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马格里布的独立要求 第一节 法国和西班牙的政策1939—1940年 战争爆发时,摩洛哥的苏丹、突尼斯的贝伊、阿尔及利亚的帕夏- 阿加和其他 穆斯林著名人士纷纷宣布效忠并号召属下人民同法国合作,抵抗共同敌人。与此同 时,法国当局却采取了严厉的行政措施来对付在战前几年就开始酝酿自治的民族主 义运动的领袖,这些运动虽然还只具雏形,但己扰攘不安。在摩洛哥,民族主义运 动已被镇压;在一系列骚动后,运动的领导人已于1937年10月被拘禁。在阿尔及利 亚,主张极端分裂主义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二十五名成员,包括他们的领袖艾哈 迈德·马萨利·哈吉在内,于1939年10月被捕,拘禁于沙漠南部。在突尼斯,新宪 政党的领导人哈比卜·阿布·拉基巴(布尔吉巴)和他的七个主要追随者披递解到 沙漠南部的集中营,随后又被解送到马赛的一个堡垒。 另一方面,弗朗哥将军的西班牙政府对西属摩洛哥的穆斯林却报以青睐,因为 他们的军队在西班牙内战中起过重要作用。一个“对当地事务最熟悉、最活跃的专 家”胡安·贝格贝特中校在1936年披任命为西班牙地区高级专员。在以后三年中, 他和他的僚属忙于作官方访问,授勋,为儿童开办穆斯林学校,在最积极的民族主 义领袖之一的穆罕默德·马基·纳西里的指导下创立了哈里发学院,此人在数年前 己被法国当局逐出非406 斯。为了实行东方的新教学法,这个学院从埃及聘来教师, 并为来自得土安和这个地区西部的四十个青年学生在开罗成立了“摩洛哥之家”。 宗教产业的管理不是由高级专员秘书处过问而被授权予另外一个著名的鼓动者阿卜 德·哈利克·图赖斯。 为了使他自己不致在这一运动中受到束缚,高级专员对分享他的恩惠极为注意 :马基·纳西里代表的是泛阿拉伯政策,而这项政策正是那个具有更多摩洛哥传统 气息的阿卜德·哈利克·图赖斯所反对的。这两个对手相互颉颃,高级专员有时就 借助“请教徒”一派起中和作用,这一派主要是由宗教界著名人士组成的。 出于他们对法国的敌意,西班牙当局准许从法属摩洛哥流亡的民族主义者在得 土安设立一个国防宣传处。在1940年法国崩溃前夕,纳西里和图赖斯领导的两派联 合起来。他们有时甘愿充当轴心国的宣传工具,逃避了镇压,因而他们的活动比他 们那些在法属摩洛哥的同志们更有持续性,也更有效力。正如一个美国观察家所写 : 弗朗哥对摩洛哥民族主义的鼓励,初看起来,似乎同西班牙的利益背道而弛。 实际上,民族主义运动如果只以解放西班牙地区为目标,那是没有意义的。民族主 义者希望整个摩洛哥解放,而十分之九的摩洛哥是在法国统治之下。因此弗朗哥尽 可以谨慎地与民族主义者调情以赢得亲摩洛哥和亲阿拉伯的声誉,而让法国去任其 咎。他以偏爱摩尔人,并作出诸如为去麦加朝圣的摩洛哥人提供西班牙客轮舱位等 这样狡猾的事而已为众所周知。他与法国人不同。法国人正在野心勃勃地推行一个 “同化” 其殖民地人民的计划,并因此而与民族主义集团为敌,但是弗朗哥却并不打算 使北非人民成为西班牙人。 第二节 维希的政策 1940年6 月停战后,维希政府获准在法属北非保持的军队以十二万人为最高额。 据说用以驻在摩洛哥的约有五万五千人,阿尔及利亚四万五千人,突尼斯二万人, 生动地反映了一句谚语:“摩洛哥是雄狮,阿尔及利亚是男子,突尼斯是女人”, 使人们对法国民族主义者后来声称突尼斯在那个时期相当不稳的说法不予重视。 由于有了庞大的驻军,维希政府维持治安并无重大困难: 大部分穆斯林居民习惯于专横的统治,不知有其他政体。而且正如我们所知, 由于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身陷囹圄,这些运动已经削弱了。维希政府几个月来忙 于恢复法国本上的工作,无暇兼顾海外事务。但在1940年10月8 日公布的一条法律, 废除了1870年10月24日颁布的“克雷米厄法令”。这一法令将法国公民身分给予全 部土生的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其人数在1940年达十万左右。免受新公布的法律限制 的人,只有阿尔及利亚犹太人中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勇受勋 的人以及由于曾经为国出力而可能由特殊法令规定除外的人;除此以外的其余犹太 人在政治上被降至与穆斯林居民相同的地位。在以后几个月中,维希反犹太的立法, 特别是1941年6 月2 日的立法,适用范围扩及北非,从而使阿尔及利亚犹太人断然 处于比穆斯林更为低下的地位。