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军队中的疾病和医疗情况
内战时期士兵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疾病。士兵们病死比战死要多一倍。而对每一
个病死的人来说,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里病员死亡单上还有许多其他的人。最初
一个团的编制有1,000 人,而到部队开始进入战斗时常常减员一半,疾病和残疾是
主要的原因。
新兵体检常常很草率,有时根本就不体检。1862年7 月,对联邦征兵手续的一
次调查中推断:“去年对新兵进行草率和表面的体检至少占所征志愿兵的25% ,这
种检查不仅毫无用处,而且确实是一种累赘。”此后体检比较严格。但是数千人聚
集在一起所形成的新的疾病环境,身处在这种环境,就是健康的新兵也会得病。在
双方军队中,农村兵比起城市兵更容易得病。这些农村兵已经一直处在袭击农家青
年的多种细菌的侵袭下。在联邦军队中,来自中西部几个州的新兵患病死亡率比起
来自东北部几个城市化的州高43% 。
两次广泛的时疫流行袭击内战部队。第一次是一种流行性儿童传染病——主要
是麻疹和腮腺炎——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得这种疾病。虽然死者很少,但是这些疾病
能使由大量新兵组成的部队一时失去战斗力。第二次是由于污水、变质食物、曝晒
和蚊子引起的战地流行病。内战时期主要的致命疾病是痢疾及腹泻、伤寒和疟疾。
在军营内,原始的卫生条件或不注意卫生,常常使水遭到污染,残留的废物垃圾招
来了苍蝇和啮齿动物如耗子、松鼠等。甚至当军医颁布适当的卫生规则时,士兵们
有时还是不注意。罗伯特·E ·李在1861年写道:“我知道,我们可怜的病号遭到
这么多的折磨,但他们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们没有按我们的要求去做。他们比小孩
还要差劲,因为我们可以强迫孩子们去做。”
由于内战士兵病死的人数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队死于疾病的人数大概
多十倍,比死于战场的大约多八倍,因此许多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说:“医疗服务是
内战中最惨痛的失败之一。”当然,内战中肯定会有不胜任的或放荡的医生,随军
医疗队中存在官僚主义错误、军官对士兵的卫生漠不关心和医疗工作中有守旧思想
等等,都负有责任。但是,这些只代表了事情的一个方面。根据当时的标准,内战
时期的医疗和军队的卫生状况是非常好的。虽然病死与战死的比例为二比一,但却
优于墨西哥战争(1846-1848) 的七比一的比例,也优于西班牙与美国的战争(1898)
的六比一的比例。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 中的英国军队的比例几乎是四比一,
在拿破仑一世进行的历次重大战争中一直是八比一。在克里米亚的盟军中不到两年
的时间里疾病死亡率是25% ,与内战军队相比,它四年内疾病死亡率是13%(联邦军
队10% ,邦联军队是20%)。美国军医总监的看法是正确的,当时他有见识地写道:
“联邦军队中病死与战死的比例比起有史以来所了解到的任何军队的死亡率都要低。”
但是根据20世纪的标准,内战军队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触目惊心的。正如战
时军医总监后来用事后聪明的观点解释说:“内战是在医疗上的中世纪之末进行的”。
路易斯·帕斯特、约瑟夫·利斯特和其他欧洲人刚刚开始细菌学的研究,这一研究
将在一个世代内引起医学知识的彻底革新。内战时期的医生不知道引起痢疾、伤寒
或疟疾等的原因。对有关环境卫生、洁净饮水或均衡饮食的重要性在思想认识上还
处在摇篮时代。几乎没有人懂得需要对外科医疗器械进行消毒,以防感染。由于医
疗技术还处在原始阶段,医生们知之不多。他们的无知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
历史的事实。
虽然内战对医学没有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军队医疗上确实引起了重要的
创新。1861年的医疗服务是不健全和不成熟的,而到了1863年已得到了极大发展,
而且实行专业化。在萨姆特要塞陷落的时候,美国军医总监已年届80岁,他是参加
过1812年战争的退伍军人。他的继任者60岁,同样满足于旧军队中那种浑浑噩噩的
官僚主义习气。但自1862年4 月,33岁的威廉·A ·哈蒙德被委任为军医总监起,
联邦军卫生局才有幸得到了强有力的具有进取心的领导。而邦联军卫生局的情况也
是如此,同样受到资源少的限制。1861年4 月,美国军队只有113 名医生,其中24
名辞职去投奔邦联。到战争末期已有15,000多名医生在联邦军和邦联军中服务。战
前军队里没有综合性医院;在1865年已有350 多所,其中许多新的“帐篷”式医院
在长达半个世纪内,成为标准的陆军医院。
大约在战争的第一年,伤员的战地治疗程序是混乱的。团队的乐师( 其中许多
人小于18岁) 、炊事员、大车把式以及其他非战斗人员都被派去抬担架;平民经常
被雇来驾驭救护车。战斗激烈时,这些平民和青年人往往惊慌地逃走,留下无人照
顾的伤员躺上几小时或几天。结果战士们常常离开前线,把受伤的战友抬到后方,
