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僚与内阁调查局 官僚与军部是近代天皇制的两大支柱。九·一八事变后,天皇制官僚机构日趋 法西斯化。首先是形成一批法西斯新官僚,他们充当法西斯军部最亲密的合伙者与 最得力的帮手。 新官僚形成的起点,是1932年1 月17日在东京成立的国维会。其前身是1927年 成立、传授“东洋圣贤之教”的金鸡学院(因设在酒井中正的金鸡园中而得名)。 研究东洋思想的安冈正笃是金鸡学院的学监,是国维会的主要发起人和实际领导者。 国维会的成立得到近卫、后藤文夫、酒井中正、荒木贞夫等政军财界人士的支 持。参加成立大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数十名同志”,并在横滨、大阪、兵 库等地和朝鲜设立地方分会。 国维会的主要成员是官僚,又以内务官僚居多。 国维会这一名称取自管子《牧民》篇的“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四维”即 礼、义、廉、耻。安冈正笃解释说:“所谓礼,即国家形成,活动所必不可缺的组 织秩序。今日劳资相争,租佃纠纷激化,恐怖主义横行,宰相鲜血流淌,此即无礼。” 义、廉、耻都是为了恢复、维护礼——国家的组织秩序。国维会的纲领是依据日本 精神,“广集人材,更张国维”,“大兴国家政教”、“匡正轻佻诡激思想”。 国维会基本上是一个修养、教化团体,也曾“研究过内外政策的全面革新计划”。 它的成立完全是冲着社会动荡加剧、政党政治腐败无能而来的,因而吸引了许多官 僚及各界人士。 1932年五·一五事件后,政党内阁让位于斋藤举国一致内阁,好几名国维会成 员成为阁僚或出任其他要职。后藤文夫(国维会理事)任农林大臣,中岛久万吉任 商工大臣,松本学(理事) 任内务省警保局长,藤沼庄平任警视总监,桥本清之助< 干事)任农林大臣秘 书官,广田弘毅(理事)于1933年9 月任外务大臣,还有香坂昌康(理事)和汤泽 三千男(理事)分别任东京府、广岛县知事。国维会顿时引起新闻界和社会上的注 意,成为议论的热点。报纸称后藤文夫等人为新官僚。 新官僚的兴起是对于政党政治的反动。在政党政治之下,官僚处处受制于政、 民两党,权力遭到削弱,利益遭到损害。对于政党政治的不信任、反感以至对立, 是官僚中的普遍倾向。国维会“广集人材”就是准备有朝一日以官僚政治取代政党 政治。 随着政党政治的结束,后藤文夫从内务省警保局长,台湾总督府总务长官一跃 而为农林大臣,开始了新官僚在政治第一线崭露头角的新时期。 新官僚的兴起适应军部推行内外政策的需要。九.一八事变后,军部强烈希望 政局不为政党倾轧所左右,依靠官僚收拾国内局势,以便安定后方,稳定军心。其 当务之急是救济农村、安定农村,因为士兵绝大多数来自农村。以后藤文夫为首的 农林省新官僚同荒木贞夫陆相及其他军官就此进行了多次商谈。新官僚与军部相互 呼应,要求政府加强救济农村。从此开始了新官僚与军部的密切合作。新官僚获得 军部的支持,其地位与权势日见显要。 1934年7 月,冈田启介组织新内阁,后藤文夫和另一国维会会员河田烈(前拓 务省次官)任组阁参谋,掌握组阁的实权。在新内阁中,后藤改任内务大臣,河田 与吉田茂(国维会理事,内务官僚,与外务官僚、战后任首相的吉田茂同名)先后 任内阁书记官长,国维会会员藤井真信任大藏大臣(同年11月因病辞职,高桥是清 再任藏相),广田弘毅仍为外务大臣。国维会会员掌握了内阁中除陆海军大臣以外 的最重要的职位,新官僚进入权力中枢。这一来,国维会显得过于触目,有操纵政 局之嫌,遂于11月解散。 1935年5 月,冈田内阁在设立内阁审议会的同时,设立内阁调查局。其官制规 定,“内阁调查局属内阁总理大臣管理,执掌以下事务;一、重要政策的调查,二、 按内阁总理大臣之命,对重要政策的审查,三、内阁审议会的事务。”内阁调查局 主要是调查、起草、审查重要国策的机构。吉田茂被任命为内阁调查局长官,松井 春生(国维会成员,内阁资源局部长)任首席调查官,另有内务、大藏、农林、商 工、递信、文部各省和内阁资源局,内阁统计局的12名新官僚以及陆海军省各一名 军官共14人任调查官。此外,还从各省官厅官僚和有学识经验者中任命参与30人 (其中官僚约一半)、专门委员60多人。参与和专门委员中有相当一批财界人士。 内阁调查局成为新官僚的大本营,也是新官僚与各界建立广泛联系的桥梁,它的成 立标志着新官僚的形成。 新官僚既是天皇制国家走向战争和法西斯化的产物,也是天皇制机构法西斯化 的突出表现。新官僚是一批法西斯官僚或带有浓厚法西斯色彩的官僚。