他们不得在军队、警署、地方行政官署、高级行政 机关或教育机构中任职,即使他们在战争中卓有功绩也不例外。 1942 年5 月,维 希报纸声称,在阿尔及利亚的行政机构中被撤销职务的犹太人达百分之八十二。许 多在公用事业的垄断企业中当职员、技工和普通工人的犹太人被无条件解雇。在各 种自由职业中规定了犹太人充任律师、医生、牙医师、助产士、建筑师和行政官员 的最高限额,对某些军事部门也不予以优先考虑。据维希报纸称,开业犹太律师到 1942年5 月已缩减到原来人数的百分之十六,医生则减至百分之四十八。犹太人除 担任次要工作或从事手工操作外,被禁止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重要商业中参与任何 工作,特别是在银行、财政,粮食贸易、出版(纯粹科学性刊物或确属犹太人宗教 性质的刊物除外)、电影制片或戏剧以及广播等方面。 1941 年11月,犹太人被禁 上置产或受盘企业,他们手中的财产也大部分被没收。最高限额的原则同样适用于 受教育的犹太人。1942年5 月,维希报纸称,受高等教育的犹太学生已减至原有人 数的百分之十七。1942年川月19日的一项法律使公立(初级和中级)学校的犹太学 生比率从百分之十四降至百分之七,被除名的学生不得参加最后一次主要考试。在 突尼斯,法国总督埃斯特瓦海军上将解释说,在实行最高限额时,照顾到了具体情 况,例如在内地,既无法国律师,也无穆斯林律师。在摩洛哥,受到维希政府法律 全部压力的只是一万一千个外来的犹太人,十八万名摩洛哥犹太人仍被准许从事手 工业和小商业;但放债是被禁止的,那些从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居住在城镇中欧洲人 地区的比较富有的犹太人都被赶回到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极差的犹大区去。 与此同时,摩洛哥和突尼斯的总督实行了一项安抚409 穆斯林的政策。阿尔及 利亚极端主义者马萨利·哈吉后来说, 1940 年11月和1941年3 月,当他尚在狱中 的时候,总督向他建议“一项由法国人同穆斯林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政策, 但以他放弃普选和组织阿尔及利亚议会等等要求为条件”。在他第二次加以拒绝后, 军事法庭判处他十六年徒刑;法国人退而求其次,于1941年5 月25日发布命令,任 命四个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知名人士为维希政府全国咨询委员会委员。潜在的不满与 不安情绪是不少的,主要是由于战争造成的经济困难。尽管如此,法国人仍有效地 控制着他们的全部北非领地直至1942—1943年的北非战役。法国安全部门采取戒备, 看来主要是对付轴心国停战委员会在土著中进行的宣传。登陆前在北非极为活跃的 美国政工和情报人员所公布的报告,对土著居民几乎完全漠视。这主要倒不是由于 美国对人种肤色或文化有何歧视,而是因为只要法国人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和民政当 局还健全存在,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九而居于多数的穆斯林同占人口百分之九而 居于少数的法国公民相比,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简直是无足轻重的。充其量,美国人 员在1942年一度考虑过这样的建议:如果法国或西班牙的权力垮台,他们可能会把 流亡在法国其他殖民地的具有号召力的那些摩尔民族主义人物找回来,如领导1921 —1926年期间里弗叛变的穆罕默德·阿卜德·卡里姆,或青年学者穆罕默德·阿拉 勒·法西等人。 第三节 同盟国的政策,1942—1943年 北非登陆后,同盟国(首先是美国)在政治上所全神贯注的工作按优先顺序排 列有以下几项,第一,与一个能够生存的政府达成一项暂时解决办法;第二,对于 “食品、纺织品和其他日用必需品已经荡然无存的”国家,缓和其经济上的困境; 第三,废除维希政府反犹太的法律。同盟国同法国领导人之间达成的解决办法将在 本《概览》其他各卷中加以叙述;经济上的困境则是在1943年这一年中通过进口各 种生活用品着手处理的。艾森豪威尔和英国常驻北非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两人虽 然部保证反犹太的立法应予废除,但当时已任法国驻北非高级专员的吉罗将军及其 顾问们认为必须逐步予以废除,以避免在北非法国武装部队中占百分之七十而居于 多数的穆斯林作出激烈的反应,当时在突尼斯的反轴心国战役尚远未取胜,这些人 在这个问题上易受轴心国广播宣传的影响。