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体制的改组 教育与其他文化领域不同,不直接受内阁情报局管辖,是在文部省主持之下, 逐步完成教育体制的改组。当然,教育与其他文化领域并不截然分开,文部省与情 报部、情报局也有一定联系。在教育体制的改组中,同样有军部的积极参与,所遵 循的基本准则与整个法西斯文化统制完全一致。 日本的近代教育本来就具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性质。 早在明治维新年代就规定了国民教育的基调:必须遵循“国体之精华”,造就 “忠良臣民”。天皇侍讲久田永孚起草的《教学大旨》(1879年)规定,教育应注 重德育,以育人为本,学艺为末,德的核心是“忠孝仁义”。《教育敕语~ (1890 年)进一步强调,“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乃我国体之精华,教 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要求培养“忠良臣民”,“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强“忠君爱国”和军国主义教育,以抵 制西方自由民主教育。1925年,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实行裁军,将节省下来的军费用 于军队装备的现代化,裁减下来的近2000名军官被分配到全国中等以上男子学校, 实行学生军训。日本陆军开始直接介入学校教育。1926年根据军部要求,设立以劳 动青年为对象的青年训练所,军事训练占全部学习时数的一半。1928年,文部省设 学生课,在各官办大专学校设学生主事,以“善导思想”的名义对大专学生进行监 视和调查。 1929年学生课升为学生部。1931年初, 文部省决定在中等学校取消法制、经 济课,增设公民课,并规定柔道、剑道为必修课。 九一八事变后,在上述思想控制和压制的基础上,采取继承、强化、部分改组 的方式,逐步形成法西斯教育体制。 1932年,文部省设立直属文部大臣的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 在它的带动下,《日本精神文化》、《日本精神》、《日本精神讲座》等杂志、 丛书相继出版,宣扬“国体精华“和日本精神。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的任务之一, 是对中小学教员实行“再教育”。1934年在各地设国民精神文化讲习所,对中小学 教员讲授日本精神,当前思想问题等。 1935年国体明征运动之后, 文部省设立教学刷新评议会,文部大臣任会长, 包括陆军、海军、文部次官在内的军人、官僚、学者等任委员。其任务是“以国体 观念和日本精神为根本,讨论刷新学问和教育之方法”。根据评议会的建议,文部 省思想局(由学生部改组扩大而成)编写《国体之本义》,于1937年出版发行,分 发给所有学校、社会教育团体,作为对青少年和一般国民进行国体观念教育的范本。 在此书基础上,文部省教学局(其前身为思想局)又于1941年编写发行《臣民之道 》。 基于教学刷新评议会的建议,1937年12月设立直属内阁的咨询机构教育审议会, 由军人、官僚、学者等60多人组成。审议会到1942年5 月撤销,共召开工4 次全会、 61次特别委员会、169 次整理委员会(整理起草各项意见、建议)。它提出6 份意 见书,《关于实施青年学校的教育义务制》、《关于国民学校、师范学校及幼稚园 》、《关于中等教育》、《关于高等教育》、《关于社会教育》及《关于教育行政 及财政》。根据这些意见,政府于30年代末40年代初对教育体制作了重大改组。 在酝酿和实施这一改组的过程中,军部曾一再提出意见,进行直接干预。1935 年军部提出“对小学教育的希望”,主张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提高壮丁的“学力水 平”,要求彻底实施作为日本国民的精神教育。在文部省教育局的腮想研究》第10 辑(1940年10月)卷首,刊登陆军情报部铃木库三少佐关于“提倡建设教育国家” 的主张。他解释说:“进行国防国家的教育建设也即建设教育国家”。他批判所谓 “主知主义”(智育第一)的教育,要求全面改正课程安排,注重贯彻国体精神、 文武兼备、有实行力的训育。1941年2 月,陆军教育总监部提出《陆军对于国民学 校教科书的要求事项》,要求教材应当“遵照皇国之道,对国民进行有关国防的基 础训练”。