随着近代天 皇制越来越演变为法西斯极权体制,一般天皇制官僚也不免具有某种法西斯色彩或 倾向。那么,新官僚与一般官僚有何区别呢?部分新官僚处于某种组织、机构之内, 但并不存在包括全体新官僚的有形组织。 新官僚是一批具有大体相同特征而又界限不太确定的群体,某个官僚是否属于 这一群体,人们的判断不完全一致。不过,他们的主要特征,重要代表人物是显而 易见的。 力主按照日本主义推行“革新”,是新官撩的特征之一。自从明治改革确立明 治体制以来,天皇制官僚从推进改革,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的力量变为维护既存体 制的保守力量,尽力维持观状成为他们的使命。与旧官僚不同,新官僚大都是不足 50岁甚至更年轻的一代,他们登上仕途,国家已在走下坡路,他们多少意识到旧体 制的问题与弊病。国维会11名理事中有4 人曾供职于专门对付阶级矛盾激化的社会 局,协调会。因此,他们不再拘泥于旧体制,主张进行某些“改革”。国维会和内 阁调查局都讨论过各方面的改革设想。调查局在1935年共进行了关于行政、财政、 金融、产业、商工、交通、农村、人口、社会政策和满洲问题的11项调查研究。有 些新官僚还著书立说,宣传“改革”主张。松井春生1934年出版鼓吹经济统制的《 经济参谋本部论》,引起很大反响。 不过,新官僚与旧官僚一样,毕竟都是天皇制官僚,以忠于天皇制国家为天职。 他们尊奉日本主义,其本质就是忠君爱国主义。所谓日本主义的“改革”,自然以 维护天皇制国家为目的.如何同军部携手合作,使国内局势适应对外战争,是他们 “改革” 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内阁调查局刚成立,军务局长永田就通过陆军省派往内 阁调查局的铃木贞一提出要求:“要考虑一下有关军队现代化的国策上的问题”, 也即要求研究、树立适应现代总体战的国策。调查局的前述种种调查研究,实际上 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进行的。调查局也接触到重大实际问题,如对农村土地制度、租 佃关系作过相当认真的调查,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是从安定后方、适应总体战出发 的。因此,新官僚的“改革”在本质上是保守的、反动的。 新官僚的另一特征,是超越官厅界限,实行横向联合,致力于综合国策的研究 与制订。战前,日本内阁各省之间各自为政,总理大臣对冬省没有统辖权力,内阁 会议只起一定协调作用。 新官僚的横向联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局面,特别是内阁调查局把各官厅 的新官僚、民间专家和财界人士集合在一起,共同研究制定重要国策,这是日本内 阁建立50年来的第一次。内阁调查局采取分工调查、集体讨论审查的制度。调查研 究是在调查官分别参与之下,主要由专门委员分工进行。其成果交调查官全体会议 讨论审查,力求排除各官厅的门户之见,共同协商调整,制定综合性的政策方案。 他们如此提出的意见或拟定的草案,往往能左右内阁的重大决策。如1936年广田内 阁“庶政一新”的七大国策,1938年实施的电力统制方案,都出于内阁调查局之手, 也是其两大主要成果。松井春生后来回忆说:调查局是“实质上的内阁”。 同时,昭和研究会(1933年成立)和国策研究会(1934年成立,称国策研究同 志会,1937年改组为国策研究会,一般通用后一名称)中,也有一批新官僚包括内 阁调查局调查官和一批军官。前者是近卫文唐的智囊团,后者亲近陆军,两者经常 向军部和内阁提出重大综合国策建议。 新官僚的全部重要性,就在于他们兼有上述“革新性”与“综合性”,因而在 国家法西斯化中,与军部积极配合,发挥了特有的作用。他们除了已经推动实施的 某些“革新”外,主要是通过广泛调查研究,为制定全面统制的综合国策,为进行 适应总体战的体制变革,作重要准备。新官僚的形成和内阁调查局的设立,加强了 官僚中的法西斯革新氛围和官僚队伍的法西斯化,为后来以企划院为中心的革新官 僚的登场创造了条件。革新官僚继承和发展了新官僚的上述特性,是具体策划与建 立法西斯体制的主要力量(详见下一章)。 军部在1936年建立法西斯统治前后,同财阀逐步结成紧密联盟,又有新官僚以 及革新官僚作为得力帮手,这样在日本建立法西斯体制的前提条件业已具备。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