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笑垂死者的祈祷
受害者们一丝不挂地走进毒气室。房屋涂得洁白。屋顶上似乎挂有淋喷头,它
们连在一根水管上。没有什么异常的,一切都很正常。但后面挤进这个所谓淋浴室
的人越来越多,看守将一群又一群的人推进来。拥挤中传出最早的喊叫,这下站在
外面的人也明白了。但已经没有出路了。现在轮到“受过培训的消毒人员们”开始
工作了——霍斯这么称呼党卫队的卫生人员。他们是刽子手。他们匆匆地从红十字
卡车里取出装着有毒蓝绿色晶体的铁盒。然后从了望孔里将齐克隆B 倒进房间里。
凶手们能透过一扇小窗观看他们的受害者与死神搏斗。
“听啊,以色列!”犹太人的信仰经常是外面的少数目击者听到的临终话语。
党卫军成员们嘲笑垂死者的祈祷,叫道:“扔进去,扔进去!”如果20分钟之后又
恢复了安静的话,一位党卫军医生就宣布;“结束了。”人们死了,卫生人员和医
生们的工作干完了。杀人凶手们坐在他们挂有红十字的车子里离开他们的作案现场。
然后所谓的特遣队——屠杀结束后被迫清理死亡室的犹太犯人——开始工作。“有
时我们走进毒气室时还听到呻吟声,尤其是当我们开始拽着尸体的双手将尸体拖出
去时。有一回我们发现了一名活着的婴儿,被包在一只枕头里。婴儿的头也埋在枕
头里。我们拿开枕头后,婴儿睁开了眼睛。他还活着。我们将婴儿连枕头交给党卫
军大队长莫尔,报告说孩子活着。莫尔将他放到地上,踩住他的脖子,将他抛进了
火里。我亲眼看到他如何踩那孩子的——他的小胳膊还在动。”特遣队的希洛莫·
德拉贡回忆道——这是一个让人不知所措的场面。那是骷髅头部队成员,他们晚上
回家心安理得地休息。他们中有些人有妻子有孩子。
这方面党卫军领导人也想好了。有意让党卫军成员的家庭生活在集中营营区内
或集中营附近。想通过保证凶手们在犯罪现场过一种表面寻常的家庭生活,赋予这
种职业“行为”正常的假象。因此,生活在集中营里的妻子们的主要义务包括“维
持社会生活”。“工作”之后党卫军成员家庭要相互拜访,一起吃饭、外出或从事
别的业余活动。古德龙·施瓦茨在其有关集中营里的妇女的研究论文中强调:“稳
定的家庭式框架是党卫军成员能意识到他们的个人自我的地方,社会义务对他们的
束缚是要确保党卫军成员的心理平衡和他们在灭绝机器里的晋升。”
特别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领导层引诱执行者们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在法律和秩
序的框架内进行的。工作时间既不允许喝酒也不允许吸烟。也同样极其严格地重视
遵守打烊时间。霍斯要求他的人员,始终做到外表无可指摘:“我提醒注意,党卫
军和警察的所有男性,尤其是在家乡的男人,刮胡子属于工作仪容。任何上司不可
以容忍不修边幅的外表。”
有意对党卫军成员严厉,这似乎也维持了一切正常运行的假象:“党卫军国家
领袖因为超过了领袖规定的车辆速度限制而给予一位党卫成员处以4 星期的禁闭处
罚。另外党卫军国家领袖命令对负责此行的党卫军领导处以三天的室内禁闭,因为
他未能阻止司机。”霍斯记载道。就连刚配备不久的自行车也会成为警告的理由:
“每位拥有一辆自己的自行车的党卫军成员,必须自己负责让自行车的配置符合规
定(车铃,前轮刹车,后面的红灯等);违者当事人将会受到严厉处罚。”迂腐地
强调小事也属于屠杀生活的现实。
指挥官霍斯本人在战争后自怜起来:“在奥斯维辛,从开始集体灭绝起我就不
快活。”他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当他的罪行使他真的很痛苦时,他就骑上马,
“将这些恐怖的画面发泄掉。”当他的灭绝集中营的屠杀机器全速运转时,霍斯将
日常工作交给他的副手,逃去计划扩建工程了。自己不接近恐怖,一些党卫军领导
以这种方式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轻松一些,这也属于奥斯维辛的方法:“很多党卫军
领导一般来说没有碰过犯人。比如霍斯,他看透了他们。他认为他们不是人。”
奥斯维辛幸存者赫尔曼·朗格拜因说道。
一些人让别人从事恐怖行为:“有些人从未打过谁,但他们提升小人物,如果
他们殴打得好的话。如果小人物们做了期待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就批给他们额外的
休假。这是邪恶的机制。”朗格拜因接着说道。
无数凶犯寻找借口,简单地将屠杀当作工作,不会改变性格。一位来自泰萨洛
尼克的犹太人莫利斯·委内齐亚回忆说:“有这么一位党卫军成员,他是众人中最
好的。他从没打过我们。有时他还给我们一支香烟,有时我们给他一支。我们交谈,
我们一起笑……他确实是我们在那里认识的最好的党卫军成员。一个真正的高尚的
家伙。可是当他们送来病人时,这经常是200 名或300 名,要将他们枪杀——那么
对于他来说,走进地下室,拉开枪栓打死他们就是一种享受。”许多为高级党卫军
刽子手服务过、以这种方法更了解这个领域的犯人们,都有类似的体验——他们将
他们的性格随衣服一起换掉了:“当我帮施瓦茨胡贝尔脱去他的靴子和上衣,拿去
擦拭时,他穿着内衣站在那里,那时他看上去什么也不像。假如他们不穿制服,他
们全都什么也不是。而当我为他穿上上衣穿上靴子戴上帽子时,他一下子就像个魔
鬼了。”犯人赫尔穆特·齐普利泽形容一位党卫军冲锋队小队长道。
年轻的达姆斯达特人汉斯·施塔克的自我价值观念也随着穿上骷髅头制服发生
了飞跃。在霍斯的领导下他在奥斯维辛青云直上,先是作为管区负责人,1941年在
“政治处”担任领导。他上升为集中营里最年轻的小分队队长。他的办公桌上方挂
有一块牌子:“同情就是软弱。”后来长年担任奥斯维辛纪念馆馆长的奥斯维辛幸
存者卡什米尔·施莫伦回忆说,汉斯·施塔克所做的超出了他必须做的:“仅仅由
于他属于政治处,他做的就比一名普通的党卫军成员要多——处决、用毒气屠杀、
站台工作,这些繁重的工作都发生在那里。但他没有必要殴打犯人。可他打他们了。”
施塔克真的是一名犹太仇恨者,施莫伦说:“如果进来的人中有一位叫Stark 名字
里没有ck的犹太人,他就会劈头盖脸地殴打他。”
——转自泉石小说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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