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民政策与国民心理 强制同质化的实现,首先在于法西斯国家权力的作用。利用对外战争煽起排外 狂热,实现举国一致,这在战争顺利进展的情况下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在内外交困 的情况下,仍能控制多数国民,主要是政府操纵了所有舆论工具、国民组织和文化 团体,使信息渠道单一化,舆论一边倒。国民长年累月受到千篇一律的思想灌输, 内外一切不同声音受到封锁和压制,从而麻痹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失去了独立判断 的可能性。如此实现的强制同质化,实际上是一种现代愚民政策,使国民盲目追随 军部和政府,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种现代愚民政策对青少年的毒害最大, 战争末期许多青少年充当神风队的飞行员,枉为肉弹和炮灰就是有力的例证。 利用天皇权威和传统观念,是能够造成强制同质化的重要原因。明治以来国体 论和忠君爱国的思想灌输是以传统的家族主义、集团观念为基础的,国体论极权主 义的传播也是如此。日本人习惯于把社会集团作为扩大化的模拟化的家庭,因而也 自然而然地把国家作为家和集团的扩大化。正是利用这种心理,国体论所谓的“君 民一体”被大肆宣扬,并从中引伸出“家族国家论”,把日本说成是以天皇为首的 “一大家族国家”。天皇既是一国之君,又是一家之长,一君之下万民平等,一国 之内共存共荣。从而要求人人归一于天皇,扶翼皇运与天地共存,实现“八统一宇” 的皇国使命。正是基于上述心理,多数国民相信了国体论、家族国家论,把自己的 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天皇身上,把国体论极权主义看作理所当然,从而接受军部和政 府以天皇名义,以扶翼皇运而提出的内外政策措施。 此外,日本传统的集团观念强调协同一致。人们在日常集团生活中,不提倡、 不习惯发表、坚持个人不同意见,凡事最好看人学样,人云亦云随大流。这种习惯 心理也严重泯灭了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要随声附和大多数,不 能破坏集团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形成又反过来成为人人难以抗拒的约束力,抑制 了个性和独立思考。举国一致局面的长期维持,与此有很大关系。 思想文化统制离不开知识分子,对于强制同质化的形成,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曾 不同地为之效力。矢内原忠雄把当年知识分子分为四类:第一,与军部法西斯政治 和进行战争积极合作,为法西斯统制、天皇神格论、大东亚共荣圈提供理念的少数 超国家主义者;第二,虽然不喜欢法西斯政治和进行战争,但又害怕日本战败灭亡, 而不得已协助战争的人们;第三,虽不赞成军部的法西斯政治和战争政策,但认为 任其为所欲为,对国民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要自己置身其中,尽力保护国民的自由, 缓和军部的法西斯政治,使之走上合理的道路,因而与战争合作的人们;第四,积 极或消极地不协助战争的少数人。 第一种人人数不多,起的作用极为恶劣。德富苏峰、纪平正美、平泉澄、蓑、 田胸喜等人是其中的代表。如蓑田胸喜,从泷川事件到津田左右吉事件的几次文化 迫害事件,他都充当了挑拨者、打手的角色。日本战败使他受到致命打击,以悬梁 自尽结束了一生。第四种人也不多,他们刚直、清醒地坚持自己的信念,不同流合 污,值得尊敬。第二、第三种人占大多数,他们的态度很值得研究,因情况复杂, 篇幅有限,只能简略地涉及主要之点。 第二种人与当局协力,虽然有些不得已,实际上是随波逐流,越陷越深,终于 同流合污。“一些人在时代逆流冲击下,渐渐地或突然地向右倾斜。他们为了生存, 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的教养、技能、知识适应这种反动势力,为不被溺死而抓住稻 草。 为了生存,昨日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了今天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昨夜的自由主 义者成了明天的国粹主义分子。摇身一变,沦落为“御用评论家”,这在学者,评 论家中有之,编辑中有之,过去的左翼活动家中也大有人在。”在任何一次历史大 风浪中,都会出现这样一批人,不足为奇。在当年日本“举国一致”的环境下,受 到强烈的集团观念、国家观念的压力,是他们转变的重要原因。