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莫言（4）

    六神无主的恋乳

    莫言的小说缺乏彼岸意识。在诉说就是一切的观念支配下，《檀香刑》与余华
斗狠，明显少了那种达观的幽默；与《白痴》较量真实，显然又匮乏陀斯妥也夫斯
基那种先天性的悲悯；与《心灵史》打拼激情，明摆着又没有张承志那种偏执的决
绝。但是，贪吃的莫言特别会吃，在吃出色情与暴力的同时，竭力吃出一个民族的
历史。当我看着他津津有味地叼住世纪奶头叼出齿印的时候，蓦然发现，他又逮住
了一个关键部位。

    聚焦险峰耸立的胸部，不仅仅是为了一览女人的无限风光，更重要的是挺出一
种富有魅惑力的恋母文化。中国文化发展到二十世纪，一直是一种母性（女性）文
化，从来就没有断过奶。“五四”导致“文化断裂”的说法，纯粹出自臆想。“文
革”也是如此。在前者是要断裂而不得，在后者则是自以为断裂了却愈发变本加厉。
时至今日，母亲的奶水已显得越来越稀薄清淡。一方面缘于母亲年事已高，另一方
面也缘于孩子开始发育，需要更多营养。其时，果断断奶，吃点别的东西，或许开
发出更大更丰富的胃口。在乡下，我们常看到有的孩子两三岁了还不断奶，甚至五
六岁了，吃几口饭还要扑到母亲怀里吃几口奶。这样的孩子不光营养不良，而且在
精神上也不容易长大，会长期处于婴儿状态。莫言之所以特别迷恋用儿童视角讲故
事，就是因为孩子的眼睛是无邪的。由于缺乏经验的污染，故而看到的事物就相对
地客观。

    因为无邪，所以他的好奇心就浓。好奇心愈浓，他就越发觉得这个世界是可疑
的。夸张的口气，怪诞的人物，给出了复杂背后的单纯。八十年代是一个色厉内荏
的年代。这样的年代，恰恰最需要莫言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血性与烈性。事过境迁
之后，人们渐渐才发现，貌似阳刚的呐喊底下，内含某种缠绵阴柔的调子；那些痞
里痞气、匪里匪气、充满霸气与煞气的草莽英雄，心理上竟是那么幼稚与残缺。他
们的“气”不是自己独立地建立起来的，而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是从“高密东北乡”
这块“热土”中浸润出来的，是我们这个“食草家庭”祖祖辈辈从“我老老爷爷”、
“我老姑奶奶”那里（见《红蝗》）一直沿袭到“我爷爷”“我奶奶”一脉相承下
来的。因此，不论这些人干出了多么惊天动地的事，人们对他们的敬佩总是停留在
外部形象动作的剽悍和行为的中规中矩（合乎“义”这一简单的游戏规则）上。他
们虽然体现了某种原始生命的充盈和爆发，但在今天，要模仿这些顶天立地的人物
来处世行事，就势必沦入天真、愚蠢以及异想天开的层面。《红高梁》中的人物个
个都像没娘的孩子，在胡闹一通之后，都最终想起了自己的亲娘——高密东北乡的
父老乡亲和民气，并坦然为之献身。这种由观念混合着想象力刻意为“阳刚之气”
所进行的鼓涨，也最终暴露了莫言写作中的某种恐慌。恐慌迫使莫言，在六神无主
的九十年代，抓住了《丰乳肥臀》。在这部挺美和看下去也美的长篇小说中，人们
终于打探到了文化中国的国情真相：阴盛阳衰、恋母、心理残疾。

