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内集团与军部结盟 天皇及其近臣构成的宫内集团,是日本帝国的一个奇特现象。其成员按日本学 者的解释,是以天皇为首,包括元老、内大臣、内大臣秘书官长和宫内大臣等天皇 近臣,以及40年代新增的重臣,再加上与上列人员关系密切的协助者①。这些人的 地位,思想和作用不尽相同,并不完全作为一个集团而保持同一行动,但以全力维 护天皇制作为共同的基本立场。宫内集团没有宪法依据,却有很大权力,在一定程 度上,是一个凌驾于其他权势集团之上的超级政治集团,其力量主要来自天皇的权 威,来自其成员与天皇的特殊关系,受到天皇的特别信任与重视。宫内集团并非法 西斯集团,但日本国家法西斯化和法西斯体制的形成,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宫内集团 的认同与支持。 宫内集团的核心是天皇的政治顾问元老和内大臣。从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起, 明治,大正、昭和三代天皇先后向伊藤博文等9 人颁发诏敕,授予“元勋优遇”, 委以辅弼重任。他们大都是明治维新的开国功臣,世称为“元老”,其任务是充当 天皇的政治顾问,并享有奏荐内阁总理大臣的特权。到1924年,只剩下最后一名元 老西园寺公望,内阁总理大臣的奏荐基本上取决于他的意向,地位愈益显要。内大 臣一职于1885年设立,它独立于内阁和宫内省之外,职责是常侍辅弼天皇,奏闻政 情、传达旨意、草拟诏敕、掌管御玺国玺,以及转呈奏章和请求裁可的法案。内大 臣是天皇最亲近的政治顾问,对天皇的影响很大。元老和内大臣的倾向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宫内集团的基本倾向。 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起,尤其是随着对外侵略战争和国家法西斯化的推进,宫 内集团的重心从元老西园寺逐步向内大臣转移,并且不断向右倾斜。西园寺倾向于 君主立宪,主张天皇君临而不统治,曾支持建立政党内阁。为了维护天皇地位的神 圣不可侵犯性,西园寺奉行的基本方针是保持各政治势力的均衡并立,相互牵制。 在1929年田中义一内阁倒台和1930年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等问题上,内大臣牧野伸显 和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对天皇施加的影响较大。他们与西园寺不同,主张天皇应是政 治主体。 与此同时,木户幸一由于近卫的推荐,于1930年就任内大臣秘书官长。九.一 八事变后,木户明显倾向于军部,他联合“十一会”的近卫等青年华族,控制牧野 和铃木,不让他们采取牵制军部的行动,并阻止西园寺进京谒见天皇。 此后直至 二.二六事件前夕,可以说是处于“西园寺、牧野和铃木、木户和近卫三代人分享 宫内集团内部主导权的状态”。 二.二六事件后,军部更为飞扬跋扈。西园寺对局势深感失望和无可奈何,他 以年老多病为由,一再表示难以履行奏荐内阁总理大臣人选的职责。从1937年6 月 近卫组阁时起,内阁总理大臣人选改为由内大臣听取元老西园寺的意见后,再向天 皇奏荐的方式。内大臣的地位和作用显著上升。此时内大臣为汤浅 .仓平,他同 西园寺比较协调,木户幸一改任他职。由于汤浅的努力和西园寺的支持,1940年土 月成立米内光政内阁,阁僚中的政党成员从前几届内阁的2 人增为4 人。对于军部 强烈要求的德日意三国同盟谈判,新内阁十分消极。法西斯右翼团体和报界把米内 内阁称为“现状维持派内阁”。 1940年6 月,在新党新体制运动重起热潮,军部对南进蠢蠢欲动的背景下,木 户幸一接替汤浅任内大臣。不久,军部搞垮米内内阁,支持近卫再次组阁。此时, 选定总理大臣的方式进一步改为由内大臣会同重臣进行协商,再征求元老意见,然 后向天皇奏荐。从此把枢密院议长和前首相定为重臣,他们有时也应答天皇的咨询。 7月,木户主持重臣会议,推荐近卫第二次组阁。 西园寺推托因病不了解政情,拒绝发表意见。西园寺彻底隐退,几个月后去世。 元老时代结束,木户幸一全面掌握了宫内集团。 