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从那个悲惨的时候”(3) 1931年的9 月18日,为农历八月初七,是上弦月。这个季节的上弦月,应该 在晚上8 点左右逝去,大地随即漆黑一片。 后面将要写到,我的祖辈并非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特别是在这“三春 不如一秋忙”的季节。据我推测,当我的二奶奶唱歌儿似的喊着“歹饭了”的时 候,正是日本关东军和守备队利用月逝夜黑,向北大营及各个目标运动之际。而 随着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爆炸声,架设在南满车站(今沈阳车站)附近日本守 备队院子里的24厘米口径重炮,开始轰击北大营的中国军队时,我的太爷爷以下 三代20余口人,该是在油灯下吃罢晚饭,或是在那热乎乎的南北大炕上响起鼾声 了。 至于见到那辆跑到辽东大山里,被山民视为“妖物”的汽车时,是不是整个 东三省,乃至热河,都早已罩在太阳旗的阴影下了? 他们听不到日军攻打北大营的枪炮声,在睡梦中就当了亡国奴,而且当了那 么久竟浑然不觉。他们苦巴苦业劳作一天,那热炕上的梦一定是非常香甜的。他 们实实在在就是地地道道的乡野草民,世世代代原本就是过着这样的日子。 我并非为我的祖辈开脱。后面将会写到,提起我的祖辈,特别是我的三个正 值青壮年的爷爷,我是不能不有些脸红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些执掌东北大权的人物,那一刻在干什么? 当我的祖辈视汽车为“妖物”时,张学良是不是会开汽车、又能驾驶飞机的 “中国第一人”? 对于“九一八”这个日子,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没有比这位少帅再悲惨、再 凄苦、再刻骨铭心的了。年轻英俊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 司令,仅次于蒋介石的中国第二号强势人物,那一刻正与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 坐在北平前门外的中和戏院的包厢里,欣赏京剧大师梅兰芳表演的《宇宙锋》。 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随张学良在北平。 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在锦州小岭子老家,为其父大 办丧事。 在奉天坐镇的东北边防军参谋长、代司令长官荣臻,前一天为其父做寿,事 变当日意犹未尽,仍在家中应酬,宾客盈门,灯烛交辉,收礼发财。 算是在职在位的两位大员,一位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一位东北特区(哈尔滨) 行政长官张景惠,事变不久即投进日本人怀抱,当了汉奸。 另一位也是很快就认贼作父的,将吉林拱手让给日本人的代行吉林省军政大 权的督署参谋长熙洽,正在粮米行街吉长报馆胡同的淫乐窝吉林俱乐部花天酒地。 再看看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的王牌,对奉天防务堪称举足轻重的国防军7 旅。 为应对日军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事变前中将旅长王以哲,曾召集连以上军 官会议,议定出7 条纪律,最后两条为:“(6 )各级军官的宿假(回家住宿), 由每周三次改为一次,必要时不准回家,在营内住宿。(7 )团、营、连的值星 官,绝对不准离开岗位。”②可事变当夜,从旅长到所属3 个团的团长,全回家 了。就剩个没有决断权的参谋长赵镇藩,留在北大营看堆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