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权中之谜

    在工农革命军第二次党委会议上，通过了对许权中的处分决定：永远开除党籍。

    已经不是党委委员的许权中没有参加那次会议。会后，军党委书记吴浩然将处
分决定告诉了他，许权中怔了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但他随即又坐了下去，没
有说什么。

    “当然，这个处分决定还要上报省委。”吴浩然告诉他。

    他点点头，还是没有说什么。

    吴浩然走了以后，许权中下意识地从腰中抽出了枪，拿在手里轻轻摩掌了一会
儿，又把枪塞迸了枪套。走出了屋子。

    那是一个沉闷的午后，浓云从上午就布满了天空，但一直没有下雨。许权中默
默地站在司令部的院子里。地上一条醒目的大标语吸引着他，他出神地看着它，久
久没有离去。那是用洁白的鹅卵石在院子中央嵌成的十五个大字：“同志们，赶快
踏着先烈的鲜血前进啊”，最后是三个有力的惊叹号，标语长约二十多米，透着一
股气壮山河的气势。工农革命军司令部驻进高塘小学以后，这条标语就像一簇不熄
的圣火，燃烧在许权中和他的战友们的心头。高塘小学自一九二七年七月起就是中
共华县县委机关所在地，省委“九·二六会议”之后，这里便成为华县群众革命斗
争的前哨阵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共产党员、高塘小学校长李维俊和党员教师陈
述善组织高塘、谷维两所小学的师生在高塘镇召开了悼念李大钊的大会，揭露反动
派血腥镇压革命运动、迫害共产党人的罪行。会后，李维俊、陈述善率领两校师生
到附近的涧峪河捡来洁白的鹅卵石，搬来青砖，在学校会议室前的院中央嵌下了这
条悲壮的巨幅标语。此时许权中仁立于此，心潮滚滚……

    他想到了李大钊。

    几天前，当他带着杨晓初从潼关城下回到兵去营空的十二连城时，他已经意识
到了自己在党内将要面临的处境，他知道自己将会受到处分，但他没料到会这样严
重。

    永远开除党籍——意味着什么？

    理想已经成了永远不可企及的高峰。

    追求已经成了只能留在梦中的憧憬。

    无法再归雁阵的孤鸿。

    失去目标的盲箭。

    在许权中看来，今后的一切，对于他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

    从吴浩然将党委决定告诉他的那一刻起，他就觉得过去的那个许权中正在死去
……

    那个许权中从辛亥革命的烈火中走来，陕西靖国军的花名册上，有这个年轻的
临潼人的名字，班长、中队长、副官、参谋、绘图科科长，那是他戎马生涯中最初
的脚步。为了拼一腔热血，与腐败的旧中国厮杀，他告别了关中故乡，到韶关人云
南讲武堂炮科学习。在此期间，他加入了共产党。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发动“北
京政变”后，国民军胡景翼第二军被段祺瑞政府调往河南，倾向共产党的胡景翼将
军通过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和刚刚成立的豫陕区党委王若飞，要求向该部输送干部，
从一九二五年二月起，受李大钊、王若飞派遣，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源源不
断地来到国民二军和河南省——那是一个十分显赫的阵容：刘天章、张昆弟、李震
瀛、李求实、李瑞香、邹钧、马文彦、杨晓初、侯友可、高克林、潘自力、史可轩
等等，许权中便是这个长长的名单上的一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陕西日后的革命
斗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仅在参加渭华暴动的许权中旅担任重要职务的就有许权
中、杨晓初、高克林及在美原镇被田生春杀害的史可轩等）。许权中在国民二军先
后担任过副营长、团长、旅长；西安解围后为中山军事学校校长的史可轩则是郑州
警备司令。国民二军在河南失败后，许权中率部驻防北京以南的涿州。在那个阴沉
死气的初夏，刚过而立之年的许权中的生命曾有过辉煌的一闪。

    也是暴动。

    那是他指挥的第一次暴动。

    那天晚上，许权中正坐在涿州官邪的灯下研读《孙子兵法》，卫兵进来说有人
求见。许权中放下书，请客人进来。客人进屋后，许权中一眼认出是中共北方区委
曾派往郑州京汉铁路工会工作的马文彦，立即迎了上去，高兴地问：“原来是你，
从哪里来？”“北京。”“你咋到了北京？”“河南兵败之后，在那边待不住，就
来到了北京，住在咱陕西的朝邑会馆。”马文彦告诉他。

    “你此次来涿州，是路过，还是公干？”许权中问。

    “领一个大人物之命，专程来找你。”马文彦笑着说。

    许权中的心跳了上下，问：“领谁之命？”“李大钊先生。”“哦，果然！”
许权中轻轻叫了一声，有些激动。几天前，他曾派任警斋到北京向李大钊报告，说
他有一个加大营要在吴佩孚北上途经涿州时举行起义，届时他准备带部队在火车站
举行盛大欢迎会，趁机将吴打死。为防不测，请李大钊先生同驻张家口的国民军联
系，请起义时予以策应。现在马文彦肯定为此事而来。

