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被占领国家中的演变 (一)满洲国 满洲国具有双重特点。它是日本在1931年开始的征服进军过程中第一个被占领 的地区,同时,它也是帝国主9 义新型式的第一个样板。这种型式避开了直截了当 的吞并,而是玩弄表面上算是独立国家、实际上则是傀儡政权的花招。这有两个好 处:首先,它使日本可以驳斥关于掠夺他国领土的谴责:其次,当外国在满洲的利 益受到损害而向东京提出控告时,日本可以借口那是新政权的事,从而推卸责任。 这样,满洲国表面上是一个独立国家,根据1932年9 月15日签订的议定书的条 款,与日本结成同盟。根据该议定书,日本承认满洲国,而满洲国则同意与日本合 作,并在履行全面合作时,默认日本军队关东军继续留驻在这个国家内。根据关东 军前参谋长片仓衷的供词,同时还达成了一项秘密的军事协定,规定一旦遭到外国 入侵或发生内部动乱时,满洲国的所有部队将听从日本军司令部的指挥。在没有发 生这类事件的情况下,满洲国军队表面上由它自己的将领指挥,而不是直接由日本 关东军司令官(他同时也是日本驻满洲国大使)指挥。 但是,这一安排,即使就其表面价值来看,似乎只不过是为了顾全原先张学良 少帅政权下的将领们的面子;这些旧将领已同意同日本人共命运。因为事实上,日 本人已完全控制了整个满洲国的行政大权。康德皇帝(溥仪)在1945年被俄国人俘 获;为了要他于1946年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俄国人暂时释放了他。他供认 自己一直在日本人的支配之下,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自由行事的人。然而,毫无疑问, 既然他接受了皇位,他就是愿意成为日本人的同谋者,而不只是他在1946年所供认 的那样。而且,他的关于在日本占领期间一般情况的供词,大多是过于夸大其词, 显然是要尽可能描绘出一幅最黑暗的情景,因此供词的价值不大。例如,他说,日 本人力图将神道主义强加于全体人民,并迫害持其他信仰的人,这一点被日本的见 证人所否认。日本的见证人说,一共只有两座神道庙,都在满洲国的首都新京。一 座在皇官内,供皇帝私人用,另一座是仿照东京为阵亡将士建造的著名的靖国神社 而建立的。日本并没有企图使满洲国全国信仰神10道,也没有强迫人们信奉它。实 际上,那种政策会使日本人在满洲国行政机构内雇用的旧式的信奉孔教的官员起离 心作用,也会与日本在满洲扶植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族、回族和白俄罗斯族)的 政策背道而驰。 但是,即使对前满洲国皇帝所说的许多话要大打折扣,满洲国政府完全受制于 日本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政府有一个以国务总理张景惠将军为首的国务 院,下设各部和具体办事机关。但是中央政权的关键机构是总务厅,真正实权掌握 在总务长官手里,而这一职务总是由日本人担任的。这个厅下设六科,制定政府的 计划,这六科的主管也是日本人。在政府其他各部,虽然名义上由中国人作首脑, 但每部都配备一名日本副部长,而且每个部都有自己的总务局,总务局都由日本人 掌实权。 过去曾在满洲国政府中任职的一些日本官员,包括培训政府官员的大东学校前 校长、宫内府次长以及情报局局长,都被召到国际军事法庭作证,进行答辩。他们 尽力设法证明,在满洲国政府中的中国官员曾积极参与制订政策,对各项立法措施 可以自由讨论和决定采择。不过,他们在这方面举出的例子,说服力不大强。他们 还肯定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时从日本人为培训中国官员创办的学校中培养出 了一批比较好和比较能干的中国官员,所以日本人给予政府机构中的中国官员的实 权也越来越多了。这可能是由于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新占领地区的日本行政人员大 感供不应求,因此从日本本国和满洲国抽调了很多行政人员,日本人可能觉得把更 多的权力交给中国官员是可行的,特别是因为满洲的政权基础比起日本人在其他地 方新扶植起来的政权较为牢固。这样做,不会削弱日本人的控制,因为新京政府背 后还有由日本的司令官兼大使统率的关东军。他身旁还有宪兵队,宪兵队的主要任 务是侦查和处理对政府不满和背叛的行为,它的方法,正如在别处一样,是极其冷 酷无情的。司令官兼大使本人对东京的对满事务局负责。该局成立于1934年底,由 陆相主管。1942年,该局并入新成立的大东亚省,然而这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实际变 化。同1931年9 月的著名政变以来的情况一样,日本军队仍然是满洲国的真正主人。 满洲国与华北和日本帝国本部(即日本和朝鲜)一起组成了一个大东亚“内部 防区”。1931年关东军占领满洲后,就着手在这个国家内建立起一个大陆作战基地。 为了这个目的,它加速开采满洲的煤、铁,开发水电动力资源。它还准备建立和发 展钢铁、化学和军火工业。军队梦想发展由它自己支配的一整套复杂的军火工业, 摆脱日本国内大财阀集团的影响,而在满洲国政府(实质上就是日本军队)控制的 基础上建立起来。因此,它设法从满洲排除日本资本家的影响,同时削减南满铁路 公司的权力,尽管这个公司是半官方的。军队希望通过满洲国政府的借贷机构开辟 渠道,获得投资基金以发展工业,并通过国营公司实现其野心勃勃的建设规划。但 是它不久就陷入了困境,不得不让所谓“新财阀集团”的代表进入满洲。这样。1937 年,日本日产公司的头头鲇川义介担任了满洲重工业公司(满业)的总经理。但是 鲇川很快就发现自己也陷入了困境。他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援助的愿望,由于中日 之间重起冲突而破灭,中日冲突使美国在满洲国投资的可能性成为泡影。接着就爆 发了欧战,基本上切断了日本与德国的联系,严重地阻碍了三角(德国一日本一满 洲国)贸易协定,根据该协定,满洲国出口大豆以换取德国的机器;欧战还使日本 无法从德国获得技术援助,特别是发展合成油工业方面。而且,军队从未容许鲇川 自由行动,鲇川发觉他与日本直接扶植的满洲国国营企业经常发生矛盾,还遭到满 铁(南满铁路公司)的暗算。1942年12月,他在绝望之中辞职了,由高崎继任满洲 重工业公司总经理,军队显然感到高崎比较听话。12尽管在满洲的实际统治者之间 存在着对抗利益的冲突,但物质方面发展的记录给人的印象却是深刻的。到1941年 年底,日本在满洲的投资已超过七十亿日元,据说到1945年曾上升到一百十亿日元, 虽然这后一个数字可能是夸大了的。然而尽管有夸大的可能,加以日元贬值,自1931 年以来,日本在满洲的投资总额很可能已超过五亿英镑。 日本改进了满洲原有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并建立起一个新的交通网。1937年, 他们开始了全面发展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接着于1941年开始了第二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遇到了上述国内外困难;至于第二个,当然无法完成,而且太平洋 战争导致日本资源越来越枯竭(特别是从1943年起),计划大受影响。尽管如此, 1944年,满洲国已有年产二百五十万吨生铁、一百三十万吨钢锭和七十五万吨成品 钢的生产能力,虽然由于燃料和劳动力不足,实际的产量没有能达到它的生产能力。 煤的生产量为二百五十万吨到三百万吨,电力生产大约为三百万千瓦。 应该特别提一提日本在电力生产上完成了两项大工程,因为这两项工程在战后 的年代中很出名。一个是位于安东上游四十英里的鸭绿江水坝和发电站。这项工程 由满洲国政府和朝鲜总督府共同举办,于1937年动工,打算给北朝鲜的工业供电, 也给南满东边道边区的工业供电。大坝高一百六十米,长八百五十米,建成后可构 成一个长二十英里的水库。到1941年8 月,大坝竣工,三年后,安装了五台巨大的 涡轮发电机。 第二个大坝和发电站位于松花江上的小丰满,在满洲城市吉林东南约二十英里 处。1937年至1942年期间,又在这里修建了另一个大坝,形成一个长一百多英里的 人工湖。到1943年,大坝竣工,安装了五台巨大的涡轮发13电机,并开始输电。 即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关东军已迫于环境,修改了它原来打算在满洲建 立一个独立工业基地的方案。太平洋战争迫使他们更加集中力量开采矿产品,运往 日本,并生产半成品,运到日本的工厂去加工。满洲的工业与日本的工业就这样紧 紧地连结在一起。1944年,取消了日本与满洲国之间的贸易关税,从此,这种贸易 实际上就成了内部事务。 然而,随着煤、铁、钢和轻金属生产的发展,出现了生产机器、机床、电气工 程设备、飞机、汽车、炸药、化学产品、橡胶产品和水泥等一系列工厂,特别是在 沈阳和大连周围地区。1944—1945年间,日本经济状况的迅速和普遍恶化,也影响 到满洲的工业、损坏了的机器无法更换,由于中国沦陷区的需要而大量调用了车辆, 因而车辆也无法补充。城市缺乏粮食和商品,劳动生产率下降,造成全面衰退。伴 随着苏联入侵和随后满洲国垮台而来的是,中国民众不分青红皂白地掠夺设备。接 着,苏联当局有选择地搬走了一些机器。除此以外,又发生了国共两党的内战。但 是,尽管有这些破坏和损害,日本的成就并没有完全被摧毁。日本在满洲建立了比 中国其他任何地区远远先进的工业体系。这对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对待满 洲的政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虽然1945年以后,日本统治满洲的政治和社 会影响似乎很快被消除了,但是它的经济影响却仍有经久的重要性。 (二)中国沦陷区 从1937年7 月以来日军所侵占的广大中国土地,表面上是在以注精卫为首的中 央政府的统治下。这个政府是于1940年3 月30日在南京成立的。同年11月30日,这 个政府与日本缔结了条约。条约的条款规定了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合作, 特别是规定了共同防共;为了这个目的,日本将继续在内蒙和华北驻扎军队,甚至 在预14期中的自由中国垮台以后也驻扎下去。该条约还规定,在内蒙、华北和长江 流域实行“特别紧密的经济合作”,并规定日本对中国的交通运输和工业的恢复和 发展给予普逾的援助。因此,这就等于是日本在政治和经济上控制了中国,这是日 本所拚命追求的目标,也是日本对西方列强挑战的主要动机。条约的一份公开的议 定书记录了南京政府谅解月本军队在与蒋介石委员长作战中所决定采取的一切军事 措施。条约进一步规定:除上面提到的一些地区以外,日本将在战争结束后两年以 内从中国撤军。对中日战争的结束,日本有信心地——但错误地——预计是可以早 日实现的。 公开发表的条约附有一系列的秘密协议,这些协议进一步把南京政权缚在日本 战车的轮子上。特别是汪精卫被迫答应对日本军队的军事行动给予全力协助,并承 认日本在内蒙和华北扶植的政权事实上的独立,又答应不同第三国缔结任何有损于 中日两国合作这一总方针的协定。 汪精卫曾经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朋友和亲信,自从1938年12月背叛自由中 国的事业后,他的生涯就成了悲剧。他徒然地恳求日本人说,把这样屈辱的条款加 于中国人,是自找绝路。因为凡是有人格、有名望的中国人都不会抛弃正统的中国 政府,去加入这样一个显然是日本的傀儡、日本统治中国的工具的政府。只有对南 京作出让步,给予南京真正平等的和独立的地位,日本才有可能使重庆听取日本的 安抚和暗中进行的和平建议。但日本人仍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无情勒索。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起先并未使东京的态度有所转变。当美国和英国军队被清 除出东南亚,滇缅公路被切断时,重庆的恐惧加剧了,日本对自由中国崩溃的希望 相应地增加了。据当时担任东京陆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的田中新一中将说,起初曾 计划对重庆发动大规模的攻势15以加速这一等待已久的事件出现。但是,当西南太 平洋的战争形势对日本不利时,原来打算用于这次军事行动的军队,被调到其他地 方去了,主要是派去保卫瓜达尔卡纳尔岛,因此计划中的对重庆的攻势从未实现。 直到1944年,日本人满足于争取尽量巩固对自己的军队已渗透的那些地区的控制。 这一点他们做到了;他们用了比过去更精心计划的和更系统的军事行动来缩小华北 的游击队控制区,在1942—1943年间,他们大大地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力量,也加强 了中国辅佐部队的力量。 尽管日本在南海地区获得了新的富饶地盘,但是,对日本的经济来说,中国仍 然是非常重要的。日本依靠华北和内蒙供应优质焦煤,焦煤在日本和满洲国都是很 缺少的。1942年,这是生产达到高峰的一年,华北和内蒙的煤产量高达二千四百八 十万吨,出口到日本的计四百五十万吨,占日本进口总数的一半。过后,生产下降, 同时,由于日本在航运方面的损失增多,铁路运输有困难,对日出口下降得就更为 迅速。 太平洋战争使日本依赖中国供应优质铁矿石。1941年,中国供应了日本进口总 数的一半,1943年则占三分之二以上。这些矿石主要来自长江流域和海南岛。由于 这两处地方比较接近日本海岸,日本觉得利用这两处的资源比利用菲律宾和马来亚 的资源更实惠,因为从菲律宾和马来亚进口,航运距离较远。1942年,日本从中国 进口了四百万吨铁矿石。后来,铣矿的情况同煤的情况一样,航运方面的巨大损失 使通过海路的进口数量减少,而中国、满洲和朝鲜的铁路运输也不能满足日本所需 的进口量。用小鼓风炉就地加工生铁块的努力,也遭到了惨败。 化学工业所必不可少的盐,是日本大部分依赖满洲国和中国供应的另一种商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了日本的唯一的原棉来源地。日本在华北扩大棉花生16 产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主要停留在纸面上,而且只有掺进长纤维棉花,日本才能有 效地利用中国的劣质的短纤维棉花。然而,日本已无法获得长纤维棉花了。 假如日本能使自由中国垮台,那么,日本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就便利得多了,只 要航运可能的话。而且,只要日本能迫使蒋介石求和,或者使蒋介石阵营里比较重 要的人背叛他而投奔汪精卫阵营,那么,日本就可以从中国调走相当大的一部分军 队去用之于其他地方。日本还可以得益于相应地减少对中国战场的航运和后勤供应。 因此,结束在中国的长期冲突,对日本来说变得极为重要,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的 局势开始变得对日本不利的时候。 在1942—1944年间,日本很有希望打垮自由中国。日本人看到,英美卷入对日 战争,起初多么鼓舞中国的士气,但也看到当日本胜利地向东南亚挺进而使中国比 以往更加孤立时,这种鼓舞又怎样变为惊慌。日本人意识到重庆对盟国的“德国第 一”战略的反感。他们也看到国民党和中共之间越来越分裂以及共产党势力在华北 重要地区的巩固所造成的国民党保守派的恐慌。增长着的财政和经济困难,国内外 ——特别是美国——对重庆政权缺点的批评,这些都是日本人可以利用的。日本人 及其南京仆从的宣传,都注意到充分利用这些机会。 但是,只要中国坚持抗战,盟国就保证中国自由和独立(而日本,正如1940年 11月的条约清楚表明的那样,仍想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中国),那么,汪精卫的 和平运动就不大可能成功了。东条似乎抓住了这一点,并认识到无论如何日本必须 给予南京政权以表面的同盟国地位和平等的地位。东条可能是由于重光葵的影响而 这样做的。重光葵到1943年4 月为止是驻南京的大使,1943年4 月继谷正之后在东 京任外务相。从此,所谓的“对华新政策”具体化了。 根据在外务省任职期间与重光葵密切合作过的加濑俊一说,“对华新政策”的 目标首先是实现与蒋介石媾和。17重光葵希望这将成为全面媾和的序幕。显然,基 本的概念是日本将放弃——或至少大大地改变——它控制亚洲政治、经济的野心; 另一方面,日本要保证西方列强不能恢复他们原来的地位。东条积极支持这个政策, 无论是在中国或在大东亚的其他地方;这无疑是因为他从中看到了这是使泛亚洲主 义的宣传更为有效的方法,因此也是使日本占领区的人民与日本实行真正合作的方 法。他认为这是日本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仍然相信日本能够取胜。即使加濑对重 光葵的动机的说法是可以接受的,但重光葵并不抱这样的幻想。他希望用宽大的政 策促使日本的仇敌与它达成协议,同时削弱国内陆军的地位。 1942年12月,汪精卫到了东京,与东条、重光葵和日本政府的其他人员进行了 会谈,并谒见了天皇。1943年1 月9 日,当南京政府对英国和美国正式宣战时,这 些交易的一个结果变得明显了。东条对此欢呼,称之为“在进行大东亚战争方面前 进了一大步”。他接下去说: 为了使新中国更快地完成其建设事业,从而为圆满结束大东亚战争作出充分贡 献,当前日本必须在新的基础上坚决恢复与中国的关系,增进日中亲善,迎接新形 势。这是完全正常和适当的做法。 据此,东条表明:日本政府将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租界,并将向南京政府 交出其在上海和鼓浪屿的公共租界以及北京的使馆区,并将交出日本军队在中国占 有的敌产。 这个决定多半是由英国和美国方面的声明引起的。 在1942年10月,英美决定就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与中国进行谈判。1943年1 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了实18现这一目标的条约。 英方条约也规定了放弃在天津和沙面(广州)的英国租界。既然这些地方已在 日本的占领之下,日本报界就嘲笑这种条约纯粹是一个空姿态。对于英国和美国放 弃它们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权利,日本报界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关于上海工部局的 历史,被描写如下:这是长时期的恐吓、暴力和残酷剥削的历史。名义上,这是一 个为了管理租界内的事务而建立起来的国际机构。但从一开始,英国和美国就控制 了这个机构,利用它来保护他们的“大班”们的利益——沙逊家族、哈同家族和其 他一些靠上海的财富养肥的人。其他国家,主要是日本,反复作出努力来打破英美 人的联合。大东亚战争做到了这一点。今天,上海工部局和上海巡捕房的利德尔、 布朗、斯迈思之流已经走了,“大班”密切尔、凯西克〔原文如此〕及其一伙也搭 乘撤退船只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了。