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特别聚焦:红色领袖思想和实践之谜 列宁证明了应该如何管理国家,斯大林证明了应该如何不管理国家;赫鲁晓夫 证明了傻瓜都可以管理国家,勃列日涅夫证明了并不是每一个傻瓜都可以管理国家, 戈尔巴乔夫证明了……——苏联流行政治笑话。 谈到红色苏联,绝对不会忘记的一个人就是它的缔造者——弗拉基米尔·伊里 奇·列宁(乌里扬诺夫),绝对不会忘记的另一个人就是列宁的继承者——约瑟夫 ·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朱加什维里)。只不过,“列宁”和“斯大林”都是 他们革命时用的“姓”,不是他们的真正“姓氏”。但是一个人是以俄国的大河— —勒拿河为姓,变成了“列宁”,另一个人是以常见金属中硬度最高的东西—— “钢”为姓,于是就变成了“斯大林”。以祖国山河江川、物产矿藏为姓,这是何 等的气魄! “给我一个革命家组织,我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这是列宁在青年时代立下 的宏伟誓言。果然,他仅用十余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这个理想,建立了一个最具有反 叛和反传统色彩的政权。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心理学家阿兰·别扎松认为列宁堪称 是“十月革命和占地球三分之一的国家新型政权的缔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 绝对不愿意!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失去独立而不断挨打。你们愿意 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么你们就应当 在最短期间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且在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 什维克的速度”,这是斯大林在20年代中期立下的誓言。果然,在他的领导下,苏 联仅用10年时间就真的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 “我们将在20年代实现共产主义广这是赫鲁晓夫在1961年发出的豪言壮语,何 等地激动人心,鼓舞士气,但最终落得说者有意,落花无情。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 式的冲击是巨大的,但是他的改革带来的混乱更是灾难性的。莫斯科新圣母公墓内 赫鲁晓夫一半白一半黑的墓碑就是对他一生的最好评价。 “我们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而发达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最近 的人口”,这是勃列日涅夫在1977年做出的重要的指示。的确,勃列日涅夫执政前 期,苏联综合国力欣欣向荣,苏联国际地位蒸蒸日上,但到头还是无法避免地陷入 “停滞时期”的泥沼里。 还有戈尔巴乔夫,这位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总书记,第一位同时也是最后一位 苏联总统,执政仅6 年,就落得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败局。1991年12月25日下午 19时整,苏联总统、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开始了自己的“告别演出”, 他痛苦地表示:“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形成的局势,我停止自己作为苏联总 统的职务的活动。作出这一决定是出于原则性考虑。” 这些红色领袖们(有的人最初是红色,最后似乎变了颜色,变成了灰色或者白 色),为红色的苏联,为红色的历史,为红色的风暴打下了深深的个人印痕。 一、小个子革命将催生的一声炮响 美国作家房龙写道:“一个小个子、秃顶的人,西伯利亚流亡学校的毕业生, 把这个行将崩溃的国家掌握在手里,开始了重建工作。他打碎了旧王朝的模式,也 抛弃了亚洲方式,把一切旧的制度扔到九霄云外。” 存放在沙皇政府宪兵第三厅的政治犯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弗拉基米尔·伊里 奇·乌里扬诺夫,男性,俄罗斯族,1870年4 月10日出生于辛比尔斯克,身高168 公分,政治犯,数次被捕和流放。 的确,在俄国这样的寒带国家,女性身高平均为170 公分以上,男性身高平均 180 公分以上,列宁的身高实在是“不足挂齿”了。可是,就是在这个小个子的内 心里存放着伟大的志向和目标。1887年,列宁在喀山大学法律系读书时,因参与革 命活动被捕,在审讯时,审讯官告诉列宁:“年轻人,你要知道,在你面前,沙皇 制度是一堵高墙。”列宁轻蔑地回答:“是的,是一堵墙,不过,轻轻一推,它就 会顷刻坍塌。”列宁是把推翻沙皇政权及专制制度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当家作主 的新政权作为自己的鸿鹄之志的。 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历史发展存在两种选择: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 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滁此之外,别无他路。因为控制着国家杜马和一切合法机构的资 产阶级和掌握着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拥有工人武装力量的布尔什维克是当时最强大 的两支政治力量。二月革命虽然胜利,沙皇专制制度虽然被推翻,但是革命任务并 没有全部完成,和平、土地、自由、面包和民族问题等重要问题都没有解决,俄国 历史面临再一次选择,俄国一切政治力量面临再一次被选择。 二月革命之后,在极短的时间内,俄国国内出现了政治真空状态。二月革命时, 布尔什维克仅有2 万余人,而且列宁和他的战友们,或者流亡国外,或者流放西伯 利亚,或者被关进监狱,国内的无产阶级力量严重不足。相反,资产阶级拥有财富 和政治经验,并且拥有一切合法活动的阵地,他们利用大量报纸、刊物等宣传工具, 把众多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市民吸引到自己一方,这使得资产阶级具有极大的政治 优势。 1917年3 月2 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参加这个政府的,大多数是资产阶 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代表人物。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作为“合法政府”立即得到 了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等国政府和舆论界的支持。 临时政府成立时发表宣言,声称它将实行政治大赦和宗教大赦,允许言论、出 版。集会、罢工自由,废除等级的、宗教的、民族的限制,用民警代替警察,召开 立宪会议等。尽管它们隔三差五地颁布一些改革法令,但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很 少兑现对人民群众的承诺,但是对于继续进行战争,其热情丝毫不逊于沙皇政府。 它在3 月6 日发表的皓公民书》中声明将神圣地执行沙皇政府同英法帝国主义国家 签订的密约,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4 月18日,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向协约国发出 照会,宣布“全体人民将世界大战进行到底并获得最终胜利的愿望,因为体验到全 体和每个人的共同责任而加强了”。而经历了3 年战争、为此付出极大代价的广大 人民群众却是迫切地渴望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人们在极度失望后,愤怒地说 出“洋姜不比萝卜甜”。 与此同时,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之外还诞生了一个“非法”的政权——苏维埃。 在罢工和起义过程中,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根据1905年革命的经验,建立了新的革 命政权——工兵代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俄罗斯中央局号召“各工厂应马上选举罢 工委员会,由它们的代表组成工人代表苏维埃,工人代表苏维埃在运动中将起组织 者的作用,并建立临时革命政府”。 彼得格勒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于3 月2 日(公历2 月27日)晚9 时在塔夫利达宫 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约50人,布尔什维克只有少数代表。孟什维克国家杜马党团 代表齐赫泽被选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斯科 别列夫当选为副主席。参加执行委员会的有11名代表,其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 仍居多数,布尔什维克只有3 名代表。 列宁是这样看待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主要的、真正的、实际的、掌 握全部政权机关的资产阶级政府,即李沃夫之流的‘临时政府’;另一个是补充的、 附属的。‘监督性的’政府,即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它没有掌握国家政权机 关。但是它直接依靠绝大多数的人民,依靠武装的工人和士兵。” 但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只是在形式上统治着全俄,所依靠的仅仅是在二月革 命中一部分“反水”的旧俄军队及数千名乳臭未干的军校士官生。彼得格勒工兵代 表苏维埃则拥有在二月革命中武装起来的几十万工人和起义的士兵。因此这个并存 从一开始就不是平等意义上的共存,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在人心向背和军 事实力上处于劣势。19世纪俄国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曾经写下这样的名言:“人民 已经起床了,准备上路,但在等待什么人——等待着领袖,领袖出现了。” 俄国人民厌恶战争、厌恶政客,渴望和平、面包、土地,但是资产阶级临时政 府不能够给人民这些,俄国人民在期待着真正代表他们愿望的政党和领袖的出现。 4 月 3日晚,彼得格勒[即彼得堡,因“堡”接近于德国城市统常的尾音“堡”, 因此19互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于8 月1 日向俄国正式宣战,沙皇政府 将彼得堡改名为彼得格勒,这时,它的芬兰车站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士兵,不 过,这些士兵并不是欢呼战争的,而是怀着急切的心情等待着自己领袖的归国的。 11时 10 分,列宁出现在列车车门边,全场欢声雷动。工人代表向列宁献上鲜花, 乐队奏起激昂的《马赛曲》,勇敢的喀琅施塔德水兵组成仪仗队。列宁登上装甲车, 向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和水兵发表了演说,号召他们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最后列宁以“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的口号结束了自己的演说。 4 月4 日清晨,列宁在塔夫利达宫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上,作了《论 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他指出: “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 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 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手中。” 为了实现这一革命转变,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 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就是列宁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的革命和平发展 方针。其主要原则包括:首先,布尔什维克党要揭露、批判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性 质和所进行战争的帝国主义实质,揭露它欺骗群众的谎言,不给它任何支持。其次, 要耐心地、经常地、坚持不懈地宣传、教育、组织群众,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的影 响,从实践经验中纠正自己策略的错误,认清苏维埃是革命政府惟一可能的形式, 组织群众为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斗争。第三,扩大和增加布尔什维克党在 苏维埃中的影响,剥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窃取的权力,使苏维埃完全置于布 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之下。 列宁的革命和平发展方针为党的四月代表会议接受,全党展开了和平的合法斗 争,用革命精神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争取群众和组织群众。布尔什维克党员深人 街道、工厂、兵营,出席各种群众大会,发表演讲,进行辩论,向群众解释布尔什 维克党的纲领,揭露临时政府各种反人民的政策及其反动本质,批判小资产阶级政 党推行妥协政策的危害性。此外,布尔什维克还采取各种方式把群众组织起来,主 要是建立各种苏维埃。1917年5 月1 日(俄历4 月18日),俄国劳动人民第一次公 开地热烈庆祝国际劳动节。 布尔什维克党印发传单、召开群众大会、组织示威游行,号召无产阶级加强国 际主义团结、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当天,列宁在练马场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与 全场听众一起高呼:“打倒战争!”“和平与争取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斗争万岁!” 6 月3 日至24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 会的代表共822 名,其中布尔什维克代表为105 名,社会革命党代表285 名,孟什 维克代表M 名。从代表人数的分布来看,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处于劣势,是少 数派。因此孟什维克控制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权,孟什维克齐赫泽 担任执委会主席,策列铁里担任了副主席职务,列宁当选中央执委会委员,只有布 尔什维克代表加米涅夫一人被选进中央执委会主席团。 7 月4 日,50多万士兵、工人走上街头,要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逮捕10个 资本家部长,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资产阶级政府从前线调回军队镇压示 威群众,打死56人,打伤650 人,大肆逮捕和迫害布尔什维克。 列宁被迫秘密转移到靠近芬兰的拉兹里夫湖畔,他居住在一间用树枝架起来的 草棚里。列宁曾幽默地把这个草棚称之为“我的绿色办公室”。在那里,他完成了 极其重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阐明了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打碎旧 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写道:“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 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 革命。” 8 月下旬,反动的旧俄政府的将军科尔尼洛夫以“保卫祖国”为名,把第三骑 兵军团和高加索山民师从前线调往彼得格勒,并制造谣言,说布尔什维克准备发动 起义,并且向克伦斯基政府提出最后通碟。