根据科德尔。赫尔的说法:“法国的指 挥官们……明确地通知我们的军事和民政代表,他们对阿拉伯人的善意,甚至对他 们的不侵犯,不能承担责任”。1943年3 月14日,在美国和英国常驻使节在场的情 况下,吉罗宣布废除维希政府的歧视性法律,但补充说:“为了消灭一切种族歧视 的同一愿望, 1870 年造成土生穆斯林与土生犹太人之间地位差别的‘克雷米厄法 令’一并予以废除。”这意味着虽然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可以根据与阿尔及利亚穆斯 林同样的条件,个别正式申请法国公民身分,但他们并不自动取得公民权,而“克 雷米厄法令”则曾以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给予公民权。对此,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犹太 人的中央宗411 教法庭庭长爱德华·德罗特希尔德男爵立即“忧伤而愤怒地”提出 抗议。他说:“在非洲出生的法国犹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已经被迫降到远低于法 兰西帝国的阿拉伯人的地位‘”;美国犹太人代表大会和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发表 联合声明,宣称这是“不能容忍的态度”。在阿尔及利亚当地,据说犹太人威胁要 反对重新武装法国军队,直至他们获得满意为止。他们甚至已经着手在土著军队中 进行煽动,以期赢得军人对这个起阻碍作用的策略予以合作。戴高乐主义运动全国 委员会(现在自称为:“战斗法国”)也要求恢复“克雷米厄法令”,不少犹太人 由于维希政府的歧视已经团结在这一运动的旗帜之下。8 月1 日公布了科德尔·赫 尔写给美国犹太劳工委员会主席的一封信,信中赫尔为美国国务院在轴心国军队被 逐出北非前支持吉罗的态度进行了辩护,他补充说: 我们希望并要求早日找到方法使阿尔及利亚犹太人恢复法国公民身分。你当然 知道,这不再是取决于吉罗将军一个人的事情。根据我们所得的情报,这个问题目 下正由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审慎研究中。你可以确信,我们对于这件事所抱的希望, 法国主管当局是完全理解的。 10月21日,该委员会在吉罗将军出外巡回视察时决定,“克雷米厄法令”在法 律上仍属有效,吉罗废除这一法令是有具体条件的,但这些条件后来未曾颁布。 就美国陆军对穆斯林居民的态度而言,《纽约时报》 军事记者的意见可以说是颇具特色的北非的阿拉伯问题被过分强调了。阿拉伯 人生活在一个412 封建社会里,就同他们一千年以前的情况很相似。他们意志消沉, 疾病丛生,赤贫如洗,委靡不振。虽然许多北非的阿拉伯人对我方的宣传无动于衷, 轴心国的宣传也没有能把他们拧成一股统一的力量。 另一方面,从罗斯福和(他派往北非的使节)罗伯特·墨菲以下的一些美国政 界人士都没有忘记民挨自决的理想,它起源于《独立宣言》,通过威尔逊在1918年 所提出的“十四点”,产生了《大西洋宪章》和“四大自由”,而总统自己也率先 想象战争结束后在法属北非的土地上将会出现(由美国给以技术援助)幸福的自治。 美国公使罗伯特·墨菲“轻率表态”,美国宣传机构则广泛散发阿拉伯文传单,其 中刊有《大西洋宪章》全文和对自由有挑动性的消息,这就更不能不促使民族主义 者认为他们的解放就在眼前了。然而,在北非战役时已经无可奈何地开始使自己适 应充当大西洋彼岸那个民主国家的小伙伴这一新角色的英国人,则要沉默得多,因 为1904年英法缔结协约后的一个时期,双方的官方相互尊重、相互容忍对方的殖民 政策。英国的报界,尤其是《泰晤士报》,对于北非民族主义的活动也一向持审慎 态度。 第四节 自由法国与突尼斯 同盟国部队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后不到一星413 期,达尔朗的文告结束 了维希部队的抵抗。根据美国报道,从那时起,“除偶发事件外,穆斯林居民对同 盟国部队始终是友好和忠诚的”。“在整个突尼斯战役中,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 的军事运输系统,从未在任何环节上察觉到可以直接归咎于破坏行为的重大差错。” 