今天,代替他们的是,冈泽胜男担任工部局总董, 中国人袁履登担任华董,渡正监担任上海巡捕房的首脑。中国公司和日本公司的利 益代替了“大班”们的利益。 但是,尽管日本高奏凯歌,并声称美国和英国只不过是举行一种空洞的仪式, 他们所放弃的只是那早已永远失去的东西,但这些条约的缔结还是迫使日本实践了 它在1940年11月作出的关于在中国特权问题上的承诺。已经进行军事和商务投资的 日本人不欢迎这样做,因为特别是自1937年以来,这些投资很有发展。但是我们将 看到,他们的抗议被东京压下去了。 1 月9 日,南京政府宣布:关于日本人放弃在中国的日租界的协定业已达成; 与此同时,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保证通力合作进行战争。两天后,南京外交部长 褚民谊说,对英美的宣战废除了与英美缔结的一切条约。关于日本放弃日租界的协 定,只用一般的措辞作了叙述;但在2 月9 日,日本政府声称,已成立一个中日委 员会安排移交事宜,该委员会由日本人四名和中国人四名组成,并由一个十二人组 成的技术委员会进行协助,其中中国19人和日本人各占一半。可是这个委员会直到 3月6日才召开第一次会议。3 月14日,重光葵和褚民谊在南京签订了关于移交的具 体事宜的协定。根据这项协定的条款,日本将在3 月底前向南京政权无偿地交还在 天津、汉口、沙市、苏州、杭州和厦门这些城市内的日租界。在这些地区的日本侨 民的财产权得到了确认。中国当局将接收警察局和其他行政机构。 缔结这项协定之日,正是东条访问中国之时。东条于3 月14日到达上海;并于 次日抵达南京。他的访问显然是想平息当地日本侨民中的不满情绪。他在南京的一 次公开演讲中声称:“虽然日本政府对这些受日本新政策影响的日本侨民在中国的 地位和利益深表关切,但它决定坚持首先考虑中华民族利益的原则。”他回到东京 后,3 月29日在政府官员和实业家的一个联席会议上说:“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 在中国的日本实业界领袖要放弃维护自己特权和利益的想法,要同中国国民合作, 并在共存共荣的基础上为发展经济作出努力。”大东亚相青木一男也发表了类似的 演说。 3 月27日,南京政权接收了鼓浪屿的一小块公共租界。天津和沙面(广州)的 英租界也在1942年3 月正式移交给(日本所扶植的)中国当局。还剩下最重要的一 处,即上海的公共租界。1943年6 月30日,褚民谊和谷正之(他继重光葵任日本驻 “中国国民政府”的大使)在南京签署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规定:南京政权将在 公共租界实施行政管理权,并接管上海工部局的财产和债务。在这样做时,在职行 政人员将保持现任职务,薪金不变。同时,将尊重日本政府的财产权和在租界内以 及越界筑路地区的日本侨民的财产权。权力的移交定于1943年8 月1 日生效。20同 时,由于日本的压力,维希政权驻南京的代表不得不缔结了一个放弃在华法租界的 一般协定。接着,在7 月22日签订了一个具体协定,规定在8 月1 日把上海的法租 界交还给南京。与此同时,意大利也同意放弃它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特权。8 月1 日, 南京当局正式接管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与此同时,在东京又宣布了另一个中日条约, 规定在华日侨应向中国当局纳税,但以不受到敲诈勒索为条件。 同时,在6 月15日,东条对贵族院说,日本政府打算“为进一步增进两国间的 积极合作而对日中条约作根本的修改”。但显然,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和与中国有联 系的日本商行对这个“对华新政策”很感不满。青木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作了一次 旅,行之后,于9 月回到东京,他说,由于实行“对华新政策”,南京政权正在迅 速地发展;而东京的情报局长岸声称,在华日侨的“牺牲”,目的在于增进中国国 民政府(即汪精卫政权)的利益。他说,中国必须重新获得完全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他又说,反对无偿地放弃日本的特权“似乎是有理由的”,但为了在大东亚战争中 的日中合作,他们必须放弃这些特权。他还否认日本新政策是由于军事形势的恶化 所造成的。 10月28日,重光葵对国会说,日本战争的目的包括完全消除种族歧视,建立亚 洲国家间的平等和相互尊重,并在互惠的基础上发展它们之间的经济合作。两天后, 在10月30日,汪精卫和谷正之在南京签署了一个同盟条约。该条约的序言中表示: 两国政府决心在建立大东亚的过程中作为平等和独立的邻邦进行合作。因此,为了 根除这种合作道路上的各种困难的根源,他们就新条21约的六项条款达成了一致意 见。这些条款中的第一条规定,在相互尊重对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永 久的友好和互助关系。第二条规定,采取一切可能的合作与援助措施来建立大东亚。 根据第三条,日本和中国将在互惠的基础上进行密切的经济合作。第四条规定,细 节问题将在以后进行讨论。第五条规定,昭和15年11月30日,即中华民国29年11月 30日,日本和中国签订的关于两国基本关系的条约,以及该条约的所有附件,在本 同盟条约生效之日起作废。最后一条规定,该条约从签字之日起生效。 根据这项条约的议定书,当中日两国恢复全面和平,战争状态结束时,日本将 从中国撤军。日本也放弃它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条款及其补充协定所享有的 在中国驻扎军队的权利。议定书和条约同时生效。 日本政府情报局在公布新条约的声明中宣称,自从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中国 的形势经历了根本的变化。声明提到了南京政府对英美的宣战,说这场战争终于扫 除了英美在中国的势力。日本和中国正在调整它们的条约关系,为的是使它们能够 不受过去种种情况的影响,作为友好的邻邦,恢复到正常和适当的状态。 这个“新政策”的目的是双重的。它是想给南京政权“面子”,日本希望借此 增加名义上由这个政权统治的人民对日本的支持,并鼓励重庆方面的人背叛。虽则 南京政府仍依赖于日本军事力量的支持,但在中国的日本侨民的朋显的沮丧情绪, 证明那些让步并不仅是纸上的东西。1946年9 月,曾任南京政府内政部长的梅思平 在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他声称,直到1943年底,日本高级官员都公开支持在中国 沦陷区贩卖鸦片,因为鸦片出口是内蒙政权的主要收入来源,也因为日本人从中赚 了很多钱。其中有些钱已被东条用来保障日本国会议员对他的22支持。但是,梅思 平说,1943年12月,南京和上海发生了反对鸦片的学生示威。于是日本人表示愿意 帮助中国恢复战前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他们这样做,部分地是由于他们想安抚中 国人,部分地是由于他们和南京政府的官员们那时已通过控制食品和其他商品获得 了更多的钱。据梅思平说,因此日本同意重设禁烟局,并减少从内蒙进口鸦片。梅 思平说,结果,日本控制的禁烟局由南京政府接管了,公开贩卖麻醉品停止了,从 内蒙进口的鸦片减少了一半以上,鸦片税则由南京财政部征收。 这一证词的来源是可疑的;很有可能,南京政权的主要动机是想靠鸦片赚钱, 而不是禁止鸦片。但是这说明了,至少有一些曾使得日本军队和随军商人发财的路 子,由于“新中国政策”的实施,现在部分地或全部地被切断了。 然而,这个政策的最重要的方面,与其说是对日本在中国扶植的政权的实际影 响,倒不如说,无可置疑的事实是:它是用来作为对蒋介石和中国正统政府提出的 一项和平试探,而且是一项同以往很不相同的试探。在1943年10月30日的条约中, 日本确实仍然要求进行全面的经济和政治合作。但是现在它放弃了过去的各种要求, 如:在中国部分地区建立“中立地带”,建立中日合作的“特别地区”,以及在中 国的战略要地驻扎永久的守备部队等。日本暗示,它愿意放弃辛丑条约中规定的权 利和要求,这些权利和要求曾帮助它实现了1937年7 月的芦沟桥事变。日本把租界 权交还给南京政府,这实际上表明:它愿意放弃这些权利,把这些权利还给中国的 正统政府,以换取和平。在工业领域内也是如此,日本军队把夺取的中国财产逐步 移交给南京;同时也在采取步骤,把华中开发公司和华北开发公司改为表面上的中 国公司。日本和南京的宣传都说,原先的1937年的中日战争是由于误会而引起的, 这些误会是英美的阴谋煽动起来的。现在,既然日本已明确地承认了中国的主权和 完整,那就没有什么好打的了。这是大东亚相青木在1944年3 月30日23庆祝汪精卫 政权成立四周年的广播演说中所讲的内容。他还说,他为这种误会终于导致中国事 件,深表遗憾。 在美国的报纸和刊物上都可看到对自由中国现状的批评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赞扬, 这给日本人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而日本人也赶快利用了这个机会。他们竭力促使 重庆的中国政府断绝与美国和英国的关系,而与南京政府团结起来消灭中共。他们 警告蒋介石说,共产党一心要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似乎是支持 共产党,而看不起蒋的政权。 1944年夏季,日本在中国东南部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计划摧毁该地区的 美国空军基地,并建立经由中国通往东南亚各国的陆上通道。当时日本人发表了一 项声明,宣称:他们的军事行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挫败英美进行侵略和控制的企 图。中国国民是我们的朋友,即使是重庆政权统率下的军队,如果他们反对与美英 合作,也不是我们的敌人。”随着这个“对华新政策”而来的是进一步向重庆暗中 媾和的尝试。但蒋介石对此还是很冷淡,尽管他的政府正遭到巨大的内部困难,他 的很多部队士气低落,并且他对自己认为的美国对中国内政的不正当干涉怀有愤懑。 但他还是坚持着,因为他相信日本最终要彻底败北——主要是败于美国之手。在出 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根据1943年1 月的条约,中国将看到外国的治外法权的结束。 鉴于1943年12月中国在开罗所得到的许诺,中国指望重新获得过去丧失于日本的一 切,特别是满洲和福摩萨。因此,蒋介石不准备同日本人讲和,甚至也不肯在恢复 1937年战前状态的基础上讲和。确实,他对下列建议感到恐慌和愤慨,即竟然要他 事实上把自己的军权授与一个美国将军,而美国租借法的供应物资竟然要均等地运 送给中共部队和他自己的部队。但他坚持反对这些要求,结果他胜利了。不过,在 1944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他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要不是日本在其他战24线上遭到 惨败,德国在欧洲也遭到惨败的话,重庆就很有可能垮台,或者是转换方向。 到1944年底,日本要迫使中国结束抗战的想法已经无望了。与日本人合作的最 有影响的中国人汪精卫,在长期患病后,于11月10日死于日本。他的继承人陈公博 正式成为南京政权的代主席,但他在国民党内没有过去汪精卫所享有的那种声望。 在1944—1945年间,日本控制下的华北腹地迅速缩小了,因为日本把在华北的军队 抽去参加华南的战斗,并替换从满洲开到更紧迫的前线去的第一线部队,而游击队 就利用了这个机会。同时,日本人的中国附庸,在很多情况下与重庆保持着一条公 开的:“秘密电讯联系”,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了。不是重庆政权被南京政权所吸引, 而是南京政权被重庆政权所吸引——在重庆允许的范围内。即使在日本投降以前, 中国的问题已经很清楚,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问题。 (三)印度支那联邦 在1945年3 月9 日之前,印度支那的事态呈现出一种反常的情况,同大东亚其 他地方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日本“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宣传也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40年6 月,宗主国法国垮台,日本不失时机地马上向这个遥 远的、现在实际上是孤立的法国属地施加压力,并且通过柏林的斡旋,向维希政府 施加压力。其结果是于1940年8 月30日在东京缔结了法日协定。根据这个协定,维 希政府承认日本在远东的经济和政治优势,并同意日本在印度支那享有优惠的经济 特权。维希政府并进一步在原则上同意日本部队进驻东京。在日本方面,则保证尊 重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并且维护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 接着,在9 月22日,印度支那总督府和日本军方代表西原将军签订了一个协定, 规定在东京(越南)建立日本空军基地,并由日本守备部队保护。然而且本在华南 的陆军部队在边界城市谅山袭击并打败了法国军队,该25部队为了这些自作主张的 行动而受到了日本上级当局的处分。 开始时,日本军队侵入印度支那,表面上是为了便利日本对中国的作战。接着, 在1940—1941年,暹罗进攻印度支那,日本对此进行了干涉。1941年2 月,日本强 行调停,结果是1941年3 月11日在东京签订了协定,把老挝和柬埔寨的相当大的一 部分领土移交给了暹罗。日本是这项协定的保证人,也是条款的实际制订者。 接着,在1941年夏天,作为进攻马来西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准备工作的一个 组成部分,日本袭击了印度支那南部。日本以直接占领相威胁,在1941年7 月21日 迫使维希政府同意它的要求,让它在束埔寨和交趾支那建立空军基地,在金兰湾和 西贡建立海军基地,并在印度支那南部驻扎它认为需要的任何武装部队。其表面上 的理由是为了需要共同保卫印度支那,使不遭受假想的、据说有英国支持的戴高乐 派的阴谋。作为报答,日本重申,尊重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就迫使法国总督海军上将德古与日本在印度支那的 军事代表团团长绍将军签订进一步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的条款,法国当局同意按 照1941年7 月条约的规定,尽自己的一切力量进行合作,“共同保卫印度支那”。 他们保证维护印度支那的公共秩序,并维护日本在印度支那交通运输的安全。双方 还进一步商定,在必要的时候,日本军队可以协助完成这项任务。海军上将德古在 他的回忆录中说,日本原来提出的要求不止这一些,但是他把那些原来的要求压低 了。这样,他就做到了避免给印度支那边界以外的日本军事行动以任何直接援助, 同时也做到了避免让印度支那的法国军队直接服从于日本人的统辖。他还做到了使 日本在印度支那的侨民服从法国的法律和管辖。 这个奇怪的局面就这样定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自命为反对西方、维护亚洲 独立的战士的日本,却以合作为26名来维护法国在亚洲的一个属地。当然,这对双 方都是权宜之计。假如日本人推翻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政权,他们很可能使这个国 家陷入混乱,因为他们自己无法配备所需要的行政人员来有效地统治它,而安南人 和柬埔寨人则效率不高,或者是靠不住。日本人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是,在他们驻 在马来亚、暹罗和缅甸的军队的后方的某一国家里发生严重的混乱。而且,印度支 那是粮食和原料的重要来源地,这个国家内地的任何混乱都会有损于这些重要商品 的收集。因此,同维希保持假合作,保存当地的法国政权,至少是暂时符合日本的 利益的。这个政权可能会变成障碍物,但是只要盟军离印度支那很远,这个政权就 不敢对日本公开作战,也不敢把对日本提出的要求反抗到公开冲突的程度。当这方 面的形势变化了的时候,日本的政策也改变了,正如以后我们会看到的那样。从1940 年夏季起任总督的海军上将德古,对印度支那的形势不抱任何幻想,对日本人在被 迫的情况下会做的事也不抱任何幻想。只要维希政权存在,他就是维希的坚定的支 持者;从他的回忆录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既不爱戴高乐将军,也不爱英国。但他 是一个爱国的法国人,他迫切地要为自己的祖国尽职。他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在自己 敢于做到的范围内抗拒日本人,必要时则迁就他们的要求;玩弄他手中唯一的一张 好牌——日本人希望避免破坏他的政权——使这张牌发挥其最高价值。这样,他希 望把总督府维持到日本人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的时候,那时也许可作出和平撤出日本 军队的安排,用这种办法为法国保存这块殖民地。他知道,假如激怒了日本人,日 本人搞掉他的政权,建立起安南人的和柬埔寨人的政权,那么,和平恢复法国政权 的机会就很小了。以后的事件证明,他这样判断是正确的。 但是德古处于一种特别困难的地位,因为他不仅要对付变化莫测的日本人,还 要对付安南人的骚乱,对付中国人的阴谋,对付戴高乐主义分子不顾他的愿望而进 行的抵抗活动,还要对付盟国,特别是美国。因此,最后他失败了,他的政权被推 翻了,这也并不奇怪;值得往意的是,他居然尽可能长久地维持了这个政权。27日 本人构成一种一直存在的威胁,因为德古很清楚地知道他们不信任他;无论什么时 候,只要事情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推翻他的政权。日本人给予安南民族主义一些 鼓励,特别是支持高台教运动。这个运动在1926年就已著闻,它是东西方哲学和宗 教的混合物,搞了一个模仿罗马天主教会的组织。这个组织发展了民族主义的雄心, 因此遭到法国当局之忌;但是除此以外,它的观点是保守的,反共的。这一特征使 得东京给它一定程度的鼓励和支持。 即使日本人认为时机成熟可以把法国政权消灭时他们并不想采取这种措施的话, 他们也不可能防止这个政权之被损毁。以征服者的全副傲慢姿态出现的日本军队和 随之而来的日本侨民都大肆掠夺,这两者都使法国人在被他们统治的人民心目中降 低了威望,并增加了人民中的骚乱。这种骚乱由于许多日本军官的所作所为而加剧 了,这些军官深受反欧亲亚宣传的影响,摆出安南独立的支持者的架势,抓住一切 机会侮辱白人,这样,“合作”的外表很快就磨损得很薄了。德古竭尽所能来对抗 这些倾向。1943年7 月,在上海颇有名望的、长期以来宣扬泛亚主义的人物松井石 根将军访问了西贡。