克伦斯基被迫向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 埃求援,与布尔什维克结成反对科尔尼洛夫的联盟,在人民力量的帮助下,才平息 了科尔尼洛夫的叛乱。列宁说,8 月26日至31日“这5 天里,即在科尔尼洛夫叛乱 期间受到了考验,这个联盟当时最彻底地战胜了反革命,这样轻易地取得胜利是以 前任何一次革命没有的。” 9 月,列宁从芬兰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连续写了《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 《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两封信,提出把夺取政权和推翻临时政府统治的问题提到议 事日程上来。10月7 日,列宁由布尔什维克的交通员爱诺·拉海亚护送,经过化装, 戴着假发,乘着一辆煤水车,秘密回到彼得格勒。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召 开紧急会议,讨论起义问题,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 斯维尔德洛夫等参加会议。最后以绝对多数票(l 票赞成,2 票反对,季诺维也夫 和加米涅夫投反对票)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并且成立了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 会。10月16日,布尔什维克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 10月18日,反对举行武装起义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成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在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文章,泄露了布尔什维克准备起义的消息,并且 认为起义是冒险行为。加米涅夫写道:“不只我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而且还有一些 作实际工作的同志也都认为在当前时机中,在当前力量对比中,不顾苏维埃代表大 会而在它开会的前几天来发动武装起义。这是一个不能容许的置无产阶级革命于死 地的步骤。”列宁愤怒地斥责他们的行为是“可耻的工贼行为”,他指示布尔什维 克中央加快起义的准备工作。 革命武装力量已经集结完毕,起义的基本武装力量是工人赤卫队,全国有20多 万,全部由产业工人组成,他们大多数都经历过1905年革命和二月革命。准备参加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另外两支重要力量是波罗的海舰队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革命 士兵。 与此同时,克伦斯基和资产阶级政府也在手忙脚乱地筹划着镇压即将到来的革 命运动。1917年10月24日(公历11月5 日)黎明,临时政府的士官生部队突然袭击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机关报《工人之路报》和中央军事组织的《土兵报》印刷厂,妄 图夺走工人手中的重要舆论阵地。当日上午,士官生占领了电报局。 在初步得手后,克伦斯基下令调动反动武装,准备占领武装起义司令部——斯 莫尔尼宫;同时对反革命堡垒——冬宫继续加强防御,增派士官生、突击队和妇女 “敢死营”。根据列宁的指示,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彼得格勒居民保持镇静,提高 警惕。同时,要求赤卫队总司令部动员所有力量和调动所有运输工具,配合革命士 兵,保卫工厂,占领首都各区要地和政府机关,并立即派出1500至2000人的赤卫队, 到斯莫尔尼宫加强护卫。斯莫尔尼宫又称斯莫尔尼女子学院,它位于距市中心较远 的效区,旁临宽阔的涅瓦河,它原是帝俄时代的一座有名的贵族女子修道院,里面 有100 多个宽敞的房间,洁白而朴素,每个门上还镶着搪瓷的牌子,标明其为“女 生第四教室”、“教员室”等等。但现在已经被“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央委员会”、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外事局”“社会主义士兵联合会”、“全俄职 工会中央委员会”、“工厂委员会”、“中央军队委员会”的牌子所代替。这里已 经变成了起义的大本营和总指挥部。 亲身经历了十月革命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在他著名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中 写道:“在斯莫尔尼学院,在门口和里门上都站着严密的岗哨,要求每一个人出示 通行证。那些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整天整夜都发出嗡嗡嘤嘤的嘈杂声,成百上千的士 兵和工人只要能找到空地方,随即躺在地板上睡觉。楼上那间宏伟的大厅里挤满上 千的人,在参加那喧声震天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大会……” 革命的武装力量同反革命的武装力量相比,不仅在战斗素质而且在数量上占绝 对优势。10月 24 日(公历11月6 日)早晨,彼得格勒出现了署名为“彼得格勒工 兵代表苏维埃直属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文告《告彼得格勒居民书》。 当日下午5 时,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占领了中央电报局,几个小时后,又占 领了电报通讯社。 10月24日晚间时,列宁化装来到斯莫尔尼官,亲自指挥起义。斯莫尔尼宫彻夜 不眠,彼得格勒通宵战斗。自10月24日深夜到25日早8 点,塔夫利达官、邮电总局、 电话总局、尼古拉耶夫车站、波罗的海车站、华沙车站、发电站、米海洛夫练马场、 卡拉瓦军事技术学校、阿斯托里亚军人旅馆以及许多重要的战略据点、国家机关和 重要企业,均被起义队伍占领。到25日早晨,彼得格勒已经基本上掌握在无产阶级 的手中。 25日上午10时左右,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男扮女装,爬上插着美国 国旗的汽车逃进美国驻俄国大使馆,然后以特殊身份仓皇逃出彼得格勒。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龟缩在最后的据点冬宫里,准备做最后的抵抗。 下午5 时,起义队伍从彼得格勒各处向冬官聚集。到6 点钟,起义队伍已将冬 宫围得水泄不通。起义队伍已经准备就绪,革命军事委员会以训练较好的赤卫队和 忠于革命的士兵组成强有力的突击队,并配备装甲车部队和炮兵部队。“阿芙乐尔” 号巡洋船停泊在离冬宫不远的尼古拉耶夫桥边,准备发出进攻的信号。起义士兵和 工人在6 时向冬宫的守军和临时政府的大员们发出最后通碟,命令它在20分钟内投 降。临时政府以先要同大本营协商为借口拖延时间,并声称要把权力交给立宪会议。 10月25日(公历11月6 日)晚9 时 40 分,与冬宫隔涅瓦河相望的彼得一保罗 要塞的大炮开始向冬宫开炮,“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也响起了大炮的轰鸣。从彼得 一保罗要塞打来的炮弹中有一颗击中了临时政府大员们的隔壁房间,吓得他们魂不 附体。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英勇地发起进攻,深夜1 时,起义队伍终于攻破冬官大 门,高呼“乌拉”,如排山倒海般地冲人冬宫。 起义队伍与拒绝投降的反动军队在冬宫里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战斗,起义者一个 房间一个房间地肃清反动人物。工人赤卫队负责人安东诺夫一奥弗申柯站在惊惶失 措的临时政府的部长们面前宣布:“以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名义宣布临 时政府被推翻了!”10月26日(公历11月7 日)凌晨2 时10分,夺取冬宫的任务胜 利完成。 1917年10月26日(公历11月7 日)清晨,当人们醒来,惊讶地在街头看到这样 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布告:“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 权已经转到被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 革命军事委员会手中。立即提出民主的和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工人监督 生产,成立苏维埃政府,所有这一切人民为之奋斗的事业都有了保证。工人、士兵、 农民的革命万岁!” 美国记者约翰·里德走在涅瓦大街上,看见几个士兵兴高采烈地从身边走过。 他问:“你们是属于哪一方面的?是属于临时政府的吗?”一个士兵微笑着回答: “临时政府早已经完蛋了。” 10月 26 日(公历11月7 日)晚,数千工人、士兵、农民的代表聚集在彼得格 勒的斯莫尔尼宫,第二次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列宁起草的皓 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庄严地宣布俄国的全部政权归人民代表苏维埃。会上颁布 了人民渴望已久的《和平法令》,法令宣布苏维埃政权“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 政府建议,立即就缔结公正的民主的和约开始谈判”,法令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呼 吁各国政府停止秘密外交。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土地法令》,宣布立即无偿地 没收地主土地,永远废除土地私有权,宣布一切土地都属全民。当晚成立了以列宁 为首的工农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新政府成员全部都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列宁 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托洛茨基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安东诺夫一奥弗申柯、克 勒连柯和德宾科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李可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斯大林担任民族 事务人民委员。 1917年11月7 日,也即是俄历的10月26日,俄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一 页上一般是这样记载的: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成功地进行十月革命。 二、“政治遗嘱”延迟公布 1918年8 月30日,列宁在莫斯科米赫里逊工厂向工人发表演讲时被社会革命党 人卡普兰开枪刺伤,列宁身上两处严重创伤。尽管有医生高明的技术以及列宁顽强 毅力的作用,使列宁转危为安,并且地很快地恢复了工作,但是创伤并没有痊愈, 1921年12月底,列宁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长年的劳累和遇刺后留在体内的两颗子 弹将列宁击倒了。1922年5 月,他的病第一次发作,导致左边身体瘫痪,说话十分 困难。 1923年3 月初,列宁患了中风,右手和右腿瘫痪,意识模糊,丧失语言能力。 报纸立即向全国公布了这一消息,此后每天公布病情公告。从德国和瑞典请来了神 经科和心血管专家。1923年4 月召开了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列宁因病未能参加大 会,这是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不能参加的第一个代表大会。5 月中旬,根据中 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列宁移居距莫斯科西南47公里的哥尔克村休养。 这年的秋天,列宁的病情有所好转。1923年10月19日,列宁乘车回到了莫斯科 城里,他留恋地回到了自己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他和克鲁普斯卡娅住过的房间、 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厅里,他在这些地方看了许久。然后,乘车围绕克里姆林宫外墙 转了一圈,随后游览莫斯科市中心区,参观了农业展览会,再回到哥尔克村。这是 列宁生前最后一次回到莫斯科。列宁的晚年思想是指列宁晚年生病以后,对俄国这 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一系列思考。从1922年 12月至1923年3 月上旬,列宁口授了《日记摘录》、《论我国革命》、《论合作制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等5 篇论文。这些文 章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一个总的主题——如何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落后国家进行建 设,逐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在这一过渡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其主要内容如 下:1 .论十月革命的合理性。 孟什维克政论家苏汉诺夫在其札记中指责列宁缺少对俄国社会主义“客观前提” 即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认为列宁实际上违背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苏汉诺夫认为 十月革命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成熟的。列宁在《论俄国革命——评苏汉诺夫 的札记》中指出:俄国革命是特殊形势下的产物,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使俄国革命遇 到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无产阶级就必须当机立断,及时夺取政权。但是,这不 等于说,社会主义不需要物质前提,相反,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列宁批 评苏汉诺夫不懂得革命的辩证法这一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不懂得马克 思所说的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允许变更通常的历史发展顺序。 2 .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文化经济建设上。 从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开始,平息国内各地的武装叛乱和抗击帝国主义的武装干 涉在较长时期内是苏维埃政权的首要任务,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内包括高级领导 层内部对革命形势的判断。列宁在1918年回月曾乐观地估计:“现在,我们看到, 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时每刻地成熟起来。”“俄国 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而且列宁还 强调,“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也提出了 “不断革命”的理论。 在德国1919年门月无产阶级武装起义失败后,列宁原寄托希望的由俄国革命引 发的世界革命的高潮没有到来。1919年。1920年和1922年,苏维埃政权打退了帝国 主义协约国组织的数次进攻。因此苏维埃政权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国内外 形势的变化促使列宁进行了深人的思考,即仍处于帝国主义汪洋大海中的苏俄如果 仍然把政权的稳定寄托于世界革命之上已经不现实了,它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首 先迅速恢复因战争而破坏殆尽的国民经济,逐步在经济结构上向社会主义过渡。 列宁在《论合作制》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 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 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 工作上去了。