相反,在突尼斯,轴心国的迅速到达使同盟国部队占领这个地区推迟了六个月,因 此情况远较复杂。轴心国的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对犹太居民处以二千万法郎的罚款, 并从这项罚款中拨款补助“在同盟国空袭中遭受损失”的人,特别是穆斯林。穆斯 林律师和工程师,包括一个著名的民族主义者马哈茂德·马提里博士在内,被委任 为各专门委员会委员,指导当地与战事直接有关的各部门。轴心国当局释放了被拘 禁在马赛的新宪政党的几个领导人,并在罗马时他们进行训教后于1943年3 月初遣 返突尼斯。几乎与此同时,意大利指挥官迫使埃斯特瓦总督停止付给法国官员超过 同级土著官员薪给的补助津贴,后者对这种做法早就心存不满。由于这般奉承讨好 和穆斯林居民长期以来对法国人的厌恶,穆斯林终于倒向德国人而对同盟国的事业 并不热心。他们之中有的人为这一方或那一方收买,充当间谍和特务,有的甚至脚 踏两头船。 吉罗于5 月12日首次访问了“被解放”的突尼斯并会见了贝伊的土著行政官员。 在场的贾德鲁记载了当时冷冷清清的情景: 这真是一个死气沉沉的仪式,参加仪式的人曾经驯良地为埃斯特瓦效力,看来 他们只是由于一种行政上的自动作用从一个主子转到另一个主子罢了。人们原来希 望在他们的脸上会发现一种出于爱国而欢乐的反映。阿尔及利亚电台于15日广播了 一份官方公报: 414 在就地调查了突尼斯解放后的情况后,吉罗将军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继 续维持贝伊殿下的王位不利于这个国家在摄政时期的国内外安全,而法国作为保护 它的国家,决心确保这种安全。因此,总司令决定废黜殿下。 对被废黜的贝伊穆罕默德·蒙西夫提出的罪状是:他没有积极地响应罗斯福在 同盟国部队登陆时写给他的私人信,信中要求他协同驱逐轴心国部队;相反,他在 轴心国部队抵达突尼斯时表示欢迎,在诸如先知诞辰等法定节日接见轴心国高级代 表并对好几个轴心国军官授勋; 他积极鼓励其臣民志愿参加军事兵工队帮助轴心国家,并遣送数以千计的劳工 去德国;他的侍从中有许多意大利人;他自己还充当反法的宪政党的领导人,等等。 但是,蒙西夫及其拥护者对这些罪状作了如下答复:他不能控制法同军队,他的私 人卫队只有一千人左右,武器陈旧,因此除了以宣布中立来答复罗斯福的信外,别 无他法;他与轴心国周旋一向是为了顺应时势;遣送突尼斯劳工去德国和对轴心国 军官授勋是出于埃斯特瓦的授意;他曾保护犹太居民不受维希歧视性立法之害,等 等。 此外,蒙两夫及其拥护者还指出,确立为法国保护国的条约(1881年巴尔多条 约和1883年马尔萨条约)中并无废黜君主的规定。事实是,在1942年6 月19日蒙西 夫六十一岁时接位之前,王位继承法规定(如同1617年以来在奥斯曼帝国中的情况 那样)王位由王室中最年长的男子而不是由前王的长子继承,因此以前的统治者都 是一些年长的、安分守己的、有名无实的人,他们没有干扰过掌握实权的法国总督。 相反,蒙西夫早就伙同宪政党要求把实际主权归还给一个突尼斯立宪政府,并于1942 年8 月2 日向埃斯特瓦提出了修改保护领地条款的书面要求,嘱转达贝当元帅。在 这一书面要求中,他援引了415 《大西洋宪章》和英国同意印度于战后完全独立的 诺言。 据报道,埃斯特瓦绝对拒绝这些要求,并建议贝伊退位。 对此,据说蒙西夫答称,他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在这个国家里法国军队是不 受欢迎的。据说十个星期后,法国总督在开斋节以官方身分向蒙西夫祝贺时,强烈 暗示法国作为保护突尼斯的强国所拥有的权利,而蒙西夫则抓住机会公开要求突尼 斯立即实行自治。他利用轴心国部队的登陆以及随后总督权力的削弱,在1943年1 月任命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政府。在这个政府中,两个宪政党的领导人同突尼斯大企 业的代表们和大资产阶级平起平坐地显露头角。这些重申突尼斯主权的企图才是他 开罪于法国人的基本原因。他于1948年9 月1 日死于流放期间。在此前后的报刊文 章指出,许多法国人那时已经感到废黜他是不公正的,而且铸成了大错;也很有意 思的是,吉罗在他的备忘录中对这件事不置一词。其后,法国人严惩了被判决或被 怀疑曾与轴心国合作的穆斯林;许多新宪政党人遭到取缔。对这个保护领地“法国 毫不掩饰地确立其统治”,使突尼斯政府中一向由法国人充当秘书长的这一职位改 由法国中央政府直接委派,在这之前,委派秘书长表面上还算有些行使突尼斯主权 的气息。 将近1943年底时,严峻的军事管制有所放松。