他是以个人身份来了解关于印度支那的情况的,但他在演讲中 攻击法国政权,鼓吹,亚洲是亚洲人的“这种主张。当德古向东京抗议松井的活动 时,他得到回答说,日本政府没有授权松井这样做。但是没有官方的默许,松井是 不会被允许到西贡去的,更不用说做出这样的行动了。这样的事件也许是由日本制 造出来的,作为一种刺激,要德古进行更大的”合作“;这些事件也可能是东京方 面意见有分歧的迹象。但是在1943—1944年间,预料中的日本进攻并没有发生,因 为日本南方故区最高司令官寺内寿一——顺便提一下,他和东条英机不是好朋友— —不希望印度支那有任何大动荡。德古相信日本外交代表芳泽谦吉在采取温和态度 方面起了作用。根据德古的判断,老资格的外交官芳泽谦吉对日本军方首脑心怀敌 意。当芳泽谦28吉被召回,在1944年11月离开时,他给这位总督一个暗示说:长期 预料中的日本突袭很快就要发生了。 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另一个经常使德古担心的因素。1941年12月中国政府正式向 日本寅战时,它通知维希政府说,中国希望能在印度支那获得同日本同样的方便, 在必要时中国军队将进入这个国家。德占获悉这一事情后,就向维希政府告诫说, 中国如果企图强行进入印度支那,就很可能会激怒日本人,使他们推翻法国的统治, 而完全控制印度支那。他说,这将对中国和美国都不利。维希显然领会了最后一句 话里所包含的暗示,因为德古的告诫由法国大使亨利·埃耶传给了美国国务院,也 传给了当时正在华盛顿的宋子文。不知是为了这个原因还是因为蒋委员长在其他地 方已经穷于应付了,所以中国没有企图侵入印度支那。 然而中国人支持了安南抵抗力量的领袖,那些领袖的政策对日本和法国都是敌 对的。1941年,共产党人建立了一个组织,称为“越南独立同盟”,根据安南文的 缩语简称为“越盟”。1942年,中国人帮助安南民族主义领袖们在中国华南的柳州 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的结果是使这些领袖们结成一个联合组织,印度支那共 产党和越盟的首脑胡志明后来成了这个组织的领袖。这个组织取名为“越南革命同 盟会”。它的纲领是抵抗日本,摆脱法国统治而取得独立。它企图在印度支那煽动 叛乱,并取得同盟国政府的承认。共产党人是这个同盟会的各团体中组织得最好的, 但是共产主义思想暂时处于隐蔽状态。 德古非常急于防止任何内部骚乱,也急于镇压那些他未能防止的骚乱,因为不 这样做,会促成随时可能发生的日本发动的政变。1941年12月,德古成功他说服绍 将军把守卫东京(越南)与中国之间的边界的任务交给法国军队。这样,他希望能 在日本和中国军队之间保留一个缓冲地带,也希望能为法国军队在必要时留下一条 逃跑的道路。因此,他希望在形势许可之下同重庆保持尽可能好的关系。他说,在 这个问题上,他与法国驻中国大使29科斯默意见抵触,科斯默显然相信日本最终会 胜利,为了与东京和解,科斯默要求维希承认南京政权。德古强调采取这样的步骤 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合适的。他成功地阻止了对南京的正式承认,尽管法国有一名 外交代表驻在那里。 1943年10月,合法的中国政府与维希断绝了关系。不久,佩科夫将军作为当时 在阿尔及尔的解放委员会的代表来到重庆。德古本人并不想参加解放委员会,何况, 如果他采取了这一个行动,将会加速日本对他的反对。但他与佩科夫将军暗中联系, 敦促佩科夫向阿尔及尔方面强调必须避免中国或同盟国入侵印度支那。德古说,他 收到阿尔及尔的回音,告诉他解放委员会理解这一局势。据德古说,自此以后,解 放委员会就不再鼓励德古的部下离职去参加启由法兰西运动,而相反地要求他们坚 守岗位。德古还说,关于日本在印度支那军事力量的情况,他有情报定期送往重庆。 各抵抗组织建立了秘密电台,德古说这是违背他的命令的。但是事情很清楚,由于 维希的寿命显然已屈指可数,德古对他部下的权威也是一天比一天下降了。 另一件使总督不断烦恼的事是美国对印度支那进行空袭。他抱怨这些空袭对秘 密发去的关于在这个国家内的日本军队和军用仓阵的情报不加理会。许多城镇被炸 毁,许多平民被炸死。往返于交趾支那与东京(越南)之间载运大米的法国船舶被 击沉,印度支那的南北铁路运输被毁坏了。据德古说,这一切对日本的危害甚微, 而给居民却带来了严重的伤亡。轰炸的后果之一是很难运输粮食来解救东京(越南) 在1944年至1945年间发生的饥荒,这次饥荒使一百万人丧失生命。有时美国飞机被 击落,当匕行员落到法国人手中时,德古拒绝把他们交给残暴的日本人。这引起了 日本军队的愤怒;的确,这也是日本人认为他们有理由推翻德古政权的根据之一。 1943年2 月,维希政府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如果德古同法国的一切联系被切断, 就授予他相机行事的全权。30德古说,他自己曾强烈要求这一点,因为万一维希垮 台,这是避免日本在印度支那发动政变的一种手段。1944年8 月20日,德古正式掌 握了这些权力。那个月底,他给法国临时政府发了一份秘密电报,在电报中他要求 他们不要在印度支那做任何可使日本人作为发动政变的借口的事情。10月9 日,他 向法国海军参谋长勒莫尼埃中将发出了一个类似的呼吁,但是这两份电报都没有得 到答复。从1944年夏开始,一些秘密抵抗组织增加了他们在印度支那的活动,这些 组织有的同英国情报局有联系,有的同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组织有联系,还有的同中 国政府的情报组织有联系。然后在10月份,法国驻印度支那武装部队的司令埃梅将 军通知德古说,他和另一个法国军官莫尔当将军很久以来就一直在与自由怯兰西运 动秘密联系,又说,莫尔当已在1944年9 月被任命领导一个反对日本人的抵抗运动。 因此,10月30日德古秘密传话给戴高乐,要求确认他的权力,否则就提出辞职。11 月23日,他得到了答复,告诉他继续留任,直到另外的指示通过莫尔当下达。看起 来,临时政府的意思是要莫尔当去领导一个抵抗运动,如果日本人推翻德古的话, 就公开对日本人采取行动。 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种使德古难以忍受的局面,德古用可以理解的怨恨之情写到 了这种情况。莫尔当从巴黎接到秘密指示,当德古告诫他不要公开抵抗日本人时, 他拒绝听从德古的活。在1944年晚些时候和1945年初到达印度支那的一些戴高乐派 人员向德古保证,巴黎很赞赏他的工作,政府对他并无意见,但是同时说,他们奉 有命令在安南人中组织抗日运动。2 月23日,德古又向巴黎发了一份告诫电报,在 电报中他说,印度支那没有受日本人控制,没有必要去自找麻烦,又说,这个殖民 地对法国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所有这些建议都是徒劳的。很自然地,德古认为,印 度支那的戴高乐分子受临时政府鼓励而作出的莽撞行为,加速了他长期以来努力避 免的日本发动的政变。 处于孤立和危险地位的德古所不可能了解的是,印度支那战后的命运处在危险 之中。这。个殖民地在1940年31和1941年内屈服于日本人的要求,激起了美国政府 的愤怒,尽管美国不能提供贾德鲁将军和他的后任德古海军上将所要求的武器和弹 药的援助。罗斯福总统很不赞成法国统治印度支那,他在设法使印度支那在战后脱 离法国,而置于国际托管之下。在1944年1 月14日致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一份备 忘录中,罗斯福宣称,他曾告诉英国大使,一年多以来他一直表示,印度支那不应 归还法国,而应置于国际托管之下。总统补充说,“法国统治这个三千万居民的国 家已近一百年,而那里的人民比开始受统治时更贫困了。”他宣称,他的托管计划 得到蒋介石委员长和斯大林元帅的支持。国务卿并不象总统那样倾向于国际托管; 他的意见是在法国同意那个国家最后应获得独立的条件下,印度支那战后应该重新 回到法国手里。 英国政府对罗斯福关于印度支那的建议很吃惊,至于戴高乐的反应也是可以想 见的。戴高乐一直对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抱有傲慢态度,即使这只是为了维护他自 己的独立性,反驳别人提出的法国是伦敦和华盛顿的卫星国伪指责。要法国放弃对 印度支那的主权,这种意见戴高乐是决不赞同的。1943年12月,法国局族解放委员 会确曾许诺过,在战争结束后,印度支那将在法兰西共同体中有一个新的政治地位。 但是,这种对安南民族主义愿望的让步,也可能是对美国感情的让步,与法国放弃 统治而交付给国际托管,那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但是,除非法国竭尽所能积极地 参加将印度支那从日本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否则,它收回这块殖民地的机会 同样会遭到危险。因此,临时政府决心赞助抗日运动,尽管德古告诫他们不要采取 这样的行动。他们希望能说,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曾做了一些对抗敌人的事。法国 政府也想派出军队参加东南亚的杭日斗争。英国政府对这种做法是赞成的,但是罗 斯福表示坚决不同意,32在1944年9 月的魁北克会议上,无法对这个问题达成协议。 1944年11月,罗斯福还向前往锡兰康提的一个法国官方军事代表团表示了自己的反 对意见,这个代表团是到盟军东南亚司令部去商讨有关印度支那的问题的。 1944年10月,美军在菲律宾登陆,这对印度支那是一个凶兆。日本统帅部清楚 地预见到,一旦美国人重新征服了菲律宾,他们便会向印度支那进军。同年年底, 日本不顾德古的反对,派遣一个新的师到东京(越南);德古谴责说,这一行动违 反了1940年9 月关于东京(越南)的军事协定。十分危险伪是,这些增援部队中的 一些部队就驻扎在法国军队的营房附近。此外,只本还在印度支那其他地方增援军 队,显然正在作好一切准备。1945年1 月底,德古考虑到印度支那可能将成为美国 的下一个目标,所以他秘密指示当地法国官员同入侵部队合作。但是,据他说,2 月初他从戴高乐那里接到命令,说如果美国人登陆,就宣布印度支那中立。这清楚 地表明了戴高乐是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的。 2 月20日,德古离开河内到交趾支那,企图乎息该省的抵抗分子所引起的混乱。 3月6日他到达西贡,发现那里表面上一切都平静。3 月9 日,日本新任大使松本俊 一拜访他。松本向他说,美国有可能在印度支那登陆,鉴于这一情况,他已接到明 确指示。要求加强印度支那的“共同防御”关系。当德古对此表示反对时,松本给 他念了一份有关日本要求的备忘录。这些要求是:所有法国军队和警察部队都应受 日军统一控制,并接受日军的命令,所有的铁路和公路运输同样也应受日本控制; 总督府所属一切行政机构都应服从日本军事当局的命令。这份最后通牒于3 月9 日 晚上7 时交给德古,要求他在晚上9 时前答复。松本警告德古说,如果他不同意的 话,就要使用武力。德古声明,他不能也不会在这样的一个协定上签字,但是他存 着最后的一线希望,想赢得时间,劝使日本人降低要求,因此他提出,一旦美军真 正登陆,可以接受日本的最高指挥。但是,这一次日本拒绝了所有的折中方案;事 实上,他们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正在夺取控制权。晚上9 时15分,他们的军队猛 攻总督官邸,33拘禁了德古。 日本人在整个印度支那袭击法国部队和平民。在谅山、河江和许多其他地方, 法国军队很快地被打垮了,而且经常在投降后惨遭屠杀。有些法国文职官员也遭到 杀戮,至于那些幸免一死的人,则经常受到极为残酷的虐待。东京(越南)的一部 分法国军队设法抵住了日军,最后顺利地撤退到了中国。 这就是1945年3 月9 日的日本武力行动。东京的日本军事当局在3 月10日的一 份辩护声明中宣称,印度支那法国当局表面上对日本持友好态度,但实际上是不发 好的,正在暗中图谋与敌人取得联系。它指责法国把军队集中在主要城市附近,准 备进攻日本人。同时,连指责他们向美国潜水艇指挥官租在中国及菲律宾的美国空 军基地发送关于日本航运的秘密情报,来协助破坏印度支那沿海的日本海上运输。 他们对空袭印度支那的美国飞机不开炮。反而庇护被日本人打下来的美国飞机上的 飞行员,拒绝把他们交给日本军队。他们无视日本的抗议,继续与美国和(重庆) 中国政府保持秘密联系。最后,他们又拒绝了日本提出的紧密合作的建议,因此, 日本军队不得不采取了应付这个局面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紧急措施”。 日本首相小矶国昭将军在3 月10日对国会附讲演中,又重复了这些指责。他说 :“德古总督的政策一向是以最低的限度来执行共同防御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只是 为了不让日本有采取独立行动的借口;而另一方面,他容忍美国军队不分青红皂白 地狂轰滥炸,而不提出严重抗议。”他将日本期望印度支那提供的军费开支、经济 发展资金以及商品和劳动力“压低到最小限度”。他拒绝承认中国国民政府——即 指南京政权——而与重庆保持秘密的联络。 所有这些指责都有某些根据,尽管有些可能是夸大了的。这些指责表明,日本 人对德古对待他们的真正态34度不抱任何幻想,他们十分清楚德古暗底下在搞些什 么名堂。 推翻了当地的法国政权后,日本政府马上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中宣称,他们 对印度支那并无领土野心,而将“全力支持当地人民长期被压制的要求获得民族独 立的愿望”。他们着手在河内成立了一个“东京”(越南)国民同盟“。这个机构 于3 月12日正式发表一项声明,谴责法国的暴虐统治,对日本军队解放这个国家表 示感激,并保证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方面进行全心全意的合作。 在安南,日本人叫安南皇帝保大于3 月11日在他的首都顺化发表了一项声明。 在声明中他宣布废除1884年签订的“法越保护条约”,并宣布安南完全独立。与此 同时,他保证在实现大东亚战争的目标方面与日本合作。3 月13日,柬埔寨国王也 发表了一个类似的声明。交趾支那不是法国的保护伺而是法国的殖民地,被置于日 本文职总督的管辖之下,日本政府派了日本“顾问”到安南和柬埔寨。日本人取代 了在老挝和东京(越南)的前法国地方长官。日本司令官行使政治和经济的最高权 力,并以其宪兵司令(他此时也兼任警察总监)为其左右手。行政上曾经受印度支 那总督府管辖的中国南部的法国租借地广州湾,这时也被日本军队占领了。7 月16 日,日本将广州湾交还给南京政府。 日本扶植的以保大为首脑的行政机构由一批安南民族主义分子组成,其中陈重 金担任总理。当1945年4 月宣布成立王国的时候,他们的观点和在柬埔寨与老挝同 日本人合作的那些官员一样,是保守的。但在胡志明统一领导下的各抵抗团体拒绝 与日本人恩赐的独立发生任何联系,并在3 月12日决定加强对付日本人的军事行动。 在盟国空投物资的支援下,这些部队逐步控制住了35内地。到8 月初时,各抵抗部 队己逼近城市。 接着,日本向盟国投降了。在印度支那,和在东南亚其他地区一样,出现了几 个星期的政权空白期。被监禁在禄宁的德古海军上将于8 月17日获悉日本投降的消 息后,要求当地的日本司令土桥将军释放他和其他被监禁的法国文武官员。德古希 望这样能重新掌管印度支那的行政大权,防止胡志明部队获胜。在这样晚的时刻, 他想达到这个目的,看来是不大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得到机会。这位日本将军宣称, 他没有接到盟国东南亚司令部的命令,不能随便采取行动,于是德古和他的部下仍 然被监禁着。现在日本人不再作任何努力去遏制胡志明运动的发展了;事实上,据 报道,他们已向抵抗运动的成员缴械。8 月22日保大退位,他的政府垮台了。接着, 于9 月2 日成立了在胡志明领导下的临时政府。它在河内发表了一份独立宣言,宣 布结束与法国的一切关系。 法国政府无力阻止这些事态的发展,因为他们在远东没有军队(戴高乐为这一 状况指责他的盟国,认为他们提供海运大迟缓)。最后是这样安排的:英国军队应 暂时占领印度支那南部,中国军队则占领北部,以纬度16度为分界线。德古认为, 戴高乐宁愿让中国人占领而不愿让美国人占领,因为他怀疑美国的动机,虽然中国 对这个国家的前途也不是没有他们自己的想法。1945年3 月,法国政府曾允诺建立 一个印度支那联邦,这个联邦将在很大程度上自治,但仍作为法兰西联邦一即法国 及其帝国——的一部分。可是越盟要求完全独立,这样就为战后印度支那的冲突留 下了根源。 (四)菲律宾 当日本占领菲律宾群岛时,他们面临着一种在许多方面说来与亚洲其他地方所 曾遇到过的不同的形势。三个多世纪以来,菲律宾人民一直受西班牙的统治,结果 在36他们中间有大量的西班牙混血儿,出现了一个混血儿阶层。这个阶层在很大程 度上已经欧化;就是在这个阶层中,最初的民族主义意识在十九世纪开始发展。而 且,大多数居民己改变信仰,信奉罗马夭主教,只有棉兰老岛和苏禄群岛的摩洛族 仍然信奉伊斯兰教,还有一些人迹罕至的山区的原始危格利陀人部落没有宗教信仰。 因此,到1898年西班牙统治结束时,菲律宾的形势与它的亚洲邻国不同,而很象十 九世纪初期在拉丁美洲出现的形势。要不是美国决定并吞这些群岛,它们可能会成 为一个拉丁化的共和国,虽然他们的独立将是靠不住的,因为德国有野心,日本可 能也有野心。 事实上,美国征服菲律宾是一箭双雕,首先是打败了西班牙,其次是扑灭了在 阿吉纳尔多领导下的菲律宾独立运动。美国随后四十年的统治,带来了教育制度的 发展,这种制度至少使大部分的菲律宾年青一代受到初等教育;同时还发展了美国 式的政治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仿佛是在本地的茎上嫁接外国的花木,虽然美国人 没有特意将他们自己的语言、制度和政治观点强加于菲律宾人,并排除他们从西班 牙或亚洲承继来的遗产。但是美国人倾向于加速制定宪法,特别是在伍德罗·威尔 逊和富兰克林·D ·罗斯福的民主党执政期间。这一点,部分地是因为总的来说民 主党传统地反对并吞,部分地是由于菲律宾的主要出口商品,如砂糖,和美国产品 相竞争,这种竞争导致美国的这些商品的生产者赞成菲律宾独立,他们希望这样做 能结束菲律宾和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 根据1934年的泰了斯—麦克达菲怯案的规定,于次年成立非律宾联邦,其宪法 在很大程度上是仿照美国的。允许菲律宾于1946年完全独立;在此以前,美国对这 些群岛拥有主权,继续管理它们的外交事务,并承担其防卫责任。因此,在政治上, 菲律宾似乎在民主制度的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快的进步,这一点美国人经常指出,引 为自豪。但是,政治权力掌握在一个相当小的集团手里,主要是掌握在1941年由联 邦总统曼努埃尔·奎松领导的37有势力的国民党成员手里。 然而,在经济上,菲律宾仍处于依附于美国的殖民阶段。它是美国商品的销售 市场,同时向美国出口原料,主要是砂糖、椰子油、大麻和烟草。美国和菲律宾之 间的自由贸易产生并巩固了这种状态,而这大大地妨碍了本国工业的发展。美国在 菲律宾群岛的投资数目相当小,大多数是不动产和种植园。