如果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 斗争,我真想说,我们的重心转移到文化主义上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 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确在于文化主义。”列宁在这里 所说的文化主义内涵很丰富,狭义的是指发展教育,扫除文盲,广义的是指经济建 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3 .通过合作社组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俄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在这样的 一个国家里如何解决农民问题是关键,而如何引导广大农民在生产上和思想上走上 社会主义道路是关键之关键。列宁多次强调,如果解决不好农民问题,那么苏维埃 政权就将变成“孤鸿哀鸣”而失去最广泛的支持。在转向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 最初把流通领域里的合作社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 形式,把它看成是可资利用的和暂时的经济组织形式肥合作化视为苏维埃政权与农 民做“买卖”,苏维埃政权要把“革命的胆略与革命热忱与作一干练而又有知识的 商人的本领结合起来”。 列宁在1923年回月写作《论合作制》时,他对合作社的看法有了一个根本性的 变化,他不再把合作社看作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而把它的发展直接等同于向社会 主义的发展。列宁认为,办好合作制的关键是使其具有“自觉性和诚意”,要使合 作制成为“确实有真正民众参加的”的组织,而农民一开始是不会愿意参加合作社 的,“但同时,他们在私人利益的引导之下,又急于参加合作社尝试一下”。因此 苏维埃政权就要在引导和鼓励上多下工夫。列宁设想,引导农民通过合作化方式走 向社会主义道路将是一个相当长的阶段,“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 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 一二十年”。 4 .改善苏维埃国家机关,提高办事效率,反对官僚主义。 苏维埃政权是建立在具有300 余年专制主义统治历史、以中央集权制为行政管 理体制的废墟之上的,尽管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十分激烈的方式推 翻了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但是历史实践表明,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暴力革命的 方式“打碎”旧的统治体制,然而旧体制的残余和文化传统却不是能够在短时期内 “摧毁”的,因为文化传统具有继承性和滞后性的特点,而且它还将在新的历史时 期发挥其影响力。因此,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列宁就曾清醒地向全党告诫: 要加强全体布尔什维克党员、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无产阶级思想的修养,自觉 抵制帝俄时代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要加强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因为苏维 埃的国家机构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的改变的旧机关的残余。仅仅 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 “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人的,它是资产阶级 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列宁认为:“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 关里也有。”“国家机构的一般情况坏极了,低于资产阶级的文化水平。”正是在 这个时期,列宁表示要同托洛茨基结成反对官僚主义的联盟,以解决党内特别是党 的上层人士中存在的官僚主义。 列宁最不满意的是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院的工作。该机构庞大,有1200多人, 又干不了实事,没有能担负起检查、改善和改造国家机关的任务。因此列宁多次建 议参加工农检查院的工人,主要的不应该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因 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传统和一定的成见,这种传统和成见正是应该 反对的;而是应该吸收直接来自第一线的工人阶级参加,因为在他们的身上更少有 官僚习气和拖拉的工作作风。 在远离莫斯科后,列宁更可以比较清楚地观察克里姆林宫的阴晴风雨。列宁感 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所留时日不会太多了。他放心不下布尔什维克党, 尤其是为党中央和高级领导层内部的团结问题担忧。因为列宁清楚地看到党内越来 越严重的分裂危险,一方面由于斯大林的粗暴和独断专行,另一方面由于托洛茨基 的个人品质和政治品质以及他的自负。列宁在1922年后写的信绝大部分都是在谈这 些问题,即怎样使党的领导核心团结起来,阻止分裂的威胁。 1923年俄共(布)第12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病中的列宁无法参加这次大会, 列宁决定把他想要说的话带到会上。 从1922年12月下旬到1923年1 月上旬,列宁在清醒的时刻口授了《致代表大会 的信》,这些长短不一的信被后人称之为列宁的政治遗嘱。 在1922年12月23日的信中,列宁表示:“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 甚至一百人。我想,假使事情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是不能作这样指望 的),假使我们没有实行这种改革,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危险。”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威信,为了 认真改善我们的机构,为了防止中央一小部分的冲突对全党的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 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完全可以要求工人阶级有50至100 个中央委员,工人阶级也可以 不太费力地拿出这样多的人来。“ “这种改革会大大增强我们党的巩固性,并使它容易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 在我看来,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在以二年12月25日的信中,列宁表示:“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 是指防止分裂的措施。”而“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 委员。在我看来,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 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避免分裂的办法之一,应该是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至 100 人”。 列宁认为:“斯大林同志当上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 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 民委员部问题上对中央进行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 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现时 中央两位卓越领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中造成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 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列宁强调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当然不是偶然的”。对于布哈林, 列宁的评价是:“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 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月p 是很值得怀疑 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繁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 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皮达可夫——他无疑是有坚强意志和卓 越才能的人,但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在严重的政治问题上是不 能依赖他的。” 在1922年12月26日的补充信中,列宁表示:“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扣人甚至 100 人,在我看来,可以达到两重甚至三重目的。中央委员愈多,受到中央工作锻 炼的人就愈多,因某种不谨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 员会,会帮助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构。我们的机构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 的,因为这在样短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改造它是完全不 可能的。……” 9 天后,即1923年1 月4 日,列宁又向秘书口授了记录,作为对1922年12月24 日信的重要补充。列宁在长期的考虑和犹豫后最终下定决心,那就是撤换斯大林。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 容忍的,但是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 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 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 等。这种情况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 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 决定性意义的小事。” 列宁让秘书将《致代表大会的信》复制5 份,1 份留给列宁本人,3 份给克鲁 普斯卡娅,1 份给列宁秘书处。列宁指示将这些材料保存在用火漆印封好的信封里, 信封上面注明,拆启这些信封的人只有是列宁本人,在他逝世后,只有克鲁普斯卡 娅有权拆封。列宁特别向值班秘书强调:“昨天(12月23日)和今天(12月24日) 口授的内容是绝对保密的。” 列宁遗嘱在苏联是绝密的,即使是在党内也只有少数人知道其全部内容。1936 年,波里斯、苏瓦林在法国、马克斯·伊斯特曼在美国,把这份遗嘱公诸与世,引 起了各国的关注。苏联的宣传工具曾驳斥这是“帝国主义者别有用心的打算”,所 谓列宁遗嘱纯属伪造。 1924年1 月21日晚6 时,列宁的病情再度恶化,当晚6 时50分,列宁因脑溢血 与世长辞了。1 月22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了列宁逝世的 消息。l 月23日,列宁的灵枢由哥尔克村运到莫斯科,停放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里。 在4 天中,从1 月23日至27日,数万名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和工作人员、西方国 家的代表,冒着严寒,到圆柱大厅向苏维埃的领袖告别。列宁去世的当天,中央委 员会政治局就做出决定:永久保存列宁的遗体,以激励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 1924年1 月24日,《真理报》发表了布哈林的文章,题目为《失去父亲的孤儿 》,布哈林深情地写道:“列宁同志首先是一位领袖……这样的领袖在人类历史上 数百年才出现一个……在历史上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如此为他的战友所爱戴的领袖。” 斯大林在当天同样也发表了深情的演讲,他向列宁的遗体表示:“列宁同志,我们 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不遗余力来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在高加索养病的托洛茨基未能赶回来参加列宁的葬礼,他在一封电报中同样表 达了一种强烈的崇敬之情:“党失去了父亲,工人阶级失去了父亲,这就是我们的 导师和领袖逝世消息所激起的感情。” 1 月27日上午9 时,列宁的灵枢从工会大厦抬到红场。当时下午4 时,列宁的 灵枢在哀乐声中,在数千工厂的汽笛声和礼炮声中移入了克里姆林宫广场前的陵墓。 负责陵墓设计的是苏联著名建筑师体谢夫。这一时刻里,国际无产阶级宣布停止一 切工作5 分钟,向苏联的领袖致哀。在以后短短的4 个月里,苏联有24万多人加入 了联共(布)。 晚年思想是一种世界历史上,国际政治学中的一个较为普遍的文化现象。这里 所说的晚年一般有两层意思:一层是领导人身体上的晚年,一层是它的政治生命和 思想生命的晚年。有时两者相重合,有时并不重合,如叶利钦晚年思想,一般是指 1996年第二任后思想。从字面上讲,晚年往往是末期,是领导人肉体生命和政治生 命的最后阶段。这一阶段往往是领导人思想最成熟时期,往往是领导人在政治弥留 期里,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即将终止,对自己以前的政治思想、执政主张,对以前的 成功和失误所做的一些主动的和深层的反思和批判。思考的结果一般是对前段成绩 的肯定,对以前的政策性失误的否定,并且试图为以后的发展确定正确的方向,以 教导和昭示后人、继承者,它往往又被称为政治遗嘱。 列宁的晚年思想是在充分总结苏维埃早期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对苏 维埃政权未来发展、党的组织建设、国家的经济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它具 有实事求是的特点,其核心是倡导改革与创新。 列宁的晚年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纵观苏维埃早期建设的历史,的 确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提法和作法,有列宁等人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化的认识,也有马 克思主义理论中有未经实践检验的东西。列宁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不 断修正革命理论和方针,从而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苏联解体后,学者们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历史。更加客观的态度 来对待列宁。绝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列宁和他所领导的“十月革命”是俄国历史 中最重要的一页。在列宁所处的时代,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制度的反 动和腐朽性暴露得最充分,一方面是千百万人的贫困,另一方面是无止境的剥削欲 望。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和帝国主义同殖民地国家之间经常发生 冲突并导致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动用了资本主义所有先进技术发明的 武器,来反对人类本身,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所要取 代的正是这种腐朽的制度。