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者的残暴讨伐及招降政策(3) 其实,日本殖民者并没有发善心,他们耍的是大炮加糖饴的手腕, 在握手的背 后隐藏着的是冰冷的刺刀, 从一开始, 日人就设好了圈套让台湾人往里钻。据记载 ,在接受抗日军归顺时,殖民当局即要求他们提交所有成员的花名册, “假借为土匪 生计所需, 让他们交出人员的花名册, 从而了解其内情, 同时获取了土匪的政治名 簿, 该政治名簿里即便是无名鼠辈也贴上了照片, 以备万一之变”。鹤见佑辅:《 后藤新平传》,太平洋协会出版部,东京,昭和18,第156 页。以下有一个具体的 事例: 简大狮归顺命令书第六条规定: “除按部下名册之格式申报外, 对其余人员 ,采取适当之稳定生计办法后,须按格式申报其新住所, 家属, 亲戚之姓名, 年龄等 ,以便查实。”王洛林总监译《台湾抗日运动史》,海峡学术出版社,台北,2000 , 第565 页。1905年赴台考察的法国人Kenn亦称: “( 这样一来) 到处都公布了他 们的体貌特征和照片, 即使要乔装改扮也很难。”雷吉纳乐德·康:《福尓摩萨考 察报告》,“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台北,2001, 第19页。于是, 日人就 摸清了台湾抗日武装集团的人员编制, 实力和活动据点。通过人员花名册的获得, 武器的收缴及归顺式中的所谓“纪念摄影”, 日本殖民者取得了详细的情报资料, 为以后彻底打击和消灭抗日武装力量做了充分的准备, 这正是日本殖民者多年来极 力谋求的事情。竹越与三郎在《台湾统治志》中曾指出: “土匪扫荡之难, 不在于 攻之, 而在于发现之。他们隐蔽于良民之间, 与良民相交往, 良民知其为匪而不告 诸官府。其首领白昼公行, 即使从警察官身前经过, 也无人告发其为匪首。他们有 的还成了我军队借宿村民的主人, 我军不知而正大谈作战的方略。有的混杂在为我 军搬运行李的苦力中, 我军却正将粮食托付给他们。他们与良民相混淆, 军队为自保 往往不得不将良民作为土匪来攻击, 一见良民即信为土匪, 其锋矢所之往往民匪俱 伤, 良民愤恨已极, 不得不投身为匪。故若欲真正扫荡土匪, 必先理解土匪为何物 ,知其巢穴,知其势力, 知其姓名, 明其政治户籍, 必先使之与良民相区分。”竹越 与三郎:《台湾统治志》,博文馆,东京,1905,第159 ~160 页。这一工作在招 降政策中无疑得到了成功落实。 应当指出,招降政策实际上只不过是日本殖民者镇压台湾抗日武装集团的一种 策略性措施, 一待时机成熟便会向其挥起屠刀。对于已准许“归顺” 的各武装集 团, 日本殖民者并不信任他们, 监视, 防范和欺压兼施并用, 一旦有了借口便毫不 犹豫的出兵讨伐, 乘机消灭抗日武装。简大狮被捕就义, 林少猫惨遭灭门之灾便是 其典型代表。更为残酷的是, 在一些地方所谓的归顺式上, 日本殖民者便迫不及待 地进行大肆屠杀, 如1902年5 月25日斗六归顺场, 就有张大猷等 78 人遭杀害, 同 日林圯埔有63人被集体射杀, 嵌头厝有38人死难, 等等。一天之内在斗六、林圯埔 等地就有265 人惨遭日本殖民者的毒手, 这显然是有预谋的集体大屠杀, 其残暴和 背信弃义于此暴露无遗。王洛林总监译《台湾抗日运动史》,海峡学术出版社,台 北,2000,第727 ~729 页。事实表明, 日本殖民者之所以答应抗日武装集团的种 种条件, 是由于这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些虚假的承诺, 并不构成约束力, 在需要的 时候随时可以撕毁。日本人自己就承认了这一点, 台南县知事矶贝在谈到答应林少 猫归顺条件时就明确地说: “这是为驯服无知的土匪所不得不出的权宜之计, 若得 归顺之实, 则此条件之类自归一纸空文。”许世楷:《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东京 大学出版会,1972,第139 页。在他们的眼里, 这些条件只是引诱台湾人归顺的敲 门砖罢了, 门一旦敲开, 敲门砖就可以丢了。 应当说, 儿玉、后藤主导的这场招降闹剧是表演得很成功的, “归顺”后的台 湾抗日武装集团虽然赢得短暂的喘息时间, 但经历“归顺” 程序后他们的内部情 况一览无余, 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且经裁减后的武装力量大大削弱,活动范 围也日益缩小。局势的相对平静则有利于日本殖民者重新调度和部署兵力, 如1898 年11 月, 北部抗日武装集团大部“归顺”后, 日军便集中力量对南部的讨伐。更 为重要的是, 招降政策造成了和平的假象, 松懈了人们的警惕, 给予日本殖民者以 可乘之机。从这个角度说, 日本殖民者的招降政策显然获得了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