新总督马斯特将军宣布了一个内 容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方案。他严肃地保证他本人将“采取一项使突尼斯社会名 流进入政府的政策”。其后,他采取措施,立即执行1937年6 月通过的一项突尼斯 人和法国人担任公职一视同仁的法令;设立一个新的突尼斯社会事务部,由突尼斯 人担任领导;通过法令重新建立突尼斯战前的地区组织,同时恢复在突尼斯战役后 为了有利于实行更为专制和集权的统治而废除的由选举产生的地区参议会;改革大 参议会,使法国人和突尼斯人两个组成部分以后各占五十三个席位,并扩大咨询范 围,不再象以前那样只限于经济和金融方面的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放松新闻检查 ;为突尼斯设置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市参议会,法、突参议员各占半数,作为摄政时 期各地参议会的典范。 为了使这些改革具有巩固的基础,在穆斯林教育领域中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在进行教育改革的同时,对发展一项“农民”政策作417 了尝试,官方文件中把它解释为“政府权力机关和私人积极性集中力量为发展社会 效用而发挥农民的劳动和土地资源最高效力的专业计划和各项立法、行政、财政措 施的总和”——这就是在突尼斯的政策,特别适用于“那些计划中关于农民所占有 并耕种的土地的那个部分”。因此,突尼斯在1944年2 月成立了“农会”,并草拟 了行动方案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问题是如何为突尼斯将近三百万的人口获得粮食,这个人口数字比1881年法国 人占领时的估计数字要高一倍 多,在过去的十年中每年还以百分之二点五的比率在增长着。在未来的岁月里, 工业和采矿的重要性看来没有希望会大大地增加,因为这个国家的磷矿不可能与摩 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含磷量高得多的磷矿竞争,而且由于缺乏水力和煤炭,工业发 展一直受到障碍。只有在这个国家的北半部地区每年平均雨量才超过十二英寸,但 这里的一半土地却为三千个法国和意大利的移住民所有。为此缘故,虽然农业计划 ……规定在突尼斯北方兴修水利的某些大计划……但主要考虑的是……占全国面积 四分之三的中部和南方的草原地区,那里主要的是游牧人民计一百五十万左右…… 〔而且〕还在迅速增加。……这些地区的行政当局主要的努力……除了弄清楚土地 制度外,看来是针对……(1 )发展“农民中心”……部分根据受到灌溉的耕作, 部分则如同早先的许多罗马居民点那样,根据橄榄树的种植……;(2 )为创设其 他“农民中心”作好准备,其中有一些是属于游牧性质的;(3 )改进并增加深井 ……;(4 )发展小型水利工程,这项工作看来平凡但却十分重要。…… 不幸的是,这项工作的推进无可避免地受到了1943—1947年期间连续五年旱灾 的影响,它给整个草原造成了灾难和贫困,尤其是由于萨赫勒〔从苏萨到斯法克斯 南而的沿海肥沃大平原〕也受到了影响,因而使这个地区丧失了雇佣季节工的一切 可能。在战前,突尼期的粮食平均产量达六百万公担。在1943—1947年期间约为三 百万公担,在情况最糟的1945年,产量竟低至一百四十八万三千公担,要不是从法 国大量进口,苦难还会大得多。 毫无疑问,这种苦难加深了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不管怎样对马斯特将军的 改革总是不会满意的。 被拘禁在法国后来被德国人开释的新宪政党领导人哈比卜·阿布·拉基巴于1943 年4 月已回到突尼斯。由于没有证据足以证实拉基巴曾与轴心国有牵连,他没有受 到法国“解放”当局的折磨,但仍处于一种软禁状态,不准离开突尼斯市。于是, 在阿拉伯联盟即将成立时,他化装逃离突尼斯去开罗。接他衣钵的是他的副手萨利 赫·伊本·优素福。优素福表示他的党不满于马斯特将军的行政改革,因为他所希 望的是产生立法议会来控制突尼斯的内阁。突尼斯的民族主义者毕竟是认真看待《 大西洋宪章》的,何况最近还看到了法国同意让他们的叙利亚和黎巴嫩“阿拉伯弟 兄们”自治。在突尼斯市,至少有二万人于欧洲胜利日跟在宪政党领导人后面列队 游行而没有出什么不幸的事故。但在其后几个星期中,由于毗邻的阿尔及利亚君士 坦丁省发生严重叛乱的消息传来,在这里引起了一些骚劝,有些欧洲移住民还扬言 突尼断正在酝酿于6 月2 日起来响应起义。