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可饶恕的罪行 绘鸠毅 漫长的昭和时代终于结束了,又拉开了平成时代的帷幕。许多国民参加了昭和 天皇的丧葬仪式,有的人还流了眼泪。许多新闻报道机构,只知道赞美昭和夭皇, 却不知道应该追究一下天皇的战争责任。当时,我们联络会出版了一本书叫作《天 皇的军队》,有一家自诩为“日本的良心”的报社,竟拒绝登载我们这本书的广告。 可是,昭和天皇作为发动战争的最高负责人,并没有向被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谢罪 就去世了,这难道不是凡有良心的人都不应该忘却的事实吗? 战争结束后,已有40 多年的岁月流逝了。在日本,不知道那次战争的人愈来 愈多。所以,有人可能会说“现在还谈什么战争!”可是,我们是忘不了战争的, 我们也强烈希望日本国民都忘不了那场战争。 对于包括我的子女在内的年青的一代,我们不希望他们经受父辈体验过的痛苦 ——那沉重的罪恶感压得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如果对那场战争没有一个正确的反 省,日本就会脱离国际社会,其前途必然是很危险的。 我文字毕业以后,在文部省和学校当了两年职员,1941 年7 月应证入伍加入 佐仓的军队。当时,我只有29 岁。第二年,成为中国华北派遣军第59师的士兵, 跨海西渡到中国。为了使日本能够对中国的山东省实行军事统治,我是很卖力气的。 我在111 团团部当了三年治安股的助手,后来调到机枪连,在新兵教育股当了 助手。当时,我是个陆军伍长,在营长的命令下,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45 年6 月,我们111 团接到师部的命令,到青岛郊区的索各庄去修筑阵地, 目的听说是防备美军从这里登陆。 当时,我在团部所在地新泰担负新兵教育任务。新兵教育一结束,我负责把他 们送回索各庄去。从泰安到济南,再到城阳,都是乘的货车。从城阳到目的地索各 庄还有100 公里,要冒着酷暑和八路军布下的地雷阵的危险进行急行军。 为了阻止我们的入侵,八路军在这里布下了地雷阵。地雷,多是在石头里或玻 璃瓶于里装上炸药而制成的土地雷,所以,我们师里的工兵营用地雷探测器也探测 不出来。无计可施的部队指挥官想出了一条毒计,下了一道命令,让随军搬运器材 的中国民工去“踩地雷”,就是说,把人当成地雷探测器。中国民工被赶到队伍前 面去,站成20 米的横排,身后是一排日本士兵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逼着他们向前 走。这样一来,日军就可以在他们后面安全地行军了。这样做的结果,有四五个中 国人被地雷炸死,他们的尸体被抬到路边上,队伍又继续前进了。 索各庄是个只有四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我们的队伍,就在这个小村庄宿营。 村北是几百米的高山,村东是一片丘陵地带,村西南,是一片长着许多杨柳树的河 川平原。一个连的士兵被派到村东的丘陵地带修工事。他们把村里每家的门板都摘 下来,又把村西南的杨柳树锯倒,再弄些砖头和石头,在那里修筑战壕和掩体工事。 部队来了以后,把全村的粮食、食品、鸡、猪等等都搜刮得一干二净,吃进肚子里。 这次把新兵集中到这里来的目的是接受营长的检阅,战地的检阅,通常是以射 击和沧剑术为主要科目,而这次却跟往常不同了。营部传来的命令说,这次的检阅, 除了射击之外,就是“刺杀活人”。 检阅那天是6 月12 日,天空中一丝云彩都没有。午前,在村南的平地上检阅 了射击;午后,就是“刺杀活人”了。 当时,营里正关押着三十几个中国人,都是没来得及逃跑的农民。营长命令把 这些人分配下去,每个连四五个。我带着一个警卫兵,把分配给机枪连的四个中国 人带到营部。 村东头有一片庄稼地,那里已经打好了四根木桩,旁边各挖好了一个深坑。这 片地四周,又派出了一圈警戒哨。看到这种情景以后,四个中国人的脸色变了。他 们纷纷说道: “我是个农民,放了我吧!”“我不是八路军,别杀我!”其中,有一个十五 六岁的少年,他看着我的眼睛说道: “我家里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啦!