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交困加剧 日本军政当局企图通过扩大侵华战争,建立自足自给的日元经济圈,以便一举 摆脱面临的种种困难;同时,依靠自上而下的统制,缓和、抑制财经紧张状况和国 内矛盾,动员最大限度的国力,保证达到战争目的。结果适得其反,内外交困到了 难以收拾的地步。 一次大战后,中华民族奋起争取民族解放的新觉醒,日本与美英争夺远东矛盾 的上升,预示着日本历来的武力扩张政策终将碰壁。然而,日本军政上层对此不肯、 更不愿相信,他们尤其不承认正在迅速觉醒的中华民族蕴藏着不可战胜的力量。全 面侵华战争终于让他们尝到了苦头,中国全民抗战很快使日军深陷战争泥潭。1938 年4 月,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烟俊六就已在日记中表示担心,可能重复俄国十月 革命后日本出兵西伯利亚的失败结局。 1940年元旦,参谋次长泽田茂为视察战线 到达武汉,同当地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讨论战局。他们都感叹中国大陆之广袤,惊 奇中国军民抗战意志之强固,不由得怀有身受威胁之感。全面侵华战争激化了日本 与美英的矛盾,特别是美国,从对日绥靖走向对日遏制。1939年6 月,美国政府宣 布,《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到1940年1 月期满后不再延长。日本早已得不到国外贷 款,如果再不能从美国获得所需的物资,不论对于经济还是军事,后果难以设想。 在国内,战时经济进一步促进重工业化学工业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产业结 构的健全化,而是片面扩大军需生产的经济畸形化。企图扩大日元经济圈,实现自 给自足,改变外贸结构,缓解国际收支困难的目的也未能得逞。经济统制在于保证 扩大军需,只能加剧经济畸形化和国际收支困难。如果说1931—1936年间的战争和 扩军给财政经济带来了压力, 那末1937年后军需经济畸形化与外贸结构局限性相 交织,开始对国民经济产生破坏性作用。为了填塞战争消耗这个无底洞,一般产业 的资金、原材料不断被压挤,导致出口产品生产每况愈下。出口量缩减增加了国际 支付困难,导致进口量下降,这又使国内资材供应更为紧张,使出口品生产随之趋 向萎缩,形成恶性循环。1939年9 月欧洲卷入大战,1940年日美通商关系恶化,日 本从欧美进口物资的前景十分暗淡,这种恶性循环将愈演愈烈。 1937年输入能力达到顶峰,以后转为下降。1940年输入额明显上升,主要是鉴 于欧洲战事和日美通货恶化,赶紧设法输入一批物资。次年输入额、特别是从第三 国的输入额又大为下降。 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中, 同第三国的贸易至关重要,1937——1940年,其贸易 额占外贸总额的54% 一82%.从第三国的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70% ——88%.由于外贸 结构的局限性,1937—1940年日本同第三国贸易入超39亿多日元,为此运出价值25 亿日元黄金。同期产金额仅9 .8 亿日元,运出的大部是库存黄金储备。尽管如此, 从第三国的进口还是下降很多。 对于日本来说,物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资进口状况。由于输入减少、 原材料紧缺,加上大规模兵力动员造成劳力不足等等原因,从1938年到1940年间, 纺织业、造纸业、人造丝工业和大部分化学工业的生产相继下降。1941年钢铁生产 明显下降。据膘原三代平的推算,扣除价格上涨后的实际工业生产总额,1940年已 转为下降。 与此同时,由于税收负担加重、强制性储蓄,尤其是连年通货膨胀、生活必需 品短缺、黑市买卖盛行,进一步压低了国民的生活水平。国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税收 负担,1934—1936年为20日元,1941年达70日元。每户每年平均税收负担从108 日 元增至354 日元。1937年7 月到1941年9 月,国民储蓄总额约410 亿日元,为前4 年总额的5 倍。东京批发物价指数,如以1932年为100 ,1937年为132 ,1940年涨 到173.按同样计算的个人消费支出指数,从1937年的106 降为1940年的91. 高度国 防国家体制以“安定国民生活”相标榜,企图稳定后方。实际上是用自上而下的统 制,使大多数国民有组织地极端贫困化。 国民对现状的不满,以继续采取发泄反军情绪的方式表现出来。1937年7 月后, 军部借助全面侵华战争,曾暂时抑制反军情绪的蔓延。但到1938年下半年和1939年, 反军厌战情绪重趋强烈起来。1940年2 月,众议员斋藤隆夫在众议院发表演说,他 没有反对侵略中国的战争,但指责政府软弱无能,对政府有关政策的有效性提出怀 疑和责问。他也指出,国民付出的牺牲极大,但“国民的牺牲决不公平”。他还批 评说:“只是要求国民作出牺牲,并非政府之能事”。军部称此为“反军演说”, 众议院把斋藤开除。但是,斋藤却收到来自全国各地700 多份信件、电报,几乎都 是对他表示感谢、鼓励的,认为他表达了“国民之声”,是“国民唯一的朋友”。 对他进行批评、威胁的,不过寥寥二、三件。 700 多的数字虽不大,却反映了一定的普遍倾向。同年8 月,东部军司令部的 《反战反军运动情况》承认,反战反军正具有“其主体从特定的部分过渡到一般国 民的倾向”。 更能反映当时普遍情绪的,是国民对于精神总动员运动的态度。这个运动无疑 把国民纳入官方的统制之下,在有的方面,如推行强制储蓄,购买国债,抑制群众 不满情绪的表露,曾起了一定作用。但国民大都是被动应付,并没有像官方所期待 的那样,表现出主动和积极性。尽管政府改组它的领导机构,仍然无济于事。当局 和各方面一再承认,运动“颇不活跃”,“迟迟未有实绩”、“国民至今仍对圣战 抱着被动态度”,等等。1939年12月,议会因为对这个运动的收效不够满意,把它 的经费削减了100 万日元。 日本原有的全面危机并未消除,有的方面反而更加严重,更为深刻。冈村宁次 评述1939年秋冬到前线慰问的各界人土带去的“内地情况”:“各界特别是政界, 缺乏卓越人物,在内外形势紧迫下,缺乏定见。对现在和将来抱悲观态度者甚多。 我们身处第一线者,迫切希望国民的大团结,但听到的却是国内一片混乱的情况”。 1940年元旦,泽田参谋次长在武汉会见冈村宁次,泽田说:“如今切望克列孟梭这 样的能者出现,而苦无这样的能人。”表明了统治上层的焦虑心情。 正当此时,从1940年4 月起,德军在北欧、西欧大败英法等国军队。日本统治 集团尤其是军部认为,希特勒给他们带来了扭转困境的生机,叫嚷“不要误了末班 车”,决定抓住时机与德国东西呼应,用扩大战争来摆脱战争泥潭,用强化法西斯 国防国家体制来对付全面危机,支持新的战争冒险。军部、官僚、政党和各法西斯 团体都把强化国防国家体制的希望寄托在近卫文磨身上。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