这些学者认为,列宁和“十月革命”不仅改变了俄国, 也改变了世界,改变了资本主义本身,人们应该以历史的态度来对待这段历史。 三、“第二代领袖”光环下的斯大林 在苏联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笔下,斯大林是历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之一。“我国 历史上,没有比斯大林更矛盾的人物了。他一个人所受到的赞扬和指责都足够整整 一个罗马军团的历史人物来承担。……关于他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将会长期争论下 去,伴随着各种各样渲染过的修饰语:既有信仰,也有仇恨;既有痛苦,也有永恒 的困惑。不管怎样,斯大林的命运再一次使我们确信:归根到底,伟人的思想的权 力比人们的权力更强大。”在斯大林的身上有一道神圣的光环,他是苏联的第二代 领袖。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存在着一个较为普遍的政治现象,一般称之为第二代领袖 现象。 第一代领袖多为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在长期斗争中树立了极高的个人威望,深 受他所领导的党派以及公民的爱戴。在新的政权建立后,第一代领袖为新国家在政 治、经济建设等方面确定了方针大政,第一代领袖一般也都是以自然死亡,而非被 选举下来或被推翻的方式终结其最高统治权力的。第一代领袖的形象一般最后都集 中到一个人身上,在他的身上体现着权力和威望。 毫无疑问,第二代领袖是相对第一代领袖而言的。第二代领袖是第一代领袖的 接班人,一般说来他往往也是第一代领袖集体的成员之一。他是第一代领导人的战 友、朋友,他的身份和统治可以比较快地为党内和公众所认可。第二代领袖是第一 代领袖事业的继承者,同时也是其事业的发展者。第一代领袖的主要任务是在形式 上打碎旧的政权体系,第二代领袖的主要任务则是在内容上建立新的政权体系。 第一,在政权建设方面,第一代领袖是在推翻旧政权后建立新政权的,政权初 立,时间不长(一般都是5 —10年)。镇压旧政权残余分子、稳定新政权是第一代 领袖的任务。然而彻底消除旧政权势力和反对派,完善政权内部结构,扩大政权控 制区域,使国家局势由无序过渡到有序阶段,由不稳定形态过渡到稳定形态,是第 二代领袖的历史使命。 第二,在思想发展方面,第一代领袖的思想虽英明远见,但也有相当成分具有 实用性、暂时性和谬误性,需要第二代领袖在实践中甄别和发展。第二代领袖对第 一代领袖遗留下来的思想遗产要继承——扬弃——发展,因此第二代领袖的思想必 然给国家的发展造成空前影响和深刻变化。 第三,在领导方式上,出现第一代领袖集团集体决策向个人最高决策、以至个 人专权、独裁过渡的周期性复归现象。 第四,围绕指定的“接班人”的问题,在权力更迭之际出现巨大权力的真空时 期,总有绝对权威陡然弱化的过渡型领袖人物出现。 第五,第二代领袖困于第一代领袖统治方式和思想的无形桎梏,在价值取向上 处于继承还是肯定,因循还是发展,止步还是前进的两难境地。用马克思的话说,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在实际操作上出现 改革与反改革、放与收、高压与反弹等两极矛盾运动的现象。 斯大林自称是列宁的同志、战友、学生,是列宁的接班人,是典型的第二代领 袖。 斯大林在战胜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后,终于把权力集中 于他的双手之上了。1941年3 月,斯大林以总书记名义兼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同年6 月又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这样斯大林就不仅掌握了党的最高权力,而且集 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斯大林个人独裁集权体制形成了。 1929年12月21日的《真理报》用整版的篇幅为斯大林庆祝50大寿,标题是“向 约·维·斯大林同志——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的忠诚接班人,为马克思列宁的纯洁 性、为联共(布)的共产国际队伍钢铁般的统一和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的领 袖,苏维埃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集体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世界六分之一国土 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领袖,《真理报》的老领导,致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的 敬礼”。 斯大林欣然接受了《真理报》的祝寿辞,并且写了感谢信发表在第二天的《真 理报》的第一版上:“我把你们的祝贺看做是对按照自己形象诞生的我和培育我的 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祝贺,正因为我把这种祝贺看做是对我们光荣的列宁党的祝 贺,我才敢于向你们表示布尔什维克的谢意。” 1929年第一本《斯大林传》出版了,书中告诉读者:“列宁在世时,作为他的 学生之一的斯大林是他的惟一的、最可靠的助手,他区别于别人的是,当党在弗拉 基米尔·伊里奇领导下所经历的全部重要革命阶段,一切大转折的关头时,斯大林 始终丝毫不动摇地和列宁肩并肩地前进。” 拉狄克在《真理报》上发表长篇文章,颂扬斯大林是“列宁最好的学生,是从 列宁党脱胎出来的,党的骨就是他的骨,党的肉就是他的肉”。他直截了当地说, 卫国战争后“斯大林已不是人,而是神,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了苏联,回国后写下了著 名的膜斯科日记》。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无法在两个斯大林之间找到共同点—— 前天在克里姆林宫与我交谈的斯大林,以及像罗马皇帝一样花了6 个小时欣赏自己 的封神仪式的斯大林。一排又一排巨大的斯大林肖像在人们的头顶上浮动,飞机在 空中画出领袖姓名的第一个字母,人数很多的群众在皇帝包厢前唱起颂扬斯大林的 赞歌。人们在行进时,目不转睛地看着举起一只弯着胳膊的手站在那儿的他。斯大 林似乎感到腼腆。拘束、不好意思见人,但同时又在展示自己。莎士比亚如能描绘 汇集在一个人身上的这两个恺撒,两个斯大林,他会获得多大的满足广”斯大林对 我是一个谜,暂时我还不能解开这个谜:他在所有的行为和言论中都表现出自己是 一个纯朴和严肃的人,讨厌赞扬。他怎么会允许在苏联出现围绕他的那种气氛,不 停地对他大加颂扬?我不知道,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时,高尔基指的也许正是这一 点。……打开任何一张苏联报纸,并阅读任何一篇文章或者在共产国际会议上的发 言就已足够,你总是能在文章或发言中找到最后对斯大林的过分颂扬——‘我们伟 大的、我们强有力的同志,我们勇敢的领导人,我们不可战胜的英雄’等。这是每 一首诗歌必不可少的段落。在大街上,在游行队伍中,当着进行检阅的斯大林的面, 他的无数像房屋一般巨大的画像在人群的肩膀上缓缓移动……不过,他毕竟没有达 到与在他旁边走过的偶像崇拜者一起对画像欢呼的程度。……他的头脑在想什么? 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足以推翻这种可笑的崇拜,把一切化为笑谈。 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他的千百万追随者就会考虑,他是怎样的人。我想起了尤利乌 斯·恺撒,他两三次公开拒绝从安东尼手中接受皇冠,而每一次天真的罗马平民都 冒失地欢迎他的姿态,引起他的羊痛风发作。不过,现时的恺撒没有理由昏厥,因 为全体人民都成了递给皇冠的安东尼。“ 做为同盟国“三巨头”之一的斯大林的威信在战后达到了顶锋,也为他的个人 集权和个人崇拜的加剧创造了条件。党内、新闻出版界、文化艺术界对斯大林的颂 扬越来越无止境。几乎每天的苏联的主要报刊上都要在显著位置刊登斯大林的大幅 照片。“亲爱的领袖和导师”、“敬爱的慈父”、‘有史以来全人类最伟大的领袖 “、”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等颂扬之词逐步升级,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甚至在最高苏维埃批准的新国歌中也加入了”斯大林培育我们,让我们忠于人民, 热爱劳动,鼓励我们去建立功勋“,但却一字未提列宁的名字。他的半身胸像被矗 立在高加索的最高峰爱尔勃鲁兹峰上,塑像的底座上镌刻着:”献给一切时代最伟 大的人物!“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70岁生日,从中央到地方纷纷以各种形 式为他祝寿。 那个时候不光是苏联,整个世界简直都疯了。载着各种礼品的火车一列接一列 开向莫斯科。法国抵抗运动组织的几乎每一个支部都要“表示表示”,几个法国老 太太准备给斯大林编织手套,她们为买毛线攒了好长时间的钱,而当卖毛线的商人 知道他的商品的“神圣使命”后,说什么也不要钱。印度人送的是头巾,罗马尼亚 人也不吝啬,他们一次就运来40件细亚麻布女上衣,但不知道这些女上衣给谁穿, 因为苏联的伟大领袖在妻子阿利卢耶娃去世之后,始终是“孤身一人”。 举国上下发起了向斯大林献礼的活动。斯大林格勒的红军献出他们曾经用鲜血 染红的军旗。工矿企业送的礼物主要是些产品或产品模型,有汽车、火车、飞机、 轮船和桥梁的模式,还有巧克力、葡萄酒、白兰地、各类餐具以及各种各样的工艺 品。帕列赫的工匠们在木制的套碗上描绘了东正教故事中圣徒们生活的图景。在一 些绘制着五彩图画的精制本匣上,工匠们刻上了“斯大林同志带领我们奔向共产主 义”的标语,并写了自己创作的四言诗。 有趣的是,斯大林本人从来没见过这些礼品。遵照他的意愿,数万件礼品运到 莫斯科后直接摆进革命博物馆和普希金博物馆的展览大厅里。对尚未从战争创伤中 解脱出来的平民百姓来说,参观斯大林的礼品展览是一种极大的消遣。展览开办5 年间,参观者每天络绎不绝。1954年,在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浪潮中,这个展 览被关闭。展品部分被分类存放于各博物馆的储藏室,部分则登记充公。所有食品 全部被销毁,酿制百年的白兰地被倒入污水池,而那尊用糖雕成的领袖头像则被溶 化了。 斯大林一人完全代表了党、政府、军队和立法机构,在他执政期间也就不需要 召开党和政府的大会了。列宁时代在6 年内召开了6 次全国性的党的代表大会、一 次代表会议和79次党中央全会。列宁逝世后的前7 年召开了4 次代表大会、5 次代 表会议和13次党中央全会。但是后来的20年中,即在斯大林个人迷信盛行时期(1934 —1953年)总共只举行了3 次党的代表大会和一次代表会议,而第18次代表大会与 第19次代表大会相隔了13年之久。在这20年里只召开了23次党中央全会,这些全会 多数是战前召开的。1941、1942、1944、1945、1946、1948。1950、1951年连一次 中央全会都没有召开过。 1948年斯大林亲自修改和批准出版《斯大林传略》。这本书把斯大林说成是没 有任何错误的圣人,“斯大林每一句话都是代表苏联人民说出来的,都是说了就要 做的。斯大林的逻辑就是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并强调“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 1951年斯大林又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名义签署命令为自己建立大型纪念碑,下令 紧急调拨33吨钢。 30年代时斯大林整天穿着普通战士的大衣,此时却是元帅服不离身了。卫国战 争结束后,他还为自己授予了大元帅的称号,据说在斯大林之前,只有中国的蒋介 石和西班牙的佛朗哥自称大元帅。 斯大林是苏联最高领导层中极少数的非俄罗斯族领袖,但是几十年的革命生涯 和执政的经历,已经使他忘记了自己的民族出身。但斯大林引起列宁的注意靠的却 是他那篇《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的文章,列宁非常欣赏斯大林的这篇文章。因 此,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任命斯大林担任了民族人民委员,把解决民族重要 任务交给了这个“天才的格鲁吉亚人”。 但是斯大林在处理民族问题时,他却刻意使自己像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在讨 论苏维埃联盟以何种方式成立的问题上,斯大林曾提出“自治化”的主张,即其他 的共和国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加盟俄罗斯联邦,由俄罗斯人控制联邦中央的权力, 剥夺非俄罗斯民族的自决权和共和国主权。因为这一方案遭到列宁的坚决反对,斯 大林才被迫承认错误和放弃该主张。列宁愤怒地称斯大林是“俄罗斯化的异族人”, 说他是“俄罗斯化的异族人总是在表现真正俄罗斯的情绪方面做得过火”。 四、斯大林模式之谜 斯大林开创了一个时代,因为他给这段苏联历史留下了太深太厚的印迹。这条 印迹忠实地记录了斯大林的功绩和成就、失误和过错,这条印迹被称为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主要划分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 斯大林在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有关政治体制和党的建设的思想总的特点是强 调权力集中和思想集中。他这一时期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他所虚拟的“阶级斗争愈来 愈尖锐化”的基础之上的,他在理论上论证了实行高度集权的必要性。他认为社会 主义愈发展,阶级斗争则愈激烈,“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的残余敌 人也会愈加凶恶,阶级斗争就会愈尖锐”。而苏共党内必然有阶级敌人的代理人, 党内“脱离列宁路线的倾向”的即是“垂死阶级反抗的反映”,因此要采用“连根 拔除和粉碎的办法”。斯大林将民主集中制思想推向极端,他强调不应该把党内民 主问题偶像化,广泛的民主、完全的民主是不存在的,为了打击各方面敌人的进攻, 就必须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强化党对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以至社会生活的控制,斯 大林理解“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指示加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对这些指示的实行,再 加上居民对这些指示的实行。” 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初,苏联高度集中政治体制最终形成。 其主要标志是:第一,限制以至取消党内民主。从20年代中期开始,斯大林以 党内“无情斗争”和全社会“肃反大清洗”的方式不断剪除异己和政治上的反对派, 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绝对地位。第二,强化苏共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绝 对控制。以苏共中央取代中央政府职能,在苏共内增设经济、财政和文化管理机构, 使权力进一步向苏共集中,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高于无产阶级的 其他各种组织形式(工会、合作社、国家组织),它的使命是综合和指导这些组织 的工作”“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的党才能实现”“无产 阶级专政只有由一个党,由共产党来领导,才能成为完全的专政,共产党不和而且 不应当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如果党内没有铁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所担负的 镇压剥削者以及把阶级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就不能实现”,削弱中央监 察委员会的职能,撤消群众监督机构——工农检查院,限制加盟共和国的权限。在 苏联的第二部宪法(1936年宪法)中强化了中央集权制,使行政区划权、立法权和 经济管理权进一步向联盟政府、向苏共中央集中。第三,总书记个人专权政治模式 的建立。扩大总书记的职权范围,在国家权力进一步向苏共集中的同时,权力向苏 共的最高领袖个人手中集中,使总书记变成全党的最高领袖和国家的首脑,总书记 独揽党政军大权,不受任何组织和法律的限制而可以随意决定重大国务,将书记处 变成直接向总书记负责的党内特权机构。1936年苏联宪法的颁布以法律的形式确立 了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总书记个人专权的政治模式,标志着斯大林模式中的 政治体制最终形成。 