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制经济的思想源流 早在一次大战结束前后,根据欧美各国国家总动员的经验和欧洲传入的总体战 理论,日本军部开始萌发经济统制的思想。 1918年,由军部提议,内阁、议会通过《军需工业动员法》,它所说的“动员” 就包含着“统制”的意思。1920年,由永田铁山执笔,以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会的名 义,提出《关于国家总动员的意见》,这是调查研究欧美各国国家总动员经验的总 结,其中已把“统制” 与“动员”并用,主张为了实现国家总动员而“统制工矿业、农业等各种生产”、 “统制一切交通(通讯)机构”、“统制一切资源与机能”。以后,军部把国家总 动员思想与总体战理论相衔接,并据此采取了若干相关措施。最重要的是1927年设 立内阁资源局,其任务是,为战时“实现一切资源的统制运用,以充分满足军需和 民需而制定准备计划”。 促使提出经济统制问题的另一契机,是30年代大危机。由于大危机使传统自由 市场经济的弊端暴露无遗,在官厅、财界、舆论界中出现以协调、统制取代自由竞 争的呼声,“组织化的修正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等议论流行一时。滨口内 阁设立临时产业合理局,实施以大企业为对象的《重要产业统制法00政府的产业合 理化政策发生转折,从听任各个企业自行改善生产经营转向推动各部门的卡特尔化, 由卡特尔进行统制,抑制自由竞争。1930——1932年,卡特尔从35个激增到83个。 同时,政府还实施了《工业组合法》,工业组合由中小企业组成,实质上也是卡特 尔组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建立总体战体制提上日程,扩充军需给社会经济带来新 的矛盾,从而使加强经济统制的迫切性与日俱增。以军部和革新官僚作为主要鼓吹 者,有重大影响的统制经济理论相继出笼。1932年6 月,内阁资源局部长松井春生 在东京大学经济系发表“经济组织的统制及其机构”的演说,首次提出“统制经济” 这一用语。 他两年后还发表《经济参谋本部》一书,要求从政府“指导性的统制 经济”进一步走向官方4 t统一的统制经济”。 1934年10月,陆军发行小册子《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其中强调指出:“国 家统制力小,不利于动员所有力量并加以一元化运用,以开发资源,振兴产业,促 进贸易,也使国家预算很受限制,国防上绝对必要的设施不能实现。”它把统制经 济作为“高度国防国家”的基本国策之一,进行了纲领性的阐述。 在此之后,革新官僚思想家奥村喜和男的《日本政治的革新》(1938年)和《 变革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昭和研究会主要成员笠信太郎最后修改定稿的《日本经 济改组试案》(1938年)和他撰写的《日本经济再编成》(1939年),是对统制经 济进行理论性、政策性说明的最有影响的著作或方案。 当然,提出统制经济主张的不止这几种著作,小册子或方案,但是它们所阐述 的统制经济的理论和政策概括了统制经济的基本主张。下面择其主要内容作一综合 述评。 统制经济的原则之一,是“公益优先”,局部服从国民经济全局。在自由市场 经济之下,企业为了追逐利润,各自注重自身经营的改善,增强竞争能力。统制经 济要求每个企业都把自身看作国民经济整体的一部分,树立“全体经济观”,置 “公益”于首位。卡特尔的自主统制,官方对流通、配给、劳务领域的统制,都是 在“公益优先”的口号下进行的。统制经济论者认为,为了贯彻“公益优先”,还 必须从流通、配给领域的外部统制进一步深入到企业经营的内部统制——推行计划 经济,财务统制和利润统制。笠信太郎宣称,实行了内部统制,就能排除“资本主 义的自由主义一面”,使企业经营“从赢利本位转向生产本位”,作为“经济活动 本来目的”的“生产”就能以“纯粹的形态”加以实现。 