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党卫队没有职业间谍
人们相约加入保安处。政治学家赫恩向推荐自己门生奥仑道夫进入保安处的同
事那森频送秋彼,但那森谢绝入伙;相反赫恩拉来了另一位同行政治学家弗朗兹·
西克斯博士,后者又将自己的学生、本来有志干当文学教授的赫尔穆特·克诺亨博
士吹捧一番,使他进了柏林威廉街。对保安处感兴趣的知识分子纵队的第一号殿军,
是一个功名心切的年轻萨尔布鲁根人,名叫瓦尔特·施伦堡,1910年生,法律和政
治学家,他早在波恩上大学时就给保安处做过情报工作。善于识别人才的海德里希
看出,他是一个可以培养成符合自己要求的人。
一支由机敏的知识分子拼凑成的保安处骨干力量,使海德里希摆脱了威胁他的
警察国家统治机器活动的危险处境。在此之间,他的系统内的要津全被秘密警察占
据,因此保安警察头子不得不担心会过分受制于秘密警察及其公务人员精神。因为
即使是秘密警察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忠诚也掩盖不了以下这一点,虽然它的方法都是
新的,但是在它内部仍旧活生生地存在着音鲁士德意志行政传统的残余。连秘密警
察法官贝斯特也早就露出了维护旧公务人员体制的本来面目,妨碍着海德里希用他
所谓革命的动力来取代一个专业公务人员体制的企图。
海德里希和贝斯特之间已发生过最初的分歧,因为这位法官过于以不凭公务人
员个人感情的客观态度来对待保安警察头子。一条本身无可非难的墙上座右铭揭示
了他俩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缝。公务人员将贝斯特博士自己拟的一条座右铭写在一块
牌子上,挂在他的办公室里:“实事求是地工作终将无敌于天下。”当海德里希某
次夹访,看到这条座右铭时,感到不是滋味。海德里希说:“这个也许能使到这里
来同您谈判的部务参议们看了会感到喜欢,但在现实中,这句官僚主义的信条却是
荒谬的!”
在任命秘密警察各级入选时也发生了摩擦。海德里希要派听话的、不拘泥于任
何条文规定的非法学家担任主管,而贝斯特却提出只能考虑法学家,海德里希对法
学家的看法跟他的领袖希特勒相似,因为领袖说过:“在德国人没有都懂得当法学
家可耻之前,我是不会安心的。”
海德里希利用这一着棋,使自己摆脱了固执的秘密警察官员们的压力。保安处
的贝斯特和只是为了表面光采以保安处的职衔装饰门面的缨勒及胡贝尔之流,被作
为党的机构的保安处成员从真正的保安处分出去了这是解释保安处领袖贝斯特和缨
勒后来为何千方百计抵制保安处打入秘密警察这一奇怪现象的唯一原因。不过现在,
海德里希给情报机关的保安处开辟了一个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活动领域,遵循保安
处头子提出的口号:保安处的使命是成为大德意志国家的情报局。
保安处原有监视机器的范围扩大并改善了,由党卫队旗队长西格弗里德·陶贝
特以处本部负责人身分代表头目海德里希(他在附近的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办公)
坐镇在威廉街的保安总处,增设了新的部门和指挥所。单看这一机器的组织机
构,即己证实了海德里希传记作者什洛莫·阿伦森的看法:保安处的年轻人“迷恋
于能够从事神秘的谍报活动和情报工作的想法”,陷入了一种詹姆斯一邦德式的踌
躇满志。他们的楷模确实很少取自民族社会主义修身养性的课本,更多地却是取自
大力渲染英国情报工作的那些侦探和冒险小说。例如侦探小说迷海德里希不知从哪
本书中看到,英国谍报局头子用简单而神秘的代号“C ”(chief =chef);他就
摹仿这位者大哥的作法,从此“C ”象幽灵似地出现在保安处的一切行动和公文案
卷中,如“C 命令”或C 亲自决定”。甚至连公章也要炫耀这个几乎从不公开露面
的头子的魔力:“C 审阅”。
以从事情报工作而表现的天真乐趣也反映在数字神秘学上,所有各处、中央和
主管部门、科组的名称,均以数字代替。保安总处的三个处用罗马数字表示:Ⅰ=
组织处,Ⅱ=镇反处,Ⅲ=同外处。反之各处的下属机构则相应地用阿拉伯数字表
示,例如:为中央“组织和督察”科,为“组织任务”主管科,,为“人事任免”
科,为相应的组。
这个情报总部的线通向保安处的七个大区(OA)的本部,大区管辖的地区不是
(像普通党卫队大区那样)和军区一致,而是和行政区一致。各大区的情报阿又划
分为二至三个分区(UA),分区情报网再各自伸展到一个县或一个大城市的保安处
外勤站。外勤站是保安处情报机构最重要的细胞。在这支保安处情报人员大军中,
只有少数人是党员和党卫队员。保安处领袖海因茨·赫普纳在战后估计,总处一级
的保安处成员中,有百分之十来自普通党卫队。有时连证据确凿的政敌也被保安处
拉来,向他们了解对纳粹党的批评意见。
情报像水母那样,将它的触手伸向德国所有社会领域。同保安处合作的不光是
低微的告密者和密探,同样威廉街也利用知名的法官、企业主、艺术家和科学家为