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 规定菲律宾与美国之间的一般自由贸易继续有效十年,但规定出口到美国的砂糖以 及其他一些与美国国内产品相竞争的菲律宾出口商品将受到限制。1946年后,菲律 宾大概会发现自己被关在美国的失税壁垒之外,而这必然会给菲律宾的经济带来危 害。 因此,主要由地主组成的菲律宾统治集团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问题。他们为自己 获得的一定程度的自治感到骄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愉快的心情期待着独立。但 是,如果这种独立带来经济衰退,那么在广大的贫困农民群众中有出现共产党人或 其他激进分子骚乱的危险;实际上,他们中间早已存在着一些骚动了。由于缺少资 金和技术人员,加以有美国货物的竞争,要发展工业是困难的。为迅速增长的人口 提供粮食而扩大稻田面积,同样也有困难。人口迅速增长是由于在美国统治下有效 地提高公共卫生措施而产生的另一个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有些菲律宾政客倾向于赞成修改泰丁斯一麦克达非法案的条款, 或者推迟独立,除非能找到某种解决办法。可以在独立后仍然使群岛留在美国的关 税壁垒之内。然而,一方面由于菲律宾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工商 业集团出于自己经营上的理由,反对与菲律宾相结合,因此,这种设想是不大可能 做到的。 其他人则指望着具有独裁主义和天主教传统的西班38牙和意大利,作为对付菲 律宾群岛上可能发生的激进运动的一种平衡力量。但是,除了有历史和思想意识方 面的联系之外,西班牙和意大利都很遥远,要它们帮助解决菲律宾的问题,特别是 经济方面的问题,那是无能为力的。剩下的就是日本。日本近在飓尺,它对菲律宾 感兴趣,把它作为其产品销售的市场;然而它不需要菲律宾的糖,因为这会与台湾 的砂糖相竞争,但是它对在这群岛上发展棉花种植和开发很丰富的铁矿资源则感兴 趣。1941年,日本在菲律宾的商业和经济投资已相当可观,虽然与美国的投资相比 是少得多;大批日本移民进入棉兰老南部岛屿,主要是在达沃及其周围一带。在这 里,一些以后为亲日政权服务的菲律宾政客,曾以律师身分帮助日本移民逃避菲律 宾政府规定的关于旧本人占有土地的限制。 在菲律宾的政客中有少数人感情上肯定是亲日的。这些人包括:贝尼诺·拉莫 斯,他曾组织过萨克达利斯培党(一个肯定是极权主义面貌的政党),曾逃到日本 以免被逮捕;阿图罗·里卡脱;皮奥·杜兰;还有年迈的埃米里奥·阿吉纳尔多将 军。这几个人总的说来并不代表菲律宾领导人,那些领导人对日本推行的大东亚共 荣圈并无好感,害怕日本的政治野心,不希望由一个外国的统治换成另一个几乎肯 定更为凶暴的外国的统治。日本的泛亚细亚宣传对他们不起什么作用;他们是亚洲 人,但是就象旧本人自己一样,他们与其他亚洲人有些区别。他们在西班牙进入以 前的文化遗产来自东印度群岛的中世纪信奉印度教的王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来自那 些国家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后裔。从菲律宾早期的历史来看,还有中国的影响;但是 菲律宾与日本在现代以前却很少或者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接触。然而,一旦非律宾 与美国断绝了联系,菲律宾能否在政治上保持独立,或者避免被卷进日本的经济势 力范围呢?还有,美国和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争吵使得马尼拉政府惊惶,马尼拉政 府不希望自己卷入冲突,希望菲律宾能保持某种形式的中文,但这种想法得不到华 盛顿的赞同,事实上,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不现实的。 日本征服菲律宾,对于美国的威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935年,道格拉斯·麦 克阿瑟将军成了这个联邦的39军事顾问,曾制定了一项计划,打算通过每年训练四 万人左右,到1946年为菲律宾建立起一支有效的防御部队。 这样,当非律宾达到完全独立时,就可有一支约四十万人的国民军了。与此同 时,由于菲律宾的防御义务仍然由美国担任,据说麦克阿瑟将军反对非律宾把费用 花在军事装备上,因为这些军事装备到1946年时会过时了。 1941年时,菲律宾部队约有十五万人,其中仅部分地受过训练并有装备,因而 防卫的重任就落在驻扎在这些群岛上的一万九千名美国军队身上。如果战争的爆发 推迟几个月,军队的数量就可大大增加,因为强大的增援部队已在路上赶来。1941 年7 月,麦克阿瑟(他已在1937年从美国陆军退伍)被罗斯福总统召回现役,晋升 军衔,并授权他指挥在远东地区的美国陆军,包括菲律宾部队在内。当战争爆发时, 美国人和菲律宾人都英勇作战,打得很出色,但是他们无法阻止日本人的征服,尤 其是因为美国的空中之臂——人们曾对它寄予很大希望——在日本最初的偷袭中就 被严重打伤了。 这使菲律宾人大为震惊,他们本来认为日本袭击这个岛国是不可能成功的。他 们一直听到的是关于日本军队在中国作战无能的宣传。当一些菲律宾军事官员于1941 年7 月至8 月间在国民议会最后几次秘密会议上作证时,他们对日本的打击力量作 了错误的估计。其中有一个人告诉拔款委员会说,据他清楚了解,日本人没有任何 远程轰炸机能从他们现有的基地起飞轰炸马尼拉。因此,当战事爆发时,大多数菲 律宾人都认为日本入侵是不可能成功的。结果是:当日本人力量的强大远远超过人 们所预料时,许多(虽然不是所有的)菲律宾领导人都怀疑美国人是否还能回来, 虽然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12月28日声称美国人是要回来的。 当1941年底马尼拉不得不放弃给敌人时,奎松总统在他的主要副手塞尔吉奥· 奥斯梅纳的陪同下,随撤退部队到了巴丹和哥黎希律。菲律宾内阁和国民党的其他 40成员则逃到内地,帮助组织抵抗运动,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为此而牺牲了生命。但 是许多菲律宾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留在马尼拉,等待着日本人的到来。日本首相东 条将军1942年1 月21日在向日本国会作的一次演说中,对于大东亚战争的目标作了 概括的叙述,同时向菲律宾宣称:“如果这个岛国的人民今后能了解日本的真正意 图,愿意作为建立大东亚圈的一个伙伴与我们合作,那么,日本将会乐意让他们享 受独立的荣誉。”这项声明对奎松起了作用,虽然他为落到自己国家和人民头上的 灾难而大受震动,并为美国军队无力阻止——至少是不能长久抵住——日本侵略者 而心情沉痛。因此,2 月8 日奎松给罗斯福发了一个电报,要他与日本达成一项关 于菲律宾中立化的协议。奎松建议,美国应立即宣布菲律宾独立,他提到东条在这 一点上所作的许诺,并建议美国和日本的军队都撤走,菲律宾军队解散。美国高级 专员F ·B ·塞尔支持这个建议。麦克阿瑟似乎也赞同;无疑,这是拯救被围因而 无法解救的美国军队的唯一办法。这项建议使华盛顿大吃一惊。陆军部长亨利·L ·史汀生和参谋长乌歇尔将军都强烈地反对,总统完全赞同他们。2 月9 日,罗斯 福敦促奎松坚持不屈;他重申了于1946年给予独立的保证,并且说,日本的保证是 毫无价值的。罗斯福说,日本人的所谓“独立”,已由满洲国、中国和其他被占领 国家的命运作了说明。他通知麦克阿瑟要竭尽全力坚持下去。不久后,麦克阿瑟接 到华盛顿的命令,要他离开菲律宾,逃往澳大利亚,在那里他将担任司令,指挥最 后重新恢复菲律宾的美国部队。3 月中旬,麦克阿瑟做到了这一点。奎松和奥斯梅 纳也离开了——奎松似乎不愿意走,只是在经过了一番说服之后才离开的。 虽然奎松声称,罗斯福的答复使他信服,但他曾发去过这样一份电报的事,帮 助说明了在1942年1 月1 日日41本人进入马尼拉之后所发生的事情。1 月2 日,他 们发表了一项声明,在这项声明中威胁说,对他们军队的任何抵抗都将给予最严厉 的报复,并列举了好多反抗其军事当局的罪行,凡犯此等罪者要处死刑。与此同时, 在第二项声明中,他们宣布说,他们来到这里,是把菲律宾“从美国的压迫统治下” 解放出来,并帮助菲律宾人赢得独立,虽然它应“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成员国”。 日本 呼吁所有的菲律宾官员要坚守岗位,照常工作。那些留在马尼拉的菲律宾官员 表示愿意这样做。一旦落入日本军队之手,这些人就由不得他们自己了,但是显然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经过仔细考虑后自己选择留下的,尽管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到巴 丹去或者进入山区,这也是事实。然而,有一些迹象表明,他们与奎松之间有谅解, 留下来使行政工作继续下去。 1 月23日,日本军政监部设立了一个菲律宾行政委员会。委员会包括主席一人 和六个部,每个部有一名菲律宾委员任部长,然而在每个部里有一名日本人作为 “顾问”,还有几名助理“顾问”。此外,日本军政监部的军政监对该委员会行使 最高权力。 委员会的主席是霍尔盖·巴尔加斯。他曾任菲律宾内阁秘书,与奎松的关系非 常密切。在各部的部长中有贝尼尼奥·阿基诺,若斯·洛雷尔,奎因廷·帕雷代斯 和克拉罗·雷克托等国民党中的显赫人物。战后,雷克托声称,他们曾从麦克阿瑟 和奎松那里得到暗示,要他们“干下去,尽你们所能和这些人讨价还价。努力使菲 律宾保持统一、完整。为了未来的菲律宾而这样做。”他以此要求减轻自己和同僚 们的罪责。而且雷克托还说,他们同意在日本人手下任职,是希望在日本军政监部 和人民之间起一种缓冲作用,以减少日本人的残暴行为,并防止以拉莫斯为首的真 正的亲日派取得政权。日本人自己准备将这批真正亲日派尽量放在幕后活动,因为 他们意识到人民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雷克托引证日本人接管的《马尼拉民友报 》上经常出现的怨言,说口头上合作,42行动上不合作。他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尽 自己能力所及,在策略上制胜日本人,并向迅速发展趄来的各抵抗团体递送秘密情 报,给予援助。他又说,日本人对于与菲律宾人合作的无益早就看透,不抱幻想, 他们经常说,菲律宾人中百分之九十五是亲美的,百分之五是说谎的。 这些话中有不少是可以使人相信的,特别是从奎松在1942年初时的心情和他表 示过的中立化的愿望来看,可以置信。至于菲律宾人对日本人的态度,最初可能是 比较友好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态度改变了,因为日本统治的残暴面目越来 越明显,同时日本失败的前景也越来越清楚。这一点,就菲律宾的领导人来说,开 始时是完全无法确定的。据说,若斯·洛雷尔在1942年曾说过:“我相信这场战争 至少将延续六年,我们不能预料谁将获胜。在此期间,我们将干些什么呢?我们的 责任是尽力所能及来减轻人民的痛苦,确保菲律宾民族的生存。”在某种意义上说, 菲律宾已经卷入一场战争,但这场战争不是与它直接相干的,只是因为菲律宾是美 周的属地而已。许多菲律宾政客对此感到愤慨。因此,他们乐意大肆进行亲日和反 美宣传,象洛雷尔、把尔加斯、阿基诺以及其他许多人都不遗余力地这样做了。但 是他们所真正要求的是美日两国所允诺的独立。然而,当他们发现日本的诺言—— 正如罗斯福曾告诫过他们的那样——是完全虚伪时,他们就高兴地盼望着日本垮台。 战后,对他们过去的行为采取了宽大的政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洛雷尔(他 在1943年至1945年期间曾任“新菲律宾”总统),都能够重登政治舞台。实际上, 权次于奎松和奥斯梅纳的曼努埃尔·罗哈斯,曾是菲律宾的最显赫的政治人物,而 他至少在表面上曾是与日本人站在一起的,他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支持下于1946年出 任菲律宾总统,他一直统治着这个国家,直到1948年去世时为止。 1942年12月,日本军政监部解散了当时存在的各个政治团体,着手组织“新菲 律宾服务协会”——在他加禄语中称为KapisanansaPaglilingkodsa ,BagongPilipinas, 或简称为“卡利巴皮”。这与日本国内的大政翼赞会、满洲国的协和会和华北的新 民会是类似的。它是一个为大东亚共荣圈的观点进行宣传的综合组织,将努力绥靖 那些存在抵抗运动的地区,并组织全体民众促43进由日本提出的经济开发规划。值 得注意的是:虽然行政委员会主席巴尔加斯是“卡利巴皮”的名义上的会长,但贝 尼尼奥·阿基诺是它的总裁,而一向以亲日倾向著名的拉莫斯、皮奥·杜兰和马蒂 内都是该组织中的显赫人物。后来,一个妇女联盟和一个青年团也加入“卡利巴皮”。 此外,还授予“卡利巴皮”管理当地居民协会的权力;居民协会是日本人按照与他 们自己国内的保甲制相类似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这些组织的作用既是政治性的,也 是社会与经济性的。日本人要他们在发现陌生人时报告日本当局,并检举那些同情 抵抗运动的人,要不然住在附近的人全都要连坐。 在教育问题上,日本人执行他们一贯的政策,即在还没有力量审查课程与教科 书以及清除他们认为不利于自己的目标的内容之前,先关闭所有的中、小学和大学。 以后,在1942年春季和夏季,分阶段重新开学。象其他地方一样,他们对使用英语 有反感,但是鉴于英语已被广泛使用,他们只得暂时仍容许使用。他们宣布:将来 日语和他加禄语将作为官方语言。把他加禄语放进去,是为了安抚菲律宾的民族主 义情绪,因为菲律宾政府一直试图使他加禄语成为这个群岛的标准语。但是,象在 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一样,日本人千方百计地使日本语成为菲律宾的通用语。 日本军事当局在1942年2 月17日制定的“基本教育方针”,目的在于使人们了 解作为大东亚成员之一的地位和任务,消除一切西方影响,培植以懂得自己是亚洲 人为前提的一种新菲律宾文化,反对西方的“实利主义”,提倡普及日语,着重职 业教育,总的说来,是鼓励人们为建立新秩序而努力。 日本人在他们的一般宣传中声称,由于菲律宾人起初曾进行抵抗,他们可以被 看作是被征服的人民,因此,可以永远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然而,他们又说,这 不是日本的愿望。日本的愿望是要看到菲律宾人实现政治独44立,成为大东亚国家 大家庭中的一员。但是要达到这个地位,他们必须全心全意、真心实意地和日本合 作,而不能仅仅在口头上说为新秩序的理想服务。当他们发现菲律宾人大多数不愿 如此做时,日本官员和宣传家对这一点就更为强调,并为此感到恼火。日本执行这 一方针的典型例子就是日军司令官本间将军在1942年7 月31日对菲律宾人的一次演 说。他说,大东亚共荣圈意味着居住在亚洲的各民族之间建立普遍的友爱关系。他 们可以在日本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做到这一点。日本作战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本间 将军首先谴责了那些认为日本扰乱了菲律宾和平的人,据他说,这件事的责任在于 美国人,然后,他继续说,现在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的菲律宾了。建立新菲律宾的基 础是根除一切西方影响,恢复原来的民族特性和纯粹的菲律宾传统。美国的生活方 式是重物质,重享受,对社会起破坏作用的。本间将军特别抨击了他所谓“过分尊 重女性的腐败习俗,这种习俗将破坏东方由来已久的原则,即尊重一家之长。”因 此,他说,要获得菲律宾的新生,只有“通过摆脱基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 主义的美国文化的颓废影响,重新成为一个真正的东方民族”,才能实现。本间告 诫听众说:“渴望独立而又不去努力使自己有资格获得独立的荣誉,那是无用的, 也是徒劳的。”接着,他无疑是带着不自觉的幽默说:“正象一只豹子无法改变它 的斑纹一样,你们也无法改变自己是东方人这一事实。” 作为他们对菲律宾人“宽大”政策的一部分,日本人在1942年6 月宣布他们打 算释放患病的和受伤的菲律宾士兵,条件是:他们必须起誓,将规规矩矩地住在国 内,并与日本人合作。宣布这一“殊恩”的通告中说,如果任何战俘起了这个誓, 而在释放后背弃誓言,从事抗日活动,那么,“他们不仅在道德上要受到上夭的谴 责,而且也要根据日本军法,受到日本皇军的制裁。”这句活的意义,由许多残暴 的事例显示了出来:经常有公告贴出,说一批一批的人由于破坏行动或其他反对军 事当局的罪行而被处决。45但无论日本人如何花育巧语、威胁恐吓或残酷报复,各 个地区的反抗运动继续扩大。这些运动中,有些是由美国远东空军的一些零星部队 发起的,这些部队原驻在群岛的各个地方,同巴丹的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有许多 事例表明,这些士兵拒绝参加温赖特将军(他继任麦克阿瑟将军的职位)率领的部 队的投降。此外,还有当地的农民暴动,这些暴动是由于农民遭到日本军队的残害 和压迫而引起的;日本军队在这里,正如在别处一样,使得他们的领导人所说的那 些崇高理想都落空了。在这些农民暴动中,有“胡克巴拉哈普”,即“人民抗日军” ;共产党的影响很快就在这支军队中占了统治地位。随着国内统治力量在大部分地 区的崩溃,也出现了许多明目张胆的抢劫活动和出于个人报复的凶杀事件。起初, 互相对抗的领导人所率领的各个集团之间并没有什么协作关系,但从1943年春开始, 通过无线电和潜艇同在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部队建立了联系。麦克阿瑟派特工人员 前来,送来了武器和物资,这样,就使得各抵抗部队能实现较大程度的联合,使得 他们在以后美国反攻到来时能在切断日军的交通联系方面起有效的作用。 这些事使得日本人深感失望,他们曾希望人民群众能学自己领导人的榜样,与 新秩序进行合作。然而表面上,日本人假装说,骚乱仅限于少数垂死挣扎的死硬分 子,这些人不久就会被压倒或消灭。可是,在他们的正式声明中,他们的不满情绪 是很明显的。因而,在1943年1 月底,东条对国会说,他衷心希望“菲律宾人将进 一步加强与我国的合作,这样才能尽早实现其国土的独立。”与这一讲话有关,日 本军政监部军政监林铣十郎将军发表了一个公报,说如果菲律宾人盼望早日获得独 立,“他们应该以具体行动表现出更大程度的合作”。他还补充说,缅甸将成为第 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这件事使驻菲律宾的日本罕感到遗憾——意思是说,缅甸人 和日本人合作得比菲律宾人好。巴尔加斯和其他合作者也附和着表达了这些情绪, 但是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变。1943年4 月11日,巴尔加斯在巴丹失守一周年纪念日 46的讲演中声称,是美国的“狂妄势力”受到了屈辱,而不是非律宾的民族荣誉受 到屈辱。