天我没把所 有胶卷谋杀掉,得以拍下了那个简单而热烈的婚宴。以李乃文为首,大家想出了各 种闹洞房的招数折腾这对新人,他俩一脸幸福地配合着。孟儿面带桃红,宝宝满面 红光,怀抱着各种礼物。他俩经过“八年抗战”,终于修得正果,从此开始了新的 革命征程。 二OOO 年五月十四日晚上,孟京辉在首都剧场舞台上说的那番话,和他那谦逊 的态度,都说明了他的转变。以前的孟京辉是张狂的、愤怒的,矛盾的、情绪化的, 俨然一愤青,“你们爱看得懂看不懂”,“戏剧不是大众情人,我没必要让所有人 都爱上我”,后来他很少再说这种话,起码在公开场合语言温和多了。这种转变是 从他去日本回来开始的,并与其他一些事情有关。 一九九七年《爱情蚂蚁》做完后,孟京辉得到日本方面一笔资金,去日本呆了 半年。他住在丹羽文夫先生家,每天都有免费的戏剧票,所以在那半年里,他除了 帮丹羽先生遛狗,就是看戏,总共看了一百多部,参观了许多小剧场,和各种各样 的人交流。那是一次很难得的能量积累。日本戏剧和商业小剧场的繁盛,使孟京辉 受到很大震动和刺激,眼界的开阔,让他彻底改变了先锋戏剧的封闭路向。他在日 本期间,我正兼职《音乐生活报》舞台版责编,向他约一篇日本见闻的稿子,他没 写文章,却通过宝宝转给我几幅漫画,其中一幅题为《最后的晚餐》- 就是他后来 用在《先锋戏剧档案》扉页上的那幅,所有人想的是左,只有耶稣想的是右;另外 几幅也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些画似乎透露了他当时的一种思考与心情。 一九九八年回国后,适逢达里奥·福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为他的商业先 锋戏剧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和基础。 二OOO 年正在排《臭虫》时,孟京辉的父亲去世了。这位老共产党员临终前又 一次告诫自己的儿子: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为人民服务。 与左翼戏剧家达里奥- 福和俄国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这两次亲密接触,使孟 京辉确定了“人民”作为自己戏剧的关键词。在不同语境下,对一个词义的理解也 需要审慎地解读,我认为孟京辉所谓的“人民”,用“大众”来表示似乎更恰当。 而“大众”和“民众”又有区别,后来韩国和台湾盛行的“民众戏剧”,强调的是 大众对戏剧的普及和参与,孟京辉的“人民”或“大众”,只是受众,而非主动参 与者,有着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