木户是侵略战争和新党新体制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参与者。他任内大臣后,敏 感的报界立即评论说,这意味着“革新趋势”的抬头。 当年所谓“革新趋势”也 即标榜“革新”的法西斯主义趋势。从此,宫内集团明显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的体制 变革,宫内集团与军部的关系进入了实质性联盟的阶段。 长期以来,昭和天皇及其近臣一再声称,他们与军部之间存在分歧,只因过分 拘泥于君主立宪政治的原则,未能以天皇权威去抑制、约束军部。天皇战后对侍从 长藤田尚德说:“根据宪法规定,国务上的权限全部委付负责的国务大臣……无论 内政还是外交,宪法上的责任者经过充分慎重的审议,确定了某种方案,然后遵照 规定提请裁可时,我满意也好不满意也好,都必须加以裁可,没有别的选择。”日 本一些学者也作了大量类似的阐述,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天皇及其近臣真是身 不由己,完全是被军部拖上错误道路的。 天皇为首的宫内集团同军部之间是存在某种分歧,但分歧并不排除联盟,联盟 并不意味着完全一致。把双方关系称为联盟,就是考虑到既有一致又有分歧这一状 况。在一次大战以前和战后初年,军部和内阁都处于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元老的 控制之下,并不存在所谓宫内集团与军部的联盟。以后,主要是进入30年代后,能 够控制军政双方的元老均已去世,尖锐的内外矛盾、军部的法西斯化和跋扈专横, 扩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 于是,导致了宫内集团与军部之间既一致又有分歧的状况。宫内集团和其他一 些上层人士并不根本反对军部挑起战争,但是担心军部的贸然冒险行动会过早地把 日本拖入一场力所不及的国际冲突。他们对于军部横加干预政治也有不满。西园寺 对·于军部的要求有时不得不作出让步,但在挑选首相、组织内阁时常常考虑如何 有利于牵制军部。随着日本在侵华战争中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宫内集团转而倾向 军部,同军部结成同盟,听任,放纵军部。从宫内集团本身来说,他们这样做主要 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宫内集团的绝大多数是帝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有的人甚至就是法西 斯主义者。从近年陆续发表的有关日记和回忆录等资料,不难看出促使他们与军部 结盟的思想意识和行动准则。昭和天皇所信守的是“掩八宏为一宇”、“君临东亚” 的祖业,所维护的是“与天地共存”、“万世一系”的国体。对外扩张,维护国体, 同样是,宫内集团的一致立场。因此,尽管天皇及其近臣们不像法西斯军部那样狂 热、强硬和冒险,终究还是同军部越来越一致。木户幸一掌握宫内集团的主导权, 加强了这一趋向,积极支持军部关于完成国防国家体制,扩大对外战争的要求。 木户大力配合.支持近卫再次组阁和新党新体制运动。木户在就任内大臣前, 对于是否接受这一职务,曾同近卫商量。近卫对他说:“内大臣这个职务非常重要。 今后,我进行组阁和建立新党的工作中,有你在内大臣的位置上,就事事方便了。 因此,我是赞成的,有劳你了,希望一定要答应下来。”木户刚任内大臣的6 月份 内,就向天皇8 次奏闻近卫新党运动情况。7 月上旬,陆军次官阿南惟几访问木户, 谈到“米内内阁的性格对于同德、意方面商谈极为不便”,希望能让近卫上台。 7月中旬,木户支持军部搞垮米内内阁,让近卫再次组阁。以后,他又多次向天皇奏 闻新体制运动的进展情况,还同不少来访者商谈新党新体制问题。近卫在木户的大 力配合下,开始建立政治新体制、经济新体制,为军部推行南进政策而作体制准备。 宫内集团与军部结盟的最突出表现,是支持东条出任首相。 在重臣会议上,木户坚持认为只有东条才能统制军部,并对是否对美开战作慎 重考虑。多数重臣对此表示赞同。木户的主意深得天皇的赞赏。木户在日记中写道 :“陛下欣然赞同,并说这就是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吧!