他赞扬“日本的武士气概和空前的宽大精神,这种气概和精神绎受了我方 的每一次错误和误会的考验。” 然后,1943年5 月6 日,东条亲自访问了马尼拉,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作了讲演。 他宣称,美国人“在正义和民主的糖衣标签下巧妙地隐瞒了自己真正的目标”,执 行了一项剥削政策。“给你们以廉价实利主义的短暂利益和虚假的经济稳定的感觉 ——这种经济稳定实质上是完全以依赖美国为基础的,以此来换取你们与生俱来的 独立和生存的权利。”他说,这一切现在都改变了。“我非常满意地看到,你们正 在创造新菲律宾的事业中努力迈进。在这种情况下,我比以往更加确信你们早日获 得独立是适当的。”大东亚相青木一男也同来,他几天后仿照东条的话发表了讲话。 巴尔加斯和洛雷尔作了最大努力来热烈表示对东条的感谢,并保证与日本合作。 他们没有从东条和青木那里得到关于什么时候实现独立和结束日本军事管制的明确 声明。东条在返回日本后,只说菲律宾的独立为期不远了。然而在6 月16日,这位 日本首相告诉国会说:“我们将在今年之内给予菲律宾以独立的荣誉。”6 月18日, 日本军政监部命令“卡利巴皮”组织一个“菲律宾独立筹备委员会”。第二天, “卡利巴皮”举行了一次全国特别会议,大会选出了筹备委员会成员,成员名单经 报请日本军司令官批准,在筹备委员会的二十名成员中有罗哈斯,虽然根据他的传 记作者和政治上的拥护者布托斯说,罗哈斯对此没有同意。布托斯说,根据日本人 指示制订的宪法初稿,罗哈斯成功地使之撤回了;他说服日本人,需要添进更多与 1935年宪法相一致的东西,才能取得人民的赞成。宪法第二稿主要是他负责起草的。 这部宪法于9 月4 日签署;三天后,由另外一次“卡47利巴皮”大会批准。9 月20 日,从“卡利巴皮”的省、市和地区委员会中选出了代表,作为“菲律宾共和国国 民大会”约代表。国民大会于9 月25日召开,选举若斯·洛雷尔为新菲律宾共和国 的总统。他以前曾担任过内务部长,但由于与美国总督伦纳特·伍德将军争吵,在 1921年辞职,以后就没有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36年,他当了菲律宾最高法院的助 理法官。他曾作为一个律师,充当日本商行的法律顾问,并把他的几个儿子送到日 本求学。日本显然认为他是比巴尔加斯更为可靠的合作者,一些抗日团体显然也有 这种想法,因为在1943年6 月的一次未遂暗杀中,他受了伤。 洛雷尔与巴尔加斯和阿基诺一道被召到东京同日本商讨一个同盟条约。他们于 10月6 日回国。10月14日,这个条约在马尼拉由村田省藏和雷克托签署。村田省藏 曾是非律宾行政委员会的日本总顾问,现在被任命为大使。雷克托则是菲律宾共和 国的外交部长。条约规定:日本和菲律宾相互尊重对方的领土完整和独立,双方在 进行大东亚战争中实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密切合作。但洛雷尔说服了日本人, 不坚持要菲律宾向同盟国宣战。这样他就能避免实行征兵,虽然10月14日他在马尼 拉所作的总统就职演说中,竭力主张组织一支扩大的警察队去对付游击队。行政委 员会前主席巴尔加斯被任命为菲律宾驻日大使,虽然他直到1944年2 月底才在东京 递交国书。 1943年10月14日,黑田将军(他在那年6 月任菲律宾的日军司令官)宣告军事 管制结束,共和国成立。雷克托说,这件事,以及条约的签订,在双方都是欺骗, 因为日本人从来不想给予菲律宾真正的独立,而菲律宾政府也想尽一切可能办法使 条约无效。“所有这些事,对日本人、菲律宾人或美国人自己来说,都不是秘密。” 虽然我48们可以适当考虑到这是雷克托为自己及其同事所作的辩解,但应当承认, 双方都存在着欺骗,这也是事实。日本仍然占领着菲律宾群岛。令人恐惧的宪兵队 继续搜捕政治嫌疑犯。既然战局现在不利于日本和它的轴心国同伴,洛雷尔和他的 同事们自然加强了他们的骑墙态度,并且尽其所能,少对日本人作积极的支持。作 为名义上的一个独立政府,他们可以放手做相当一部分起阻碍作用的事情。他们抗 议日本人强迫菲律宾人服各种劳役,抗议日本人任意侵占私人财产,同时在执行日 本人要求供应食物和原料的任务中,尽量壮着胆子拖延时间。但是象雷克托承认的 那样,他们对日本军队没有控制权,日本军队继续为所欲为,同时,他们对居住在 菲律宾的日本居民也几乎没有控制权,尽管日本居民在名义上是在菲律宾当局的管 辖之下。 塞班岛失守后,东条倒台,美国军队向菲律宾进逼。这时,洛雷尔和他的同僚 更加大胆了。据说,洛雷尔鼓励警察队背弃日本人,投到抵抗运动方面去;警察队 中的大部分人果然这样做了。雷克托自己在1944年6 月20日给村田以及日军参谋长 和地将军去信。这封信表面上是解释为什么菲律宾人一般说来缺乏合作精神,实质 上它长篇大论地谴责了日本军队的作为,并间接表明,在这种情况下,独立仅仅是 一个谎言。雷克托说,如果一个普通菲律宾公民“遭到歧视,受到傲慢和残忍的对 待,被赶出家门而无任何其他地方可去,他的财产被没收而没有得到他认为合理的 赔偿,这种情况逼得他走投无路,那么,他自然就对共和国失去信心,对日本人抱 有怨恨。”受过教育的阶级,就更能“明辨事实和宣传,真诚和虚假”。接下去, 雷克托就列举了日本人的暴行:打耳光,当众鞭打,把人绑在柱于上在太阳底下晒, 有人往往为报私仇而去告发别人,致使被告发者受到处决,以及因个别人的抗日行 动而使整批人或住在附近的人都受到惩罚。他说,所有这一切,在共和国成立后并 没有减少。甚至把政府的高级官员任意逮捕起来,而总统对此一无所知。过去政府 说服人民相信日本要使菲律宾独立是真心诚意的,但以上这一切使得政府的这些劝 说都归无效。 所有这些对日本人来说一定是极端不合胃口的。他们对洛雷尔和他的同僚不愿 意向美国和英国宣战一事,49更为恼火。尽管黑田将军公开告诫,日本控制下的报 纸也经常反复讲到这个问题,但洛雷尔尽量坚持这个观点:菲律宾群岛只希望维持 自己的独立,只要不遭到袭击,它就不打。可能他象印度支那的德古一样,也在希 望日本在别处被打败,从而被迫撤出菲律宾群岛。如果他这样想的话,他的美梦很 快就破灭了。1944年8 、9 月间,菲津宾开始遭到美国飞机的空袭。日本人要求洛 雷尔把这看作是攻击,要他发出拖延已久的宣战。事实上,在9 月23日他被迫这样 做了。据说人他曾要求罗哈斯给他出主意,说日本人要他在四十八小时内发出宣战 通告,并威胁说,如果他不这样做,他们就要把他处决,而由贝尼诺·拉莫斯继任 他的职位。根据这一叙述,罗哈斯劝他顺从,但是避免召开国民大会,根据1943年 的宪法,必须在国民大会中得到四分之三的多数同意,宣战才能成为合法。罗哈斯 告诫代表们不要出席大会;日本人从一百四十个成员中只不过收到二十三票支持宣 战。同时,洛雷尔继续避免制定征兵法。新加坡的征服者山下奉文将军于1944年秋 季到达那里,为对即将来临的美国入侵组织抵抗;据说,他曾提到,宣战而无征兵 法,在他真是闻所未闻。 1944年12月,日本军的一些首脑眼看无法信任洛雷尔和他的同僚,就转而信赖 拉莫斯,这是在菲律宾的许多“少壮派”军官一直要求他们这样做的。日本人帮助 拉莫斯把他的追随者“加纳普”分子组织成一支武装部队,并由他担任“马卡披利” (即菲律宾爱国者同盟)的首领;他保证要与日军全力合作。l2月22日,洛雷尔和 他的内阁成员在日本军队护送下由马尼拉迁到碧瑶。 但是拉莫斯执政的日子太晚了,因此没能起多大作用。由于美国海空联合指挥 部的作战行动以及菲律宾游击队的袭击,山下奉文将军的分散的部队无法做到有效 地集结,因此他们正在被各个击破。拉莫斯自己的部下,不是被游击队打死,就是 开小差逃到游击队那里去了。日本对非律宾人进行了残醋的报复,特别是在马尼拉, 当地50的日本海军指挥官坚持死守,结果马尼拉大部分遭到了摧毁,当地许多居民 遭到了日本人的屠杀。1945年3 月,洛雷尔和他的内阁的一些成员被带到东京。其 余加人,包括罗哈斯,设法逃跑,到达了美国这一边。 1945年2 月27日,麦克阿瑟将军从日本人那里收复马尼拉后,就正式把行政权 力移交给塞尔吉奥·奥斯梅纳,让他担任光复的菲律宾共和国政府的总统,并宣布 说:“我的国家恪守信用。” 这个群岛在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的摧残,经济受到很大的破坏。三年的日本军事 占领和暗中的或不起什么作用的抵抗所产生的精神上的后果,可能使国家更加虚弱, 因为这要比物质上的后果所引起的虚弱更加难于恢复。 因此,尽管日本的占领在政治上的影响并没有象在印度支那或在荷属东印度群 岛的影响那么严重,但是它给菲律宾人民遗留下了贫困、苦难和社会动荡。它也使 菲律宾人对日本侵略者产生很深的仇恨,因为在日本所征服的民族中,除了中国人 之外,菲律宾人受难最深。 (五)暹罗 暹罗是日本的唯一伙伴,它没有遭到全面征服而处于屈从地位,而且几乎是日 本的一个真正盟邦。自从1932年政变和随之在退罗建立起一个军事寡头政权以后, 它的头目们把日本看作是实现其民族统一的一个可能的支持者。他们还把日本看作 是对抗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一支补充力量;鉴于在暹罗的华人少数民族数量不小, 他们预计这方面可能会有危险。然而他们决不愿意在日本的命令下被卷入对西方国 家的战争。他们发现自己结果还是卷入了战争,部分原因是由于总理、实际上的独 裁者披汶·颂堪(即銮披汶)元帅于1940—1941年期间执行的政策所致。法国的灭 亡,印度支那的孤立和日本的侵入东51京(越南),在他看来似乎是暹罗收复它在 老挝和柬埔寨的领土的一个极好机会,这些领土是在1893—1904年期间暹罗被法国 逼迫而让出的。但是尽管印度支那的力量遭到削弱,它仍然相当强大,足以抵御暹 罗。同时,这两个国家相互间的纠纷给日本提供了机会,对这两个国家强行调停, 并将暹罗和印度支那都拴在大东亚的战车上。 总的说来,暹罗政府不喜欢这种处境;暹罗自古以来的政策,是在列强之间的 冲突中保持中立,并利用它们之间的竞争,来维护暹罗的独立。而且,退罗政府中 的亲月派遭到那些倾向西方(主要是倾向英国)的人的反对。但是,日本占领印度 支那南部后,使倾向西方的这批人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当时强大的日本军队集 结在暹罗边境,如果没有别人援助,暹罗是毫无希望对他们进行抵抗的。 暹罗向伦敦和华盛顿发出了求援的呼吁,希望他们提供武器,包括飞机和弹药。 但是英、美无力提供。 根据当时驻曼谷的日本大使坪上贞二自己的供词,1941年12月1 日,他接到政 府指示,要他作好准备去同暹罗政府谈判,要暹罗政府或者同日本签订一项同盟条 约,或者至少要允许日本军队通过暹罗领土,去和马来亚与缅甸作战。12月7 日, 他从日本的南方战区司令官寺内将军那里接到明确的命令,要他这样做。当时披汶 ·颂堪总理不在曼谷,他的同僚们不顾寺内关于日本军队第二天清晨就要越过边境 的警告,仍然表示不愿接受坪上的要求。结果,日本军队果然开始行动了,起初他 们遭到了抵抗。但披汶匆匆赶回首都,命令停止抵抗,并与日本大使达成一项协定, 规定日本军队可以和平地通过暹罗领土。就这样,他选择了一条同日本共命运的道 路,而日本与暹罗之间同盟条约的谈判也立即开始了。这个条约于12月21日签字, 条约中规定双方互相尊重主权和独立,任何一方一旦与第三国之间发生冲突时,另 一方应给予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全面援助,并且规定签约国中的任何一方不得 单独与他国缔结任何停战或和平条约。条约还附有一份秘密的议定书,其中规定, 日本将帮助暹罗收复丧失给英国的领土,而暹罗则答应在日本与西方52列强的战争 中,给日本以条约第二条所规定的一切援助。这一条约取代了12月8 日的协定,给 予在暹罗的日本军队比原先所取得的单是允许通过这个国家的权利更多的特权。1942 年1 月25日,暹罗履行协定中所承担的义务,采取了第一个步骤,向英国和美国宣 战。 当披汶·颂堪和坪上签订第一个协定的时候,日本军队早已在曼谷了。这位退 罗总理通过命令停火和接受日本人的要求,使他的国家免于破坏和毁灭;而如果长 期抵抗下去,必然会遭到摧毁。由于太平洋战争在同盟国进行反攻之前就结束了, 所以暹罗得以避免成为战场,受到的损失较小。在这一点上,它在东亚国家中是特 别幸运的,正象欧洲的丹麦一样。然而,它并没有免除由于日本占领所引起的某些 不良后果。 日本人除了把这个国家作为到缅甸和马来亚去的交通运输通道外,还在暹罗境 内驻扎了大量的军队。他们接管了机场、铁路和港口,并在他们驻扎的地区行使管 辖权。为了促进日本军队和暹罗军队之间的合作,设立了一个军事联络局。暹罗军 队被用于防守边界和维护国内秩序。不过有些遏罗军队参加了入侵缅甸掸邦的行动。 1943年10月,暹罗在日本的同意下,并吞了景栋和孟板这两个掸邦。于是退罗军队 占领了这些掸邦,他们有时在逞罗和中国云南南部之间的边境上与中国军队发生武 装冲突。 在暹罗境内的日本军队行动相当谨慎,因为他们的指挥官不希望在这个位于通 向马来亚和缅甸战线的交通线上的国家里发生麻烦。暹罗当局仍然管辖自己的国民, 虽然由日本的“宪兵队”处理在日本军事占领区内被控告有罪的日本人、中国人和 印度人,并且在曼谷设立了一个联合军事法庭来处理这些人的案件。这样,日本人 就能够对中国人和印度人施加压力,使之加入亲日组织。的确,在一段时间内,曼 谷曾是日本扶植的“自由印度”运动的总部。 一般说来,暹罗人对日本人没有什么好感;而他们对日本人的厌恶却由于日本 的军人和侨民在这个国家中的所作所为而加剧了。日本军队经常用军用票,包括53 他们自己印刷和发行的暹罗纸币,来购买食品和其他物资。这导致了对纸币的普遍 不信任,和随之而来的物价上涨。中国商人和贸易团体随即进行囤积和投机,特别 是囤积大米,结果使得曼谷和其他城市里粮食缺乏。日本侨民蜂拥进入暹罗,在亲 日的和贪污的暹罗官吏的帮助下,他们共同控制了——实际上自然是意味着日本人 控制了——许多国营企业,例如暹罗大米公司以及造纸和纺织企业。暹罗的主要物 产大米的出口。为三菱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所垄断。所有这些引起了惊慌和不满,而 对退罗独立地位的忧惧情绪也随着日本文化宣传的加强而增长,特别是在1942年10 月在日本东京签订了日本一暹罗文化条约以后。这个条约规定:暹罗应为日本文化 机构的活动提供方便,并转播日本的无线电广播节目。它又规定双方将交换研究人 员、学生、书籍、小册子和电影。这样一来,关于大东亚战争的宣传和关于日本负 有把亚洲从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使命的宣传,在暹罗到处泛滥。此外,还有一个 推广以日语作为暹罗国内受教育阶级的第二国语的运动,但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 这个运动没有取得什么成效。 暹罗与日本结成同盟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后果,使它们之间的疏远程度进一步加 深了。1942年4 月,以财政部长乃瓦尼奇·巴那南达为团长的暹罗经济代表团到东 京访问,想设法从日本进口工业消费品和主要物资,因为这时暹罗已不可能再从英 国和美国获得这些东西;同时并洽谈向日本出口暹罗大米、橡胶和锡的问题。乃瓦 尼奇在东京说,在战前,当日本难于得到橡胶和锡这一类“战略”物资时,暹罗曾 帮助过日本。由于暹罗的经济命脉过去一直依赖于从目前因战争而切断贸易联系的 那些国家的进口,所以现在暹罗希望日本向它出口物资,特别是钢铁和化学制品。 然而乃瓦尼奇是处在一种不利的情况下与日本进行谈判的,因为现在日本已可从别 处得到大米、橡胶和锡了。而且,由于日本正在进行战争,它只有极为有限的工业 品可以出口,即使它很想这样做。当时日本很大方地作出许诺,于4 月22日与暹罗 经济代表54团达成一项经济协定。这项协定规定了暹罗货币(铢)与日元之间的兑 换率,使铢大大贬值;铢在黑市上的兑换率要高得多,特别是在战争的后几年内。 日本方面答应给暹罗增加出口物资,并将价格保持在原有的水平上。但是,特别是 在海运损失日见增加时,日本无法满足暹罗的要求了,暹罗队日本进口的物品变得 货色既少而价格又贵。另一方面,日本起初的确购进了大量的暹罗大米、橡胶和锡。 可是由于暹罗在日本银行中的信贷帐户在战争期间一直被“冻结”,因此暹罗不能 从贸易的顺差中获利。而且这样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即使日本很需要暹罗的原料, 但也无法运输这些物资;结果,那些物资就大批堆积在曼谷仓库中。所有这一切都 是战争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并不是日本人特意制造出来的。不管怎样,以上这 些情况与日本发言人所描绘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灿烂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日本除了在暹罗国内驻扎大量的守备部队以外(当战争进行下去,人民的不满 情绪增长时,守备部队增了),还在这个国家内设立了许多战俘营,把澳大利亚、 英国和荷兰的士兵赶进战俘营里。暹罗人民常常尽他们力所能及,对这些不幸的人 们表示同情和关怀。这些人中,数以千计的人葬身于暹罗北部的丛林中,因为在1942 年6 月,日本帝国司令部命令建造一条暹罗—缅甸铁路。这条铁路将把缅甸南部的 丹漂扎耶同在曼谷—新加坡铁路线上的万磅连接起来。7 月份进行了线路的勘测工 作;通过同暹罗谈判,签订了建造这条铁路的协定之后,11月份日军开始动工。这 条铁路从暹罗和缅甸两端同时施工,本来打算于1943年底前竣工。那年2 月,日本 统帅部为海运损失不断增加而担心,希望利用这条新建铁路进行弥补,因此命令提 前在1943年8 月底前竣工。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因为这条线路要横穿一些世界 上最险峻的山脉和最密集的丛林,这些地方经常是酷暑,并有暴雨袭击。没有掘土 机器和适当的工程设备;建造这条永久性的铁路,几乎完全是靠体力劳动进行的。 为此,日本55人就利用他们的战俘和大量的泰米尔族、缅甸、爪哇、安南、马来亚 和中国的劳工。这些人一部分是被强迫来干活的,一部分人是被诱骗来做工的,日 本人骗他们说,工资高,待遇好。实际情况完全相反。那些不幸的欧洲和澳大利亚 战俘被日本和朝鲜看守兵残忍地驱使,吃不饱肚子,住的是帐篷,这些帐篷,特别 在雨季,经常泡在水里。饥饿和疾病无情地夺去了他们之中许多人的生命,虽然他 们努力维持某些卫生标准,尽力救治病人,并且振作起精神。那些缺乏自助传统、 被日本人完全看作是牺牲品的亚洲劳工,生了病就只好等死;的确,他们象苍蝇一 般大批死去。全长四百十五公里的“死亡铁路”,于1943年10月17日竣工。当铁路 竣工时,日本人举行了一次宗教仪式,来悼念那些在建造这条铁路时死去的人。当 然,这对于那些骨瘦如柴的幸存者来说,似乎是一个侮辱性的嘲弄,特别是当日本 人对他们说,他们一直在令人满意地工作,并且一直得到日本车队公平合理的待遇 时,他们的感情如何,是很可想象的。 日本人自己估计,建造这条铁路,他们自己的兵士死一万名,战俘死亡人数与 此相等,劳工死三万名。日军死亡的人数这样高,令人难于置信,而对后两者的数 字估计则肯定是过低的。在建造这条不祥的铁路时,各国战俘死去的大概有一万二 千人以上,劳工死去的约有二十五万人以上。 暹罗民众亲眼看到这些事实,知道“共荣圈”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他们对日 本人一点好感也没有。但是在1942—1944年期间,日本和暹罗之间的官方关系表面 上仍然是亲密的。