她正等着我回去呢,放我回家吧……”说着说 着,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这位少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对日本兵的良心存有奢望,不断地哭诉着。 “我家里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啦!她正等着我回去呢”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 使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然而,我又满足不了少年的愿望,即使搭上一条命我也救 不了他啊。我的心里扑通扑通跳得很厉害。这时,在我的心里,就形成了“战争是 不人道的产物”这样一个概念。不一会儿,这四个中国人就被绑到四根木桩上了。 午后的检阅开始了。营长热田胜利大尉骑着马,趾高气扬地来到了现场。 我作为教育股的助手,把新兵带到离那四个“活靶子”大约100 米的洼地里, 向他门介绍“敌情”说:“前面的几个人都是敌人,必须杀死他们!”然后,我向 四列纵队排头的四个人下了命令:“出发!”四名新兵飞快地爬上坡去,这时教官 池田准尉喊了一声:“冲锋!”半疯狂状态的新兵端着刺刀向前冲去,有一个摔倒 了,有一个人跑到“活靶子”面前就停下了,另两个人也不知怎么办好了。“混蛋! 那是敌人!刺杀!”听到教官的怒骂声,新兵们好像清醒了似的,瞪大了眼睛,向 前方刺杀了。 可是,刀尖不是向上就是向下,不是向左就是向右,总是刺不到要害部位。 “好啦!”听到这声命令后,他们才停止刺杀。 第二排的四个人出发了,情形也和第一排一样。如此这般,刺杀活人的检阅, 终于结束了。这时,夏天大地上的落日变成了血红的颜色,同时照耀到不停地叫喊、 呻吟的中国人和脸色发青的日本新兵的身上。又过了一会儿,那几个中国人被刺得 混身上下鲜血淋漓,失去了生命,而那些日本新兵都是面色苍白,失去了血色,低 垂着头,一言不发。 当天晚上,连里为新兵举行宴会,老兵们说:“这回,你们也成了一名真正的 士兵了,祝贺你们!”可是,新兵们一个个都是目光呆滞、表情阴郁、深陷于痛苦 之中,直到最后,也没露出一丝笑意。 在中国被关押的第五个春天,抚顺战犯管理所里掀起了“认罪运动”。 所有的人都但白了自己在侵略战争中犯下的全部罪行,在中国人民面前表示深 刻的谢罪。 我曾经受过大学教育,还自认为是一个“进步分子”,所以,我说过“我对当 时的战争政策是持批判态度的,我也对日本军队的兽行而感到愤怒”,我还说“战 争与战争罪恶的责任完全在天皇以及那些追随天皇的发号施令者”等等。说这些话, 实际上是想完全逃脱自己的战争罪责。通过战犯管理所的学习,我才逐渐地认识到, 不正是我本人带着刀枪侵入别人的国家干尽了坏事吗?我本人不就是一个地地道道 的侵略者吗! 1956 年9 月,作为战犯的我,被免予起诉遣返回国了。一想到被我杀害的中 国人再也不能复活了,我就感到自己的罪责是终身的,是无法解脱的。 我应当以被害者的愿望为己愿,就是说,要消灭不正当的战争,要争取世界的 永久和平。我们应当以被害者的心比自己的心,决不允许日本再次走上侵略战争的 道路。 今天的日本,不仅公然使军事预算超过了国民经济总预算的1 %,还开始巧妙 地走上军国主义化的道路。天皇被美化了,旧国歌还在高唱,旧国旗还在高高飘扬。 我们这些战犯,实际上都是当年“天皇制”国家的受害者,我们决不允许日本再回 到旧国家体制上去。我们日本国民,必须严肃地批判天皇制,批判昭和时期的“战 争道路”。一定要明确天皇应负的战争责任,也要明确日本国民应负的责任,共同 以谢罪的心情复归国际社会。我认为,只有这样,日本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作者简历: 1931 年在佐仓入伍;1932 年作为日军第59 师的士兵来到中国山东省,后 任第59 师下士官。1956年9 月,被中国免予起诉,释放回国。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