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党军强化“清剿”,斗争形势恶化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根据其在“西安事变”后确定的“北和南剿”,方针,于1937 年4 月27 日下令设立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委任刘峙、陈诚、孙连仲、庞炳勋、 卫立煌、何柱国、王树常、刘茂恩、胡宗南等19 人为委员,刘峙为主任委员。同 时,将“豫鄂皖边区主任公署”撤销,成立“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卫立煌任公 署督办。下辖岳西、信阳、经扶3 个督办处。督办可任意调整撤换辖区的地方官员, 以强化对“清剿”的指挥。卫立煌集多次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红军游击队所以能 够“行动自如、飘忽无定”,是因为其成员“多系本地土著,所到之处,又有人从 中勾引通窝”所致,因此,改变了“分区驻剿、追堵兼施”的办法,采取“剿抚并 施”、“军政并进”之方针。要求鄂豫皖地区国民党各级政府要切实做到和正规军 相配合,协力“防卫”。强调对红军主力、地方武装、便衣队的“清剿”要同时进 行,并将“清剿”的重点放在红28 军所在地——鄂东北地区。 在这次“清剿”中,国民党军部署的正规部队有第32、第33、第47、第64、第 65、第102 、第103 、第167 师和独立第5 旋,共计38 个团。为保证对鄂东北地 区的重点“清剿”,卫立煌将鄂东北地区的4 个保安团相对集中,又将原在平汉铁 路以西的湖北保安部队8 个团调进。这样,在鄂东北地区共集中了12 个保安团, 协助国民党正规军作战。在兵力配备上,还采取了两项强化措施:一是将原驻城镇 的部队改为进山扎寨,重要地区广筑碉堡,以正规军驻守;一是抽调精锐部队组成 “迫剿”纵队,由“督办公署”统一指挥,施行“深入穷追”、“分头兜剿”。国 民党各级政府则以“移民并村”、“埋雷霸路”、“跟路”追踪、伐林搜山、半夜 “摸鱼”(半夜摸进村搜查)、造谣欺骗、安排侦探等多种办法予以配合。5 月, 向鄂豫皖边红军游击队,发动第四次大规模“清剿”。 面对敌人新的“清剿”,红28 军领导人思想准备不足。虽然红28 军所在的 鄂东北地区,中共鄂东北道委在闻知国民党军即将有新的“清剿”后,及时采取对 策,针对以往敌人在“清剿”中常派侦探、坐探的情况,散发《为肃清国民党侦探、 坐探告劳苦群众书》等传单,宣传西安事变后的革命形势,号召贫苦群众起来,反 对敌人用侦探、坐探进行“清剿”的阴谋活动,采取了一些反“清剿”的措施,却 没有引起高敬亭等领导人的足够注意。高敬亭在率领红28 军挫败国民党军前三次 “清剿”后,产生了轻敌麻痹思想,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敌人可能发动的新的 “清剿”上,而是在革命队伍内部开展错误的肃反斗争,搞“整顿”道委,先后将 鄂东北道委和军队的一些优秀领导人错判、错押、错杀,削弱了反“清剿”的领导 力量,造成人心不稳。 又由于红28 军长期停滞在鄂东北地区,正是国民党军这次“清剿”的重点地 区。红28 军行动迟缓,延误了转移的时机,陷入敌重重包围之中,斗争形势十分 严重。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