1942年4 月,曼谷派了一个特别代表团前往东京,由披那拍凤将 军率领,此人在1932年的军事政变中曾担任重要角色。在东京,代表团受到天皇的 接见;代表团公开表示对日本非常友好,愿意在建立一个新亚洲的斗争中共同合作。 日本也派出一个“大型亲善代表团”前往曼谷进行回访。这个代表团由曾任首相和 外56相的广田弘毅率领。代表团于7 月中旬到达暹罗首都,并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星 期,在这期间,双方互相交换了更多词藻华丽的声明。披汶·颂堪请广田带一封信 给东条,感谢他派代表团前来,并说希望日本首相能亲自对暹罗进行访问。其他一 些友好的表现,包括在1942年6 月29日派了一名暹罗公使去满洲国,7 月7 日暹罗 承认汪精卫政权,以及7 月11日在西贡缔结了暹罗一印度支那边界协定。这一边界 由日本、暹罗和法国三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进行测量和立界标。 这样,日本保证暹罗占有在1941年由日本强行调解而给予它的老挝和柬埔寨地 区;但是,尽管在签订同盟条约时作过秘密的许诺,东京似乎不急于授给暹罗更多 的领土。在1943年春天,似乎有迹象表明披汶·颂堪和他的内阁对这个问题有不满 情绪。同年4 月,大东亚相青木一男访问了曼谷,并和銮披汶以及逼罗外交部长乃 威集进行了会谈。关于这些会谈,公开宣布的只是双方在进行战争方面达成了完全 一致的意见。但在青木返回东京后不久,根据后来东条于1946年在国际军事法庭上 所作的供词说,东条提出了把北方的四个马来邦(玻璃市、吉打、吉兰丹和丁加奴) 送给暹罗的问题,这四个马来邦是英国在1909年从暹罗割去的。他还提议公认暹罗 对景栋和孟板两个掸邦的主权。东条说,他遭到在曼谷的日本军方的反对,但他克 服了这一阻力。可能日本在马来亚的军队也对此不满,因为把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来 亚人置于信仰佛教的暹罗人的控制之下,在这个国家造成了不好的后果。 1943年5 月31日,在御前会议上正式作出决定。把这四个马来邦和两个掸邦交 给暹罗。6 月15日,东条对日本国会说,暹罗克服了重重困难,正在勇敢、兴旺地 向前迈进。为了促进同泰国更密切的联合,我们坚决给予它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 的最大限度合作。而且我要宣布:日本同情泰国民族的愿望,并准备向它提供新的 合作。7 月13日,东条访问曼谷,会见了銮披汶。两天以后就57公开声明,四个马 来邦和两个掸邦将移交给暹罗。8 月20日,一个正式的移交条约在曼谷签订。根据 这个条约,日本承认那些领土并入暹罗,并准备在条约签订后六十天内结束日本对 这些地方的管理。根据条约第四条。有关各邦的现有边界线仍保存原状。 当这个条约在日本枢密院调查委员会提出来讨论时,它遭到一些成员尖锐的批 评。反对者说,既然日本对这些领土并没有合法的权利,那么它就无权把它们割让 给暹罗。这一步骤在世界上将引起不利的反响,因为它将给人们一种印象,即日本 把它已征服的国家看成是由自己永久占有。这就与日本政府否认自己打算并吞这些 占领地区并表白自己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它们,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东条坚持移交领 土,设法使条约获得通过和批准。1944年1 月,他告诉国会说,虽然把这些领土割 给暹罗与日本的经济利益并不一致,但这是符合大东亚国家间的关系所根据的原则 的。在披汶·颂堪方面,他热烈感谢东条的慷慨大度。毫无疑问,他这样做是真诚 的,因为他现在有些东西来证明自己在1942年12月的向日本让步是有道理的了。这 件事在一段时间内似乎加强了他的地位,抵销了随着与日本结成同盟而发生的财政 和经济因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銮披汶是跟错了人,他的地位 变得不稳了。他的获得这片领土不过是一场春梦,因为随着日本的战败,胜利的同 盟国将要求归还这些领土。而且,虽然美国以听之任之的眼光对待暹罗,实际上对 它的宣战也是置之不理,但是英国却不想对它谅解。暹罗还得考虑一个重振旗鼓的 法国。由于暹罗在1940—1941年对印度支那的行动,法国可能会赞成对暹罗进行严 厉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暹罗最好的策略是学意大利的榜样,把它的忠诚转向胜 利者的一方,如果它可以设法这样做的话。因此,在暹罗政客中的亲西方派重新得 势起来。这一派的主要人物是比里(有时称为銮巴立),他在1941年为了避免同亲 日政策有牵连而辞职。亲西方派和同盟国保持秘密接触,也和集中在驻华盛顿的暹 罗公使周围的海外“自由泰人”运动保持秘密联系。581944年7 月21日,东条内阁 垮台。不久,暹罗的銮披汶也下台了。銮披汶提出了一些有关内政的微小改革的建 议,平时一向顺从的议会拒绝批准,把它们否决了,于是在7 月24日他的辞职获得 批准。他的政府被以宽·阿派旺为首的班子接替,而比里回来,作为当时在瑞士的 年青国王的唯一摄政者。这一变动的真正意义在于:在暹罗成立了一个反日亲同盟 国的政府。这件事情完成得很顺利,而且銮披汶个人没有受到损害(实际上他在战 后又重新掌权),这些情况说明了銮披汶自己对引退并不反对,这样也就便利了政 策的改变。 然而,面对着驻扎在这个国家里的强大的日本军队,新的政权宣称将保持其前 任的政策,即坚持大东亚的理想并与日本合作。日本人并没有被这个说法所蒙蔽, 但他们希望,如果可能的话,避免发动一场政变而由日本直接管理暹罗,因为这样 做将与他们所谓为大东亚各民族的独立而战的主张发生太赤裸裸的矛盾。因此,1944 —1945年在暹罗存在着一个奇怪的局面:一方面,暹罗政府表示他们准备和日本生 死与共,而实际上,他们又默许英国和美国的特工人员用降落伞在暹罗着陆,并且 正在准备发动一场骚乱来反抗日本人。盟国的情报官员甚至能安安稳稳住在曼谷, 并用无线电发出关于日本军事行动的情报。暹罗政府还秘密对同盟国政府提出建议, 表示他们准备交出由于1943年8 月20日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所获得的领土。他们希望 能保留那些在1941年从印度支那割来的领土;但他们表示愿意把这个问题提交给联 合国。这里他们很明显地指望着华盛顿、伦敦和巴黎之间在政策上产生分歧。他们 预期在1945年8 月配合盟军的入侵发动一次全面的暴动来反对日本。这样做,暹罗 可以获得作为同盟国的地位,并有利于使自己那些从印度支那取得的领土得到确认。 但是它还没有来得及这样做,日本就投降了,于是暹罗不得不吐出了它从1940年起 所取得的所有领土。 (六)缅甸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在缅甸的经济利益比它在东南亚其他地方要少。 在这个国家中日本人也很少。59然而,日本政府和缅甸的政客有一些联系,包括德 钦党成员在内。“德钦”意即“主人”,这个名词是缅甸人对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 的一个礼貌的称呼;这个团体也把这个称呼用之于他们自己,作为对英国统治的一 个挑战的姿态。德钦党最初是倾向于共产主义的,虽然他们好象与莫斯科并没有什 么联系,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并无所知。后来,他们被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所 吸引。虽 然缅甸自从行政上脱离印度以来在自治方面进步很快,但这种进步对急躁的德 钦党人来说还不够满意。他们开始指望日本可能会帮助他们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 这种思想自然受到东京的欢迎。1939年欧战爆发后不久,一个由三十名德钦党人所 组成的团体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们受到日本陆军特工人员南大佐的庇护,接受军事 训练。在这个团体中有吴昂山。在其他表示亲日倾向的缅甸政客中有吴苏,他在1940 —1941年曾任总理。1941年11月,他为了争取缅甸得到完全的自治领地位,访问了 伦敦。但他发现英国政府对此很冷淡。在回来的路上,他被逮捕了,罪名是他在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继续和日本有联系;他没有被准许回到缅甸。日本人原来想让他当 由日本扶植起来的政府的首脑,这样一来,这件事就没有任何希望了。 因此,日本转向巴莫博士。巴莫在1937—1939年间曾任缅甸总理;但是一则由 于他的关于社会改革的建议证明为花费太大,二则由于他被怀疑有成为独裁者的野 心,因此他下台了。1940年夏天,英国当局以煽动叛乱的罪名将他逮捕,并判决将 他监禁一个时期。然而他有相当多的追随者,特别是在缅甸北部;在仰光据说他并 不知名。 这样,在日本入侵缅甸时,巴莫是在抹谷的监狱里,但在盟军撤退的混乱中, 他从狱中逃出了。他到了曼德勒,在一段时期中与中国人有联系;实际上,中国的 王将军建议他去重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战后,当他在东京被发见而受审问时, 他对审问的人说,日本宪兵队发现60了他,把他押到眉苗去见奈须大佐,奈须大佐 是驻缅日军司令官饭田将军的副参谋长。据巴莫说,奈须告诉他,日本人一直在找 他,因为日本人想叫他担任日本人正在组织的缅甸民政委员会的主席。在南大佐的 庇护下,日本人把一些德钦党领导人带了回来,这些人组织了一支称作“缅甸独立 军”的武装力量。但是现在对这批德钦党人已无法约束了,他们正在利用自己的武 装人员向在缅甸的政敌算旧帐,他们特别袭击克伦族人。日本人不愿意在自己的后 方发生内故,因此,他们急于想解散德钦党人的武装力量,并由日本人来扶植一个 缅甸政权,以此作为一股政治上的抗衡力量,来抑制德钦党人。因此,他们于6 月 初在眉苗组织了一个行政筹备委员会。巴莫被任命为主席,结果表明,他果然使缅 甸大多数文职官员继续任职并使原已逃跑的人回来。7 月,筹备委员会迁到仰光; 8月1日,它发展成为一个名义上组织齐全的“缅甸行政委员会”。该委员会以巴莫 为首,它的成员由好几个政治集团的缅甸人组成,包括德钦党人,虽然他们现已丧 失了以往的那种优势。 如果巴莫和他的同僚以为自己将会有某种程度的真正独立性,那么他们不久就 发现并非如此。事实上,据巴莫在1946年说,他发觉饭田将军本人是同情缅甸人的 独立愿望的,但是日本的参谋人员却倾向于另一种想法。奈须大佐对巴莫说,关于 独立的任何谈判,时机尚未成熟。日本“顾问”们控制了在仰光的行政委员会的活 动,缅甸的省级和地方的官员也发现自己处在同样的束缚之下。缅甸的法庭可以处 理缅甸人之间的案件,但是凡涉及日本人或第三国国民的案件,都要由日本人来管。 月本士兵当然完全归日本军事当局管辖,他们在外面一向是为所欲为。任何缅甸人 如果不明白日本人的意思是要61他做什么,或者接受命令稍有迟缓,那么他总要挨 揍和挨耳光。正如在日本人占领的其他一些国家里一样,可怕的宪兵队处理所有的 政治嫌疑犯;他们惯常拔出受害者的指甲,这一行动在缅甸人中间引起了一句毛骨 悚然的俏皮话:“你的指甲要修一修吗?”宪兵队采用了惯常的鼓励密告的方式, 那就是在集市上安放一些白色的箱子,告密者可以把自己想检举的任何人的名字和 地址写在纸条上,投入箱内。于是,那个不幸的人就遭到宪兵队的搜捕,并且被押 到司令部进行审讯。经过审讯折磨的人,出来的时候(如果他能出来的话),肯定 是身心遭到了巨大摧残。在尝到旧本人的这种味道不多久,缅甸人就盼望“矮子先 生”离开的那天能早日到来。德钦党的一名颇感幻灭的成员说:“我们以前时常对 你们说,英国人在吸你们的血。唔,现在,日本人在这里吸你们的骨髓。” 1942年1 月22日,东条将军向日本国会宣称,日本打算让缅甸独立。日本在官 方声明中称赞缅甸是一个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中树立了最好的合作榜样的国家。至 于巴莫,则以演说和文章来回答,在这些演说和文章中他特别提到,战前两年,他 曾在曼德勒对听众说:“我们在东方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会来救援我们的。”他 提出,应当与日本齐心合力,“把英帝国主义永远从缅甸赶出去”。1942年7 月22 日,他说,缅甸人“担负着保卫共荣圈西部边界的重要使命,这个共荣圈以日本为 核心,将东起太平洋,西至印度洋。”当8 月份行政委员会成立时,他重申了这些 关于合作的保证。而饭田将军答复说,只要缅甸今后一如既往继续与日本人合作, 那么日本军队将为创建一个缅甸人的缅甸而提供最大的援助。同月较晚的时候,饭 田将军到缅甸各地巡视。他回到仰光后宣布,日本人打算在缅甸的每个村庄和每个 城镇都至少建立一所学校,并且不久将重新开放原有的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这些 学府正如在其他日本占领区内一样,是早已关闭了的。他还说,日本人在缅甸的行 为必须“谨慎和检点”,62由于缅甸邻近印度,缅甸随便发生什么情况都会对印度 产生影响。 1943年1 月28日,东条向日本国会宣布,在一年内将建立一个独立的缅甸国家。 同年3 月,巴莫前往东京对东条这一让步表示感谢。据巴莫自己叙述,他对这事别 无其他选择余地。他说,人家叫他根据奈须大佐的后任、副参谋长矶村武亮大佐的 意见办事。当他到达东京时,他与东条的第一次会晤只限于正式表示一下日本人所 盼望他表示的感谢。在第二次会晤时,东条通知他说,参加对英美的战争是缅甸的 责任。 巴莫回到仰光后,成立了一个“独立筹备委员会”。委员会由二十二人组成, 由巴莫任主席,于5 月8 日成立。巴莫讲到需要信任日本,又讲到缅甸获得了一个 极好的机会,还讲到共荣圈的理想。但是在战后,巴莫说,当地的日本军事当局对 于缅甸即使是表面的独立也不想给予,他们不顾他的反对,组织了这个筹备委员会。 巴莫还说,制定宪法的工作是由日本人做的。的确,他相信日本人原是想在缅甸建 立一个傀儡王国,扶立前国王蒂包的孙子为名义上的统治者。他们已掌握了这个缅 甸末代君主的后裔,然而,可能是由于他们发觉这种做法得不到支持,所以没有试 图去恢复君主政体。虽然他们不得不同意建立一个“缅甸共和国”,但是他们严格 控制着它。巴莫说,在7 月份,当他在新加坡与东条会晤后回来时,他发现矶村武 亮大佐已准备了一份“缅甸独立宣言”的草稿,并附有一份同日本的基本条约的草 稿,还附带一份秘密军事协定,按照这一协定的条款,日军司令官有权采取他认为 对促进日本军事行动有必要的任何措施,并有权命令缅甸政府协助执行这样的措施。 如果他认为需要的话,他也有权否决缅甸政府的任何行动。“缅甸独立宣言”于1943 年8 月1 日发表;与此同时,以巴莫为“国家元首”的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也成立了。 河边将军(他继饭田将军之后任日军司令官)正式宣布结63束“军政”。缅甸向英 美宣战,并与日本签订了同盟条约。日缅双方签约人是泽田廉三和巴莫;泽田廉三 曾任日本驻法大使,现被任命为驻缅大使。条约规定,在进行大东亚战争中,缅甸 和日本之间将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全面合作。两国也将合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细节问题将由两国有关官员协议决定。 宪法宣布缅甸为构成大东亚共荣周的友好国家中一个具有平等地位的成员。据 说权力来自人民,但是国家元首拥有全权。的确,巴莫通过一些象过去君主登位般 的仪式,被任命为国家元首,并且在日本人所给予的权限范围内,充当独裁者,这 使得他的同僚们十分反感。但是他有个潜在的政敌,即吴昂山。日本人封吴昂山为 少将,并且叫他指挥缅甸的国防军——后来改组为缅甸国民军。吴昂山这时还担任 国防部长的职务。 但是事实上,日本军队仍然是凌驾一切之上的。巴莫说,他在新加坡见到东条 时,向东条诉说日本宪兵队的专断蛮横行为和日本军事顾问的粗暴态度。东条答应 抽调一些大东亚省的文官宋代替那些军方平顾问“。据巴莫说,结果是这样做了, 但是这一改革没有什么结果,因为这些文官不敢得罪军队,特别是不敢得罪那些参 谋人员;这些参谋人员,正如矶村武亮告诉巴莫的那样,是打算统治缅甸的。泽田 也同样是无可奈何,而新到任的司令官河边又不象饭田那样宽容。 巴莫颇有才能,抱有一些改革社会和经济的思想。但这个国家是在日本的控制 之下,他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就。日本军队几乎垄断了铁路和水路交通,事实上,他 们也非这样做不可。日军征用了大量的大米,并宰杀耕牛,作为食物,这造成了当 地粮食短缺和由此而引起的困难。象在其他日本占领区一样,日本军队用纸币,包 括伪造的印度卢比,来支付他们所需要的粮食与劳力的费用,从而引64起了通货膨 胀、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在缅甸,如同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日本人没有能力 满足工业产品的需求,由于同西方国家断绝了贸易,工业品供应不足。而另一方面, 日本人只要能够搞到船只运输,便从缅甸将棉花、木材和矿石掠取而去。为了增加 大米和棉花的产量,以及提高国内的手工业生产,他们发起了一个自给自足运动。 巴莫把这个运动作为新秩序的一部分而加以推行,但是经济状况不断地恶化,不法 行为和抢劫案件与日俱增。 日本人用招募和强迫征集的办法,获得了大量的缅甸劳动力。有的被送到“兵 补”(日军兵站后勤部)。这些人大部分从事运输工作,在饮食和工资待遇方面比 较好一些。但是被强迫送到一般的劳务队去的那些不幸的人,则处境要糟糕得多。 他们被迫干重活,如建造飞机场,修筑公路和铁路等。其中很多人被派去建筑缅甸 境内的那一段暹缅铁路,在施工中受尽了折磨。战后,巴莫讲到,他曾两次要求日 本当局允许他去视察这些缅甸人的劳动条件,但都被拒绝了。他说,后来,他确实 得到了派遣视察员去看的权力,这些视察员力图改善他们所发现的那种可怕的状况。 巴莫估计,在这条铁路工程中,死去了三万缅甸人。巴莫战时在纪念缅甸独立一周 年发表的演说中说,缅甸在给三个国家的军队供应食物和原料,即日本军队、缅甸 军队和驻扎在缅甸的印度国民军。他说,劳动力和原料的需求是“大量的和漫无止 境的”,战争的压力经常是“异常沉重的”。 日本人力图倡导“大缅甸运动”来消除在缅甸所产生的日益增长的不满。大缅 甸运动的目的是把缅甸的统治强加于克伦族人、阿拉干人、掸族人和克钦族人。1943 年9 月25日,在仰光又缔给了一项条约,根据这项条约,日本同意把掸邦(除去其 中已并给暹罗的两个邦之外)、克伦邦和瓦区并入缅甸;日本在这些地区的军事管 制机构65在条约签订后九十天内予以撤销。在缅甸人看来,这样做的目的,毫无疑 问是为了补偿缅甸割让给暹罗——缅甸的世仇——的领土。但是,日本给予缅甸民 族主义的这种贿赂,对于缓和缅甸人民日益增长的反日情绪所起的作用很小,而且 随着战争的总趋势不利于日本,这种礼物的价值显然是可疑的。如同在暹罗发生的 情况一样,缅甸的政客们也在开始寻找出路,以求摆脱自己已陷入的与日本结合在 一起的那种关系。 据巴莫说,当地的第一次反日运动在1944年6 月间开始发展起来。日本宪兵队 加紧镇压,进行反击。