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危机与法西斯化 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一次大战末尾的1918年7 月至9 月,日本爆发席卷全国的 “以暴挫富”的米骚动,从内部震撼了日本帝国。1919年3 月朝鲜爆发“三一”运 动,5 月中国掀起“五四” 运动,从外部冲击了日本帝国。 1919年8 月,日本出现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这时,日本的法西斯思想家 北一辉正寓居上海,他目睹中国人民4 (有如卷云怒涛”的爱国反帝斗争,耳闻日 本内部的骚乱,关起门来起草了法西斯纲领《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后改题为《 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他在“绪言”中写道:“现今的大日本帝国内忧外患并至, 面临有史未遇的国难”。在国内,“国民大多数被生活不安所困扰”。在国外,日 本受到英美俄以及中国的“排侮”,“东海粟岛,孑然孤立”。他认为日本陷入了 “一步失误,就将使宗祖所建之国覆亡”的危机,必须“确立如何改造大日本帝国 的根本原则”。 的确,日本帝国陷入全面危机,它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和对外关系各方面, 而且持续存在,不断加深。全面危机集中表现为体制危机,明治维新后形成的明治 体制已经发生明显破绽。 明治体制以资本主义与寄生地主制的并存、结合为经济特征,在政治方面是以 专制高压和军国主义为特征的近代天皇制。 扶植政商。财阀等大资产阶级,依靠寄生地主,是明治体制的阶级支柱。这个 体制对于推动资本主义现代化曾经起过一定的历史积极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内 外矛盾的发展,其消极面越来越显现出来。因体制破绽而导致危机的最主要表现是 在经济方面。 明治体制造成了日本产业结构的不平衡性和经济的脆弱性。资金投放以流通部 门为主,工业部门相对不够发达。在工业领域,轻纺工业虽实现了工业化,但重工 业却长期不健全,使日本在技术上严重依赖欧美先进国,许多机器设备和贵重器材 依赖进口。即使纺织机械,在30年代前也不能完全自给。在农业方面,则受半封建 关系束缚,显著落后于工业的增长,从而制约了整个经济的健全发展。 产业的不平衡、不健全,以及落后的农业,加重了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导致 外贸结构的两重性。长期以来,在欧美先进国市场上,日本主要输出半成品生丝和 杂品,输入机器设备、金属材料和石油等原燃料,扮演后进国、从属国的角色。在 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场上,日本主要输出轻纺制品等工业产品,输入棉花等原料和粮 食,扮演先进国的角色。而日本从这里进口的粮食和相当部分原料用于国内需要, 尚不能出口足够的工业品去换取这些粮食和原料。在这种贸易结构之下,甲午战争 以后,除了一次大战前的个别年份和大战期间的几年,日本的外贸长期处于入超状 态。1896—1914年入超累计达11.5 亿余日元,加上贸易外亏欠,国际收支赤字达 15.7 亿余日元。1920—1928年,外贸入超共达40亿日元。 产业结构、外贸结构的不健全,导致日本财政金融力量薄弱,长期依赖欧美外 债来应付国际收支赤字、财政急需和投资需要。1913年外债共达19.6 亿余日元, 而当年国民收入仅40亿日元,可见外债数额之巨大。日本依靠一次大战期间的国际 收支盈余还清以前的大部分外债,20年代又不得不新借外债。1930年共欠外债23. 5亿余日元。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日本是“金融不独立”的“次 要国家”。 一次大战后,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和外部不利因素的增强,日本经济 的脆弱性显得突出起来。经济增长缓慢,1921—1929年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3%,而法德美英分别为9 .4%、7 .1%、4 .3%和1 .7%. 日本的工业增长率仅 高于老大腐朽的英国,这是明治以来第一次出现的现象。1927年日本爆发欧美国家 所没有的金融危机。更为严重的是国际收支状况急剧恶化。1920—1928年外贸入超 40亿日元,以外汇储备、贸易外收支、借入外债共33亿日元相抵,尚缺?亿日元。 1929年3 月,外汇储备仅剩9100万日元,而日俄战争时的一笔英镑外债(相当 3.2亿日元)将需偿还。 日本的国际收支濒临危机,整个经济的运行受到威胁。 这是日本经济脆弱性最突出的表现。国际收支状况牵动着整个日本经济,也是长期 困扰日本的老大难问题。 日本经济的困难、动荡,加剧了中下层的窘迫处境,社会不安更为严重,同时 也削弱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全面危机日趋深刻。