    果然，马文彦说：“大钊先生让我告诉你，北方区委同意你们的意见，也已做
好了国民军的工作。我来时大制先生再三嘱告，此举关系重大，一要果断，二要缜
密，要知道，党在此时能掌握一支部队不容易。”“知道了。”许权中紧紧地握住
马文彦的手说：“加大营已经做好起义准备，请你到保定，设法通过你在铁路上的
关系，弄清吴佩孚北上确切日期，我们好行动。”马文彦连夜赶往保定，通过京汉
铁路工会关系，打听到吴佩孚已在保定下车，暂不北上，许权中的击吴计划落空。
但在此时，起义计划已经暴露，危急中，许权中又策动了田维勤部马克斋两个团起
义，把田维勤的部队拉走了一大半。田维勤恼羞成怒，会同奉军截击，由于李大钊
早已通知国民一军策应，许权中部和两个团起义成功了。



    涿州起义之后，许权中把队伍拉到了绥远一带。一九二六年冯玉祥从苏联回国，
许权中率部参加了五原誓师，任援陕军第三路司令员，一九二七年一月任国民军联
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委员兼卫队师旅长、代师长，后又兼任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
总队长……

    落雨了。

    许权中依然站在那条标语前。他不知道失去了党籍之后的自己将如何走今后的
路。

    撤职他可以接受，批评他“军阀作风”、“机会主义”、“对抗省委指示”他
都可以接受，甚至党内的其他处分他都可以接受。唯独这“永远开除党籍”，他接
受不了。

    永远，那是看不到尽头的路。

    他将得不到证明自己的机会。

    从三要司往潼关开拔的时候，许权中并不轻松，特别是在巡检司接到省委紧急
指示以后，他的心头无时不在压着一块石头——很明显，他是拗上级指示而动的，
他想到了纪律，但他同时也想到了行动的后果。在他心里，检验军事行动的标准只
有一个，那就是结局：胜利或者失败。而检验军事胜负的标准则是保存自己和消灭
敌人的程度。当他挥兵前往潼关的时候，他悬着一颗心，寄希望于结局。

    现在，他不仅失去了指挥军队的权力，又永远失去了共产党员的称号。

    失去军队指挥权就失去了证明自己正确的机会，失去党员称号就失去了证明自
己忠诚的机会。

    人生之旅，许权中第一次感到了迷惘。

    一只手扶到了他的肩上，他扭过了头，是刘志丹。

    “进屋去吧，下雨了。”刘志丹关切地说。

    “不，我再在这里待一待。”许权中说。

    “小心着凉。”“不，我心里正在着火。”许权中说，他看着地上的那副标语，
喃喃着，“大钊同志走了一年多了，如果他在这里，多好。”刘志丹默默地站了一
会儿，说：“也许，对你的处分过分了一些，希望你能正确对待，当然，你也有权
利向省委申诉。”“不，我接受组织处分，我不申诉。”许权中说。

    “当初，你太固执了，到了巡检司，你不应该再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刘志
丹诚恳地说。

    “不……”许权中小声说了句什么，但他又立即打住了，他看看被雨水打湿了
衣服的刘志丹，说“志丹同志，你身体还不好，快进屋去吧，小心淋着。”“你呢？”
“我没事。”许权中脸上浮现出一种固有的坚毅，“我不会出事的，我会永远觉着
自己在党里头！”细雨沙沙，打在被“永远开除党籍”的许权中脸上……

    许权中毕竟是个在革命斗争风浪中摔打出的汉子，他将痛苦嚼碎咽下之后，带
着由十几个人十几匹马组成的骑兵小队，在渭华大地上书写从头开始的历史。

    他没有向中共陕西省委申诉。

    作为没有实权的工农革命军总顾问，他关注着渭华起义后战事的发展。

    他为这支诞生于渭华起义洪流里的西北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的命运担忧。

    他希望它在斗争的风雨中一步步走向辉煌。

    然而，他确实为它捏着一把汗。

    生于斯长于斯的许权中也许比外乡人唐澍和陕北人刘志丹更了解将部队置于靠
近西（安）、潼（关）公路的高塘一带将意味着什么。作为从靖国军开始就一直在
战场上厮杀的许权中以战略家的目光审视过，省委将武装起义的中心确定在南靠秦
岭，北临渭河的狭小区域将会是什么后果。

    也许，这正是许权中不愿将部队开赴高塘的真正原因。

    但在中央已经批评了陕西党的机会主义，省委已经确定陕东作为中心暴动区以
后，这显然是个无法言明的理由。因此，许权中便只能以“先开潼关，待挑起大规
模军阀混战后再开渭华”为由（当然，也不排除这一因素——笔者注），在接到省
委紧急通知后，不顾旅党委唐澍、刘志丹等人的反对，仍将部队开到潼关。

