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剿抗日武装第4期(2) 在热南、冀热边区,包森支队以五指山为中心,相继创建了迁道兴、迁青平、 平密兴等3 块抗日游击根据地。使抗日根据地不断向长城以外扩展。至1941年夏, 在热河境内已有抗日根据地的8 个行政区,在我方控制的基本村,建立了抗日政权 (一面政权),在敌伪力量稍强的地区,则采取“两面政权”政策,表面上保持着 日伪的行政组织形式,实际上进行抗日活动。至1940年底,在游击队活动地区,两 面政权已达半数以上。《苦难与斗争十四年》( 中) ,第469 页。 越烧越旺的抗日烽火,极大地震动了日伪的“西南边境”。于是,从1941年春 开始,日伪进一步加强了“西南地区肃正工作”。从5 月开始,关东军与华北日军 进行了联合大讨伐。各抽调1 个旅团,并纠集伪满军和华北伪治安军6 万余人,企 图一举摧毁冀热边抗日根据地。冀热察挺进军和根据地军民,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 强的反扫荡斗争。但由于敌众我寡,挺进军第13团受到重创,第12团在苦斗中,陈 群团长不幸牺牲,根据地遭到重大破坏。 1941年6 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部企图实施“北进战略”,举行了“关 东军特别演习”,准备发动侵苏战争。为配合这一战略, 关东军从9 月开始进行了 “时局应急西南特别肃正”,以达到“歼灭在国境附近地区逐渐恢复匪势的各匪团, 铲除国内治安的祸根”的目的。《东北“大讨伐”第199 ~600 页》。但是,关东 军的屡屡讨伐,始终未能根除所谓“匪患”,“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攻势日趋顽强”。 《满洲国史·分论》( 上) ,中文版,第515 页。为彻底解决所谓“西南地区治安” 问题,关东军于1941年12月提出了以3 年为期的《西南肃正大钢》,并根据所谓 “西南边境”的特殊性,决定将“西南肃正工作”长期化、系统化。①强化镇压机 构的一元化体制,即在“西南防卫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下,由日伪军警宪特各机构 协同配合进行“肃正”。②加强“治标工作”的力度,一是增调军警力量,将伪通 化省的所谓“讨伐功绩”显著的班子及警察队调至热河;二是加大了讨伐规模,仅 1942年参加讨伐的兵力即达66816 人次,扫荡次数366 次。《历史的毒瘤》第266 页。三是加强与华北日军的协同讨伐。③在“治本”工作方面,一是关东军实施所 谓“匪民分离”策略,在长城沿线建立“集团部落”和制造无人区(详见暴行节)。 二是建立所谓“国境防卫组织”,即在所谓“国境”沿线,以日伪军中、小队(连、 排)的“防卫据点”为核心,并与“集团部落”的行政据点相结合,形成所谓“军 警民”联防体系。《东北“大讨伐”》,第601 ~603 页。三是加强道路交通、通 讯设施等建设,以保证“肃正”的硬件基础。 关东军进行的“西南地区肃正”是日伪期间最后一次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 的大讨伐、大逮捕、大镇压。日本侵略者在这里实行非人道的“集团部落”,推行 “三光政策”,犯下了滔天罪行。 杀光、烧光、抢光, “三光政策”是日本侵略者在讨伐中最常用的手段。 我们从日本战犯植松犹薮的交代,便可见一斑。《东北“大讨伐”》,第655 ~663 页。屠杀:1943年3 月19日,日本承德宪兵队在兴隆县进行讨伐时,将未及 躲避的留在村中的病老者及儿童39人全部屠杀,并焚尸灭迹。焚烧:1942年4 月17 日,植松所在宪兵队在兴隆县西南讨伐时,以该地区为八路军宿营地为由,放火烧 毁民房约70余户。1943年9 ~11月,植松以扫荡分队长身份参加讨伐,在七沟村附 近,烧毁抗日民众房屋200 余户。抢掠:1944年3 月,植松率领宪兵,以搜捕八路 军为由,在下板城村,将从事耕牛贸易的农民强行赶走,掠夺了全部耕牛,私下委 托伪村长将牛卖掉,榨取钱财。 进行大逮捕。镇压抗日军民和爱国人士,这是日本侵略者的又一疯狂暴行。据 关东宪兵队档案,仅1942年上半年,光是日本宪兵所进行的所谓“一齐检举”就达 154 次,逮捕人数1292人。1943年9 ~12月,日伪又在西南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 的逮捕行动,总计逮捕人数达1250人,其中被起诉者524 人,判处死刑38人,无期 徒刑30人,10年以上有期徒刑305 人,10年以下有期徒刑251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