它举出以下事项作为选择教材的重点:“皇国国防本义,国家总体战的 本质、有关皇军的事项(建军之本义,历朝武德、尚武的国民性及军人精神、百战 百胜的传统、皇国进行战争之本义)、在乡军人的使命、征兵检查、战时国民的道 德生活、出征军人家族和阵亡者遗族须知”。政府对教育体制的改组,很明显地反 映了军部的要求。 重大改组之一,是1941年3 月以敕令方式公布《国民学校令》,把小学校改为 国民学校,分为初等科6 年、高等科2 年,并把义务教育由6 年改为8 年。原来的 《小学校令》规定,小学校的宗旨是“留意儿童身体的发育,授予基本的道德教育 和国民教育,以及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一“般知识技术。”而国民学校的目的,按《 国民学校令》规定,是“遵照皇国之道,施以普通教育,给予作为国民的基础训练。” 参与改组的文部省官员说得更清楚:“初等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一个优秀的个人, 而必须是培养能够扶翼皇运的优秀国民”。 国民学校的课程实行大科目制,分为国民(包括修身、国语,国史、地理)、 数理、体育(体操和武道)、艺能、实业5 科。教材中充斥着宣扬神国思想、忠君 爱国、武力和扩张的内容。在一、二年级的教科书中,有关武力和扩张的教材,如 占领“满州”和建立“共荣圈”的故事,以及“打仗游戏”,“哥哥上战场”, “军舰的种类”、“旗语”等军事散文、诗歌、常识,占了8 —10% ,而在五、六 年级的教科书中,有关武力和扩张的教材约占一半②。国民科国史教学的中心,是 讲授“肇国之鸿运、皇统之无穷,历代天皇之鸿业,忠良贤哲之事迹、举国奉公之 忠实等,使之知晓皇国发展之行迹”。通过神话传说和人物故事,进行彻头彻尾的 忠君爱国的教育。 各项仪礼活动在国民学校的教育中占有突出地位。每逢四大节日(纪元节、天 长节、明治节和元旦)以及大诏奉戴日(每月8 日为拥护对美英宣战诏书的纪念日), 都要举行仪式,遥拜皇宫,奉读敕语、听取“奉诏必谨”的训话或广播。此外,各 学校还有日常的其他仪式,如早晨朝会,遥拜皇宫,齐声宣誓,或在教室里举行课 前朗诵誓词。有的誓词这样写道:“我等乃陛下之学生,立于追求忠道之学业,誓 翼赞圣业。我等乃陛下之学生,振奋刚健不挠之气魄,誓宣扬皇道。我等乃陛下之 学生,切磋苦行勤于文武,誓作兴亚之柱石。”不断重复的礼仪和宣誓,制造对于 天皇的神秘敬畏氛围和为天皇奉献一切的集团情绪,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幼小的心灵。 加强军事训练、救护训练、防空训练,努力培养“必胜信念” 和“坚忍持久”精神,是国民学校的教育内容之一。这类活动大都在假期、课 余进行,少年团是主要组织者。按规定,国民学,校初等科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全部 都得加入少年团。在“学校是兵营,学友是战友”的口号下,少年团在很大程度上 采取了军队教育的内容与方式,重视“以实践体验为主”的团体训练,把“养成献 身奉公的实践力”、“培养战友意识”、“强化服从和责任观念”、“重视纪律和 克制”、“昂扬向海外发展的气概.”作为训练目标。既然学校教育向军队教育看 齐,那末教师应当是军人。 1939年就修改了兵役法,适令的小学教师也须同样服兵役。陆相对此讲得很直 率:“教员充分体验了军队教育,服完现役后就可把军队教育用于儿童,学生的教 育。” 在战前日本,多数人念完6 年书(寻常小学或国民学校初等科毕业)或8 年书 (高等小学或国民学校高等科毕业)就进入社会,参加工作、劳动。据1931年统计, 这样的少年儿童占79% ,只有21% 的寻常小学毕业生升入各种中等学校继续求学。 小学校是日本大多数人接受正规教育的场所,小学毕业生是劳动力的基本补充源泉, 他们也是军队的基本兵源。正因如此,军部和政府特别抓紧小学生的教育,趁他们 最有可塑性的期间进行思想灌输,使他们具有忠良臣民的基本品质,成为军队士兵 的合格候补者。日本男子的大多数都要服兵役,接受极其严格的军队教育。小学教 育和军队教育是使他们思想定型化的两个决定性人生阶段。在小学毕业到服兵役之 间,还有6 —8 年时间,这是许多人刚跨进社会的重要时期,军部和政府也十分重 视对这批劳动青年的教育。 1939年4 月,决定实行青年学校义务制,这是教育体制的另一重要改组。在此 之前,1935年政府公布《青年学校令》,把原有实业补习学校(始于1893年)和青 年训练所合并为青年学校,分设普通科(2 年)和本科(一般男子5 年、女子3 年)。 寻常小学毕业生先进普通科,普通科修完者和高等小学毕业生进入本科。 另设研究科和专修科。实行青年学校义务制后,凡12—19岁男性劳动青年,必 须修完青年学校本科。