当局采取了戒备措施,“给移住民分发 枪枝,出动了一些坦克,从而维持了正常秩序”。总督府发言人宣称政府打算继续 执行经济和社会计划,并准许给予较大程度的地方自治,但仍须受法国总督及其秘 书长的控制。他们希望宗主国法国紧密团结,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重振法国作为 世界强国的威望。 第五节 自由法国与阿尔及利亚 同盟国部队的到达不久就激发了具有政治觉悟的少数穆斯林的壮志。他们现在 的主要发言人法哈特·阿巴斯生于1889年,其父因服务有功曾由法国人授给军官军 衔和荣誉军团勋章。法哈特在阿尔及尔大学毕业后开设了一家药铺,他本人则同当 时主张全体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应取得法国公民身分的那些人一起从事政治活动。战 争爆发时,他曾在一个战斗部队自愿充当助理药剂师,但在停战后回家,感到自己 蒙受了耻辱,因为在业务上同419 他资格相等的法国人都获得了军衔而他却没有; 他回到家乡后,维希政府的总督又不把阿尔及利亚金融委员会的席位给他,而(他 认为)战前他曾被选为金融界代表,有资格得到一个席位。于是,在同盟国部队登 陆六星期后,他向美国、英国和法国当局提出了一封“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代表的信”, 由于美英两方未予接受,他把信件的内容略加修正后于1942年12月22日送交阿尔及 利亚政府秘书处。它由一些穆斯林的主要政治人物署名,援引“四大自由”和《大 西洋宪章》,明白表示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意向是只有在他们选举产生的代表举行 会议确定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之后,才参加共同斗争。 法哈特显然不仅得到罗伯特·墨菲的鼓励,而且也得到法国在阿尔及尔的穆斯 林事务处处长的鼓励,于是他在1943年2 月10日提出了一份由穆斯林居民推选出来 的二十二个代表签名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宣言》。这一宣言详细控诉了法国过去 “使这个国家整个从属于欧洲”的政策后,要求准予制订一部阿尔及利亚宪法,以保 证: 1.所有居民不分种族、宗教,享有自由和绝对平等; 2.大规模地进行土地改革以遏止“封建”的土地占有权,并确认广大农村无产 者享受合理生活的权利; 3.承认阿拉伯语与法语相同,都作为官方语言; 4204.言论自由与集会权利; 5.男女儿童都享受义务教育; 6.宗教自由,并对所有宗教实行政教分离; 7.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立即实际地参加政府工作,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和在押的人, 不论属何党派。 法哈特·阿巴斯应政府之请,提出具体建议。他草拟了一个改革方案,由这个 国家的最高代议机关金融界代表会议的穆斯林成员于5 月26日递呈法国当局。方案 的签署者虽然同意在战争结束后举行公民投票之前推迟成立阿尔及利亚国,但在方 案内提出了下列迫切需要的改革: 1.把现在的总督政府改为阿尔及利亚政府,穆斯林和法国人的部长人数相等; 2.在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和咨询机关中适用人数相等的原则; 3.准许穆斯林担任一切公职,废除一切歧视性的法律和条例; 4.招募新兵和军饷完全平等;准许穆斯林充任各级军官,穆斯林各团恢复使用 阿尔及利亚旗帜; 5.教育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 这些文件的好些签署者受到欧洲人批评,被称为曾与轴心国或维希政府有牵连, 但《阿尔及利亚人民宣言》却在穆斯林世界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仍使这个国家大伤 脑筋的各种经济困难为煽动生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当贾德鲁总督于9 月23日在金 融界代表会议主持开幕时,包括法哈特,阿巴斯在内的穆斯林成员干脆不出席。对 此,贾德鲁立即作出反应,他下令撤销穆斯林成员的代表职务,并象他在记者招待 会上解释的那样,以“煽动人民反抗,企图干扰公共机关正常工作,破坏战时公共 秩序”为由,拘禁了他们的主席和法哈特·阿巴斯;而一些重要的法国人士更把这 两个罪犯描绘为“图谋私利的阴谋家”。 