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是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斯大林执政初期,苏 联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直到1926年,苏联领导人仍然把反集中倾向作为经济政策 的重点。当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在《苏联工业》的报告中曾批评了 “现行管理制度的特点是事情不分大小都要过问和过分要求集中”,提出要“尽量 把权限和责任划交下级环节,使每个上级环节本身只掌握最少的、最必要的而又足 以完成自己所负担的任务的权力”,“我们只有按照分散经营和集中进行计划领导、 进行计划调节的原则来改组管理机构、工业的发展才有更大的可能性”。 但是在联共(布州大以后,斯大林已经多次提出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采取行政 手段管理工业的建议,1926年12月斯大林提出了“杜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 经济”的思想。1927年12月,斯大林又提出了“指令性计划经济”的思想。布哈林 则坚持继续执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强调在经济领域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 提出“少一点压制,多一点周转自由。少一点行政影响,多一点经济斗争,更多地 发展经济周转”的主张。在1926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15大通过的《关于国家经 济状况和党的任务》决议中,强调“苏联国民经济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新的 更高技术基础上改革经济时期”,因此旧的“生产组织体制”已经不适应“正在变 化的环境和新的任务”,决议提出必须“重新审查经济管理机构的整个体制”和 “改进生产组织和工业管理是各有关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的最重要的任务”。 从1927年开始,苏联政府在经济管理方面加大了行政干预和国家计划的力度。 在工业方面苏联政府越来越广泛地控制了新建企业的审批权,某些商品的出厂价格 由国家控制。在农业方面实行农产品合同预购制,1928年上半年又两次采取非常措 施,用行政命令手段强制收购农村余粮。 从1928年开始,随着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的快速推进,新经济政策完全停止。 在1929至1932年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改组。改组 的目标就是由地方和行业自主经营向中央集权制过渡,加大中央政府和各级行政机 构自上而下对经济的控制和管理。 30年代以前苏联的经济领导层次较复杂,最高管理机构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下设各部门的总管理局,以下是各行业的托拉斯和辛迫加。尽管采取的是集中统一 管理,但托拉斯和辛迪加拥有相对的自主权。根据1929年的改组决议,撤销了总管 理局和辛迪加,成立实行经济核算的各个联合公司,统一管理企业的生产和销售。 再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直接领导联合公司,由原来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总管 理局- 托拉斯(企业)- 辛迪加(企业)的四级管理模式变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 联合公司(后改为总管理局)- 托拉斯(企业)的三级管理模式。后来总管理局 又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分出,成立专业化的中央经济管理部门,最高国民经济 委员会主要负责宏观调控和计划的制定。1934年联共(布)中央决议又撤销托拉斯 一级,规定企业直属中央部门管理,这样又形成了中央专业管理部门一企业的二级 管理模式,原来属于地方管理的一大批的企业收归中央专业管理部门。例如,从1933 年初至1935年初,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会部所直接管理的企业就由32个扩大到335 个。193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央管理的工业占90%,地方管理的工业仅占10%。大 部分企业(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企业)实行二级管理(即中央- 企业),一部分企业 (冶金、燃料工业企业)实行三级管理(即中央- 托拉斯- 企业)。中央经济管理 部门直接控制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供应、生产及销售的大权。企业的厂长由 中央委派,企业的财政收支要经中央批准,企业的物资供应要由中央统一调拨。 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和特点是采取了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管理 方式。斯大林曾经说:“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想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 令性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都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 内将来发展的方向。”中央部门事无巨细地规定企业的年度计划、季度计划甚至月 度计划。对于中央的计划,企业必须执行,企业如果破坏计划任务,政府可追究行 政责任直至法律责任。与指令性计划的特点相联系和相适应,行政命令手段是高度 集中的经济体制下管理经济的直接要求和主要方法。政府主要通过发布各种命令、 决议和行政措施,与各级各类经济组织、企业发生关系,组织全国的生活,而忽视 或放弃价格、利润、奖金、财政等纯经济的手段来管理国家经济。 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在短时间内以行政命令手段迅速 地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力量集中于某一部门或某一重大项目。苏联 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顺利并提前完成,苏联的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 化顺利完成,以及卫国战争前苏联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军事和军备的全国总动员 都足以证明这个体制的高效率。 但是这种体制过分强调行政命令和计划经济,根本忽视商品价值规律,严重超 越苏联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使中央与地方、企业与个人的 关系长期处于极度不正常的状态。在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体制的种种弊端充 分显示出来了。《斯大林政治传记》的作者艾萨克·多依彻,曾经是波兰共产党党 员,后来移居英国,成为著名历史学家。他早在1948年,即斯大林还健在时就评述 说:“绝对不能把斯大林归人希特勒一类的人物中;在所有的暴君中,希特勒的记 录是最不足称道和最无价值的。希特勒是一个毫无建树的反革命领袖,而斯大林却 是一场悲剧性的、自我矛盾、但又是创造性革命的领袖和开拓者。” 从某种角度看,斯大林的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斯大林的悲剧也绝对不是 他个人的悲剧。 五、赫鲁晓夫的改革与冒进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斗争将政治对手贝利亚、 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打败,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1956年2 月14日,苏共20大在克里姆林宫开幕。细心的人发现,大会主席台上 没有像历次大会一样悬挂斯大林的画像,只有列宁的画像。赫鲁晓夫作了工作报告, 他在报告中强调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 平过渡”的论点,主张实行缓和世界局势的对外政策。在报告中,赫鲁晓夫重申了 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提法。大会选举赫鲁晓夫为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是一位有经验的鼓动家和演说家,他能够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轻 易地发表长篇大论。他认为写作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且可以从他起草的一些决议 和文件中发现一些拼写错误。如果他必须起草讲话,他总要召来一名速记员,口授 一个大概的提纲,再由他的助手们根据需要进行编写。但是,当他登上讲台时,经 常脱离讲话稿,即席发挥,而他的即席发挥常常是他讲话和报告中最引人注意的地 方。 就在大会宣布闭幕后代表们准备返程时,于2 月24日夜11时至25日晨突然被召 回开会,同时还有100 多名已恢复名誉和获释的党员参加。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 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被称为“秘密报告”)。在洋洋4 万余字、历时4 个 多小时的报告中,赫鲁晓夫基本上没有看讲话稿,他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了斯大林, 揭露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代表中引起极大的震惊和反响,同时也得到绝大多 数代表的拥护。2 月25日,苏共20大的代表们一致通过了“苏共20大关于赫鲁晓夫 同志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的决议”,责成党中央继续采取措施保证完 全克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人的个人崇拜,恢复党的生活准则和集体领导‘原 则。 苏共20大的召开和“秘密报告”的出现是苏联共产党拨乱反正的继续,也是广 大干部和群众要求进一步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恢复党、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的政 治生活的结果。特别是“秘密报告”公开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思想和行为,有胆识 地、及时地打破斯大林的神话和迷信,有利于让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认识斯大林主 义的危害,对当时的平反工作和以后苏联政治体制的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苏共20大后,苏联开始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释放无辜和批判个人崇拜,社 会政治生活出现了巨大的转折,政治空气空前地活跃起来。苏联犹太族作家爱伦坡 的小说《解冻》颇为贴切地反映了这一新文艺思潮的社会内容,而巨懈冻》这一书 名也较为贴切地反映了苏联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情绪,因此“解冻”一词被广泛地 引用。人们普遍地希望改变长期以来的政治高压的紧张气氛,希望政府调整政策实 施政治改革,希望生活安定富足。1956年3 月28日k 真理报》发表题为《为什么个 人崇拜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人?》,这是在党外第一次公开批判斯大林的 个人崇拜。6 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从此在全 苏开始了非斯大林化的运动。随后苏联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历史等 领域逐步展开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平反活动,在苏共20大后的几 个月内就有8000—9000人得到平反。苏共20大及其以后的非斯大林化,在苏联党内、 社会内和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苏共22大召开,西方媒体称这次大会是“赫鲁晓夫的 大会”,因为赫鲁晓夫一人几乎包办了从主持会议、致开幕辞、做《政治报告》、 做总结报告、致闭幕辞等会议所有的仪式。它表明了赫鲁晓夫在全党的地位和威望, 也是赫鲁晓夫向一切被击败的政治对手的总示威。 这次会议通过的新党纲宣布苏联共产党已经变成全民党,苏联已经变成全民国 家。赫鲁晓夫再次公开批评斯大林及其错误行为。赫鲁晓夫建议,在莫斯科建造一 座纪念碑,“永远纪念成为专横的牺牲者的同志们”,这一建议得到了大会的通过。 大会闭幕前夕,列宁格勒、莫斯科等几个代表团建议,把斯大林的水晶棺从列 宁陵墓中移出,否则“再继续放在那儿,就是一种亵渎行为”。这个提议立即得到 了全体代表的赞同。大会通过决议:第一,把克里姆林宫墙外红场上建造的列宁和 斯大林的陵墓命名为“列宁墓”,第二,在墓中继续保留斯大林的遗体是不适宜的, 因为斯大林严重地违反了列宁的遗训,滥用权力,大规模镇压正直的苏维埃人,并 且大搞个人迷信。 10月31日夜间斯大林的水晶棺被从列宁墓中移出,火化后重新埋葬于距列宁墓 不远的克里姆林宫的墙下,并从红场上刻着列宁和斯大林名字的金字碑上抹去了斯 大林。 在大量受理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陆续进行了一系列的政 治改革。 一、扩大苏维埃权力,提高苏维埃作用和地位。鉴于长期以来以党代政,苏维 埃机构职能和地位都极为有限的局面,苏联政府通过一系列法令,加强苏维埃立法 权以及对执行机关的监督权,扩大地方苏维埃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权力等。 二、提高社会团体的地位和作用。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上系统地提出了 全民国家的理论,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和我国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 建设时期的情况下,苏联的工人阶级,从建立共产主义的任务出发,主动把自己专 政的国家变为全民的国家”。他强调国家某些机关的职能要逐步过渡到社会团体手 中,如对居民的文化服务、医疗卫生、体育运动、保障社会秩序等,都可全部或部 分转归各类社会团体。 三、提高群众地位,加强群众监督。赫鲁晓夫主张要相信群众,扩大群众参政 范围,让劳动者参加各级监督机关,听取群众意见。 四、实行干部轮换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加强各级干部队伍的知识化和专 业化。苏共22大党纲明确规定党政组织机关按比例定期更换(中央委员会及主席团 每年更换四分之一,主席团成员最多任三届)。 五、强调党政分工,将党组织分成农业党和工业党。1962年回回月苏共中央决 定把边疆区和州一级党组织,划分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两个独立的系统,并 分别成立工业党委会和农业党委会两个独立的领导机关。工会、青年团、妇女组织 也相应分为农业和工业两套班子。 六、实行集体领导。赫鲁晓夫执政前期,坚持集体领导。1952年一1957年苏共 中央主席团定期开会,每周至少一次,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主席团集体讨论决定, 如有分歧,少数服从多数。 赫鲁晓夫的政治改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改革,也 是对斯大林模式发起的第一次冲击。改革正确地和全面地反映了苏联社会的要求, 活跃了社会气氛,促进了苏联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改革在较深的层次上触及了斯大 林模式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为以后苏联政府的改革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在政治改革的同时,赫鲁晓夫积极推行了经济改革。 赫鲁晓夫长期在有苏联的大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工作,因此他素以农业专家自居。 