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往不咎 1940 年5 月中旬,严峻的战争形势要求英国成立一个多党联合政府。在这一 点上,各党派都取得了共识。 丘吉尔曾长期在政府各部门任职,先后担任过许多内阁大臣职务,如殖民地事 务部次官、商务大臣、内政大臣、海军大臣、不管部(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军 需大臣、陆军和空军大臣、殖民地事务部大臣、财政大臣等。 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泰勒所说,“除了外交大臣之外,他差不多什么职务都 任过。”因而,他有着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在受命组阁的当天晚上,他立即邀请 反对党——工党和自由党领导人商讨组织联合政府问题。 工党和自由党领导人对张伯伦很反感,却愿意参加以丘吉尔为首的多党联合政 府。30 年代,丘吉尔在保守党内处于独立的反对派地位,与以张伯伦为首的保守 党主流派的矛盾分歧,比他与工党和自由党的分歧更大。他的远见卓识,领导才能、 坚定信心,亦赢得了工党领导人的信任。在组阁中,丘吉尔面临的最大麻烦来自保 守党内部。当时,保守党在下院占有绝大多数议席,其总数比其他各党派之和还多 120 余席。张伯伦虽辞去了首相职务,但仍然是保守党领袖。哈利法克斯在党内也 有相当势力,虽然越来越多的保守党议员对以张伯伦为首的绥靖派领导人不满,但 另一方面,忠于党的领袖是保守党的传统。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在保守党内仍然有 相当大的影响。 相反,30 年代,丘吉尔在保守党内只有少数几个追随者,而与大多数保守党 议员处于对立地位。战争爆发后,他虽然已加入了张伯伦政府,并注意与保守党主 流派保持一致,但并没有在保守党内建立起牢固的权力基础。对于他接替张伯伦出 任首相,大多数保守党议员们反应冷淡。这就是说,他虽然已受命组阁,但权力基 础并不稳定。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能得到保守党多数议员的支持,他就难以有 效地领导政府;而要赢得保守党绝大多数议员们的拥护和支持,眼下首先必须争取 党内实权派领导人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的合作与支持。另外,丘吉尔认为,这些人 虽然推行过绥靖政策,但并不等于不爱国,“他们长期担任政府要职所磨炼出来的 才智及积累的丰富经验,在目前这个特殊时刻,对国家及联合政府来说是很宝贵的”。 因此,丘吉尔决定,让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留在由5 人组成的战时内阁中,张伯伦 担任枢密大臣兼下院领袖,哈利法克斯继续担任外交大臣。 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都同意上述安排。可是,工党方面提出了异议。艾德礼告 诉丘吉尔,由张伯伦任下院领袖,工党不容易工作,很难保证与政府协调一致。他 提出,在联合政府中,担任下院领袖的必须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人。有鉴如此,丘吉 尔便把这一意见坦率地转告了张伯伦。张伯伦表示,同意不担任下院领袖,这一职 务便由丘吉尔兼任。 可是,工党中还有一部分议员对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等绥靖派人物继续留在战 时内阁中十分不满,他们强烈要求新的联合政府应排除所有绥靖分子参加,理由是 这些人推行绥靖政策,备战不力,给国家利益造成了损失。这一主张涉及的不仅仅 是张、哈二人,而是牵涉到一批人,如果采纳这一主张,在联合政府中担任大臣的保 守党人至少有1/3 将辞职。 丘吉尔表现得比较冷静,对所谓推行绥靖政策及备战不力的责任问题有他自己 的看法。他认为,追究某些个人的责任是不合适的,正式的责任在当时的政府,而 道义上的责任则牵连甚广。工党和自由党的许许多多的人都多少有一定责任。在30 年代的这段历史中,最清白的是丘吉尔本人。因此,他觉得他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 对过去的一切既往不咎。再说,如果采纳上述主张,势必影响全国的团结抗战。他 坚决抵制了上述要求,为此还提出了一个富有哲理的见解:“如果谁想拿现在来裁 判过去,那就会失去未来。”后来的事实表明,那些有过绥靖经历的内阁大臣,都 在各自的岗位上为英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其中张伯伦的情况尤为典型。 张伯伦不仅是推行绥靖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且是1940 年5 月阻止丘吉尔 任首相的主要人物。但在最后时刻,他毕竟还是推荐了丘吉尔。丘吉尔受命组阁后, 张伯伦并没有利用自己的保守党领袖地位在战时内阁中刁难丘吉尔,而是以抗击纳 粹德国侵略扩张的大局为重,支持、配合丘吉尔做好工作。不久他身患癌症,于1940 年7 月份动了一次大手术,身体极度虚弱,但仍然克尽职守,直到丘吉尔劝他病休, 才离开工作岗位。9 月他因病辞去了一切公职,便推荐丘吉尔任保守党领袖。丘吉 尔回忆说,张伯伦先生对我的忠诚和支持是始终不渝的,“对于张伯伦先生的忠诚 以及所有我内阁的同僚们的坚定决心和工作效率,我无论怎样赞扬也不为过。”1940 年11 月9 日,张伯伦病故。该如何给象他这样的一位人物盖棺定论呢?显然,作 为一位历史人物,张伯伦最重要的历史活动是推行绥靖政策,制造慕尼黑阴谋。然 而,盖棺之时,对死者的悼念则不宜讲过只宜摆功,这大概是一条中外通行的准则。 11 月12 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一篇颇具特色的悼念讲话,恰当地寄托了对死 者的哀思,亦反映了丘吉尔本人独特的历史功过观。他说:“上天没有赋予人类在 很大程度上预见或预言事态演变的能力,这对人类来说是幸事,不然,生活就难以 忍受。在一个时期,人们似乎做得对,在另一个时期看来,似乎又做错了。然后, 过了几年,……以往一切又事过境迁,显得迥然不同。对事物的评价有了新的价值 尺度,历史……沿着过往的陈迹踉跄前进”。在丘吉尔看来,人类历史认识活动的 这种特点,决定了人们很难用某一个固定的功利标准去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一 个人的唯一向导,就是他的良心;他追忆往事时,唯一的盾牌是他的行为正直和诚 实。……只要我们举起这面盾牌,就不管命运怎样捉弄我们,我们都可永远在光荣 的行列中前进”。在这里,丘吉尔定下的评价张伯伦的价值尺度是,是否凭良心办 事,只看动机,不问结果,不以成败论英雄。 丘吉尔说:“不管历史对这些惊心动魄的岁月可能说些什么或不说什么,但是, 我们确信,内维尔·张伯伦曾经十分诚实地按照他的智慧,最大限度地运用他那巨 大的能力和权力,竭力从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涂炭生灵的可怕的战争中把世界拯救 出来。……他……是下院知名的议员;我们追悼一位配得上狄斯累利所你的‘英国 的财富的人’,我们都觉得,这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国家都是一种光荣。”显然, 丘吉尔的这番话,不能代替历史对张伯伦的盖棺定论,但对正在全面抗敌中的英国 来说,这样评价张伯伦是比较合适的,它的基调在于化悲痛为力量,团结一致抵抗 纳粹德国。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