1924年后,宪政会一民政党和政友 会两大政党轮流组阁,它们都无力解决日本的经济难题。法西斯势力以“革新”, “改革”自我标榜,在伺机而动。军部积极准备重分世界的总体战,日益走向法西 斯化。 为了对付国际收支危机,1929年7 月成立的民政党滨口雄幸内阁被迫实行紧缩 财政,并决定恢复金本位制,企图以此促进:企业合理化,增强企业的对外竞争力, 提高日元地位。但是,紧缩财政引起国内市场萎缩,恢复金本位使日元升值。日元 对美元的比价,从100 日元兑换45美元左右,上涨为100 比49.84,随之提高了日 本出口商品的价格,削弱了对外竞争力。尽管此时从美国开始已经发生了世界经济 大危机,内阁仍然推行既定政策措施。这在当时就遭到人们的批评:“好比向着暴 风雨打开窗户”。1930年春,世界经济大危机波及日本,更是雪上加霜,日本经济 遭到双重打击,坠落深渊。 在这次大危机(昭和恐慌)中,日本的工业生产 下降程度与美、德等国相比要小得多。这是因为日本在20年代没有出现美,德那样 的经济繁荣,它又很快借助发动侵略战争等手段阻止了危机的发展。但是,如果以 1930年和1931年的批发物价与1928年的相比,日本下跌19.9%和32.3%,美国为10 .6%和11% ,德国为14.1%和19.1%,法国为24.1%和20.8%,英国为26.9%和30 .8%. 日本的物价下跌明显超过其他国家。由于日本国际收支的巨额逆差,黄金大 量外流。1929年到1931年年底,黄金储备从134300万日元减少到55400 万日元,已 降到绝对贫困线,低于货币发行保证金的数额。可见昭和恐慌来势之凶猛,对日本 打击之沉重。 经济大危机年代,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农民破产,卖儿鬻女,整个社会结构 发生动摇、瓦解。在日本,注重群体,归属群体是人们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是日本社会的传统特点。 以家族主义为基础的群体观念,在农村和中小工商企业长期延续,根深蒂固。 1910年前后,这种传统观念进一步同现代大企业相结合,钟渊纺织会社带头推出家 族主义、温情主义的经营方针。国营铁道提出“国铁一家”的口号。一些大企业开 始实行终身雇佣制。政府当局也在城乡大力推行阶级合作,劳资协调。 可是,经济大危机猛烈地震撼了原来的群体结合,劳资纠纷激增。连一向因推 行“家族主义”而以“无(劳资)争议”自夸的钟渊纺织会社,也发生了一万工人 反对降低工资40% 的大罢工。模拟家族式的农村共同体出现严重裂痕,租佃纠纷增 多。 传统社会结构的动摇,破裂,不论对统治上层还是对中下层,都使他们怀有极 大的失落感和恐惧感。当年,收艺春秋》杂志曾作过一次民意调查,向职员、学生、 工人,职业妇女等询问“对现代世态有何看法?”人们的回答普遍极度悲观。有的 认为,“现代世态混沌莫测,社会是一座名符其实的焦热地狱”。 有的认为,“这是一个生活上、思想上都失去了根基的不安时代”。 一次大战后日本与美英争夺远东的矛盾,在经济大危机中进一步尖锐起来。双 方的争夺甚至扩大到日本的势力范围——中国东北。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国花旗 银行在中国东北设有分行和27个支行;美孚石油公司的代销处扩大到350 个。 美 英资本还与日本展开了争夺中国东北港口,铁路控制权的斗争。 总之,经济大危机使日本的全面危机进一步深化。政党内阁束手无策,政党政 治声名狼藉。法西斯势力日益活跃起来,要求“昭和维新”的叫嚷甚嚣尘上。1931 年9 月,军部带头挑起九.一八事变,把日本拖上了战争和法西斯化的道路。 侵华战争除了摆脱经济危机的近期目标外,其长期计划是侵占中国东北后进一 步征服全中国,形成自给自足的日元经济圈,摆脱日本在外贸、金融方面对美英的 依 ,增强日本综合国力,准备同美英进行决战,争霸亚洲和世界。 先外后内,借助对外战争促进国家法西斯化,逐步建立法西斯体制,又以此为 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作准备,是日本法西斯化的重要特点。经济大危机和随即发生 的侵略战争,一起成为促进建立法西斯体制的有力动因。 九·一八事变后,军部凭借战争扩大了政治发言权,并利用1932年的“五.一 五”事件,扼杀政党政治。政党内阁被“举国一致”内阁所取代,成为政治体制趋 向法西斯化的第一步。同时,强化高压统治,进一步压制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 利用传统的集团观念,重建、加强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是稳定社会秩序,建立 自上而下极权统治的途径之一。从1932年起,首先开展农村经济更生运动,改组和 巩固农村的统治秩序,其重点之一是恢复、强化农村共同体。这为建立农村的法西 斯统治奠定了基础。 在发动对外战争和推行国内法西斯化的同时,统治集团在有的问题上并不完全 一致。取代政党政治的还不是军部支配下的法西斯统治,而是中间性的“举国一致” 内阁。在财政经济方面,依靠“军事与经济兼顾”的高桥财政,较快地摆脱了大危 机。 不过,高桥财政有其消极效应,并以失败而告终,这成为加快建立法西斯体制 的另一重要动因。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