在斯大林去世前几年,苏联农业发展非常缓慢,单位面积产量始终没有恢复第一次 世界大战前的水平,粮食产量从1913年到1953年基本没有提高。赫鲁晓夫在农业上 进行改革,所采取的措施一是:发动垦荒运动。赫鲁晓夫多次向全国人民,特别是 共青团员们提出了“开垦、开垦、再开垦”的口号。二是改革农业计划管理制度, 扩大农业企业制订计划的自主权。原来对农业生产规定非常细致,规定播种面积、 播种时间、技术措施、收割期限等。1955年3 月通过《关于改变农业计划工作》的 决议,废除国家下达的指标,扩大农庄的经营自主权。 赫鲁晓夫以极大的热情,频繁会见各集体农庄的领导人,与他们谈话。就连他 政治上的对手莫洛托夫也承认:“赫鲁晓夫跑了很多地方,他经常在集体农庄和国 营农场。他本人经常呆在庄稼汉中间,在这方面对他是无可指责的,他的优点恰恰 在这方面。”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现在苏联已拥有一切 必要条件,通过和平经济竞赛,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解决苏联的基本经济任务—— 在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改革使苏联的农业生产前进一大步。粮食产量1953年为8000万吨,到1956年就 上升到为1 .3 亿吨。1953年每户农民收人150 美元,1958年上升为600 美元。1956、 1958年农业大丰收,也使赫鲁晓夫名利双收,获得了列宁勋章。 工业和建筑业的改革与调整是经济改革的最重要、最有影响和意义深远的组成 部分。对其管理进行了改组,权力下放给地方,废弃部门管理体制,改行经济行政 区管理体制。按照资源优化组合的原则,在全国设105 个经济行政区,下设国民经 济委员会,工业和建筑业由国民经济委员会去管理。与此相适应,也改革了国家计 划、物资技术供应。调整了中央国家管理机构,撤销了汽车工业部、机器制造部、 自动化工业部等7 个全联盟部;撤销造纸和木材加工工业部、城乡建设部、轻工业 部等15个联盟兼共和国部;撤销了相应的各加盟共和国的联盟兼共和国部;保留了 航空工业部。国防工业部、无线电工业部、造船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和电站部等6 个全联盟部。另外,还合并了一些部。但是,下放权力立即引发了严重的地方主义 和保守主义,最终又将下放的权力收回中央。 赫鲁晓夫,这是一个无法被苏联历史遗忘的人物,尽管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下容 不得他孤寂的灵魂。这是一个试图改写‘斯大林版“苏联历史的人物,尽管他终究 成了斯大林及其主义的守墓人。他前后把持苏联政坛10载,毫不客气地给苏联历史 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他以粗犷豪放的性格赢得了基层民众的爱戴,却遭致知识分子 的非议;他以农民式的狡诈周旋于苏联政治风云之中,最后的政治生命却误伤于自 己的精明和自信;他为后世留下的最大遗产不是深邃致远的理论,而是改造世界的 巨大勇气。赫鲁晓夫的儿子,物理学家谢尔盖·赫鲁晓夫在赫鲁晓夫的葬礼上说过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现在在安葬并为他而哭泣的这个人,我们只想说几句话。我 不想谈论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我也不想评价我父亲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所做的贡 献,我没有权利这样做,但历史将会这样做的。“ “赫鲁晓夫版”的苏联历史是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常常使历史学家们流连着 迷。 六、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改革与停滞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长达18年之久 (1964——1982年),占整个苏联历史的近1 /4 ,比列宁(1917—1924年)、赫 鲁晓夫(1953—1964年)和戈尔巴乔夫(1985—1991年)执政时期都长得多,而仅 次于斯大林时期(192 一1953年)。当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重要性主要还不在于 它的时间较长。在这个时期,苏联的综合国力达到了顶峰,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二 位,仅次于美国,而军事力量则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比其他各个时期都高。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它高度 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成为束缚社会生产力和整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沉重栓桔, 进行根本性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而进行改革的客观条件则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成 熟。可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错过了有利的时机,未能坚持进行切实 有效的改革,这就使得苏联这个曾经取得过辉煌成就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发展 的顶峰跌落下来。 1964年10月14日,在扩大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被迫“自愿退休”。 当天下午,苏共中央全会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965年12月,波德戈尔内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勃列日涅夫 主持党的工作,柯西金主持政府工作。这样,“三套车”的权力结构正式形成。 但是到70年代,苏联的政权结构再度发生重大变化。1976年,苏共中央总书记 勃列日涅夫已经兼任国防会议主席,并领苏联元帅的军衔,在1977年6 月的苏维埃 第9 届6 次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正式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职务。使得党政军大 权集于勃列日涅夫一身,他还不无得意地声称:“在担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 的同时,要履行主席的崇高而重要的国家职务,当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苏维埃国家的创始人列宁十分注意发挥集体的智慧,在他主持党和国家工作期 间,强调集体领导体制,积极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党和国家的任何重大问题, 列宁都要提交到中央委员会进行讨论,许多问题都有经过激烈的争论,同时也形成 了最好的决议和解决方案的过程。这种领导方式对党和国家的健康发展无疑有良好 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列宁生病和去世后,斯大林首先破坏了集体领导体制,通过 党内政治斗争,扶植个人势力,实行个人专权。斯大林时期苏联在经济建设中取得 了巨大成就,并获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但与此同时,由于斯大林一意孤行,又 使苏维埃国家付出了不应有的巨大代价,并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创伤,留下了 许多历史后遗症。而斯大林所犯的一系列历史错误如果在集体领导的体制下是完全 可以避免的。斯大林去世后,新的领导人强调集体领导,批评斯大林的个人集权。 但从50年代末期,赫鲁晓夫又走上了个人集权专制的老路,身兼党的第一书记和部 长会议主席的重要职务,作风霸道,听不进不同意见。他的凭主观意志办事和首尾 不一的改革造成了巨大混乱,给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造成了损失。赫鲁晓夫下台后, 为避免个人集权重演,建立了集体领导的体制,可以说,是集体领导的政治体制造 就了苏联八五计划的辉煌业绩。但是,勃列日涅夫很快就又走上了个人集权的老路, 建立了忠实于自己的领导班子。他的个人集权使得苏联国家建设的路线完全按照他 的思路进行,而他又是一个不懂经济和科技、思想迟钝而保守的人。70年代苏联经 济停滞、思想沉闷、社会生活单调,一片浑浑噩噩的消沉景象,而这正是勃列日涅 夫个人政治特征的鲜明体现。此外,勃列日涅夫抛开集体领导实行个人集权还使得 苏联国家处在一个危险的状态中。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批评斯大林个 人集权时指出:“任何一个健全的社会,如果他的公民的权力和生命的惟一保障主 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时,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同 样,勃列日涅夫的个人集权使苏联国家的命运系于他的个人品质,这无疑是对苏联 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巨大威胁。 再看勃列日涅夫的执政特征,正像前面所分析的,由于勃列日涅夫的个人集权 倾向,在苏联的高层领导中,形成了帮派政治的不良倾向,这不仅严重败坏了苏联 政治的声誉,而且最终使苏联形成了“病夫治国”的不良特征。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精心构筑自己的权力体系,大肆提拔与自己亲近的人。著名 谋士布尔拉茨基分析说,他“往各级党组织、经济、科学、文化党部门的领导岗位 安排了许多这种风格的传播者和‘小勃’式的人物。他们都是些不慌不忙、没有棱 角的平庸之辈,不太关心事业,却精于挥霍浪费”。柯西金也是勃列日涅夫在政治 权力上的强劲竞争对手,但因为他德高望重并具有超常的经济管理才华,勃列日涅 夫还要仰仗他的才华,同时也不敢公开解除他的职务,于是便采取架空的办法,将 他的5 个副手也都安排成了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于是,到70年代初期 即形成了一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这些勃列日涅夫的亲戚、朋友、同事, 都是由勃列日涅夫一手提拔上来,对勃列日涅夫感恩戴德,同时他们的权力的维持 也有赖于勃列日涅夫的最高权力地位。因此,他们一方面无原则地支持勃列日涅夫 提出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当勃列日涅夫重病缠身甚至不能料理国事之时,他们 仍然精心维护着勃列日涅夫的最高权力地位。 根据克里姆林宫医生恰佐夫博士的回忆,早在1968年8 月,在与捷共中央政治 局会晤时,勃列日涅夫就已经出现了健康问题,突然昏迷不醒,使得谈判不得不临 时中断。到了7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由于疾病的后遗症, 他的思想和语言能力受到了破坏,他身边随时跟随着一个带器械的医疗小组,准备 在他出现意外时紧急抢救。他生命的最后6 年中有几次梗塞和中风,幸亏这个医疗 小组成员的医术高明,竟然几次将他从死亡状态中抢救过来。 但是,就是在这种身体状况下,勃列日涅夫仍然牢牢地把握着最高大权,这倒 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强有力的手段,而是因为他原来建立的帮派政治的结果,由此体 现了勃列日涅夫缔造的帮派集团对他的维护。据叶利钦回忆,到勃列日涅夫晚年, “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生活的最后时期,已经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权力都掌握在 他周围的人手里”。到苏联来访问的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也回忆说,在和客人一起走 入宴会大厅的短暂的路程上,勃列日涅夫专心致志地盯着前方的道路,全部心思都 用在支配自己那不听话的双腿上,身边的客人说了些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听见。可以 说,是勃列日涅夫缔造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 克帮”又导演了“病夫治国”的闹剧。 帮派政治对苏联政治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勃列日涅夫重关系而不重德才, 这种干部任命上的不正之风自上而下地传染到全国,使得苏联自上而下的党政干部 要想提拔主要靠关系,靠个人的忠诚,靠亲属的条件,而不靠业务和政治才能。这 种状况必然导致总体干部队伍质量的下降,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历史学家罗伊 ·麦德维杰夫在他的著作《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中指出,苏联到处都是帮派集 团,“在社会和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从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到文学杂志的编辑部, 创作协会的领导层,处处都笼罩着小集团主义、官官相护、任人惟亲及黑手党的恐 怖气氛”。国家的状况使得普通干部和广大群众对政治前途悲观失望,影响着他们 的工作积极性;高层领导的裙带之风更使普通群众愤愤不平,他们看在眼里,气愤 在心里,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在他们心目中完全是一帮小丑的形象;帮派政治也为 西方国家抨击苏联政治提供了口实,他们在西方大肆宣扬苏联政治中的弊端,低毁 苏联的形象。 众所周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形成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和老人政治,而形 成这种政治恶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勃列日涅夫的个人集权政治。 在苏联历史上,除了赫鲁晓夫因“宫廷政变”和戈尔巴乔夫因国家解体而下台 外,其他各位最高领导人都是在职位上寿终正寝的。勃列日涅夫的个人集权形成以 后,他牢牢地把握着自己的最高权力不放。70年代中后期,勃列日涅夫病重,出现 了料理国事上的困难。据曾担任苏联克格勃主席的弗·亚·克留奇科夫的回忆,1974 年12月30日他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总局局长时,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 波夫陪他去见勃列日涅夫,他描绘说:“桌子边坐着一个十足的病人,当我问候时, 他好不容易才站起来,并且好长一会儿都喘不过气来,随后便直接栽倒在沙发椅上。” 当时安德罗波夫即认为,勃列日涅夫“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管理这个国家他已是力不 从心了”。如果这时他适时下台,将对苏联的政治发展有多方面的良好影响。但勃 列日涅夫将权力看作一切,仍死死地占据着最高领导人的位子,直至病逝,形成事 实上的终身制。而又因为他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没有人敢于提出让他辞职的建议。 勃列日涅夫提拔的一大批人成为他执掌权力的支柱,这些人尽管和勃列日涅夫 一样老态龙钟,但因为他们对他忠心耿耿,是他行使权力的支柱,所以勃列日涅夫 从不轻易罢免他们;此外润为从前与勃列日涅夫一同工作的朋友同事也大多与勃列 日涅夫年龄相当,因此70年代后期在重要职位的任命中出现了“以老人代替老人” 的现象,如 1976 年69岁乌斯季诺夫接替格列奇科,1980年已经70多岁的吉洪诺夫 接替柯西金。由于以上原因,在70年代后期苏联高层领导中形成了典型的老人政治。 一位高级领导人在70寿辰接受国家高级勋章时竟然说:“70岁的生命不是一段短促 的时间,但同时也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好在这个年龄在我国只被看作是中间。” 根据1980年的统计资料,苏共中央政治局正式成员的平均年龄达到了70岁,政治局 四个中心人物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基里连科、苏斯洛夫的平均年龄为75岁;在中 央书记处中,70岁以上的人最多,60岁以上的人其次,50岁以上的人最少,就连各 部部长的平均年龄也高达65岁。 