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主义方案 国体论是对外来一国一党论的抵制,协同主义则是对外来极权主义的修正。自 从提出建立自上而下、综合统制的国防国家体制之后,一时间宣扬极权主义亦成为 时尚。但是,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极权主义统治的专横与凶残已暴露无遗。 于是,协同主义力图对极权主义加以某些修正。 协同主义主要由昭和研究会提出。近卫的同学后藤隆之助于1933年发起成立昭 和研究会。1938年它共有专题研究会18个。参加者有从右到“左”的各色人物,包 括自由主义者和左翼转向者,主要成员是各方面专家和各官厅新官僚、骨干官吏。 昭和研究会是近卫的智囊,它的研究成果也提交有关部门、人士或公开发表,以 “广造舆论,并使昭和研究会大有名气”。 后藤隆之助的帮手、研究会事务局成员酒井三郎,把昭和研究会的基本立场表 述如下:“最重视如何看待现实事态,如何全力以赴地引导现实事态,最重视这种 具体的结论、觉悟和态度。 政治失去判断力、缺乏思想性,是因为知识阶级没有参与政治。 因此,昭和研究会希望通过参与政治,使战争旋涡中的政治起自觉作用,以研 究得出的理论成果和政策造就现实的改革和改革运动。”也就是说,对于当时的严 峻现实,他们不采取革命者那种“抵抗战时潮流”的立场,而是积极对现实政治施 加影响,进行引导,使之沿着他们认为的合理方向(即所谓“政治起自觉作用”) 发展。 当然,并非昭和研究会的所有成员都采取这种立场。不过其中一部分人,包括 一些主要成员,认为上述立场是当时唯一可取的选择。自由主义者、哲学家三木清 就是他们的代表。三木清在1938年6 月号《中央公论》上发表《致知识分子》一文, 认为日本面临的现实,不论对任何人都绝非无关。“我们不管如何超然,如何袖手 旁观,谁都会落到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同一命运中去的境地。“如果谁都面临难逃的 命运,那么积极行动起来,能动地参与现实问题的解决,是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 任。”他希望知识分子探讨现实问题,建立一种“合时务的理论”。 这种“合时务的理论”,即协同主义。1939年,昭和研究会的文化研究会发表 了由三木清执笔的《新日本的思想原理》及其续篇《协同主义的哲学基础》。1940 年文化研究会与经济改组研究会共同发表《协同主义的经济伦理》。经济改组研究 会还发表集体讨论、由笠信太郎(记者、评论家)整理的《日本经济改组试案》。 除了这些协同主义的代表作外,昭和研究会还提出过其他有关方案。由左翼转向者 为核心的国民运动研究会、日本国体研究所、皇民协同党、日本建设协会,也追随 昭和研究会,大力宣扬协同主义。 协同主义宣称:“极权主义(全体主义)作为近代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 主义的对立面,具有重要意义。现代思想无论如何都应以全体性的思想为基础。” 因为,全体超越于个人,为了全体必须抑制个人的自由、权利。与自由主义立宪国 家相反,“现代国家要求在广泛全面的国民生活中,实行强力集中、统一,协力与 一元化”。但是,鉴于极权主义(全体主义)往往陷入否定个人独立性、主动性的 错误,因而又必须重视“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人格尊严、个性价值”和个人“主动性”、 “自主性”,“不承认协同体内各部分的独立性,全体本身也就不能显示真正的强 有力”。因此,协同主义自称,它是站在更高的立场,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极 权主义(全体主义)实行扬弃,追求综合两者长处的国民协同。 协同主义把极权主义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机械地、勉强地扯在一起,企图用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某些方面去缓和极权主义,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折衷主义 文字游戏。因为,作为总体战体制的国防国家体制,其特性就是极权主义的,与个 人主义,自由主义水火不相容,企图把两者调和在一起,纯属妄想。既然采取“合 时务”、“参与现实政治”的立场,首先就意味着承认现实政治,因而不可避免地 会从折衷主义最终滚入极权主义。《协同主义的哲学基础》中写道:“日本国体的 根本,即一君万民,万民翼赞的思想,正是协同思想的精华。”前引《政治机构革 新大纲》也提出:“必须集中统一于“承诏必谨”之大义。发扬这一根本精神,是 新日本政治建设不可缺少的前提”。 既然“万民翼赞”、“承诏必谨”是根本普 遍原则,那末还有什么独立的人格、个人主动性和自由性可言呢? 在经济统制问题上,同样表现了协同主义的折衷主义。协同主义一再强调,为 了克服自由主义经济以个人营利为目的的弊病,必须遵循公益优先的原则,实行经 济统制。但是又认为,必须避免官僚单方面的自上而下的统制,应把“自由与计划 统一起来”,形成“上下交互作用”的协同经济。“纵向的自上而下的意向要有自 下而上的意向与之呼应,自下而上的要求要反映到自上而下的意向上去”。那末如 何把资本主义经济改组为这种协同经济呢?其主张是:实行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 赋予“负责经营者以公共的人格”,使之贯彻公益优先的原则;仿效纳粹的《德国 经济有机结构条例》,分部门成立“类似强制卡特尔” 的全体组合,同时组成最高经济会议,在各全体组合代表的协助下,制订全面 经济计划,下达各全体组合严格遵照执行。 如呆单从文字上看,协同主义的有些议论相当诱人,在这里不可能更多地摘引。 但是,只要透过折衷主义、似是而非的文字,其实质性内容还是不准发现的。协同 主义主张:一、经营负责人必须得到政府的认可,类似于经济官吏,二、最高经济 会议从属于政府,而每个全体组合中都派有政府的监督官;三、“维持强大国防力”、 “强化国防经济”是最大急务。 因此,协同主义所谓的“公益优先”,首先是服 从战争需要,所谓“协同经济”” 本质上是政府自上而下全面统制的战争经济。当然,少数财界巨头将同政府一 起推行自上而下的统制,但不可能有上下结合的“协同经济”。 协同主义是一个混杂的体系,还有一些其他内容。比如宣称已经发现了解决阶 级问题的新办法,即通过职能组织,“把阶级变为更高的全体之中的职能秩序”, 把阶级对立变为不同职能的协同。这并非协同主义的创造,而是从意大利法西斯主 义和德国纳粹主义那里抄袭来的。 协同主义的主要标新立异,是企图把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个对极调和起来, 以此修正、缓和极权主义。不管协同主义的宣扬者主观上是否意识到,他们实际上 是以折衷主义蒙蔽国民,散布对于正在形成的法西斯极权体制的幻想,灌输某些极 权主义思想。协同主义的另一特点,是力图把从德,意外来的影响融合到“东方自 古以来的协同思想”,即日本传统的集团观念、国家观念中。在日本,力图利用集 团观念,国家观念来推进法西斯化,并非协同主义一家,但具有某种玄奥的、似是 而非的理论外观的,就数协同主义了。这也在思想上,理论上支持、推动了法西斯 体制的建立。 总之,协同主义的实际后果同某些人的主观愿望大相径庭,并未能起到引导现 实政治的作用,反而助长了法西斯逆流。1940年11月,昭和研究会因协同主义碰壁、 内部分歧加剧而解散。 酒井三郎在《昭和研究会》一书的“结语——昭和研究会的悲剧” 中写道:“昭和研究会的历史,如同前面所述,是知识人的结集和挫折的历史”。 “昭和研究会完全事与愿违”。其根源在于他们的“合时务”立场,迎合时流的机 会主义立场。他们还企图把协同主义运用于东亚,宣扬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所谓世 界意义,鼓吹建立日本领导的东亚民族协同体。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