巴莫说,他曾亲自抗议过日军这种残酷的方式;但是河边将 军对他说,如果他这样讲话,他就要被认为是日本的敌人了。1944年8 月,木村将 军接替了河边将军的职务。木村将军和他的参谋部官员都比较倾向于采取怀柔手段。 1944年11月,巴莫再次去东京。他在1946年说,那次去东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 争取商定日军从缅甸撤退的问题,以避免盟军入侵这个国家,重新带来各种破坏。 他对继东条之后任总理的小矶将军提出了这个想法,小矶却要他去和陆军参谋长杉 山将军商谈。杉山对巴莫提到了菲律宾正遭到的破坏,他说,这是由于菲律宾人没 有很好地同日本合作所致。杉山指出,缅甸人应该以此作为前车之鉴。巴莫说,他 也向日本外相重光呼吁,重光听取了日军虐待缅甸人民的情况,表示同情和愤慨。 但是,重光不能帮助他反对日本军方,日军企图在缅甸作最后的挣扎,准备对缅甸 人的任何背叛行为采取野蛮的报复手段。 因此,巴莫回到缅甸后,表面上继续支持日本的事业,并保证缅甸要帮助日本 反抗盟军的入侵。缅甸国防部长吴昂山那时候也是这样做的;他表面上是领导缅甸 国民军站在日本一方作战到底,但到了1945年春季,当日军在缅甸几乎完全土崩瓦 解时,吴昂山倒戈投到胜利者一方,把他的军队改名为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并 66置于英军司令威廉·斯利姆爵士将军的指挥之下。为此,日本人对抓到的缅军的 亲属进行了野蛮的报复。巴莫说,他对吴昂山打算要做的事已经料到,但是他不能 跟着那么干;当时他是在日本人的严密监视之下。日本人在3 月底解除了留在仰光 的缅军的武装。1945年4 月底,仰光失守,巴莫政权解体,巴莫和溃退的日军一起 跑到毛淡棉,后来被送往日本 (七)马来亚 月本征服马来亚以后,建立了一个军事管制机构——军政监部。它归指挥第七 军区的将军领导,其司令部设在新加坡。然而,军政监部的首脑,即军政监,却是 个文官;自1942年4 月至1943年7 月,这个职务由渡边担任。日本人将新加坡市更 名为“昭南”(意即“南方之光”),并划为特别市。第一任市长是大达茂雄,他 曾在满洲国任官员。他担任此职直至1943年7 月调任东京市长时为止。继任昭南市 长的是另一个日本文官内藤宽一。 除新加坡以外,日本人把马来亚分成八个省,每个省任命一名日本人当行政官。 日本人取消了原先的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与马来属邦的区别。他们宣称,这种区 别是英国挑拨分歧以利统治的一种罪恶手段。日本人征服了马来的各个索丹以后, 承认素丹为他们各自的邦内的统治者,并让他们担任在每一个省内建立的宗教事务 机构的首脑。但是那些素丹很快就发现日本人对他们抱有奢望。1942年4 月18日的 《昭南时报》谴责素丹们指望和平与繁荣,而没有考虑到怎样才能取得和平与繁荣 ;并坦率地暗示他们:鉴于素丹们“曾为英国的军费提供过巨额捐款”,现在希望 他们也为日本的军费慷慨捐助。1943年1 月21日,素丹们又被召到新加坡去接受日 本军务部长的训话。他对他们说,由于财政拮据,“并67作为你们愿与日本同甘共 苦的一种良好表示”,今后他们所得到的俸禄将比过去减少了。 日本人一开头就明确表示,他们打算马上把马来亚并入日本帝国。1942年3 月 23日,日本驻泰国大使馆二等秘书来到新加坡,正式关闭了日本在新加坡的总领事 馆。采取这一步骤的理由是“马来半岛现在是日本的领土了”。此外,1942年4 月 7日,日本在原属新加坡最高法院的一座大楼里成立一个军事法庭时宣称,这个军事 法庭将处理“日本领土马来亚和苏门答腊岛”犯罪分子。规定日本天皇诞辰为法定 假日,并强迫作一分钟默祷,默祷时,新加坡所有居民必须面向东北,朝东京的皇 宫站着。马来亚的征服者山下将军讲话中谈到参加这次仪式的是“新加入的马来亚 和苏门答腊的日本臣民”,渡边则把他们称作“你们是新吸收的天皇陛下的臣民一 大日本的公民”。这期间,《昭南时报》告诉人们说,他们必须称呼“我们伟大的 将军”。(山下)和“我们伟大的海军大将”(山本)。一个署名查尔斯·内尔的 人是这家报纸的经常撰稿人,他的文章显然是官方授意写的。他反复说:马来亚已 经成为日本领土了。他在一篇赞扬日本在朝鲜取得的成就的文章中,把朝鲜称为 “日本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可以冒昧猜测的话,马来亚的地位也将是如 此。”如同在日本占领的其他土地上一样,日本人竭力提倡学习日语和使用日语。 一度关闭的学校又开办了,修订的课程表中有日语课。为了教授日语,设立了一些 专门学校,教师从日本派来:同时,报刊上也登载了一系列的日语教程。日本人告 诉人们;使用英语是一种耻辱,“这是剥削和压迫我们的人的语言”。还告诫说, 日语知识是将来在商业或其他职业中取得成功的途径。然而,如同在缅甸和菲律宾 一样,日本人也允许马来亚暂时通用英语。确实,他们在1943年1 月14日颁布的命 令中是那么说的:从当年7 月份起,所有私人通信必须用日语、马来语、汉语、印 度语和泰语。但他们不得不把期刊杂68志和官方文件排除在这一命令限制之外。尽 管他们对这事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并赞扬那些日语基础知识学得相当好的人,但 在马来亚,象在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推广日语的努力也遇到了困难。事实上,到 了形势显然对日本不利,日本在马来亚的统治看来不会长久的时候,人们在语言问 题上欣赏这样一句含蓄的双关语:“英国来,日本去。”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日 本人在马来亚也故意使白人俘虏出丑,以激起亚洲人对白人的憎恨和鄙视。日本人 利用各种机会公开凌辱被俘的军人和平民。实际上,被俘平民的处境比起初监禁在 章宜的士兵的命运更糟糕。日本人控制的报纸嘲笑他们所受的痛苦:“今天,在昭 南和任何其他地方,得胜的日本军队带来了新秩序。人们可以看到,欧洲人赤着膊 在于以前只叫亚洲人去干的那种活。他们中有很多人洋相出足,干起活来拖泥带水, 即使是亚洲妇女千起来也会比他们干净利落得多。”英国人在马来亚的统治被描绘 成漆黑一团,并用来同日本人为建设新秩序而作出牺牲的那种大公无私精神相对照。 他们宣称,英国军队萎靡不振,士气低落,不能吃苦,在战斗中无法与日本兵匹敌。 欧亚混血种人也由于追求西方生活方式受到了日本人的谴责。欧亚混血种人被 强迫集中起来进行登记,一个日本官员趁此通知他们说,除非他们改变自己的生活 方式,否则“我们一定要考虑严厉地惩罚你们”。一些报纸告诫他们:从此以后要 把自己当作亚洲人,准备去当农场主和店主,不要想担任办公室的职务或者受到任 何优待。这一类经常的训斥表明;欧亚混血种人并不喜欢这种新的统治。但是他们 人数较少,因此对日本人没有构成什么危险。 华人的情况就不同了。新加坡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华人,在马来亚的其他地区, 华人也占很大比例。日本人对这些华人的手段是十分残酷的,因而积极活动的游击 队员大都来自他们的行列。日本占领马来亚的时候,华人社会为互相敌对的国民党、 共产党以及汪精卫的政治势69力和阴谋所分裂。日本人对大家知道的或被怀疑是支 持蒋介石和自由中国的人实行恐怖统治。虽然任意屠杀的事情不久就停止了,但是, 宪兵队继续逮捕“亲重庆的反日抗日的华人”,凡是将来愿意同日本人合作的人, 可以得到赦免。日本人告诉华人:凡曾以任何方式反抗过日本的人,理应处死刑或 服强迫劳役;他们会感谢日本人的宽厚和对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热忱的。 日本人要华人为了对这种“宽厚”表示感谢,并证明他们愿意为建立新秩序而 合作,向日军“自动捐献”。由各华人团体组成一个代表小组,负责对每一个华人 可望捐献的数目作出估计。如果原定收受捐款的期限已到而没有及时缴纳,拖欠者 就要受到公开的严厉训斥,并被威胁说:他们得缴纳原定金额的两倍。到1942年6 月25日,终于将五千万元功币交给了山下将军。《昭南时报》宣称,这笔金额同华 人的全部财富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华人中仅仅一些个别人的财产就不止此数了, 华人曾经捐献了三亿多元功币支持重庆。该报还谴责华人曾经抵制日货,并对他们 说:对这种行为的“真正赎罪”是无法用钱来表示的。他们应当在建设新秩序中同 日本全面合作。后来,报上一再严厉申斥华人醉心于做黑市交易。敲诈勒索,在镇 压“共产党穷鬼”时没有同日本合作。虽然华人中有少数亲南京的人以及一些机会 主义分子和趋炎附势者,但大多数华人实行消极抵抗,并阻挠日本的财政和经济控 制措施。在内地,主要由华人组成的游击队坚持积极抵抗;虽然不是所有的人,但 是他们中大部分是共产党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党的成员。他们同日本人展开了激烈的 小规模丛林战;日本人残酷地处理那些被怀疑是帮助游击队或者不提供游击队下落 的华人村民。抵抗运动的战士也同样无情地对叛徒或告密者进行报复。70日本人在 占领马来亚期间,曾经得到一些马来人的帮助。马来人大部对英国势力的迅速崩溃 感到吃惊,他们起初准备和日本人合作。马来人害怕并憎恶华人,这是容易为日本 人利用的一种心理。因此,在追捕华人游击队时,日本人得到了马来人的帮助。然 而,也有一些马来人从一开始就反对日本人,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抵抗组织,或和游 击队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的残暴统治以及日益增长的经济贫困,在马来 居民中激起了对日本人的愠怒和敌意,这种倾向与日俱增。 在马来亚的许多印度人,起初也欢呼英国人的垮台,愿意和日本人合作。日本 人把锡克人和帕坦人警察的大部分招募到自己的警察和警察辅助机构中来,利用他 们同游击队作战。1942年夏,日本人组织了一个地方性的“印度独立联盟”;伊斯 兰教徒不象印度教徒那样乐意加入这个组织,因此受到责骂和威胁。这个联盟成为 整个“自由印度”运动的一个分部,苏巴斯·钱德拉·鲍斯是该联盟的领导人。这 个联盟通过在新加坡设立的电台广泛地向日本占领地区的印度人和印度国内人民进 行大量的反英宣传。1943年10月,日本组织了以鲍斯为主席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 这个组织进而向英国和美国宣战。日本答应给鲍斯援助;鲍斯把他的总部设在新加 坡,他要求这里的印度各界人士给予“理所当然”的援助,号召他们向自由印度的 军队即“印度国民军”捐款和输送兵员。印军战俘在多数情况下是拒绝参加这支军 队的,因此他们受到日本人的残酷虐待,对鲍斯和他搞的运动缺乏热忱的许多印度 平民也遭到同样的虐待。1944年1 月,“自由印度临时政府”迁到缅甸,印度国民 军参加了日本向阿萨姆的进攻。日本在缅甸失败后,1945年5 月间,鲍斯回到新加 坡。他于8 月16日离新加坡去日本,但是两天以后,他的飞机在福摩萨的台北附近 失事,鲍斯受了致命伤。日本人在英国军队回来之前,仍然控制着71新加坡,他们 在8 月23日在新加坡为印度国民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举行了揭幕仪式。 正如英国战俘所证实的那样,一些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确曾对1942年英国 的失败高兴过,可是他们不久就发现,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他们的命运更惨得多。 日本人控制的报纸不时地告诉他们,要为新秩序而牺牲自己;日本人声称,他们有 权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他们目己正在为建设新秩序而流血和耗费资财。除了强迫 捐款以外,确实还作出了种种牺牲。日本人的占领破坏了马来亚的经济;因为橡胶、 锡和铁矿石的出口一下子被战争切断了。日本人拿走了他们能拿走的一切,但是由 于他们的船舶遭到严重损失,大大地限制了他们把物资运往日本。在进口方面,马 来亚以前是依靠缅甸和暹罗提供食物,依靠英国、其他西方国家和日本输入资本和 消费品的。日本的占领打乱了秩序,特别是在新加坡,食物的供应不久就发生了困 难,直到1943年7 月,第一批从日本运来的纺织品和消费品才到达新加坡。据1943 年6 月27日《昭南新闻》报道,从1941年12月到那个时候,食物价格几乎上涨了百 分之三百;日本人控制物价的努力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报纸上也抱怨,刚刚运进 的一些日本货物就流入了黑市。 在这种情况下,如同在东南亚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企图鼓励居民增加大米、 小米和蔬菜的生产。他们鼓励人们大批迁离新加坡,特别是到柔佛的兴楼附近的 “新昭南”和森美兰的马口去建立城市移民的农业居民点。日本的宣传鼓动家们把 这些事业描绘得天花乱坠,但是它们的规模很小。例如,据1944年3 月的报道,兴 楼大约有九百个移民和二千英亩左右的开垦地。在马口,有一个欧亚混血种人的居 民点和邻近的一个华人居民点,共约一千六百人。这种努力显然对缓和新加坡食物 供应问题起不了什么作用,那里大米的配给量越来越减少了。日本人通过居民组织 和辅佐警察的力量,竭力要使他们的经济控制行之有效,但是,他们不得不和华人 作斗争,这些华人是逃税的老手。1945年6 月,日本人开始准备大72批疏散新加坡 居民,以防英国人的进攻。他们催促人民立刻登记疏散,有几千人真的走了,但是 这些措施只执行了一部分,日本就投降了。 从1943年秋天起,有一些重要的迹象,表明日本人在马来亚的政策有了改变。 报纸不再提马来亚是日本的领土了,而开始谈论所有各种族要进行合作来建设一个 “新马来”。原先在行政上与马来亚联合的苏门答腊现在也与马来亚分开了,从后 来的情况看,以后该岛的政治发展就按照着爪哇的那个路子去走了。1943年10月3 日,日本人宣布:要在马来亚各省、市建立协商委员会。其成员是由市长或省长提 名;市长、省长是委员会的当然主席,他们将在认为必要时召开委员会。马来亚各 省的素丹任委员会的副主席。除主席以外,日本人不担任委员会的成员。日本人还 宣布:在行政机关中将增加马来亚官员的比例,并将使他们较容易晋升到高级职位。 所有种族——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同样有资格被任命为官员或委员。委员不拿报 酬,也没有固定任期,其职能纯粹是顾问性质。采取了在担负某种程度的政治职责 方面的谨慎做法之后,日本人不时地暗示:马来亚象缅甸和菲律宾一样,可能也渴 望成为“东亚民族大家庭中独立和自重的成员”。但是,与缅甸、菲律宾和印度尼 西亚不同,日本人从来没有明确允许马来亚独立。1945年2 月15日,新加坡沦陷三 周年,日本军政监说,中国人已经得到了自由,印度尼西亚人也被允许得到自由, 每个人都应该相信,日本将为新马来竭尽全力。这些含混的暗示,目的在于鼓励老 百姓响应日本的呼吁,与日本人合作保卫马来亚,以应付预计中的反攻。日本人对 此作了准备,组织73了义勇军(辅助防卫部队),诱骗或强迫许多壮丁加入。马来 亚人也被招募到“兵补”(日军兵站后勤部)里来。这些组织的工作条件被描绘得 有声有色,而实际上,却和其他日本占领区一样,情况大有出入。 1945年8 月8 日,《昭南新闻》在刊登将给予印度尼西亚独立的消息时宣称, 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前途将是密切联系的;该报确实还引用了昭南顾问委员会的 一个成员的话说,马来亚也将获得独立。然而,当时的马来亚日军司令官板垣将军 在8 月12日的公开声明中说,当马来人听到他们的东印度群岛亲属不久就要完全获 得独立时,一定是非常激动的。“马来亚人民现在应该尽更大的努力来和日本合作, 以实现马来亚的美好未来。”他并没有作出关于独立的具体诺言“;而《昭南新闻 》社论提到板垣谈话时却说,马来亚人民必须证明自己是配得上赋予自治的,并指 出,日本人对他们获得的合作程度感到不满意。 在马来亚的日军对日本政府的投降决定保持沉默了几天,实际上,他们还指责 这些非官方的报道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到8 月20日,才允许公布8 月15日的天皇诏 书(宣布投降)。但是他们也发表了一份自己的公告宣称,在马来亚的日军象其他 地方的日军一样,一点儿也没有失去它的荣誉和威信,因为它已经作好决战的充分 准备。但是美国的使用原子弹,意味着战争继续下去将使东亚全部人口遭到毁灭。 天皇出于对整个东亚人民的关心,才命令他的军队放下武器,他们必须服从这个命 令。日本人感谢马来亚人民全心全意的合作,在最后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上,日本军 事发言人暗示,这并不是日本为建设大东亚所作斗争的结束。但是在日本人投降和 英军重新进入马来亚之间的三个星期内,日本人对建立或支持任何马来亚的独立政 权没有作出努力。他们把军队撤到城市,企图维持一下秩序,贴出了禁止抢劫的布 告。可是在当74时那种情况下,这些布告大部分不起作用。内地很多地方己落入游 击队手里,在日本占领的年代,毫无疑问地助长了某种新的程度的政治觉醒,引起 了普遍的骚动情绪。 (八)印度尼西亚 日军征服荷属东印度群岛以后,在爪哇建立了一个军政监部,总部设在巴达维 亚,并把巴达维亚更名为雅加达。但是,如前所述,苏门答腊曾一度置于马来亚的 日本军政监部的管辖之下。日本人为了支持马来亚的马来人对抗在数量上占优势的 印度人和华人(加起来算),起初很重视苏门答腊的马来人同马来亚的马来人之间 的种族类似关系。此外,他们在行政上把苏门答腊分离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打消人 们建立一个包括整个东印度群岛在内的印度尼西亚国的愿望——日本人开头是反对 这个想法的。然而后来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政策改变了,于是把苏门答腊从马来亚 分离出去,置于一个独立的军事政权的统治之下。荷属婆罗洲、西里伯斯和小巽他 群岛则置于一个日本海军管制机构的统治之下,其司令部设在望加锡。我们可以看 到,日本海军至少在战争后期之前,比陆军更不愿意对其控制地区的居民行政管理 权问题发表任何意见。 尽管在占领的土地上两个军种各自为政,但他们在整个群岛上的行政组织和部 署大体是根据同样的方针来制定的。因而,在爪哇这个最重要和人口最集中的岛上, 荷兰的行政体制被摧毁了,根据1942年3 月7 日的法令,由以“军政监”(即军政 监部的首脑)为首的中央军事管制机构来取代。军政监部下设八个部门:总务、内 政、财政、司法、警察、市政工程、经济事务、审计和宣传。 1942年8 月5 日,发表了第二道行政法令,把爪哇分成两个省、十七个行政区 和一个特别市(巴达维亚)。还建75立了两个署来管理中爪哇的四个素丹区。行政 区下面再划分成一些较小的单位。从而,象在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在东印度群岛 建立了一个象日本本土那样的严格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 1942年9 月,按照日本的型式改组了当时的司法制度,设立了一个日本军事法 庭,以处理违犯军纪的事件。