他们认为不能自外 于集团、自外于国家,这是首要的,至于集团与国家的行为是非是次要的。同时, 他们认为自己是为了集团和国家而心安理得,甘愿同流合污。 最可悲的是第三种人,他们明知国家内外政策走上邪路,却要极力从中发现某 种积极因素,力图加以引导,使之走上“合理” 的道路。这种人为数也不少,前面提到的昭和研究会中有这种人,在左翼转向 者中也有这种人。其主要的代表是京都学派:京都大学哲学教授西田几多郎及其弟 子。前面提到的三木清是西田的学生,他的立场和他所主张的协同主义已有评述。 1941年11月、1942年3 月、1942年11月,《中央公论》杂志邀请西田的高足高坂正 显、西谷启治、高山岩男、铃木成高举行3 次座谈会,先后以《世界史的立场与日 本》、《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与历史性趴《总体战的哲学》为题,发表了座谈纪录。 西田及其弟子还发表、撰写了内容相近的著作。西田曾为东条内阁起草《世界新秩 序的原理00 1942 年?月,《文学界》杂志召开《现代的超克》座谈会,共有不同 立场观点、不同文化领域的13人参加,其中有西谷和铃木。 几次座谈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评价当前的战争。京都学派的人们借用德国史学 家兰克所谓“道义的生命力”这一概念,展开他们的议论。认为世界史的动力始终 是“道义的生命力”,必须借助道义力量创造新的世界史。“大东亚战争”是因为 “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秩序”穷途末路而导致的“世界史的必然”。日本打破西欧 帝国主义统治亚洲的战争,建立“东亚共荣圈”的目标,正是创造新世界史的“道 义的生命力”的表现。关于< (现代的超克“问题,与会者一致肯定“大东亚战争” 是超克“西欧式现代”的圣战、义战。对于如何评价“日本式现代”即明治以来的 文明开化则有分歧,既然承认超克“西欧式现代”,也就否定了“西欧式现代”的 精神和原则即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京都学派讲得很明白:“总体战的意义”就在 于“全面清算过去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世界观,创造一种成为新时代支柱的历 史原理”,肯定了国防国家体制和国家法西斯化的正当性。 京都学派的说法大受欢迎,登有座谈会记录的杂志发售量特别大。当时人们关 注如何评价当前的战争,特别是李生和青年知识层急于弄清自己投身战争是否值得。 京都学派的议论,与官方,右翼学者关于国体精神、皇国使命之类千篇一律的陈词 滥调相比,对许多人特别是学生和青年知识层带来新鲜感,并给予“理论”认识上 的满足,因而有很大吸引力,产生了特有的恶劣作用。当然,京都学派对当局的内 外政策是有保留的,他们高谈“道义的生命力”,企图以“道义”去约束战争行为, 使战争符合“道义”的方向,也曾明确表示日本不能走西欧的侵略道路:当右翼全 面否定日本式现代,认为那是向西欧屈服,主张彻底回归日本的时候,京都学派认 为过去日本为了发展而学习西欧是有必要的,有条件地肯定“文明开化”,对于右 翼借以鼓吹法西斯化的“回归日本”论保持某种距离。但是,他们对侵略战争和国 家法斯西化所作的肯定是主要的,影响了许多人自觉地支持战争和法西斯化。而他 们所作的保留是无济于事的,对于战争的侵略性质和法西斯化不会带来丝毫的改变。 第三种人的态度,除了思想糊涂、不懂政治的书生气,无疑也多少受到头脑中 国家观念的驱使,企图以他们的方式尽到对国家的责任。但是,他们不是大声疾呼、 直截了当地指明国家的错误,而是力图用一种让人可以接受的委婉方式,把国家引 上“合理”的道路。这大概也是日本人在集团生活中养成的惯常心理和处事方式吧! 可是,当局只是利用他们,对他们的立场并不认同。他们终究还是遭到当局的冷落 和排斥,不断地受到蓑田胸喜等右翼思想家的大肆挞伐。京都学派的主张被攻击为 “反军的、败战的、反国家的”。三木清因为掩护这位被缉捕的友人而身陷囹圄, 死于狱中。 “强制同质化”反映了法西斯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从国民统制和文化统 制可以再一次看到, 日本有它特有的自上而下的极权主义统制网,这个统制网是 靠国家权力和传统力量编织起来的,与德意法西斯的具体做法有所不同,但统制的 严密和严厉程度几乎是一样的。当然,反动体制不论编织得》口何精巧细密,总要 破裂。由于军事上节节败退,经济上困难重重,民心动摇不断扩大,所谓“流语蜚 语”和缺勤怠工的数量月月上升。 国民统制、文化统制以至整个法西斯体制都在发生破裂,日趋崩溃。 (本节撰稿人:吕永和,孙仁宗)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