老人政治的结果是领导机关不能发挥正常的政治职能,延误国家的发展和变革, 因为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政府机构要想发挥正常的职能,干部队伍就必须进行 经常的更新,不断增加新的血液。但是,在老人政治的影响下,苏联政治缺乏应有 的国家干部的新老更替,暮气沉沉的领导层根本不能完成发展国家的任务,他们彻 底地延误了苏联政治和社会的发展。 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瘤疾之一,只有明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才能有效地 避免这一痼疾,而要使这一瘤疾永远不再发作,只能走法制国家的道路。而勃列日 涅夫的个人集权既没有有才能的和明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彻底地抛弃了法制, 这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新的个人崇拜。 勃列日涅夫个人集权建立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基础之上,而高度集权的政 治体制必然同个人崇拜密切结合在一起,两者是一对相互结合的孪生兄弟。这就是 说,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个人集权和个人崇拜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个人崇拜是 个人集权的重要特征和重要标志。勃列日涅夫本人极力制造这种个人崇拜,他不断 给自己颁发奖章,仅仅以列宁名字命名的奖他就得了3 次,仅仅金星勋章他一生就 得了19枚。勃列日涅夫有佩带奖章的嗜好,每逢有公开露面的场合,他总是在他宽 阔的胸脯上挂满各式各样的奖章和勋章,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1978年,在苏联的 《新世界》杂志上,陆续刊登了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三部曲:《小地》、《复兴》 和《垦荒地》,这些回忆录是由别人替勃列日涅夫写成的,勃列日涅夫不仅拿它们 为自己歌功颂德,而且用它们获得各种奖励,这些回忆录竟然还获得了列宁文学奖 金。后来,这件事情在苏联人当中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勃列日涅夫听任传媒 对他的吹捧:他在26大上的报告被“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 次暴风雨般 的掌声”打断。 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最大弱点是,几乎完全缺乏经济知 识。他思想保守、墨守传统,对新生事物简直就是个过敏反应症患者。在赫鲁晓夫 被赶下台后,因为他不会对权力各方构成威胁,而且他也在这场“宫廷政变”中起 到了组织者的作用,所以他成了权力各方妥协的产物,这也成为他顺利当选第一书 记的重要原因。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勃列日涅夫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将 为更强有力的领导人所代替。但是,出乎这些人的预料,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权力斗 争的能手,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长处在于组织能力和心理素质上”。经过短短 几年的经营,到70年代初他便建立了个人集权统治。而勃列日涅夫的个人作风也随 着他权力的集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充分地体现出来。 七、戈尔巴乔夫难题:改革还是重建? 俄语曾经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因为俄语简直就是“红色”和“革命” 的符号。40年前,中国人举国上下大学俄语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俄国的大文 豪罗蒙诺索夫、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等人都满怀深情地称颂过俄语是人类语言中最伟 大的、最富于表现力的语言。 在俄语中,“改革”一词有许多种写法,而戈尔巴乔夫最爱的用的则是其中一 个。这里需要对上述改革做一个语意分析,戈尔巴乔夫最爱用的那个词汇的原意则 是改建、改造,即推倒重建。戈尔巴乔夫在他那本轰动于世的《改革与新思维》中 用的就是这个词,有人就说,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就是居心要把苏联大厦推翻了, 开拓出自己的一个新朝代。 曾经长期担任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博尔金写道:“1985年3 月11日,时年 54 岁 零 9天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在那阴 冷的一天,在世界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度里,他的权力在党内、国内达到了顶 峰。他像一个画家站在一张白纸面前,有大展宏图的机会。他可以将自己设想的任 何方案付诸实施——只要老百姓能从中受益。他有独特的魅力,谈吐爽快,说服力 强。苏联人民几十年好容易盼来了可以寄予厚望的领袖!” 的确,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因表现了改革的气魄和充沛的精力,并大刀阔斧地 调整领导班子而引起苏联和世界的关注。戈尔巴乔夫先拿有思于他的政治局“长青 树”——葛罗米柯开刀。7 月,担任外交部长10余年的葛罗米何被免去外交部长职 务,升任最高苏维埃主席,这是一个以微笑的面孔,专门为退役的将军授勋或为儿 童娱乐中心剪彩的职务。9 月,任命雷日科夫接替音洪诺夫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在 11个月中,共调换了 14 名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更换15名国家和政府的领 导人以及41名正副部长,从而结束丁老人政权。从而为他的改革扫清了道路。 戈尔巴乔夫改革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年3 月到1988年上半年。这是戈尔巴乔夫从经济体制开始进行 改革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苏联改革还是在“完善社会主义”的范围内进行的。 1986年苏共27大召开,确定党现阶段的总路线是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加强 世界和平。决议中强调:加速发展战略。即“党活动的主要领域过去是,现在仍然 是经济”。制订《苏联1986年至1990和200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为了加 速经济发展,必须把当前的粗放性国民经济转向集约化轨道。具体讲,投资从主要 用于建立新企业转为改造旧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大会特别强调要在科技进步基础 上实现经济改革。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大力提倡“民主化”和“公开性”,企图以此作为发动 和吸引群众支持和参与改革的手段。1987年6 月苏联制定《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 的基本原则》和《企业法》,基本思路就是给企业放权让利,使企业实现“三自一 全”(自筹资金、自负盈亏、企业自治、完全的经济核算),国家对经济管理逐步 从行政管理为主的方法向以经济管理为主的方法过渡。 为配合国内改革需要,戈尔巴乔夫还提出外交“新思维”,对苏联外交政策作 了重大调整,在苏美关系中实现了从对抗走向合作,从紧张走向缓和的转变。这个 调整受到国际上的欢迎。但经济改革未能取得实际的效果,总的经济形势没有好转, 而经济结构却更加失调,1986—1988年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 2.8 %,低于 1981——1985年的3 .2 %。 第二阶段:1988年中期至1990年初。在这一阶段中,苏联的改革重点由经济领 域转向政治领域,导致改革进程的逐步失控和社会的全面混乱与动荡。 第一阶段经济改革受挫后,苏联领导人片面地把加速战略和经济改革未能取得 成效的原因归结于现行政治体制。1988年6 月底7 月初的苏共19次代表会议标志着 将改革重点从经济改革转向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把苏联原有的政治体制称为“官 僚专制制度”和“极权主义制度”。19次代表会议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 改组国家权力机构,通过自由竞选产生人民代表并建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 机构最高苏维埃,把国家权力重心从党中央转到最高苏维埃。这次党代会放弃了苏 联政府体制的核心的提法,只说苏共是社会的“政治先锋队”。公开化和民主性造 成社会政治的极度混乱,一些加盟共和国“民主派”开始与苏共争夺权力,1989年 底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共产党陆续公开分裂,甚至共和国权力落到民族主 义分子手中。公开性和民主化造成整个社会严重分化,苏共党内和社会的反对派势 力迅速发展,社会意见多元逐步向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发展。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不 仅没有促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却使经济形势更加恶化。1989年苏联国民收人增 长率下降到2 .4 %,日常必需品紧张。 第三阶段:1990年初至1991年“8 ·19”事件。苏共完全丧失对改革进程的控 制力。1989年下半年东欧各国发生剧变,在这股强大冲击波的影响下,戈尔巴乔夫 及其支持者进一步加速向右转。时至1990年,苏联的改革进程已开始失控,这在一 些民族共和国中尤为突出,那里人民阵线等“非正式组织”实际上已发展成为与苏 共争夺领导权的政党并得到相当多群众的拥护。1990年2 月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讲 话,承认多党制的现实。随后苏联第三次人代会修改了规定苏共在政治体制中的领 导地位的苏联宪法第6 条。戈尔巴乔夫在第三次人代会上当选苏联总统。 1990年7 月的苏共28大上通过《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宣布 “改革的实质是从极权官僚制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苏联改革的目 标从“完善社会主义”转向彻底摧毁原来的社会制度,向另一种新社会制度过渡。 改革的方向发生根本的转变。之后,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评价,“戈 尔巴乔夫在改革的过程中已逐步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 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 “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有朝一日党甚至可能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 这一阶段中,各加盟共和国同联盟中央的权力之争与民族矛盾和各派政治力量 的矛盾交织在起,进一步激化。1990年5 月29日叶利钦竞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 主席。他上台后,立刻在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代会上制定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 宣言》,向联盟中央的权威发起挑战。叶利钦坚定地说:“我认为,现在应当抛弃 这样的公式:一切为了强大的中央。只有共和国强大,我们国家、苏联才会强大。 加盟共和国越强大,越独立,中央,我们的联盟就越强大。” 1990年6 月12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率先颁布了“主权宣言”,随后乌兹 别克、摩尔达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五国等加盟共和国全部发表了“主权 宣言”。10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保证苏联法律效力》的法律,重申 :在联盟范围内,苏联的法律高于共和国的法律。同一天,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 发表《关于苏联机关文件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生效法》,规定苏联总统法令和全苏最 高苏维埃法令必须“经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批准后才能在俄罗斯境内生效”。于 是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与不少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特别是与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 埃之间,爆发了持续不断的主权战。即围绕着是苏联主权、法律高于加盟共和国主 权、法律,还是加盟共和国的主权、法律高于苏联的主权、法律而发生的争执。而 波罗的海三国在同年3 —5 月间已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面对联盟解体的危险,为 了维系联盟关系,戈尔巴乔夫一方面要求于1991年3 月17日前就联盟前途举行全苏 联的全民公决,另一方面竭力争取同各共和国签订新的联盟条约。1990年12月23日, 戈尔巴乔夫向苏联、各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提交新的联盟条件草案。 (1 )把国名改为“主权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去掉原国名中的“社会主义” 性质。 (2 )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力,规定每个共和国都是主权国家,在自己的领土 上拥有全部国家权力。(3 )在各共和国的领土范围内,共和国的法律对所有问题 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属于联盟权限的问题方面不在此列”。按照这个方案, 苏联将由联邦变成了松散的邦联国家。戈尔巴乔夫的方案,获得一部分共和国的支 持,然而为时已晚,分离主义和分立主义浪潮已势不可挡。 在这阶段,苏联经济形势越来越坏,1990年初出现了经济的负增长势头。同1989 年相比,1990年国民收人下降4 %,1990年11月29日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市党代会 上第一次公开承认“我们在工人阶级面前负有罪责——我也归罪于自己”。12月7 日他在苏联国营企业领导人会议上承认:“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了重大的失误, 造成了严重的、消极的、摧毁性的后果”。他说:现在已退到最后一道防线了,像 1941年在莫斯科城下和列宁格勒城下一样,无路可退了,防守是防守不住的,必须 开始反击。 戈尔巴乔夫开始在政治上采取强硬措施。1990年门月下旬以来,戈尔巴乔夫接 连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军队,加强克格勃,加强对新闻的控制,改组政治机构, 把国家行政执行权集中于总统一身,宣布必须时准备在一些加盟共和国实行“总统 治理”或宣布“紧急状态”。1991年1 月,戈尔巴乔夫派兵进入立陶宛,苏联内务 部队与立陶宛民族主义分子发生武装冲突,死14人,伤150 人。立陶宛总统兰茨贝 吉斯宣布立陶宛与苏联处于战争状态,叶利钦声援立陶宛,并号召成立俄罗斯军队, 以维护俄罗斯主权。美国等西方国家表示如不停止对立陶宛的镇压,将改变对苏联 的态度。戈尔巴乔夫被迫撤军。待到1991年8 月,戈尔巴乔夫再次提出建立主权共 和国联盟的设想为时已晚,因为8 ·19事件后,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已自西向东扩散 开来,而且此时三个斯拉夫国家的首脑已经开始酝酿如何结束苏联的历史了。积重 而难返,厚积而骤发,严重扭曲的联邦体制下地方民族主义的总爆发不可遏制。