    和《红高粱》一样，《丰乳肥臀》也描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的故事。小说重构了
1900年至毛泽东后期的历史。莫言所描写的上官鲁氏，以其丰乳肥臀的女性形象，
遮蔽了高密东北乡的所有男性。令人称奇的是，一直被国人视为历史驱动力量的男
人，在小说中几乎如数遭到了作者的嘲笑与挖苦。与《红高粱》中的我奶奶一样，
母亲也被迫反叛了传统强加于女性的" 妇道" 。她嫁到上官家三年，仍没有生育孩
子。尽管没孩子的原因应归咎于父亲，可她却一直被丈夫与婆婆羞辱打骂。在中国
的传统社会中，女人最基本的职能就是为丈夫生孩子，尤其要生儿子以传宗接代。
因而，母亲只有通过和别的男人睡觉来" 借种" 。她先后与五个男人发生关系，并
生下六个女儿，被四个士兵强奸而生下了第七个女儿。就因为一直未生儿子，所以
她在丈夫家遭受的侮辱与打骂一直没有停止。第八胎时，她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先
是一个女儿，后是一个儿子。孩子的生父是一个在高密乡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瑞典传
教士。无论从哪方面说，这个家庭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杂种家庭。而家里唯一的香
火继承人，可谓是杂种中的杂种--一个洋杂种。

    这个杂种，故事的叙述人，母亲的独子，乳房是贯穿其整整一生最基本的东西。
从婴儿时期开始，他就表现出独占母亲乳房的强烈愿望，后来对乳房的渴求与迷恋，
竟成了统领他一生的顽念。乳汁是唯一适合他的食物，甚至到了上学的年龄他也依
然未断奶。更甚的是，他不仅渴念母亲的乳房，而且对他的姐姐们以及其他妇女的
乳房也渴念。七岁时，他妈决定给他断奶。他立即又转向了他大姐的乳房，尽管她
并不在哺乳期，乳房没有乳汁。这个插曲表明，乳房已成了上官金童的本命。只要
不择手段地触摸到乳房，就是对个人本命活动的最好验证。评论家张清华说，这个
中西两种血缘和文化共同孕育出的“杂种”，实际上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化
身。来自西方的“非法”的文化之父，在赋予了他非凡的气质（外貌长相上的混血
特征）、基督的精神遗传（父亲马洛亚是个典型的瑞典籍的牧师）的同时，也注定
了他的按照中国的文化伦理来讲的“身份的可疑”。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
困境，正是源于这种二元分裂的出身：是西方现代的文化与思想资源造就了他们，
但他们又是寄生在自己的土地上，对本土的民族文化有一种近乎畸型的依恋和弱势
心理支配下的自尊。他们还要启蒙和拯救自己的人民，但却遭受着普遍的误解。这
样的处境和身份，犹如鲁迅笔下的“狂人”所隐喻的那样，他本身就已经将自己置
于精神深渊，因而也必然表现出软弱和病态的一面——他们没有像俄罗斯知识分子
那样的下地狱的决心，但却有着相似的深渊般的命运。