这样就减少了部队的战斗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862年8 月,麦克莱伦将军下令
波托马克军团成立一支野战卫生队。这个卫生队工作十分有效,并被其他联邦部队
采纳,最后在1864年3 月,得到美国国会的委派令。野战卫生队的成员在战斗期间
和战斗之后活跃在战场上,急救受伤的士兵,把他们抬到旅或师的后方战地医院,
并且驾驭马拉的救护车把伤员从战场疏散到后方医院。邦联成立了类似的“医疗队”。
这些医疗单位一直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军队的样板。
美国卫生委员会力主建立野战卫生队,并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卫生委员会这
个组织被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说成是美国创造能力的典范,它创建了志愿社
团,去完成在欧洲通常由国家或教会所完成的任务。战争初期成立的卫生委员会作
为一个民间团体,谋求政府的批准,以帮助军队卫生局解决某些卫生问题,这些卫
生问题曾使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国和法国军队死去许多人。卫生委员会在解决了军
队敌视“参与工作”的平民问题之后,在1861年6 月得到了陆军部的正式承认。
卫生委员会变成北部妇女为战争效力的主要机构。虽然它的国家官员及其公职
人员都是男人,但是管理7,000 个地方性机构的志愿人员,大部分都是妇女,她们
收集生活用品,举办大型“卫生展览会”进行筹款并干护士工作。委员会建立补给
站,为部队分发衣服、食品和药物。它给往返前线的康复士兵和休假士兵提供食宿。
它向团的宿营地派卫生检查员,就诸如公共厕所、下水道、供应水及炊事这类问题
对官兵们进行指导。它给士兵们提供蔬菜,这是按部队标准定量经常短缺的品种。
它搜集急需的药品和绷带,迅速送往战地医院。它派出自己的医生和护士到军队医
院里工作。1862年它租船从夏洛和弗吉尼亚半岛撤退伤员,当半岛上的部队缺少救
护车时,它为他们提供了救护车。
1861年卫生委员会的官员们批评军医总监及其手下的工作人员像“老朽的饭桶,
可恶的绊脚石”。这个旧的军医机构愤怒地反唇相讥,说他们是“蛊惑人心的说教
者、乡下医生和好胜的女人。”但卫生委员会是受到士兵们的如此欢迎,它的工作
效率如此显著,它在国会中的影响如此巨大,因此它能在1862年推动通过一项改组
卫生局的议案,并稳妥地保证哈蒙德被任命为军医总监。这开创了卫生局与委员会
之间合作的时代,从而产生了像野战卫生队这样的创新事物。这个委员会及哈蒙德
将军与陆军部长埃德温·M ·斯坦顿在1863年发生冲突的原因还不完全清楚。有时
斯坦顿阻挠该委员会的活动。他不喜欢哈蒙德,并在1864年解除了他的职务。然而
那时哈蒙德实行的改革已经成为军队规范化的工作程序了。
其他志愿社团也协助卫生委员会做了工作。有几个国家团体为士兵们提供帮助
并赡养他们的家属。西部卫生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它为密苏里和阿肯色的联
邦军队开展救护与医疗工作。罗马天主教仁爱修女会向军队医院提供国内训练有素
的护士。1861年11月,一群新教徒的牧师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官员组织了基督教委员
会,向前线宣传基督教青年会的教义。一年之内,这个委员会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组
织,并给军队以比精神安慰更多的东西。基督教委员会的志愿人员给伤员们提供食
物和护理,给医院图书馆提供大部分的图书和刊物,并给康复期的士兵们分发毛毯、
棉衣,甚至药品。这些活动有时导致了他们与卫生委员会的对立,卫生委员会比较
世俗化的领导人对基督教委员会的那种传道热情总是皱眉蹩额,表示不满。
这些志愿团体对联邦军队的健康状况作出了很大贡献。它们在医疗史上也具有
长久的影响。卫生委员会逐渐形成了一种着重科学调查、讲究实效和严谨的博爱主
义的哲学思想,从而成为战后慈善事业的一个特点。它给美国公共卫生联合会提供
了样板,该组织是曾在卫生委员会内积极工作的人于1872年创建的。美国公共卫生
联合会在以后美国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南部组织起来的救护和医疗工作比起北方来不那么集中。尽管当地到处都成立
了帮助士兵和医院救护的团体,但是,邦联并不存在卫生委员会或基督教委员会这
类对应团体。虽然这些团体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邦联的士兵们在医疗护理上比起
联邦士兵还是差些。每六个受伤的邦联士兵中有一人死于创伤,而联邦军是七个伤
员中有一个死于创伤。邦联士兵的患病死亡率是联邦军的两倍( 这里应特别指出战
斗中的死亡率也是两倍之多) 。这并不是邦联卫生队的过失,而主要是食物短缺、
经济崩溃和资源遭到破坏,以致影响了邦联各方面进行的战争努力。生病或受伤的
战士不能得到充足的食物或适当种类的食物。虽然大部分原因也是由于联邦封锁造
成药品短缺,但是有关邦联医疗工作的最详尽的研究资料认为,在家庭手工制作和
与北部的违法贸易大大弥补了药品短缺。但是南部铁路的逐渐崩溃,以致某些地方
在最需要药品的时候也得不到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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