所谓“公益优先”、“国民经济全局”、“从赢利本位转向生产本位”,其真 正含义是首先保证战争需要。统制经济论者对此也不讳言,只是称之为“加强国防”、 “国防需要”。当时,为了保证军需品的充分供应,并减少庞大军需对财政的压力, 也为了稳定后方而必须尽可能地“安定国民生活”,军部、革新官僚的确不得不抑 制利润第一,强调生产本位,尽管这样做违背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本性,很难为财界 所接受。 1938年11月,军部要求实施《国家总动员法》第十一条,限制企业红利。在内 阁阁僚中,大藏大臣池田成彬作为财界代言人表示强烈反对。他声称:“现在我国 最重要的是扩充生产力。 如果限制股票红利,将挫伤企业积极性,扩充生产力的期待肯定要落空。”内 务大臣末次信正、厚生大臣木户幸一支持军部的要求。末次坚持认为,“不限制红 利,只进行劳务统制,会给维持治安带来困难。”陆军省报导部长佐藤贤了发表谈 话反驳池田,以国民对总动员的牺牲、负担公平化为理由,向财界施加压力。 1939年4 月,双方终于妥协,实施《会社利润分配及资金融通令》,对企业红 利作了如下规定:红利率限为10% ,新设立的企业和红利率在10% 以下的企业,其 红利率应以此为最高限额;对于原有红利率超过10% 的企业,承认其现状,但不应 再提高红利率,并应通过增资使红利率降到一般水平。 “公益优先”不能不使垄断资本受到一定的限制,以后财务统制和利润统制还 有所加强。不过,这并没有损害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公益优先”实际上也是垄 断资本的“公益”优先。在统制经济之下,为“公益优先”而遭受最大限制和牺牲 的,是中小工商业者和劳动群众。 统制经济的另一原则,是资本与经营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确切地说 是“民有国营”。众所周知,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趋势。在实施统制经济以前,这种趋势已经在不少企业中出现。不过这种两权分离, 并不改变企业“民有私营”的性质,经营者不过是资方代理人。与此不同,统制经 济论者提出的两权分离,是为了使经营权不仅不受资本控制,而且改变其私人性质, 使经营权处于官方直接或间接掌握之下,具有“公共”的性质。1937年前后,政府 要求实施国家对电力企业的统制,奥村喜和男负责起草有关法令,他提出了“民有 国营”的主张。“民有国营”最鲜明地表述了统制经济中两权分离的特征,类似的 提法还有“事业官营,设备民有”、“私有公用”,“私有公营”等。 按照传统的财产权观念,民有则归民营;如欲国营,就必须以国有为前提,国 家起码应握有足以支配企业的股权。当年日本有一批由国家投资建立的官营企业或 半官半民的特殊会社,它们在推行统制经济中起着重大作用。但是,采取国家投资 的方式,把全部或大部企业变为官营或半官半民企业,那是不可能的。“民有国营” 的提出,突破了传统财产权观念,使国家权力对于经济的统制摆脱了一大束缚。奥 村喜和男指出,民有国营可以避免国有国营的种种麻烦,如没有国家赔偿问题,可 以不必增发国债,可不受议会的制肘。民有国营让政府能够放手地把经济统制扩大 到一切部门和企业。 民有国营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官方对私人企业的内部统制。 实际上,民有国营是以官僚为主导,官僚与垄断资本家相结合,控制各部门企 业经营的大权。工939 年4 月,按奥村的设想成立的特殊会社日本发配电株式会社, 就是“民有国营”的样板。根据《电力管理法》,政府指定包括五大电力会社在内 的大部分电力企业,以设备入股的方式,合并成立日本发配电株式会社,垄断了全 国发电能力的绝大部分。