    在对许权中的所有批评中，最有“分量”的莫过于由于许权中与李虎臣同属国
民二军旧将，因此指责许将部队带到潼关是为了助李攻冯，为反动军阀充当炮灰；
更有甚者，则说许权中将部队拉到潼关打冯玉祥只是为了自己能在李虎臣麾下当师
长（因李虎臣曾以第九师师长职许许权中）。

    其实，“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许权中此时正为部队的出路绞尽脑汁。为保存这
支军队，在潼关前线的许权中曾有过一次十分隐秘的行动。这一行动无论在当时的
许旅内部还是陕西省委，都鲜为人知。

    参与过这次行动的碰巧仍是两年前奉李大钊之命到涿州去找许权中的马文彦。

    建国后曾任西安市政协副主席的马文彦在一九八三年详细地回忆了他曾奉许权
中旅长之命执行这一秘密使命的经过，现摘录如下：

    一九二八夏，我在靠近临潼的炭渣小学教书，负责富平县党的工作。五月初，
李虎臣联合了各路陕军，同时向西安和潼关发动进攻，欲断冯玉样的退路。当时，
由我党掌握的许权中旅也随李虎臣部一道攻潼关。正在这时，许旅有一个姓赵的排
长到炭渣小学找我，说他是渭北人……许旅长托他给我捎话，如果潼关战况不好，
就准备把部队带到渭北一带举行武装起义，叫我赶快调查和联络渭北一带的地方武
装，准备迎接许旅开往渭北。

    当时，富平和蒲城交界的东四联有一支民间武装，富平北边的文字七团也有不
少枪，我们均进行了调查，并做了一些工作。然后，我迅速去三原武字区找黄子祥，
他是黄子文的哥哥，也是我的同学，掌握着一部分武装……这天晚上，我将许旅准
备开往渭北举行起义的事对他说了一遍，叫他提前做好迎接许旅的准备工作。

    从当事人的这段回忆中，不难得知，许权中率部到潼关后，既没有打算长期投
入军阀混战，也没有打算将部队开往以高塘为中心的渭华起义地区，而是准备将部
队开往远离东西大道的渭北一带，并且已经派人作了先期准备。

    如果单是站在战略角度考虑，许权中也许更正确一些。就连没有指挥过打仗的
马文彦对许旅撤往高塘也表示出惊奇与难以理解。他在同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谈到
了自己当时的心情：

    潼关战争失利，我又听说部队被拉到高塘参加了渭华起义，心里感到很奇怪。
转念又想，高塘一带南靠秦岭，北临渭河，离西安和东西大道很近，局面大小，攻
守不利，部队无法展开。因而便约了同学员铭新（渭南人）一起从三原出发，第二
天赶到渭南员家村住在员铭新家。在这里，我看到宋哲元的部队陆续进关，向西安
和渭华一带集结，心里越发着急，于次日早又上了路……一直走到离高塘不远的地
方，看到一座小庙，门前还拴着马，一位哨兵挡住盘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收
大烟的商人。走近小庙时，我看见许权中、杨晓初在庙里用茶缸烧水，不由得喜出
望外，上去和他们互道问候。之后我问许权中：“高塘靠近东西大道，地势狭小，
攻守不利，而渭北地带开阔，械源充足，能攻能守，为什么不到渭北去呢？”当时
许、杨二人没有吭气，我便去总部询问唐澍、刘景桂。临行时许权中说：“这里是
战场，你赤手空拳怎么能行。”将一支手枪交给了我……许权中派人把我送去总司
令部，首先见到参谋长王泰吉，他与我过从甚密，一见面我便焦急地问他：“这里
离东西大道很近，连渭河都看得很清楚，地形于我不利，为什么不把部队拉到渭北
起义。那里条件好，局面大，枪械子弹来源又容易。”泰吉说：

    “我同意你的看法，连我家里的枪械子弹都不少。”并告诉我，许权中、杨晓
初和我意见一样，还想影响李虎臣一些部队一起开往渭北举行起义。但上级要求在
渭华立即行动，许坚持自己的意见受了处分……

    从马文彦的这篇回忆文章中，我们不难解开许权中之谜。无奈的是，面对当时
的形势，许权中无法理直气壮地申明自己的意见，并无法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申辩。

    历史常常会为某些事件写下无可奈何的一笔。

    其实，就在渭华起义的前一天———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即
召开了会议，传达学习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对自一九二七年十一
月开始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会后，中央发布第四十四号通告，
号召各级党组织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案”，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遗憾的是，
陕西省委直到这年年底才收到中央通告。陕西省委没有批准工农革命军党委将许权
中“永远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省委书记潘自力在渭华起义爆发后第二次来到了
陕东，他在军党委会上对此处分决定提出意见，“认为太重了”。但省委仍将工农
革命军党委的处分意见报告了中央，中央没有同意对许的处分决定。

    在以后的一些日子里，当总结渭华起义失败原因时，不论当时对许权中持何态
度，几乎所有当年那场伟大斗争的参与者都会这样说：起义中心选在敌人必夺的靠
近西安的西潼公路要道上，是渭华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那场武装起义的革命风暴中，许权中旅长是清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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