    女作家残雪认为，所有的题材都是灵魂的故事。追溯小说《丰乳肥臀》的成因，
就会发现，莫言其实在拯救乳房。众人皆知，乳房在中国是没有“历史”的，但是
它又确实是有自己的历史的。前者根源于中国的男权社会高度发达，后者是缘于任
何生命都是有记忆的。乳房的历史是随着个体生命的不断成长而持续展开的。乳房
在拉丁文的词根是"mamm"或"mammo" ，在多数语言当中，这个词都有相同的发音和
意思，即口语化的" 妈妈" 。  而中国象形文字中，女字是一个具有硕大乳房和乳
头的女人图形，这说明在人们的观念中乳房委实与母性密切相关。从一般意义上讲，
把乳房作为女性的象征是准确的和恰当的。因为乳房不仅仅是哺乳器官，同时也是
女性重要的性器官。在莫言的笔下，乳房不仅仅承载两性接触中的性吸引功能，更
重要的是它担负着“统一战线”的历史重任。那些找上门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
后代”，都是从母亲的乳房这里认识世界的。沙月亮，抗日游击队的司令员，后来
成了" 汉奸" ；司马库，国民党军队里的抗日英雄，1949年以后成了共产党的高级
官员；鲁立仁，一个共产党办事员。这些不同的政治力量，均通过她的乳房，消除
了彼此之间类乎天堑般的界限。在丈母娘面前人人平等，说是容易，其实最艰难的
还是作为中介的上官鲁氏。她的艰难在于，一方面她是生命与爱、付出与牺牲、创
造与收藏的象征，另一方面她所持守的宽容和人性，恰恰是反道德与正统的，其个
人的历史充满了在宗法社会看来是无法容忍的乱伦、野合、通奸、杀公婆、被强暴、
甚至与瑞典籍的牧师马洛亚生了一双“杂种”。乳房功能的扩大化，让我们在莫言
的小说里，看到了神圣的乳房、色情的乳房、家内的乳房、政治的乳房、精神的乳
房甚至商业化的乳房。弗洛伊德认为，乳房是人深层感情的源泉，哺乳不但为儿童
生存所需，也是其“整个性生活的开端”，在吃奶的同时婴儿也就产生了恋母情结，
因而母亲在一定程度上是孩子的“第一个引诱者”。在中国现代，恋母和恋乳一直
是个神圣、崇高的意象。文人与诗人们一提起来，就要热泪盈眶的。中国现代一切
男子汉的刚强和血性，都是基于恋母和恋乳这种儿童心理之上的。小说中上官金童
与他人的冲突，均表现为乳房的冲突。对乳房控制权的争夺，一再表明上官金童想
“独占”母爱直到长大成人。他的霸道，说明他根本就不想真正走出母亲的子宫。
在爱的庇护下，他可以无所事事，也可以为所欲为，一切都是那么地心安理得。其
实，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夫妻关系更少地建立于爱情之上，更多地建立于传宗接代
的考虑之上；一个独生子完全有可能一直独占母爱而不必担心父亲的情感受侵夺，
他的恋母情结和心理幼稚病，因之表现出迥异于西方人的中国特色。常言说，有奶
便是娘。在乡间，这句骂人的话，不经意中道出了恋母与恋乳的因果关系。“我摸
了你的奶子，你就是我奶奶，我就是你的孙子了”。对于断奶以前的幼儿，这原本
是很自然的事；而对于美乳专家上官金童，却成了其联系事物的纽带，认知世界的
窗口。“抓住乳房就等于抓住女人”、“抓住女人就等于抓住世界”，在他的手中，
不光是硬道理，而且是能够付诸实施的正大行为。他指出：“乳房是人类世代进化
的结果，对乳房的爱护和关心程度，是衡量一个时期内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女人要为自己的乳房感到自豪，男人要对女人的乳房感到骄傲。乳房舒服了，女人
才会舒服。女人舒服了，男人才会舒服。因此只有把乳房侍候舒服了，人类才会舒
服。一个不关心乳房的社会，是野蛮的社会。乳房是世界的本原，是人类真善美无
私奉献的集中体现”。这种体系化的论述，可谓是上官金童人格和事业、理想和现
实、形上和形下、知和行完满结合的极致。 

    先天性的获得，必然导致先天性的缺乏。在具体的人身上，优势就是短处，长
处即是弱点。刚失去了男人的寡妇汪银枝，瞄准了上官金童的软肋乘虚而入，用自
己的乳房征服了他。鸠占鹊巢之后，便把上官金童撇在一边，自己当起了老板。最
后来了个金蝉脱壳，逼着金童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赶出了大门。此时此刻，金童
如梦方醒。他满怀怨毒，在想象中设计了一个男子汉应当施行的各种报复和羞辱的
办法，但均被汪银枝的打手粉碎。他们拳脚交加，喝令其在地上舔食。他“一边舔
一边掉眼泪”，而且在街上遇到汪的情夫，还必须与之握手，“互致问候，表示感
谢，仿佛占了天大的便宜”；然而，他的内心却不会忘记：“下次碰到他，决不允
许这样温良恭俭让，应该对准他的脸猛揍一拳，打得他眼冒金花，鼻子嘴巴都往外
喷血！”令人痛心的是，这种男人的血性，却只能仅仅停留在幻想里。在高度文明
化了的今天，他唯一“硬气”的一次，不过是同意离婚，什么都不要，“只要自由”。
他所谓的“自由”，实际上是对建立在乳房之上的这个世界的逃避。他只想回到属
于他自己的乳房，即母亲那里去，只有母亲永远不会背叛他。“母亲就是菩萨心，
有妈的孩子是个宝。我现在还是宝，活宝，现世宝。到塔前去，与母亲相伴，捡酒
瓶卖，粗茶淡饭，自食其力”。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要去寻根。