其经营计划、新建电厂(站) 计划、电费额等重大事项,均由递信省电气厅主管,总裁则由大同电力会社经 理增田次郎担任,并设立有电力资本家参加的电力审议会,作为政府的咨询机构。 “民有国营”的主张反映了军部和革新官僚的共同意向,是统制经济的主导原 则。当然也有与此不同的主张,如以笠信太郎为代表的昭和研究会部分成员,他们 反对单纯由官方进行自上而下的统制,要求发挥企业自下而上的主动性,可是又十 分强调资本与经营分离,应赋予经营者以“公共”的身份。这种主张可以说是“民 有公营”,实际上就是“民有国营”。在本编前述法西斯体制构想的“协同主义方 案”中对此已作评述,不再重复。财界也有继续保持企业自主统制的主张,但在当 时行不通。 根据“公益优先”、“民有国营”建立起来的经济统制体制,在经济统制论者 看来,具有什么地位和作用呢?统制经济首先出于总体战的需要,是为了建立高度 国防国家体制,这是他们的共同主张。同时他们认为,统制经济不单纯是战时的军 事需要,而是经济结构本身所要求的一场有深远意义的体制变革。“资本主义已经 走投无路”是他们的一句口头禅。如陆军小册子强调,以个人主义、自由竞争为基 调的经济结构已经“同国民的全体利益不一致”,它“导致贫富悬殊,造成国民大 众的贫困、失业和中小产业者农民等的破落,不能实现安定国民生活的期望。”陆 军小册子鼓吹“国民人人摆脱利己的个人主义的经济观念,领悟基于道义的全体观 念”,通过国家统制经济。建立起“符合皇国理想的经济结构”,即“基于国民共 存共荣的全体观念的经济结构”。奥村喜和男宣称,“民有国营这一世界上没有先 例的新统制方式,真是划时代的尝试”,将形成“以国家国民全体福利为目的的经 济组织”。笠信太郎认为,统制经济“将导致本邦经济发生质的变化,为将来敷设 新的轨道”。他断言,实现这样一场经济改组,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国民的课题”。 如此美化,吹捧统制经济,显然属于一种法西斯主义的社会蛊惑宣传,或者是 对法西斯社会蛊惑的附和、帮腔。在关于统制经济的连篇累牍的议论中,以“改组”、 “革新”为旗号的社会蛊惑充斥于字里行间,上述只是一些特别露骨、典型的表现。 在关于统制经济的种种论调中,还可以明显地看到,有的就是以极权主义(全体主 义)为指导的,如军部与革新官僚的主张;有的刻有极权主义影响的印记,如笠信 太郎等人的主张。 陆军小册子所谓的“国民共存共荣的全体观”、“基于道义的全体经济观念”, 实际上就是极权主义(全体主义)的观念。极权主义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以国家代 表全体为理由,进而把国家绝对化,否认任何个人利益与权利,主张实行极权统治。 奥村喜和男曾对极权主义作了这样的说明:“在我国,世人一提到意大利或德国, 总称之为法西斯国家或独裁国家而深感厌恶。但这两国作为建国精神的全体国家思 想,越想越觉得含义深刻。不把国家看成个人的单纯集合,而把国家看作最高的道 德体现,进而以全体主义取代个人主义,打破阶级对立观念,鼓吹国民的协同心, 舍弃唯利是图的利己心,强调为国家社会奉献的公益心,抨击自由放任,确立统制 秩序,其根本思想没有任何偏激或过激之处。”他在《日本政治的革新》中,否定 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鼓吹“全体主义计划经济”,即极权 主义的统制经济。他把德意的极权主义与日本一君万民的天皇主义相糅合,宣扬 “日本原来就是世界无比的全体主义国家”,“必须恢复一君万民的日本、真正全 体主义国家日本的本来面目。”一旦日本自身真正得到纯化,统一与协力、计划性 与科学性支配一切的时候,天地正大之气独锤我神州,日本将真正成为远东、亚细 亚之盟主。” 以上述思想为指导,统制经济不断扩大、深入,趋向系统化,体制化,在其中 担当主要策划、协调作用的,是综合国策机构企划院。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