1942年,公立青年学校共有男子180 万人、女子70万人,由 大企业设立的私立青年学校男“万人、女22万人。公立青年学校以农村和中小企业 劳动青年为对象,就学率并不高。 .青年学校每星期授课5 —6 时,教授国语、 国史、地理、数学,理化、音乐等课程,还根据不同需要讲授农业、工业、商业、 水产、缝纫、家事等课程。青年学校似乎教育内容相当广泛,但摆在第一位的还是 灌输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思想,尤其重视军事训练(教练课)。本科5 年共960 课 时,教练课占350 课时,内容有个别教练、部队教练、战阵勤务等,非常详细周全。 青年学校可以说是士兵预备学校。 同青年学校相对应的还有青年团组织。1941年1 月成立全国统一的大日本青少 年团,其内部仍分为青年团、女子青年团、少年团。20岁以下的青年学校在校和结 业青年必须加入青年团,他们为普通团员。部分21—25岁青年为干部团员。实际上, 许多地方把25岁以下的劳动青年全都编入青年团。有些地方的女子青年团也吸收女 中等学校的学生。当青年团,女子青年团、少年团刚合并为大日本青少年团时,单 位团数36,299 个,团员共442 万多人。1942年6 月,即一年之后,单位团数达54, 604 个,团员激增为1421万人。由于强制加入而有惊人的发展。 1941年3 月文 部省关于大日本青少年团的训令规定,“本团在文部大臣统辖之下,以地方长官为 道府县青少年团团长,以青年学校校长及小学校长为各个单位团团长”,由“学校 职员及其他与教育有关人士”任指导者。大日本青少年团的训练,也即它的活动, “应基于国体之本义,实行团体的实践训练,以收共励切磋之功效,并充分明确认 识皇国在东亚及世界的使命和皇国当前的内外形势,使青少年的行动归一于实现国 家之目的。”《大日本青少年团教养训练纲要》(1941.4 )讲得更为明确:其目 标是“培养与大东亚共荣圈领导者相称的下一代国民”。 中等学校、大专学校的教育也有重大改动。同国民学校、青年学校的培养对象 有所不同,中等学校在于培养“中坚有为”的皇国国民,大专学校尤其是大学则是 造就国家“精英分子”、“栋梁之才”。不过,“遵照皇国之道”,培养扶翼皇运 的忠良臣民,同样是这些学校的基本目标。对中等学校和专门学校,这里不再一一 叙述,仅就大学的重大变动略述一二。 :教育审议会提出,“大学的目的是教 授国家需要的学术理论与应用技术,探究其蕴奥,并经常基于皇国之道,致力于培 养国家思想,陶冶人格。”这大体上复述了1918年修改的大学令第—条条文。在大 学令这一条后半部分,原文是“留意”人格陶冶和国家思想的培养。对此如何理解、 实施,修改时有分歧。教育审议会把“留意”改为“致力”,加上“经常基于皇国 之道”,把大学令的反动、消极含义进一步扩大,加强了。教育审议会还提出,为 了达到大学的目的,“应当领会国体之本义,振兴真挚之学风,通过学术而巩固永 远扶翼皇运之信念”,“应当加强对于东亚、世界及国防的认识”。强调大学教育 应为建立国防国家、建立世界和东亚新秩序服务,而“振兴真挚之学风”显然是针 对消除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学术研究而言的。 据此,文部省指令东京大学新开设日本思想史讲座(文部省原来要求开设国体 学讲座,因东大文学部教授会反对而改用此名),扩充了神道讲座。大学教育的最 大变动,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遭到扼杀。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在京都大学、东京 大学和其他大学频繁发生压制学术自由的事件。1937年后愈演愈烈。 教育体制改组后,各类学校都更严格地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由于战局的恶化, 教育秩序很快被全部打乱。1943年6 月,内阁决定《学生战时动员体制大纲》,规 定初高中学校缩短学习年限,到工厂、农村去劳动,每年劳动时间初定60天,后来 改为4 个月。同年10月,取消大学文科学生缓征的规定,已达服兵役年龄的文科大 学生全部被征入伍开赴前线。1944年东京等13个大城市国民学校初等科学生全被强 制疏散下乡。1945年3 月内阁决定除国民学校初等科外,一律停课一年。接着于5 月公布《战时教育令》,规定停课师生全部组织起来,从事军需生产和防空、运输 等勤务。被动员的学生达340 万多人,因此而伤亡者2 万多人。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