然而贾德鲁于10月16日宣布,由于穆斯林成员们作了适当的道歉,撒销他们职 务的命令业已收回。11月份,由于黎巴嫩爆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贾德鲁到那里去 力图为法国挽回局面。回来后,他下令“出于对穆斯林居民的友好精神”,开释了 那两个被拘禁的领导人。 戴高乐在君士坦丁发表了一个预示性的声明后两天,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于12 月14日宣布它决定给予穆斯林的优秀分子法国公民身分而不须履行放弃穆斯林法律 规定的个人身分这一现行的使人懊恼的条件。在现行条件下,在大约七百万现存阿 尔及利亚穆斯林中,到1936年只有七千八百十七人取得了法国公民身分。这一拟议 的改革在原则上恢复了“维奥莱特计划”。这个计划在战前由于法国移住民和由他 们选出的代表们的坚决反对而夭折。为了研究有关改革的细节,经指派高级法国官 员和人数相等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成立一个委员会,非穆斯林成员中包括在阿尔及 利亚和法国本土的法同人。贾德鲁提供这个委员会参考的条款含蓄地表示,他知道 早就应该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条款内容如下: 1.确定可以取得法国公民身分的“优秀分子”的范围; 2 、增加穆斯林在咨询议会的代表名额并扩大他们的参政权; 3.容许穆斯林担任更多的行政职务; 4.在穆斯林城乡居民中广泛扩展学校教育和技术训练: 5.在穆斯林地区有效地改组公共卫生和医疗工作;6.使尽可能多的穆斯林农村 家庭定居在无人占用的或可以用适当方法改善的土地上; 7.改进牧民生活条件并繁殖家畜; 422 8.创办能够吸收大量穆斯林工人的新工业;9.扩大城乡穆斯林熟练工人队 伍; 10. 发展信用贷款和农业合作计划以支援穆斯林农民; 11. 发展城乡住房; 12. 对穆斯林工人实行欧洲工人在阿尔及利亚享受的社会法规; 13. 规定穆斯林农业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和工资率。 民族解放委员会在1944年3 月7 日通过了一项法令,首先是宣布取消穆斯林与 非穆斯林之间的一切差别。这一法令把选举权扩大到曾任特定公职,或曾由法国人 授予特定勋章,或具有特定教育资历的穆斯林成年男子,把他们列在非穆斯林的同 一选举名单上。缺乏上述资格的穆斯林成年男子的选举权以后由国民制宪议会决定, 但同时他们将列入选举人团,享有选举阿尔及利亚省议会和市议会五分之二代表名 额之权,但在穆斯林居民比例低于五分之二的那些市区则属例外,其名额将相应减 少。该法令提出了长远规划,为目前居住条件恶劣的五十万穆斯林居民重行解决住 房问题;为五万户农民在主要是国家所有的二百万英亩土地上重新落户作出安排; 将穆斯林在学儿童人数扩大四倍,甚至六借;发展工业,等等。 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它终究不过是“那个倒霉的维奥莱特计划修修 补补的翻版,而且为时已晚。……那些在七年前原来会加以赞赏的人现在的反应却 是漠不关心,或者满腹狐疑。”巴黎的北非人民组织委员会主席指出,根据这项法 令,阿尔及利亚仍然是宗主国法国的一部分,它的命运决定于法国的议会;有完全 选举权、可以参加选举法国议会中阿尔及利亚议员的穆斯林仍只有六万人,而有选 举权的欧洲人却至少有四十万人,因此他们获得充分代表名额的机会是不人的。他 主张,在地方议会中,一百五十万穆斯林选民至少应有与欧洲人等额的代表(不是 现在的五分之二),因为欧洲人比423 他们少得多。法哈特·阿巴斯曾在他的《宣 言》中指出,现在大家已很清楚,对穆斯林多数来说,以前想要同化他们成为法国 公民的目的是“达不到的”; 1944 年3 月15日,即在法令颁布后八天,他同他的 朋友们创立了“宣言和自由之友”党。他同长期以来反抗法国同化政策的穆斯林圣 职人员社团“乌拉马”以及被软禁在阿尔及尔以南一百二十英里一个小镇的极端分 子马萨利·哈吉建立了联系。 1945 年1 月,他们各自的民族主义力量暂时联合在 一起,法哈特·阿巴斯成为要求阿尔及利亚自治“统一战线”的临时领导人,但他 们仍同意给予占少数的欧洲人在议会和内阁中占有一半席位。2 月初,在许多城镇 秘密地张贴了有下列内容的传单,号召新近获得选举全权的穆斯林起来抵制即将举 行的市议会选举: 穆斯林弟兄们! 