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无奈的选择 任:后来呢? 刘:(笑)可能与性别有关。男孩子吧,大都想在年轻时代做点有名堂的事情 出来,博得男女老少对自己英雄行为的赞美。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青春年华被一些 嘻嘻哈哈的无聊事情打发掉并且坚信自己能有所作为,追求的是死后能进入教科书 的那种,心里面有一种追求不朽的冲动。 任:听起来挺吓人的,《战士》你总共写了多长时间? 刘:从1999年冬天开始,断断续续地写了两三年,其间被退役、谋生等等乱七 八糟的事情耽误了不少时间。 任:写作期间,生存压力有没有使你产生过放弃的念头? 刘:每面对一次生存危机,我坚持到底的信念就会比上一次更加坚定。 任:你每天大概写多少字? 刘:没统计过。顺手了一天一夜能写万把字儿,不顺手的时候在屋子里憋上好 几天,还是写不出一段令自己感到满意的话。不顺手了我出去找点儿活干,顺手了 我连饭都不愿吃。吃饱了就思维僵滞,饥饿状态下思维活跃。 任: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艺术之都”,很多文艺青年都在往首都挤, 你为什么反行其道,从北京来到了上海? 刘:北京的确是个不错的地方,苍茫、大气,又不失繁荣与灵性。特别是秋天, 空气里充满了抒情的味道,街头景象美丽得令人连眼睛都不忍心眨一下,艺术氛围 也特别浓,如果那儿的树叶能当饭吃就好了。 任:喜欢上海吗? 刘:上海很可爱,也很先进。 任:你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是否感到满意? 刘:十分满意。生活状态无非就是物质和精神什么的,我是一个对物质生活没 有太多奢求的人,不冷不饿就满足了。物质不是最重要的,对于从事写作的人来说, 精神上要有野心,但物质上要知足。物质欲望的诱惑是强大并且无限的,一定要具 备抵制这种诱惑的能力。斯宾诺沙为了写作《伦理学》,曾经在异国他乡隐姓埋名 数十载,以磨眼镜片为生。 任:你觉得自己眼下有什么问题需要面对吗? 刘:可能是如何对待自由这个问题了。退役之后,我感到了前所未有过的自由, 跟任何单位都没了关系,再也没人管我了,自由得非常彻底。人人都渴望自由,但 真正能享受并驾驭自由的人并不多。只有意志与品德都能经得起考验的人,才有资 格享受自由。 第二部分:愤怒是一种青春期生理反应 任:你的经历比较特别,从一个因为企图组建摇滚乐队而退学的中学生到士兵, 在边疆服役四载之后考入军校,然后再次选择了退学、退役。《战士》是以第一人 称写的,主人公就叫“刘健”,书里面的故事都是你亲身经历的吗?你在小说里面 使用作者姓名,是不是想让小说读起来更真实? 刘:虚构,本故事纯属虚构。《战士》是长篇小说,不是纪实文学。在文本中 使用作者姓名作为主人公名字,并不是由我独创,国内外都有先例。别人为什么这 样做,我不知道。我这么干,不是为了使小说读起来更真实,而是出于“尽最大可 能减少阅读障碍”的前提考虑,让读者、作者和作品这三者的关系变得亲近、平等、 自然。不但在小说中使用作者姓名,非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不会让汉语中夹杂英文。 此外,《战士》第八章里,重要人物“大强”的命运将由读者决定,这等于给读者 提供了颠覆作品与作者的机会和权利。 任:丰富的生活经历给你提供了创作的灵感与素材,眼下,文坛“70后”的作 家大都开始从社会大背景退出,转向私人化写作。应当说,这种转变从上世纪六十 年代的作家那里就已经开始了。而你的《战士》选择的却是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宏大 背景。你为何逆流而上,选择了宏大叙事? 刘:首先我要说的是,在我心中,“70后”压根儿就没存在过,那只是一帮用 浅薄的早慧和早熟来玷污“七十年代”声誉的文化混混,表达的大都是病态、欲念 之类。他们拿出的不是作品,而是半成品、废品。真正的“70后”还没浮出水面。 说起中国作家从“宏大叙事 ”转入“私人化写作”这个潮流,我们必须要清楚地 意识到这种“向内转”的行为并不是一种自觉选择,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这种潮 流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没有杰作,只有灾难。个别作家自圆其说,说“私人化写作” 是对生活、商业、权威、意识形态等等的消解。说得不错,是消解了,关键是谁把 谁给消解了?试图“消解生活”的人是滑稽的。我觉得他们之所以选择“私人化写 作”就是因为缺乏驾驭“宏大叙事”的意志、才华、技巧与能力。 任:“文以载道”的年代似乎是否已经远去? 刘:是的,“文以载道”的年代早已远去,商业时代已经到来。尤其是网络的 出现,使文学的功能在一夜之间倒退到印刷术发明之前。正是因为如此,作家更要 有良心和责任。不能助纣为虐,要有高尚品格。记得余华在一篇谈论长篇小说写作 的随笔中这样写道:“当作家继续第二天写作的时候,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问 问自己,我是否具备了高尚的品格与意志?”我觉得这样的作家才叫作家,不辱 “作家”称谓。这也是中国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人文传统,这种精神不会被商业时代 彻底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