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赞会的作用及其评价 大政翼赞会被列为“公共结社”,但又要求它发挥“翼赞大政”的作用,这是 翼赞会开展活动中的一个矛盾。军部虽然承认大政翼赞会是“公共结社”,却又认 为它应具有“高度政治性”。 陆军当局对此解释说;这并不意味着进行所谓政党活动,“为完成国防国家的 国民实践活动,就具有高度政治性。具体地说,仅有各省、各政治机关的活动是不 充分的,应当以国民的民间活动使之充分起来。在松散分立、大有间隙的各个机关 之间,通过翼赞会的政治性,加进充填间隙的胶粘剂,建成强大而坚韧的国防国家, 这就是翼赞会理应作出的努力。”翼赞会确实以“公共结社”的身份而在实际上发 挥了政治作用,但是它的作用与军部的期待相距甚远。 大政翼赞会完全是从属于政府的行政辅助机构。官方通过翼赞会“上意下达”, 把杂七杂八的各种实践要求强加给国民。 各种国民团体和地域组织,仍然处于各省官僚的领导监督之下。 翼赞会和统制委员会只起一定的联络协调作用,其中的主角还是官僚。在1943 年春八十一届议会上,国务大臣、翼壮团长安藤纪三郎在答辩中说:“各省大臣通 过翼赞会,对于同所管行政有关的国民运动加以指导。作为民间团体的大政翼赞会, 并没有以自己的独立意见,对国民运动提出要求。”其实,翼赞会被称为民间团体, 那完全是徒有其名。 配合政府进行宣传活动,是翼赞会作为行政辅助机构的作用之一,也是翼赞会 最富政治性的活动内容。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参与1942年的翼赞选举活动。东条 内阁曾提出,以大政翼赞会和翼赞壮年团为中心,开展“高度的选举运动”,后来 又不得不改口,承认它们是“公共结社”,不能直接参与选举运动。所谓“不能直 接参与”,是不能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不能为特定候选人进行竞选,只能从旁进行 拥护翼赞选举、防止弃权和收买的一般性宣传活动。当然,翼赞会尤其是翼壮团在 翼赞选举中还是很活跃的,广泛组织了演讲会,电影幻灯放映会、无线电广播收听 会等活动,还通过地域组织举行拥护翼赞选举的宣誓等等。 协助政府进行日常的战时动员是翼赞会的另一作用。1942年8 月,经过翼赞会 总务会的讨论,发表《大政翼赞会实践纲要的基本解说》。其中指出,“本运动不 止是宣传运动,也是努力修炼和挺身实践的运动”。所谓“挺身实践”就是响应政 府的战时动员。随着战局的恶化,这方面的要求越来越加重。1943年,翼赞会以增 加生产、确保劳务、强化常会,完成储蓄为四大目标。 1944年以昂扬战意,增产军需、增产粮食、决战生活、防卫皇土为五大目标。 这些几乎都不是翼赞会本身独立自主开展的活动,而是官方要求进行的日常战时动 员。翼壮团被称为“最有力的实践部队”,其基本实践活动也不外乎带头响应和努 力促进上述日常战时动员。 翼赞会的活动具有强烈的精神主义倾向,在修练运动中尤为突出。1945年战败 前编写的《大政翼赞会福岛县支部史》和《高知县翼赞运动志》,列举、记述了每 年翼赞会的重大活动。 1942年高知县的活动是:修练(练成)运动、勤王护国烈士先觉者表彰运动, 国民歌唱运动、援助拥护军人运动、昂扬经济道义运动、贯彻翼赞选举运动等, “大都不超出精神运动的领域”。这种情况不限于高知,而是具有普遍性。1943年 出版的《日本国民运动年志》,对1942年大政翼赞会的活动作了这样一个评价:4 (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在练成运动中,全国到处设立修练道场(为修养、训 练而集体生活的场所),近乎迷信复古的祓楔,座禅、绝食修行成为风潮。在以后 几年,精神运动仍很强烈:所不同的是把精神运动与日常战时动员结合起来。 大政翼帮会宣称,“下情上通”是其使命之一,其实这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并 没有多少实效。各级协力会议和调查委员会(调查会)搞了不少活动,但都流于形 式。挟间茂说:“协力会议的构成人员,不论在中央还是地方都很出色”,中央协 力会议“集中了天下一流人材,从各种角度讨论了国家的重要问题”。可是,“要 说讨论的结论如何反映到政治上,那么被违宪论所苦恼,终于脱胎换骨的翼赞会, 已经变得像羊一样(胆小怕事)了。”在京都市,三重县和茨城县的协力会议上, 有些反映民众切身要求或批评当局的提案,不是提案被迫撤销就是提出提案的协力 委员被罢免。调查委员会和调查会,有二百六、七十名委员,提出的调查报告分别 为30份和58份,似乎成绩斐然。但是,《调查委员会工作方针》规定,“不得以决 议强迫当局”。调查的项目和内容都是为政府的战时动员,统制出谋划策,或者空 泛不着边际,不可能真正反映民意。《大政翼赞会福岛县支部史》写道,一般国民 特别重视下情上通,因而以很大期望欢迎翼赞会,但是,“实际上是以上意下达为 主,下情上通未能让国民满意,因而对翼赞会失望”,以致四年多来,翼赞会的活 动未能充分开展。 