我深为感动。”其 实当时谁都清楚,东条是对美开战的死硬派。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是明知 有严重后果而又害怕承担责任的拙劣辩白和自我解嘲。 东条组阁为军部全面控制军政大权,进行新的战争冒险铺平了道路。 在东条组阁前后,眼看日美武力冲突日益逼近,天皇曾一再询问陆海军当局有 无取胜的把握,还特地让重臣发表意见。重臣提出一些疑虑,他们同天皇一样,考 虑的仅仅是战争胜负问题,而不是战争是非问题,没有任何人正面反对向美英开战。 日军初战告捷,木户手舞足蹈,天皇也一扫以前的疑虑而同军部共进退了。日军奇 袭珍珠港成功,天皇立即发布宣战大诏。木户在日记中记载,每当日军攻陷新加坡、 仰光等地时,他都向天皇致贺,看到“龙颜格外高兴,满脸微笑”,兴奋不已。木 户也感动得流泪,一次竟然“过于激动得连庆贺的话语也讲不出来”。前内大臣牧 野等人也特地进宫致贺。 天皇和木户给予东条内阁和军部以充分的信任和支持。日美开战后,一切军机 大事、重要国策都一一上奏天皇。东条是有名的“上奏癖”。以前内阁一般只上奏 政策措施的最后决定,东条本人并要求阁僚向天皇上奏决策的设想和讨论情况。如 内大臣曾一再向天皇上奏有关翼赞选举和翼赞政治会的情况。天皇对于东条内阁和 军部的所作所力是一清二楚的。日军在太平洋上由胜转败后, 日本的内外困难进 一步加剧。天皇对于东条内阁和军部并没有什么批评、指责。1944年2 月,东条为 了借助天皇权威,维持自己的地位,要求把周二、周四的内阁会议移到宫中举行, 并希望天皇亲临会议,“以示天皇亲政之实”。 这都得到木户与天皇的允诺。 其次,在有的问题上,天皇及其宫内集团同军部有分歧而未加干预,其原因并 非信守君主立宪的原则,而是担心弄得不好有损天皇权威。如果干预错了,自然责 任在天皇;即使干预是对的,万一下面不听从,甚至激起“下剋上”的风潮,也有 损天皇权威。因此,为了保持天皇的神圣光辉,唯有“统而不治”,舍此别无他策。 1937年11月上旬,日军基本上占领华北,上海战事即将结束。11月10日,天皇 向内大臣汤浅提出,中国方面可能要求议和,我们应当事先有所准备,是否召开一 次御前会议。看来天皇还是担心美英出面干涉,害怕与美英发生冲突,准备和谈。 汤浅认为事关重大,应听取元老的意见,他委托西园寺的秘书原田熊雄代为征求意 见。西园寺坚决反对由天皇发起召开御前会议,他说:“陛下一言既出就无法收回, 陛下会被卷入各种谣传中去,那太严重了。……另外,军人征战在外,即使口说 “立即收兵”” 但却不容易收兵。不能以陛下的意愿或敕裁进行抑制,如果发生无论如何也不 服从的情况,那怎么办?总之,因为会使君权有瑕疵,不好交代,必须很慎重。” 在谈话中,西园寺一再提醒“不要让君权有暇疵”。天皇只好打消自己的想法。从 此直到决定投降之前,天皇很少在正式场合表示自己的意见,在一些有疑虑的问题 上最多是提点模棱两可的疑问。 正是由于天皇及其宫内集团的上述两种心态,使他们一次又——次地支持、放 纵军部和其他权力机构所进行的内外法西斯行径,赋予各种决策以权威性,使之便 于推行。同时,“不要让君权有暇疵”而造成的统而不治,使权威与责任相分离, 以致享有权威者和利用权威者都可以不负责任。享有最高权威的天皇认为,一切决 策都是军部与内阁作出的,他可以不负责任。军部与内阁当局认为,一切决策都是 最高权威天皇批准的,他们可以借助天皇权威而为所欲为,对于后果则不负责任。 后一种情况特别严重而危险,军部的种种强硬,冒险行动都是这样加以推行的。东 条是采取这种行动方式的典型代表。 在宫内集团与军部的联盟过程中,大致是军部占主导地位,双方的一致超越分 歧。东条内阁末期,双方分歧扩大,上升,重臣联合政界、财界,迫使东条英机下 台。1945年初,前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出任总理大臣,说明天皇对近臣的信任,宫内 集团掌握丁主导权。此后,在投降问题上,联盟终于破裂。天皇发挥自己的最高权 威,抑制了军部的强硬态度,对投降条件作出裁决。对于天皇及其宫内集团来说, 他们起而抑制军部,取得主导权,甚至破裂联盟,也是企图力挽狂澜,维护天皇制 这一国体,基本出发点与以前和军部结盟是相同的。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