其 他许多加盟共和国以及自治共和国为在国家混乱局面中保护各自的利益,也群起而 效尤,纷纷发表各自的主权宣言。 总之,到1991年8 月中旬,苏联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民族危机、社会危机 和党的危机不但没有缓和,反面急剧地加深。苏联的解体和演变在加速。各派政治 势力都感觉到生死存亡的威胁。 1991年8 月19日清晨的莫斯科,绝大多数还在沉睡之中,习惯早起跑步的人发 现街道上停着许多军车,甚至还有一些持枪荷弹的士兵在站岗,眼睛中闪出警惕的 目光。 莫斯科时间6 点零5 分,苏联中央电视台和莫斯科广播电台停止了昼夜的文艺 节目,临时插播一条重要的消息:鉴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由于 健康状况不可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根据苏联宪法第127 条第7 款苏联总统全权移 交给苏联副总统根纳季·伊诺维奇·亚纳耶夫。 为了克服威胁着苏联公民生存与安全、我国主权、领土完整。自由和独立的深 刻和全面的危机、政治对抗、族际对抗和公民对抗、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根据对保 留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全民投票结果,本着我们祖国和全体苏联人的切身重 要利益,兹声明:一、根据苏联宪法第127 条第7 款和苏联《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法 》第2 条,为迎合广大阶层居民关于必须采取最坚决措施来防止社会滑向全国性灾 难、保证法律和秩序的要求,从1991年8 月19日莫斯科时间4 时起在苏联某些地方 实行为期6 个月的紧急状态。 二、确定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在苏联全境具有绝对至高无上的权力。 三、为管理国家和有效地实行紧急状态,组成由下列人员组成的苏联国家紧急 状态委员会:奥·德·巴克拉诺夫(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弗·亚·克留奇 科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瓦·谢·帕夫洛夫(苏联总理)、鲍·卡·普 戈(苏联内务部长)、瓦·亚·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阿·伊· 季贾科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德·季· 亚佐夫(苏联国防部长)、根·伊·亚纳耶夫(苏联代总统)。 四、确定,苏联全境内所有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一切公职人员和公民绝对必 须执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 随后又发表了苏联代总统亚纳耶夫签署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告苏联人 民书》,宣布“在我们祖国和我国各族人民命运面临严峻危急时刻,我们向你们发 出呼吁!我们伟大的祖国面临致命的危险!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并开始的改革政策, 原想作为保障国家迅速发展和使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手段,却因种种原因已经走人死 胡同,整个国家实际上已失去了控制。” “出现了极端主义势力,它们奉行消灭苏联、瓦解国家和不惜一切代价夺权的 方针,它们利用得到的自由,蹂躏刚刚出土的民主萌芽,政治冒险家制造精神政治 恐怖气氛。” “……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意识到破坏我们国家的危机的深度,担负起对 祖国命运的责任并决心采取最重大措施使国家和社会尽快走出危机……。” 此时,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哪里呢? 戈尔巴乔夫已经变成了“福罗斯之囚”。8 月4 日,苏联总统与第一夫人带着 女儿和女婿以及他们的外孙女合家飞到克里木的总统疗养地“福罗斯”度假。按原 计划,8 月19日戈尔巴乔夫将返回莫斯科,第二天将主持新联盟条约的签字仪式。 然而,就在8 月19日的凌晨4 时,苏联克格勃驻塞瓦斯托波尔的防空军参谋长 马尔采夫上将命令封锁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的别墅。克格勃用两辆牵引车切断了在 别利别克的飞机跑道。机场上停放着的苏联总统的两架专机“图——134 ”型和 “米格——8 型”直升机“无路可逃”。 就在戈尔巴乔夫的老朋友们抛弃他,试图置他于死地的时候,原来是他的政治 对手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挺身而出。叶利钦将拟好的《告俄罗斯公民书》通过俄罗 斯政府大厦广播电台向莫斯科市民发布,叶利钦洪亮的声音传遍莫斯科的每个角落 :“1991年8 月19日凌晨,合法选出的国家总统被解职了。无论用什么理由来为解 除总统职务一事辩争,我们都认为这是一次右派的、反动的、反宪法的政变。…… 所有这一切迫使我们不得不宣布这个夺权的所谓委员会是非法的。因此,宣布 这个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和命令都是非法的。” “我们相信,地方政权机关能始终不渝地遵守俄罗斯的各项宪法法律和俄罗斯 总统令。我呼吁俄罗斯公民对叛徒分子给予应有回击,要求国家重新走上正常的合 法的发展道路。毫无疑问,必须保证国家总统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对全国人民讲话, 我们要求紧急召开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 稍后,俄罗斯议会大厦电台又开始播放《致苏联武装力量、国家安全委员会和 内务部官兵的呼吁书》:“俄罗斯的官兵们!在这个对俄罗斯、对全国来说都是悲 剧的时刻,我呼吁你们,不要让自己落人谎言、许诺、关于军队职责的蛊惑宣传的 罗网。不要成为一伙践踏苏联宪法和法律的冒险家犯罪意志的盲目工具。士兵们! 我请你们想一想自己的亲朋好友、自己的人民,在选择艰难瞬间不要忘记,我 们曾宣誓效忠人民,而有人企图使你们的枪口对准人民。……士兵们!我相信,在 这个悲剧时刻你们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俄罗斯军队的荣誉和光荣不会染上人民的 血… …” 当日中午,叶利钦走出俄罗斯议会大厦,站在塔曼坦克师的110 号坦克上,大 声地呼吁着:“同胞们!孩子们!我,按照我们多灾多难的人民的意志选出的总统, 在这个祖国相当困难的时刻,向你们发出呼吁……” 尽管,有100 多辆坦克车进入市区各处待命,但是军人们不像是来执行命令, 反倒像到莫斯科来联欢。俄罗斯议会大厦前的坦克一律炮口朝外,而且炮口都被插 上了漂亮的鲜花,一些多情的莫斯科女郎们用她们的爱情在“感化”着迷途的大兵 们。 8 月21日,“政变者”的短命行动结束了,22日凌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从黑 海度假地回到莫斯科,宣布重新行使苏联总统的职能。然而,苏联总统在苏联政坛 上的分量已经陡然下降了。 8 ·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位移。叶利钦作 为苏联的大救星,他的声望和地位已经远远处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之上了。实际 上,当1991年8 ·19事件结束后,俄罗斯总理西拉耶夫站在俄罗斯议会大厦——白 宫之前宣布:“叶利钦救了莫斯科,莫斯科人救了俄罗斯,而俄罗斯拯救了全国和 全世界”的时候,叶利钦就已经在形象上完成了一个历史的飞跃,一个拯救国民于 水火的民族英雄的伟大形象诞生了。 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梅杰、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法国总统德斯坦都与叶利 钦建立了热线电话联系,反而把他们的老朋友——戈尔巴乔夫冷落在一边了。 叶利钦后来回忆说:“8 月19日以后,苏联在一天内就不复存在了。” 8 月23日,叶利钦下令禁止共产党员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戈尔巴乔夫也把自 己的被囚和差点失去权力归罪于苏共中央的叛变。他开始反戈一击,发动一场大规 模的打击苏共的运动。8 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要求苏共中央 自行解散,停止苏共在武装力量、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其他公安军事单 位以及国家机关的活动。8 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正式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 联全境的活动,并责成苏联检查机构对苏共领导机关进行审查。 “8 ·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入到最后阶段,无论是他本人的政治 生命和改革命运都已经进入到了“弥留阶段”。翅膀硬起来的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 们准备抛开有名无实的苏联总统,筹划结束苏联的命运,按实力“分割家产”。 1991年10月28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人代会上宣布:“俄罗斯不允许恢复凌驾 于它和主权国家之上的另外一种发号施令的中央”,“跨共和国机构应当只起磋商 和协调作用”。1991年12月8 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秘密聚首白俄罗斯的布列斯特附近的别洛韦日森 林(野牛森林)别墅,这里曾经是赫鲁晓夫最喜欢的打猎好去处,现在则成了苏联 命运的判决地。当天,俄、乌、白三国领导人在明斯克签订协议,宣布:“我们白 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曾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发起国签 署过1922年联盟条约,现在我们三国明确指出: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 体将停止存在。” 12月16日,叶利钦发表电视讲话,他宣布在即将成立的“独立国家联合体‘” 中,将“没有戈尔巴乔夫的位置”,他要求戈尔巴乔夫最迟在1992年1 月中旬 前辞职。 1991年12月20日出版的《华盛顿邮报》发表了驻莫斯科记者迈克尔·多布斯的 文章《历史将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文章提出:“历史将对米哈伊尔·戈尔巴 乔夫做出怎样的评价?一些人认为他是个解放者,另一些人认为他是旧的惩罚性制 度的卫士……苏联各共和国领导人在成立新的独立国家联合体时没把他放在眼里。 几乎他所有的旧同僚都促使他辞职,他显然无力改变苏联史诗可悲的最后一章。 … …戈尔巴乔夫的妥协才能和肯于让步,既是他的强项,也是他的弱点。……但 是,由于拒绝与过去坚决决裂,他失去了进行重大经济改革的机会。戈尔巴乔夫与 也曾是州的党魁的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不同,他从未与他走出来的环境决裂。 他的政治权力与其说真正来自人民的委托,不如说来自执政党的权势人物。8 月叛 乱前,他还是那个要小阴谋和打官腔的党的一员。……戈尔巴乔夫对制度修补得越 多,有一点就越清楚:仅仅修补这一制度是不够的。‘加速’的口号让位于‘改革 ’的口号。最后,改革本身也声誉扫地,整个大厦发发可危,需要修复。作为革新 共产主义制度的尝试而开始做的事,导致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革命。戈尔巴乔夫试图 改革共产主义,可最终只是加速了它的末日的到来。” 12月21日,苏联回回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聚会,签署 (阿拉木图宣言》(即们个共和国首脑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议定书》)。 这实际上是宣布苏联的死刑。 12月25日上午10时,戈尔巴乔夫来到克里姆林宫他的办公室,坐在他那张靠背 椅上签署了最后一道总统令:辞去苏军最高统帅职务。 当晚18时59分,戈尔巴乔夫走进一间装有褐色木板、淡绿墙围和天鹅绒窗帘的 房间。通常,这间屋子是用来接待来访者的,今天则有一个电视摄制小组在等待着 他。平时,总统的讲话大都是事先录好再播放,今天则是现场直播。身着西装、系 着还是那条红色领带的戈尔巴乔夫端端正正地坐办公桌后,他平静地看着眼前忙忙 碌碌的电视记者们,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已经对准了苏联总统,他将对全国人民发布 最后一项命令。 19时整,戈尔巴乔夫摊开了早已准备好的辞职书,他用近乎于毫无感情的声音 开始读下去:“亲爱的同胞们!公民们!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形成的局势, 我停止自己作为苏联总统的活动。作出这一决定是出于原则性的考虑。我坚决主张 各族人民的独立自主,主张共和国拥有主权。但是同时主张保留联盟国家,保持国 家的完整性。” “事态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肢解国家和分裂国家的方针占了上风,对此我是 不能同意的。……我最后一次以苏联总统的身份向你们发表讲话,认为有必要对1985 年所走过的道路作出自己的评价。……” 随后,戈尔巴乔夫把象征无限权力、控制2 .7 万枚核弹头、可以毁灭人类几 十次的黑色公文包——“核按钮”交给叶利钦派来的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大将。 一切是那么的从容和自然。 19点38分,另一个仪式准时开始了。印有镰刀锤子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楼顶上 徐徐降下。随后,俄罗斯联邦的红、白、蓝三色旗升起来了。 曾经担任戈尔巴乔夫私人秘书10年,而最后参与了图谋推翻戈尔巴乔夫统治的 8 ·19事件的博尔金在回忆录中写道:“6 年之后,戈尔巴乔夫从总统和总书记的 位子上退下来,失去了权力,失去了威望,也失去了大多数苏联人民的尊敬。更确 切地说,他是作为失败者被迫下台的,因为他失掉了国家,抛弃了把他推到权力顶 峰的党。对于这6 年,有些人说是盼来黎明,把光明重新带回伟大的国度;有些人 则说是一场悲剧,它导致苏联的解体,带来经济崩溃,使人民饥寒交迫。在美国看 来,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和6 年执政的结果是西方对‘邪恶帝国’的胜利;而在我国, 人们把它看作民族灾难,是共和国的解体,是对经济、科学和社会道德的大破坏, 是贫困、饥饿和兄弟间残杀的开始。” 苏联解体后,一个在中亚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妇人被迫逃难到俄罗斯,因为中亚 不再是她的国家,可是那里埋着她的丈夫和朋友。她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像 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说:“亲爱的米沙(米哈伊尔的受称),您为我们国家做了些 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使您不满意吗?还是您想作为一个改革家永垂史册?我 们已经绝望了,像野草一样,被撵得东奔西跑,没有立足之地,到处受到轻蔑和殴 打。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朋友、财产、家园。请告诉我,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 为了维持3 岁外孙女和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不得不靠乞讨为生。如果您还有 良心,为什么您让人民抛洒这样多的血泪呢?我和我的子孙们将永远记住您和您的 子孙们——您对我们太好啦,您对全国人民太好啦广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在国内战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武装到牙齿的德国法西斯的大举进攻下都顽 强地走过来的国家,何以顷刻之间就轰然倒塌?给20世纪的世界历史留下了一个最 大的谜。 以至于连早在70年代就预言苏联将”分崩离析“而被西方学术界称为”苏联问 题研究的巫婆“的法国女历史学家埃莲娜·唐科斯在苏联解体后接受《真理报》记 者采访时都表示:“诚实地说,我不曾想到这件事会发生得这么快。当时我觉得, 苏联可能存在到本世纪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