1944年,日本人颁布了一部严厉的新刑法。警察部也 进行了改组,在各个城镇和乡村建立了一支警察辅佐部队。象在所有的日本占领地 区一样,警察和司法事务的主要权力都掌握在宪兵队手里,他们采用一贯的凶残手 段来行使这种权力。为了便于进行活动,他们培训人员并建立了一个爪哇分部,这 个分部尤为一般老百姓所痛恨和害怕。 日本征服的社会影响是深远的。所有的荷兰官吏都被撤职,和荷兰平民一起被 拘留起来,共计六万多人。荷兰官吏由日本人接替,这些日本人主要来自日本本土、 朝鲜和福摩萨。在1945年,有二万三千多名日本人受雇于日本军政监部。爪哇人和 其他土著居民大都只限于担任军政监部内的低级职位。少数允予担任较高职位的人 员,身边都有日本“顾问”。象在马来亚一样,日本人严厉地打击爪哇的人数相当 多的欧亚混血种人,日本人怀疑和讨厌他们,认为他们是保持西方影响的祸根。很 多人被监禁或拘留,其余的则遭到严密的监视。后来,这种严厉的对待有所改变, 因为日本人发现欧亚混血种人对他们是有用的。广大的华人也受苦很深。那些有亲 重庆嫌疑的人由宪兵队加以处理,而一般的华人则被强迫加入那些支持日本人以及 日本人在中国建立的政权的组织。 日本的教育政策按照它一贯的方针进行。和在其他日本占领地区一样,所有的 学校起初都被关闭了,后来又重新开办。课本和课程经过修订,以灌输反西方、亲 日本和泛亚主义的思想。禁止使用荷兰语,而以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马来语的变 种)为官方语言。建立了图书检查制度,报纸和电台则置于日本人的控制和操纵之 下。对76收听盟国广播和散布所听到的任何消息的人,规定处以死刑,而且经常如 此执行。 这样,东印度群岛的土著居民看到了旧的社会秩序被推翻了。尽管他们自己也 受压迫,如果被怀疑有任何同日本统治敌对的行为就要受到残酷的处理,可是他们 看到欧洲人、欧亚混血种人和华人的遭遇更惨,日本人并且怂恿他们把那些人看作 外国人和下等人。在语言方面,由于荷兰语还没有成为东印度群岛的通用语,不象 英语那样在马来亚和菲律宾已成为通用语,因此日本人在禁止使用荷兰语这件事上 大体上是成功的。但是,正如在东南亚和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企图推广复杂难懂 的日语,却收效甚微;尽管如此,若假以时日,结果也许会做得好一些。另一方面, 印度尼西亚语作为标准的马来语,在日本占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因为 它受到了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推动。因此,日本人不得不利用印度尼西亚语作为唯 一立即可用的交际工具。由于这一情况,印度尼西亚语得到迅速的普及,并由于它 吸取了各种地区方言的词汇,在一定程度上还吸取了外国语言中的现代术语,因而 有所得益。印度尼西亚通用语的这种不断发展,对激发东印度群岛各土著民族要求 统一的觉悟,以及在使“印度尼西亚语”一词具有比一般概念更为丰富的含义方面, 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统治的其他特点,也有助于产生日益高涨的要求统一的觉悟。军政监部的 集中统一,对减少地方独立性是有效的。同时,日本人派来的大批官员中,很多人 尽管经过担任行政官员的良好训练,但是他们并没有关于东印度群岛的经验和知识。 其中许多人表现出来的无知、无能和腐败,使印度尼西亚人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原 来指望日本人会比荷兰人高明些。结果是,隶属于日本人的印度尼西亚人,由于具 有对自己的国家、语言和人民方面的知识,实际上已能行使很大一部分实际权力。 这就使他们有了自信心,也使他们受到一些训练,为今后完全掌77握政权作了准备。 日本反对荷兰人和其他西方人的宣传,在日本取得了战争胜利的业绩鼓舞之下,很 快受到了欢迎;可是,日本人把自己的国家描绘为亚洲的保护者、亚洲的领导者和 亚洲的曙光等等所作的努力,却因经常发生的日本警察、军人和官吏所表现的残暴、 腐败和无能而大受损害。 日本人的统治,带来了惯常的财政和经济困难。日本人发行纸币,引起了通货 膨胀。到日本投降时,这种纸币只值票面价值的四十分之一。日本人夺取了荷兰和 其他盟国国民的财产,并且,除了由军政监部管理的或移交给日本公司经营的工厂、 矿山和种植园外,大量的金钱、贵重物品和其他财产都被日本敌产管理局所没收, 并被移交给日本人或他们的合作者了。与此同时,东印度群岛的对外贸易遭到破坏, 引起了消费品的严重缺乏,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爪畦,食物供应严重不足。日本人 没有能力满足这些需要,同时,由于他们的船舶损失增加,他们也不能运走东印度 群岛的主要出口产品。所以,他们企图用种植粮食作物来代替种植园经济。由于海 上运输有困难,即使日本人鼓励修造木船也很难改善这种局面,因此日本人的目的 是要使每个岛屿的粮食生产做到真正的自给自足。但是,日本人在增加粮食作物产 量方面所取得的一点成就,被他们自己的占领军和许多随军的非战斗人员的需要所 抵销了。到战争结束时,就连日本人自己也显得衣衫褴褛和营养不足。当然,一般 老百姓遭受的苦难就更深了。这些情况,在印度尼西业和在其他日本占领地区一样, 无法再引起人们对共荣圈理想的热情。日本人组织了“劳务队”,征募大批爪哇劳 动者,同样不能引起人们的热情。根据日本人的统计,被送到海外的建筑工程去干 活的爪哇人不少于二十七万,这些不幸的人中只有一小部分活着回家。 在日本入侵以前,大约二十年中,东印度群岛已经有了民族主义运动。这个运 动谋求把当地信仰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的居民团结在摆脱荷兰统治、争取政 治独立的共同纲领之下。1932年至1934年间,荷属东印度群岛政府进行报复,逮捕 了主要领导人苏加诺、穆罕默德·哈达和苏丹·沙里尔,把他们流放到新几内亚。 1937年,在埃米尔·沙里富丁的领导下,民族主义运动再次兴起。78埃米尔·沙里 富丁建议,如果发生战争,愿同荷兰合作以反抗月本,但要求建立一支印度尼西亚 军队并允许印度尼西亚独立,以此作为交换条件。但是荷兰人不答应。当时还有一 个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是由陈·马六甲和塞毛恩组织的。该党的一些领导人 被放逐了,共产党也遭到取缔;但是在1941年,共产党仍在地下活动。 在日本人征服东印度群岛时,他们释放了被关押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并把 他们送回爪哇。苏加诺和哈达属于愿意同日本人合作和至少在口头上拥护大东亚理 想的那种人。但是,沙里尔和埃米尔·沙里富丁不愿意帮日本人的忙。他们和他们 的追随者,不是积极地反抗日本人,至少也是避而远之。共产党人也在继续反抗。 起初,苏加诺和哈达似乎相信,为了报答民族主义者的合作,日本人会愿意给他们 某种程度的真正独立。但是,他们不久就大失所望了。日本军事当局很愿意利用他 们来煽动人民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强烈反对把东印度群岛统一为一个印度尼西亚国 家的任何想法,同时他们禁止悬挂印度尼西亚国旗和唱印度尼西亚国歌。违反命令 者就要遭到宪兵队的毒手。实际上,1942年到1943年间,日本的政策主要是分而治 之。日本人鼓励印尼人的民族主义来反对非印尼人的少数民族,而同时他们又赞助 泛伊斯兰运动,企图面面俱到,八面玲珑,通过泛伊斯兰运动来破坏印度尼西亚统 一的主张。他们也讨好信仰印度教和基督教的居民。虽然他们经常许诺要以政治上 的让步来报答真诚的合作,但他们对于可能在他们主持下建立的印度尼西亚国的领 土范围问题,却故意不表态。 1943年春,在东京讨论了东印度群岛的政治前途问题。东条和重光显然赞同最 后给东印度群岛独立,但大本79营坚决反对。当时在东印度群岛的地区陆军和海军 当局也持反对态度。除了以日本战略上和经济上的利益会受到损害为理由而反对外, 他们还认为,如果日本公开答应东印度群岛独立,日本将不再拥有行动自由,并会 在任何和平谈判中处于一种困难地位。这种想法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日本象料想 的那样能够长期抵御住敌人的反攻,从而迫使对方考虑一个妥协的和平,那末它就 需要留有余地来讨价还价;如果它在这以前就答应了所有的占领地区独立,那它事 先就丧失了这种讨价还价的条件了。 这些反对意见取得了胜利,在1943年5 月31日的御前会议批准了一项决定,把 东印度群岛作为日本的领土,但允许其居民根据能力大小,在政府机构中有一些发 言权。于是,1943年6 月15日,东条在日本国会发表的讲话中宣布:鉴于印尼人与 日本合作良好,日本政府打算逐步采取措施,允许他们在适合其能力的范围内,参 加他们自己政府的工作;他并表示,这件事很快就会在爪哇实现。不久,东条亲自 访问了巴达维亚。 起初,日本人曾取消了由部分指定、部分民选的议员组成的众议院。这个众议 院是1916年根据荷兰政府的法令成立的;议员人数及其职权在1925年有所扩大。日 本人还废除了所有的地方代议制机构。1943年8 月1 日,日军在爪哇的司令官原田 熊吉中将宣布:将在爪哇建立一些地方议会,还要建立一个中央溶询议会;印尼人 将在各行政机构中占有更多的职位;将来还要对他们作进一步的这类让步,如果他 们与日本人合作有功而应该获得这些好处的活。按照这个命令,在各行政区和雅加 达建立了部分由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地方议会派十八名议员参加中央议会;中央 议会除这十八名议员外,另包括由日本军政监部提名的二十三名议员和由印度尼西 亚各素80丹提名的十二名议员。地方和中央议会的职责限于就当局愿意向它们提出 的一些问题作出建议。日本人还委派了一名印尼人为宗教事务部的负责人,两名印 尼人为行政区长官,并允许一些印尼人在军政监部的若干部门里当顾问。爪哇中央 谱询议会第一次会议在1943年10月中旬召开。东条和东南亚地区日军最高司令官寺 内元帅对这次会议致以祝贺。苏门答腊也同样建立了一些省议会;海军当局迟迟才 仿效,在他们的管辖区内也建立起地方议会,但是那时在海军控制地区还没有建立 起中央议会。 1942年3 月,在爪哇的日本军事当局扶植了一个名叫“普泰拉”的组织,这是 一个同菲律宾的“卡利巴皮”差不多的印尼人的组织。这个组织专门致力于消除西 方影响,促进同日本的合作,宣传大东亚理想,并促使共同协力为日本军政监部的 经济目标而工作。以苏加诺为领导的这个“普泰拉”组织,不接纳华人、欧亚混血 种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海军不允许任何类似的活动在它的统治 地区出现。日本海军妒忌陆军已经控制了印尼的大部分石油产地。它似乎害怕鼓励 (印尼)独立运动的结果可能会把自己从现已控制的地区赶出来。 1943年8 月,在爪哇的日本司令官指示,他希望当地居民以义勇队(或护乡队) 的形式,进一步与日本合作,协助镇压抵抗运动,并在盟军入侵时协助守卫岛屿。 “普泰拉”的成员要求建立义勇队的申请书果然及时递了上来,1943年10月,原田 将军高兴地批准了这些申请书。“义勇防护大队”逐步建立了起来,尽管日本人起 初在提供他们武装方面非常谨慎小心,只在训练时才发给他们火器。这个防卫组织 同马来亚的“义勇军”相似,但必须同“兵补”(日军兵站后勤部)加以区别;印 尼人象其他被征服的民族一样,也被招募到“兵补”里面工作。 1943年11月中旬,苏加诺赴东京,表面上是去感谢日本政府所作的政治让步。 实际上,他的目的是去请求81东条按照给予缅甸和菲律宾独立的同样条件给予印度 尼西亚独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得到鼓励。据报道,他大失所望地回到国 内。实际上,日本人非但不作新的让步,而且在1944年上半年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从 以前为印尼人撑腰的政策上后退了。华人和欧亚混血种人过去所受的严酷的待遇现 在有所减轻:而在另一方面,“普泰拉”于1944年3 月被解散了,原因是它表现得 过于民族主义,没有能够推动乡村里的印尼人象他们应该做的那样同日本人合作。 “普泰拉”由一个新的组织爪哇社会服务团所代替。这一组织包括所有的民族和宗 教团体,也包括日本居民自己的民族和宗教团体。它有一个完全由日本人组成的中 央管理局,它的分支一直伸展到下层的居民组织,这些居民组织是日本人在东印度 群岛倡办的,他们在其他地方也倡办过这种组织。新成立的爪哇社会服务团的目的 是促进对老百姓的总动员,以达到大东亚战争和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 盟军在新几内亚的推进,以及随后塞班岛的陷落和东条内阁的辞职,导致了日 本政策的又一次变动。日本在爪哇的军政监部这时准备对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作 进一步的让步,希望由此把老百姓团结在自己一边,来到抗盟军入侵。在东京召开 的由小矶内阁建立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对这个问题提出讨论。陆军 各首脑愿意同意政府应允许东印度群岛独立,但是海军当局仍然强烈反对任何这样 的宣告。结果于1944年9 月2 日制定了一个一般性的妥协方案。会上一致同意,小 矶将军应通知日本国会,将来当给予东印度群岛人民独立,但具体日期没有确定。 至于独立所采取的确切形式和东印度群岛将来对日本的关系,留待以后考虑。声明 中没有提到它所包括的领土范围。会上一致同意,在爪哇应立即作出让步,同意 “在适合实际情况的条件下”,在其他82地区也应采取类似的措施。 因此,9 月7 日,小矶将军公开保证东印度群岛最后将予独立。根据9 月2 日 的决定,允许爪哇人民在规定的场合悬挂印度尼西亚国旗和唱印度尼西亚国歌;任 命更多的印度尼西亚人为地方行政官和军政监部各部门的顾问。在1944年9 月和11 月举行了印尼中央谘询议会特别会议,商讨为保卫东印度群岛而同日本人合作的措 施。苏门答腊的日军司令官指出,苏门答腊的地方行政机构将与爪哇的地方行政机 构采取一致的步调。1945年1 月,宣布将在苏门答腊建立与爪哇相似的中央谘询议 会。 起初,在海军管辖下的地区没有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但是,在莱特湾战役和 美国人重新征服菲律宾以后,日本海军已无法保持与东印度群岛之间的交通畅通, 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反对政治上让步的政策了。因此,1945年2 月,海军管制机构为 南婆罗洲、西里伯斯和小巽他群岛建立了一个由三十人组成的谘询议会。同时;开 始任命更多的印度尼西亚人担任行政职位。 1945年4 月到5 月间,在新加坡讨论了印度尼西亚的独立问题,由那里的陆军 总司令官板垣将军主持。当时,板垣并不赞成这个意见。实际上,据说他曾告诉寺 内元帅,印度尼西亚独立的时机没有成熟。他报告说,爪哇的日军司令部认为,爪 哇的独立在大约一年左右以后可以实现。板垣无疑是想到这样的步骤可能会在马来 亚产生有害的影响。 5 月间,由日本人、华人、欧亚混血种人和印尼人在爪哇组成了一个筹备委员 会;这个委员会在5 月和7 月举行了两次会议,起草了一个宪法草案。但是它无权 做更多的事,也不得处理爪哇范围以外的任何事情。 盟国攻势的迅速进展,不久就使得这些活动停止了。83到1945年7 月,澳大利 亚和荷兰的军队已经成功地在婆罗洲登陆;在菲律宾,日本的抵抗几乎已经停止; 经过拚死的战斗,冲绳岛已经陷落。人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日本人还 会不厌其烦地在东印度群岛搞这些政治计划,因为他们现在己不能指望有多长的时 间去控制东印度群岛了。然而,日本军队还想通过最后的拚死抵抗来避免无条件投 降。当时,东京也把希望寄托于苏联的调解。特别是在下级军官中,有人甚至抱着 这种希望:西方国家和苏联的不和会导致苏联来帮助日本。海军大将前田(巴达维 亚的海军联络官)似乎已把爪哇共产党人当作将来可能的同盟者了,对他们的活动 熟视无睹。 1945年7 月17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应尽快承认东印度群岛的独立。要 成立一个独立筹备委员会,整个领土都应包括在独立宣言中。8 月初,寺内奉命为 此加紧筹备,以便在1945年9 月而不是他原来考虑的1946年初就能宣布印度尼西亚 独立。于是,寺内把苏加诺和其他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召来,8 月11日把天皇诏书 告知他们。诏书的大意是: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整个领土应归属筹建中的新国家:但 是,发布独立宣言的日期仍须由日本政府考虑决定,而且独立政权要在爪哇首先成 立。苏加诺在8 月14日返回,于是以苏加诺为主席的独立筹备委员会成立了。组成 委员会的委员是:爪哇十三名,苏门答腊三名,外围岛屿五名,均由当地日本司令 官提名。 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定于8 月19日举行。但是,委员们在8 月15日私下获悉, 日本已向盟国投降了。这一消息不准公开宣布,直到8 月21日,日本天皇于8 月15 日宣告决定投降的广播发表之后,才公布了这个消息。无论如何,消息早已传出来 了。苏加诺和哈达在印度尼西亚青年军(这个组织经常和地下活动分子接触)的敦 促下,进行宣告独立的活动。8 月16日,他们与前田海军大将商议,前田同意把这 事提交军事当局。军事当局起84初不愿意有所行动,声称他们没有接到东京的指示。 但是军事当局的反对受到了抵制,至少做到了使他们不采取任何积极措施来反对苏 加诺的行动。苏加诺和他的同事们迅速地修改了他们在5 月间起草的宪法草案。8 月17日,在苏加诺的邸宅宣布了印度尼西亚独立。根据这一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声称,它不是日本炮制的,它的领导人已经掌握了权力。然而,对发生的事所作的 这种叙述,很可怀疑,因为日本军队是有力量控制的,如果他们要这样做的话;在 巴达维亚,苏加诺和他的同事们是在日军的权力范围之内的,所以日军有能力剥夺 独立运动的领导。按照日本投降的条款,在盟军到达前,日军在东印度群岛应防止 政局变动和维持秩序。实际上,他们允许新宣布的共和国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并对 共和国提供武器,而荷兰军队和平民则仍然被拘留着,由印度尼西亚卫兵代替以前 的日本卫兵加以看守。所有这些情况,肯定了荷兰的权力决不可能和平地恢复了; 在印度尼西亚,如同在印度支那一样,日本占领的插曲,造成了以后多年来地方民 族主义者和不稳定地重建起来的欧洲帝国主义政权之间的冲突。 ---------------- 转自第三帝国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