从上述大政翼赞会的建立、发展、组织、活动情况可以看到,大政翼赞会的成 立,尤其是经过再次改组强化,无疑是一种体制变动。可是,它经历了比较大的波 折和反复,与原先的新党新体制设想已大相径庭。因此,对于大政翼赞会在当年体 制变动中的地位,人们的评价不免会有分歧。 把大政翼赞会的成立作为日本法西斯体制形成的标志,是历来通行的看法。木 坂顺一郎指出,翼赞会所以占有这种地位,那是因为它在结集强而有力的政治力方 面虽遭失败,但却“形成了自上而下贯彻官僚支配、操纵人民的划一体制”。山口 定认为,德意日三国如果都以“一国一党”制的形成作为法西斯体制确立的决定性 标志,那么在日本这一标志就是大政翼赞会的成立,尽管只是一种“东拼西凑”的 “一国一党”制。 与此相反,少数论者特别强调翼赞会变质为“公共结社”,对其历史地位作出 完全不同的评价。有马赖宁认为,第一次改组确定了“翼赞会垂死”的前途。矢部 贞治认为,“从本质上说,新体制诞生的同时也就死亡了”。 伊藤隆不赞成把翼 赞会的成立看作日本法西斯体制的确立,其理由是,从翼赞会成立到第一次改组, “一国一党”的企图受到挫折,而且力图结成“一国一党”的“革新派”也败退了。 当然,大政翼赞会的实际作用,与一国一党制或新体制运动之初提出的目标相 比,有着很大的差距。但是,也不能低估或否定它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新党新体制运动中各派力量的矛盾冲突并不排除相互的共同一致性。德 国,意大利在法西斯体制形成的过程中,同样有过激烈的矛盾和斗争,因为法西斯 体制的形成是一次权力再分配,不可避免的会引发不同势力的冲突。由于各国历史 和现实情况的差异,矛盾斗争的展开和权力再分配的结局会有所不同。在日本,因 为受到近代天皇制和举国一致的制约,矛盾斗争显得格外错综复杂。近卫新党新体 制运动力图以势力均衡,八方网罗来取得各种力量的支持,这就使运动内部的同床 异梦、貌合神离不可避免,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争斗,运动的一再波 ” 折、后退势在必然。把翼赞会看作一国一党,尽管加上某种限制词,仍然有些 牵强。另一方面,日本在建立高度国防国家体制上的举国一致性是十分强烈的。尽 管各种力量在具体方式上有分歧,动机不一,不时发生对立纠葛;但强烈的国家观 念,共同的最高利益又制约着内部的对立纠葛,终将达成某种妥协和一致。这是日 本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大特征。正因为如此,新党新体制运动的原定目标虽然未能实 现,某些人遭到排斥或脱离翼赞会,但是以大政翼赞会的成立为起点,尤其是在它 再改组强化之后,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确发生了一连串的 体制性的变动,从建成翼赞政治体制到京条极权体制的确立,使法西斯高度国防国 家体制臻于全面形成。应当承认大政翼赞会对于推进日本国家体制法西斯化所起的 冲击作用。 其次,翼赞会的法定性质“公共结社”并不妨害它在实际上发挥政治作用。所 谓“公共结社”只是不许翼赞会具有政党的功能。翼赞会充当政府的行政辅助机构, 其政治性十分强烈,与卫生组合、产业组合、农事实行组合之类“公共结社”迥然 不同。翼赞会的建立,尤其是再改组之后,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国民统制网。从纵向 来说,国民统制深入到最基层的街道、自然村和每家每户。从横向来说,把各行各 业、不同性别、年龄的国民全部网罗在内,实现了所谓“一亿总组织化”。翼赞会 作为行政辅助机构,其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它构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国民统制网, 使官僚自上而下的统制毫无遗漏地触及每个角落、每个国民.不少著作认为,翼赞 会不再作为政治结社后,其活动已经“精动化”了,即退回到以前的国民精神总动 员运动。其实,翼赞会的精神动员、精神主义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组织 统制。翼赞会所实现的国民统制网、一亿总组织化,是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所没有 的,更是原先的近代天皇制所没有的,而是法西斯极权主义体制的主要构成部分之 一。 正是由于日本的特有情况,翼赞会成立作为体制改组的重要一步,意味着法西 斯极权体制形成的决定性阶段的开始。 (本节撰稿人:孙仁宗)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