它工作。像在中央一,级工作的各种专业青年学者一佯,各外勤站也有一批知识分
子骨干作为“报告员”参与工作。科布伦次区保安处1938年有二十四名左右名誉合
作者,其中四名得过博士学位。该区十一个特别知名的情报员中,四个是普通行政
机关的公务人员、四个是警官、一个医生、一个教师和一个兽医。
尽管如此,情报机关的知识分子对“密探”这个词还是羞羞答答地不表好感。
“如果纳粹德国竟然,求助于密探和间谍,这也许是有失它的体面,”亲保安
处的警察理论家施利尔巴赫这样写道。甚至在一份不对外发表的保安警察文件中,
也出现了这样一句话:“不允许进行职业性间谍工作!!!”在保安总处里,人们
对密探敬而远之,几乎是授受不亲。阿道夫·文希曼回忆道:“我们不认识任何情
报员,也从未有任何情报员进过总处的大门。”直到后来那些秃顶的先生们久已释
怀之后,后来的保安处长瓦尔特·施伦堡才使情报员制度走向正规化。从这时起,
中央机关才认识自己的情报员了。
保安处的监视岗一年比一年细密,它的魔掌越来越紧地控制着全国。1937年保
安处情报机构已拥有三千名总处一级工作人员,一支五万名看不见的情报机构
已拥有三千名总处一级工作人员,一支五万名看不见的情报员大军随时准备待命行
动。
可是谁是行动的对象呢?保安处要监视什么,要调查研究什么呢?这是一个主
要问题。在斗争时期,保安处的任务只限于清除纳粹党队伍内部的敌人,了解和敌
人方面的动向,这种任务一直是令人置信的,因为当时甚至连警察权力机器也掌握
在敌人的手里。但是1933年1 月30日以后,纳粹党已经接管了警察机器;对敌人,
不论什么佯的敌人,现在都可以运用警察手段予以打击。
因此保安处开始时只限于扮演一种辅助警察的角色。希姆莱在1934年7 月4 日
宣布,保安处是“秘密警察的唯一政治谍报机构”。半年后,这位党卫队头子又发
布指令:“党卫队保安处负责调查抵制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敌人,并推动国家警察
部门开展打击工作和谍报工作。”但它不得行使任何执行权,可是保安处为了充当
秘密警察眼线的角色过于自豪了,它为自己想出了一项新的使命:保安处应成为一
种精神警察,成为民族社会主义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
希姆莱解释说:“党卫队保安处是党的、说到底也是国家的大型世界观情报组
织,保安处关心的是世界观的大问题。”保安处以意识形态纯洁性的保卫者自居,
把新的工作领域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按照希姆莱的说法即是针对“共产主义、犹太
民族、共济会、极端拥护教皇思想、政治化教会和复旧活动”。但实际上这只是原
有斗争任务。的新提法而已,保安处的人统称之为“镇压反对者”。
保安处的密探们到处探索人民群众思想意识上的一切棱角,不放过任何机会捕
捉同胞心房里的杂音。威廉街大楼里不停地发出命令、电报和电话,使特遣队疲于
奔命。
德国人不论走到哪个公众场合,都会有保安处的影子跟随。1938年1 月26日,
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格里伦贝格尔报告随“精力来自欢乐”的游船“德意志人
号”所作的意大利之行说:“度假者弗里茨·施瓦内贝克,1901年3 月30日生,住
术肯贝格的费罗居民区,他在唱国歌时态度吊儿朗当,故作不感兴趣的样子,使人
看了反感,度假者共六十名,进港太晚。旅行结束的会上对此进行了严厉申斥,违
反外汇管制条例,”
每当骗人的选举临近之际,保安处就得准备倾巢出动。如同1938年4 月4 日
埃尔富特外勤站的一份指令所说,它在选举之前即已开始将“地区内所有可以肯定
在行将到来的选举中准备投‘反对’票的人”上报给保安处,不顺从者的名单一经
上报,给嫌疑分子用的选票也随即准备好了。选票上用不带色的打字机打上号码,
同时在选民登记表相应的姓名后面分别注明这些号码。这样1938年5 月7 日科布伦
次区保安处报告说,就能“查出投废票或反对票的人,涂上脱脂牛奶即可显现出来。”
保安总处的案卷、资料和分析报告年复一年地增多,堆积如山,上面记载着被
怀疑的公民的一举一动。Ⅱ处112 科收集了至今还时而表现出不顺从的《法兰克福
日报》主编鲁道夫·基歇尔在魏玛时代写的文章,一份资料中说,这些文章“很能
说明基歇尔的真实政治态度”。纳粹明星记者施瓦茨·范·贝克尔不走运,倒了霉,
他在一篇巴勒斯坦报道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犹太人也将为他们自己的事业战斗捐躯。
保安处教授西克斯的亲信兼抓刀人、二级小队长哈根咒骂说:“一个记者,尤其还
在一份纳粹主义的报纸上公然承认,对巴勒斯但犹太人内部的某些情况出于宣传的
原因而只字不提,我认为这是不可想象的。”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