    男人其实是有根的。世俗生活里，人们常把男性的生殖器喻作命根。中国自古
就有祭祖的习俗，而" 祖" 字来源于" 且"-- 男性生殖器的象形文字。在传统文化
里，人们习惯将男孩视作家族延续之根。那么，有根的金童，为什么还要寻根呢？
这不是明摆着骑着驴找驴吗？非也。金童寻找的不是家族之根，而是契合属己心灵
的精神之根。从八、九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候的寻根文学，没有一个不是
在寻求一种自然的根：什么野性啊，酒啊，母亲啊，高原啊，山野啊，奶牛啊，地
瓜啊，高梁啊，水做的女孩啊，植物啊……却从来没有人想到过寻求精神的根、灵
魂的根。刘小枫认为，自我与世界发生冲突之后，导往两条道路，一条是审美之路，
一条是救赎之路，在这两条路上走下去，都不可避免地逼近一个根本的价值问题：
为什么活着。正是这绕不过去的追问，让人知道，是“我”在意识，是“我”在承
担，是“我”在被纯粹化并从受难中复活。一个世纪以来民族的血泪史，凝聚为一
个问题：有上帝（或彼岸的可能世界）吗？九十年代的精神放逐凝聚另一个问题：
如果有上帝，那么他是谁？问题是互证的：只有相信上帝，才会去问他“是谁”；
只有知道了他是谁，才会相信上帝。英国诗人济慈诗云，" 世界是造就灵魂的峡谷
"。一个好的世界，绝对不是一个舒适的安乐窝，而是一个铸造高尚灵魂的场所。我
们无法设想，世上没有苦痛，竟会有同情和悲悯，没有困难，竟会有坚毅和智慧，
没有危险，竟会有谨慎和勇敢，没有不义，竟会有正义感和仁爱心。而倘若世上没
有这些品质或精神，既无丝毫儒家所说的" 仁义礼智信" ，也无半点希腊哲人所说
的" 正义、谨慎、节制、坚毅" ，更无任何基督教所说的" 信、望、爱" ，那还有
什么高尚的灵魂可言？还有什么赋有" 精神" 的人存在于世？

    看来，真正的精神寻根，不能缺少智，不能缺少勇，更不能缺乏反思的心力。
在《丰乳肥臀》里，莫言隐约看见，世事如烟云，在一切血泪和苦难、悲痛和屈辱
后面，肯定有某种永恒的东西。世俗的历史变故，动摇不了超世俗的根基。但他不
知道那是什么？他虽然看到了上官鲁氏基于天主教信仰的崇高伟大的母性，看到了
上官金童绝望中的皈依，耳边响起了“以马内利”（意为“上帝与我们同在”）和
“哈利路亚”（意为“赞美上帝”）的声音，但他终究没有力量去探索“上帝是谁”
的问题。鲁迅在世纪初，就曾说过，“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着一
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信”需要勇；知道“是谁”则需要智。而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基因中，恰巧既缺乏勇，又缺乏智。缺乏智，是因为人们过于执
著于此岸世界的恩恩怨怨，忠孝节义，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立德立功，保身养命，
而对超验的可能世界不敢作全身心的投入；缺乏智，则是因为人们从来不愿意把话
说完整，而满足于浑浑噩噩、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难得糊涂。这使得我们的日常
生活充满了愚蠢的悖论，非但引不起冷静的反省，反而将其视为神圣和玄奥，而顶
礼膜拜，而膝行匍匐。这一切，均源于道家阴柔文化对人性的戕害。在莫言的笔下，
乳房之于上官金童，不再是肉体的存在，而变成了其精神上的寄托与皈依，明显暗
合着道家清心退婴的思想。令人齿寒的是，这种回归丝毫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灵魂上
的憩息，相反却使他倍受凌辱，懦弱得如一只鼠，最后落得个一事无成。残雪的兄
长哲学家邓晓芒曾经坦言：中国人有一种不愿长大的心理，总也不想断乳，总想保
持着稚儿的单纯、幼稚和洁净；殊不知这是最靠不住的。莫言与其他寻根小说家的
区别，也恰恰在于他凭借天性找到了这个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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