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国民统制与社会传统 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至法西斯势力崛起的30年代,仅有60— 70年时间,旧的社会传统仍然根源蒂固。 从社会结构上看,1930年农村人口仍占就业人口的半数,即使是工商业人口也 大部分从事小规模零散经营,这就使得社会传统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 日本社会传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传统家族制度、农村共同体和城镇共同 体的长期延续,人们具有强烈的群体观念——家族观念和集团观念。日本人习惯于 把家族观念扩大化,习惯于构筑“模拟家庭”,把社会集团当作家的扩大,把社会 集团中的人际关系模拟为家族的主从关系。 在农村,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中离不开相互扶助,进入近代时期仍以各种方式, 在不同程度上维持着农村共同体。这种农村共同体的特点是,“血缘团体(指家族) 与地缘团体相互融合”,包括非血缘者的村或部落被作为模拟家族,即所谓“一村 一家”。 在村中占支配地位的家族(一般是地主)与其他血缘者,非血缘者的关系是本 家与分家的关系,或者模拟为本家、分家关系,甚至地主与佃农的关系被看作亲子 (父母与子女)关系。 在城市,同一街区(町)的居民在许多方面有共同利益,而且大都离开农村不 久,并与农村仍有密切联系。他们把农村共同体意识带进城镇,城镇社会仍与农村 社会相似。在城市众多的中小商店、工厂中,往往居家与店厂一致,一店一厂俨如 一家。 老板与伙计,学徒、工人的关系也被看作亲子关系。到20世纪初,模拟家庭关 系被导入大工业,大企业资方鼓吹“经营家族主义”和“温情主义”,国有铁道提 出“国铁一家”的口号。 在日本人世代相传、潜移默化形成的集团意识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强烈的 集团归属意识,人们一般都要终身归属于—一个主要的社会集团。对个人来说,集 团至上,代表个人,高于个人。而个人忠于集团,勤奋劳动、工作,就能够得到相 应的回报,就会受到保护。其次是严格的主从观念。家长是家族的代表,必须拥戴 与服从.分家一定要听从本家的统辖。集团成员务必追随集团首脑。一切在下者都 要对长上唯命是从。作为这两种观念、意识的综合,就是日本人特有的依赖心理。 个人离开特定集团和长辈上级就难以立足,或者心理上就极为不平衡。当年,日本 大多数人在经济上的分散性、社会上的闭塞性、文化上的落后性,使得他们的传统 观念和心态特别顽固,难以动摇。 明治以来,政府出于统治的需要,利用神话传说和社会传统,大肆宣扬、灌输 一君万民、君民一体、一国一家之类的天皇制意识形态。宣称天皇是神的后代,是 现人神;日本民族是一大家族,皇室是本家,天皇是大家长;以天皇为最高统治者 的日本国体优越无比,所有臣民都是天皇的赤子,都应忠于天皇、忠于国家。这种 家族国家观在近代日本流毒甚广,成为正统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政府教化 之下,国民的集团归属意识、主从观念和依赖心理与国家观念、忠君思想和对天皇 的崇拜、幻想交融在一起,成为人们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模式。 一次大战后的全面危机,尤其是30年代经济大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弊 端。农村共同体和工商业的家族主义经营发生裂痕、动摇,难以照旧维持。革新官 僚奥村喜和男在《日本政治的革新》一书中写道:“资本的集中与社会的砂粒化, 正是现代个人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同样都可以看到这种 20世纪的悲剧。个人主义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夺走,人们之间的连带性和内在结合, ……五五独与寂寥,分裂与疏隔正在支配着20世纪的人类”。对于一向重视和依赖 群体的日本人来说,这种感受自然是异常强烈的。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旧中间阶层, 企图回归到他们心目中理想化的传统社会去,或者把希望寄托于天皇的干预和恩泽, 以摆脱、解决资本主义弊病。