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瑶想到陈旭麓 现在许多人都注意到王瑶的学术道路,尽管大家承认在王瑶的学术道路上有许 多曲折,但他还是在特殊的环境里,以自己的才华在学术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与 王瑶比起来,陈旭麓的学术道路更令人感慨。陈旭麓与王瑶大体上是同年人,但在 新时代里,王瑶学术道路比陈旭麓的似乎平坦,无论怎样曲折,王瑶在学术界的地 位是得到确认的,而陈旭麓的学术道路则颇为坎坷。由于文学的特殊性,知道王瑶 的人多,而知道陈旭麓的人少,作为中国近代史专家,陈旭麓的学术道路同样是值 得我们关注的。陈旭麓已经逝世10周年了,他的影响还没有超出专业领域,但他的 经历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陈旭麓是1918年生人, 比王瑶小5岁,他们那一代学者,从年龄上说是越往后 越坎坷,也就是说,如果1949年前能在学术上确立自己的地位,以后的变化是一种 情况。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由于已经成名,他们的转变和对新时代的适应,相对不 很急迫,如果不是外在压力过于强大,他们的转变不会很快发生,由于已有的学术 地位,他们不急于为成名而去改变自己。但对于那些在学术上显示了才华,而尚未 确立自己学术地位的青年才俊,时代的转换使他们已有的学术训练不能正常发挥, 而学术冲动与学术环境不相适应时,由于无法改变学术环境,只有让学术冲动来适 应学术环境。王瑶50年代初写出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很能说明这个问题,50年代 初,在学术界显然是未成名的学者比成名的学者更有学术冲动,陈旭麓的学术道路 也有这样的特点。 1949年以前,陈旭麓已在学术上初露才华,他24岁就写出了《初中本国史》, 40年代末,陈旭麓的写作热情很高,他给当时的《观察》、《大公报》、《展望》、 《中建》等报刊写过时论,在陈旭麓的写作生涯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从这 时期的许多言论看,陈旭麓的思想大体属于自由主义一脉。可以他发表在《观察》 周刊第2卷第21期上的《我们向哪条路走? 》为例。这篇文章写于1947年夏天,当 时陈旭麓只有29岁,这篇文章发表在《观察》的“专论”专栏中,排在第二篇,是 很显要的位置,而当时《观察》的编者储安平根本不认识陈旭麓,在介绍作者的时 候,特别注明是“投稿”。这虽是一篇时论,但从文章的气势和分析的细密上,可 以看出陈旭麓的学术个性,他分析问题的全局眼光和善于从综合中看出历史走向的 学术风格,已具雏形。请看如下一段议论: 同时知识分子中的不少自由主义者,知道这个社会要“变”’也 希望“变”,彻底地“变”,却有一个共同的观念,以为不要用流血 的革命方式去“变”,想用改造的方法完成不流血的革命任务。这不 是不可能,英国的工党执政以后,正想用不流血的革命来挽救资本主 义的危机,似乎已经收到了相当的成效。但是移植到中国来,是否也 能收同样的效果?何况中国两个武力集团的对立,怎样使他们放下武 力,和舟共济的改造社会?由近来局势的发展,除非上帝给我们好好 的安排。 陈旭麓在这篇文章中希望中国能走和平的道路, 但也表现出了急迫的心情, “只要能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不问其为剿灭或革命,阵痛之后,即可获致安详的 局面,则战争亦有所希望。”不过大体来说,陈旭麓当时的立场,还是自由主义的。 这个样子的陈旭麓走进了新时代,学术冲动依然强烈,虽然新时代对他过去的学术 训练已有制约,但作为一个刚在学术上显示了才华的青年,他的学术道路刚刚开始, 他努力想确认自己。读《陈旭麓文集》,一个强烈的印象是五六十年代,当多数前 辈学者沉默的时候, 陈旭麓的写作热情却很高,从1949年10月起至1965年8月,陈 旭麓共在当时的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了59篇论文(含几种小册子),70年代初,他 还有两本书出版。陈旭麓“文革”中的曲折,虽有一定偶然性,但与他没有停止写 作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由于早年的学术训练,陈旭 麓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获得了公认的成就,但他晚年的心情并不顺畅。从他给学 生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你关心我的职称一事,我已味同嚼蜡。亦视之 如鸡肋,早已不愿问闻。但最近听说系里和校部将连同申请招收博士研究生上报, 事情到底怎样,我一任其自然,决不向任何人乞求,亦不欲为此事与他们再说一句 话。 古往今来这种排斥的事情太多了,也实在太下作了”(《浮想偶存》547页, 华东师大出版社)。“一月间在西安评审带博士的会,因有人作梗,我未获通过。 现有几个与会人打抱不平,刘大年也在说话,将于五月国务院评审委员会上提出重 评。结果如何,不可知。我以泰然视之”(同上555页)。以后的事,我不很知道, 但由此可以想见陈旭麓晚年的心境。关于陈旭麓的学术道路,以后人们可能还会发 生兴趣,他也是那种本来可以在学术上大有成就的人,但因了时代的关系,他的收 获与他的才华也是不成比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