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权力的快感
据丽娜·海德里希说,这个谣言可回溯到1926年,莱因哈德的弟弟海因茨在德
累斯顿未被一个大学生击剑联谊会接受——声称他是犹太人。当时海因茨·海德里
希又失望又震惊地从德累斯顿“徒步”走到哈勒,找他父亲布鲁诺谈话。“他从父
亲那里获知,他在他母亲和钳工师傅许斯结婚之后也从经济上支持她,写信寄到‘
海德里希- 许斯夫人’的通信地址。”父亲本人也被他的小提琴老师指控为“犹太
人许斯”,他只觉得好玩。
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对此却笑不出来。他在党卫军里的事业刚刚开始,这一
难堪的问题就折磨着他,直到1932年6 月22日一封“人种出身鉴定”才解决了似乎
清楚的关系。鉴定说,“所附祖先名单证明,海军中尉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系德国
出身,无有色和犹太人血统。”海德里希的祖母埃尔纳斯婷·威廉明妮·海德里希
是第二次婚姻时嫁给古斯塔夫·罗伯特·许斯的,“作为和她的第一位丈夫莱因哈
德·海德里希的一群孩子的母亲常自称许斯- 海德里希。”这下子这个谣言虽然正
式从世界上消失了,但仍有怀疑。当希姆莱听到这一谣传时,据说他曾想开除海德
里希。但是,在和海德里希进行过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之后,希特勒得出结论,
“这是一个很有才干但也很危险的人,必须留下他的才干为运动服务。但只有将他
们牢牢控制在手中,才能让这种人工作,因此他的非雅利安人出身真是太好了,为
了我们留下他没有将他踢出去,他会永远感激我们,会盲目顺从。”希姆莱也证明
了后来确实如此:“在反对犹太人的战斗中,元首确实找不到比海德里希更好的人
选了。他对犹太人绝不手软。”
海德里希和他的保安处暂时似乎没有从希特勒的“上台”获得好处。党卫军在
纳粹的权力结构里还位于第二节。作为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的首领,海德里希住在慕
尼黑的警察署里。他现在是希姆莱的副手,像他的养父一样梦想着将全国的警察合
并入党卫军。直到1934年4 月希姆莱控制了政治警察。这一突破发生在1934年4 月
20日,赫尔曼·戈林将普鲁士盖世太保的领导权交给了海因里希·希姆莱,他反过
来又任命海德里希为它的负责人。这下海德里希从柏林出发将党卫军的影响扩大到
所有的德国警察。任期内第一次大屠杀时海德里希很快就证实了他是多么冷酷无情
和肆无忌惮。
要清洗掉的恰恰是他的第一个儿子的教父、冲锋队首脑恩斯特·罗姆。海德里
希和罗姆关系密切,但当牵涉到党卫军的权力要求时,这就无关紧要了。在所谓的
“罗姆政变”中——这是这场屠杀行动所披的外衣,海德里希、希姆莱和戈林一起
参与了制订清洗名单。海德里希办理了官僚的部分。对于他来说,1934年6 月30日
的这场大屠杀和他、和“他的”保安处、和自1936年在全国范围按党卫军原则重新
组建的警察、特别是和“他的”盖世太保有关的其他许多恐怖活动一样只是“一种
措施”。
早在戈林和他的第一位局长鲁道夫·迪尔斯的统治下盖世太保就打破了有效的
法律条文,但直到海德里希才将这一机构变成一个“世界观的冲锋队”,变成了一
个恐怖机构,对许多受害者来说它是“第三帝国”的代名词,和其他独裁的政治警
察有着本质区别。海德里希的盖世太保自认为是“民族主义警察”,将他们的对手
当成“民族祸害”, 要从“生物学上”反对他们,根除他们。这支警察应该像一名
医生一样保护“民族的身体”不患上“细菌”引起的疾病。拉尔夫·乔丹诺一共和
海德里希的盖世太保打过6 次交道,留下了噩梦般的记忆,它们至今有时候夜里还
让他从睡梦中惊醒。他说:“盖世太保无所不在。它是希特勒德国、纳粹德国、恐
惧,是在我的生存意识里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力死亡的密码。”
盖世太保传说是一种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章鱼似的密探系统,它赤裸裸的存
在是要让每个人明白:反抗是无用的。而海德里希的盖世太保是个人员配备很差的
机构。比如1937年,拥有50万人口的杜塞尔多夫只有126 名盖世太保官员在活动,
在拥有65万人口的埃森只有43名,在门兴格拉德巴赫只有14人。大多数城市里只有
一名盖世太保,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尽管如此,盖世太保似乎什么都能看到,什么
都能听到,它真正成了神话。1941年海德里希满意地承认,“秘密国家警察和保安
处被政治侦探小说的低声嘀咕和耳语的秘密所笼罩着。人们怀着一种敬畏和害怕的
复杂感情,但国内由于它的存在有了一定的安全感,国外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喜欢说
从事该项工作的人冷酷、近似虐待狂似的不人道和丧尽天良。”海德里希说,“在
国内,人们‘尽量不跟我们打交道’,这是可以理解的。”
只有告密者才充满信任地找到盖世太保。只是告密者真是太多了。没有这支诽
谤者大军,“民族主义警察”将是瞎子和聋子。它们的“案子”有85% 是有告密者
的。用一句话就给不喜欢的邻居、工作岗位的竞争者或自己想伤害的其他人制造大
批麻烦,让他们成为一个专制机器的无可奈何的受害者,让他们失去工作和未来,
这在德国历史上从没有像在纳粹德国这样容易过。
海德里希组建他的间谍国家的法律依据之一是1934年12月20日的所谓《阴险法
》。该法律规定,可以惩罚“公开发表对纳粹党领导人的仇恨或造成卑鄙想法的言
论”的人,“它们会损害对政治领导人的信任”。这就为诽谤彻底打开了大门。一
股卑鄙的浪潮涌过全国。这一洪灾的痕迹以国家和州档案馆里的数千档案的形式幸
存了下来。
1940年2 月5 日威斯巴登盖世太保分局的一份侦查档案就是一个案例:“武尔
夫同事1940年1 月31日对我们讲过:‘昨天元首讲话时我关掉了收音机,我无法听
他嘶喊和大骂,而且我也没有兴趣听。战争的责任在于希特勒,无论我们能不能打
赢这场战争,我们都是一个可怜的民族。’这是事实。”有三名“同事”同时向盖
世太保说这位汽车钳工的坏话。“武尔夫同事”被判处了4 个月监禁。放在3 年后
他肯定会被弗赖斯勒的人民法庭判处死刑。
——转自泉石小说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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