民间法西斯的天皇亲政论、农本主义等复古论调多少 反映了这种心理。 从当权集团来说,由于日本没有强有力的法西斯政党和比较完备的法西斯理论 来组织、动员、控制民众,主要也是适应民众的心理,因而极力利用社会传统来统 制国民。在组织方式上,利用部落会、町内会、五人组、产业组合等原有形式或稍 加改动。 在意识形态上,利用集团主义、忠君爱国和家族国家等思想。 当然,法西斯国民统制利用社会传统,并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或延续,而是有 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作用,有着自己的特点。 首先,法西斯国民统制中,社会传统被用来为侵略战争这一目的服务,彻底摒 弃了原有社会传统的某些积极因素,压制人们对战争的不满和反对,把全体国民和 全部社会生活都纳入总体战体制的支配之下,实现军部建立国防国家的计划。 其次,旧有社会传统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活动中,基于世代相传的共识,自然、 自愿地形成和延续的。但是,在法西斯国民统制中,各种国民团体、地域组织都是 官办官督的,而且在利用社会传统的同时,采取法西斯高压恐怖手段、法律强制方 式和军事式强制行为,加以推行和维护。 第三,旧有的町内会、部落会,产业组合等组织带有一定的自治性质,邻保互 助总的来说符合和有助于成员个人利益。在法西斯国民统制之下,不仅原有组织的 自治职能荡然无存,国民的个人自由与权利也被剥夺殆尽,甚至连私生活也受到不 应有的干预、侵犯。文部省编写的《臣民之道》公然宣扬说:“我们平日所谓的私 生活,归根到底是在实践臣民之道。……虽是游耍,睡眠,也并非与国家无关的私 事,一切都与国家联结在一起。我们在私生活中不可忘记尽忠天皇,为国效劳。” 连睡眠也要念念不忘尽忠报国,荒谬绝伦到了极点。 第四,旧有的产业组合、农家小组合、部落会和町内会等并非普遍存在。工会 的组织率更低,1931年为顶点,工会会员36万多人,组织率仅7 .9 %,而且工会 不统一。其他国民组织也不普遍、不统一。而法西斯国民统制遍及社会各个领域, 囊括了全体国民,达到全社会在官方主导下的划一的组织化。日本国民普遍遭受官 方自上而下、交错重叠的统制,除了行政系统外,还有大政翼赞会机构,按职业、 性别、年龄组成的国民团体,以及町内会、部落会、邻组等地域组织。 第五,在法西斯国民统制中,旧中间阶层居于重要地位。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 础是中间阶层。在当年日本,中间阶层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在中间阶层中,自耕农, 中小地主、中小工商业者,手工业者这些旧中间阶层占了三分之二。旧中间阶层思 想闭塞保守,保留了浓厚的社会传统意识,对上层权势集团既有不满又有难以抛弃 的依赖心理。他们居住地域稳定不变,在当地有一定的声望和影响,同下层群众有 广泛的联系,许多人就是下层群众的直接支配者。正是这样一批旧中间阶层,在各 地的基层形成了一批批“臣道实践家群”,最忠实地贯彻政府的意图,成为国民统 制直达每家每户的末端环节。 以上各点,主要是前四点,无不反映了国民统制的极权主义本质,这从另一个 侧面表明了国防国家体制与德国纳粹体制在根本性质上的一致性。两者都借助传统 以建立,加强某种共同体来控制群众,一个要求建立纳粹一体化的“民众共同体”, 一个鼓吹统一于天皇权威的“一大家族国家”。在其他方式方法上也有相似之处, 日本有的做法就是仿效纳粹的。但是比较而言,日本的法西斯国民统制带有更浓厚 的传统、封建色彩。有的做法简直就是照搬德川幕府的封建专制手段,如产报五人 组和五人组的变种邻组,又如“供出责任制”就是“村请制”的翻版。如果说日本 的历史传统使日本法西斯政治体制的极端集权不如纳粹德国,那么在国民统制领域, 日本把历史传统的消极面同极权主义相揉合,极权统制网络之严密恐怕纳粹也要自 叹不如。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指出:“战争这种异常的体验就好像显微镜,它把日本人 的精神生活、文化和传统等放大,并清楚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在法西斯统治时 期,日本历史传统的消极面暴露无遗,在这里只是从法西斯体制的角度有限地涉及 到一些。当然,问题主要不在于传统本身,而在于推行法西斯统治的当权集团把传 统引向了歧路。 (本节撰稿人:杨宁一)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