你们的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殖民化已经在物质上、精神上组织起来, 要毁灭我们。由于法国殖民主义的罪过,阿尔及利亚人民一直不能登上现代文明的 阶梯;自从阿尔及利亚沦为殖民地以来,阿拉伯语已经失去了它的地位;伊斯兰教 一直受到侮辱,现在正由同政府意向相反的极大努力使它获得新生。 人们对我们和我们的财产的尊重,只有在阿尔及利亚民族的范围内建立一个以 阿尔及利亚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完全排除任何外国主权的自由政府之后才能得到保 证。 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你们一些最优秀的弟兄已经在地车中死去,有的在监 狱和集中营中遭受折磨,有的则正在用合法的或者主要是秘密的手段进行着坚强不 屈的斗争。…… 选票计数在全世界人民的眼中将是一个极其明显的证据,说明阿尔及利亚人民 要求自由、独立地生活。因此,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弟兄们,切勿忘记你们对解放自 己的人民所负的崇高使命。你们决不能让已经捐躯的人、正在遭受折磨的人和正在 进行斗争的人白白牺牲,否则你们将对你们的人民和真主犯罪,并且迟早要对他们 作出回答。人民的正义和寓于万物之中的正义是不朽的,也是无情的。 战争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随着1940年法国威望遭到的灾难性打击而来的是 美国式民主概念的传入),移住民的冥顽不灵,毫不让步,以及阿拉们联盟作为一 个政治实体振奋人心地出现,三者相结合,唤起了那些虽占少数而有政治觉悟半受 教育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自治要求。但是这个进步人士的圈子很小,它只不过是 冰山露出在水面上的尖端,在远处阳光的照耀下看来不会伤害什么人,而在这下面 的贫穷、无知的漆黑深渊里却虎视眈眈地潜伏着不为人所见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城乡 土著无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条件是可悲的:因为,法国移住民虽然为这个国家增加 了大量财富,却把其中的较大部分留给了自己;土著生产者没有从欧洲人的榜样中 学到什么东西;土著农民的耕地大部分是贫瘠的土地;他们的总产量纵或有所增加, 也不够抵销穆斯林人口的迅速自然增加,而在过去一百年中至少已经增加了两倍的 穆斯林人口,现在还在以年增十三万人的速度继续增加着。在以谷物为土著居民的 基本粮食而以前的生产与需求大体上还能平衡的一个国家里, 1944 年的收成只有 正常需求量的百分之四十。这是因为战时缺少肥料、机油和农业机械,部分也由于 一些土地所有者不愿种植谷物而宁可种植利润较高的饲料作物。这个国家在1944— 1945年的冬季经历了自1856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粮食供应的前景是黯淡的。 官方规定的每日二百五十克(九盎司) 的微薄粮食配给,能够履行配给的日子倒是例外(部分是因为黑市粮价暴涨而 诱使地方上许多穆斯林官员舞弊所致),而在许多地区,土著居民每日的粮食配给 减少到一百三十克至一百五十克(五盎司)。“人们在路上到处可以见到衣衫槛楼、 面容憔悴的人。……整村整村的居民在泥土中挖掘苦涩的但还可以充饥的野菜根, 这些菜根虽无营养,但煮熟后至少还可以使人苟延残喘。” 在君士坦丁省产麦高地,同移住民的大庄园为邻的421 是贫瘠窳劣的山岗农田 和人数众多、没有土地的农村无产阶级。法哈特·阿巴斯就是在这个地区的塞蒂夫 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 1945 年4 月24日,这个省有六个法国参议员写信给该省的 行政长官莱斯特拉德- 卡博内尔,措辞不自然地交织着殖民统治的少数人所特有的 自满情绪和外来者的恐惧心理。他们告诉他说,一年以来在阿尔及利亚农村的法裔 移住民的不安情绪在不断增长。那些通过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前辈的努力在北非取得 了经济上的成就、为法国人的才华增光的人,早已看到他们周围的不友好的迹象正 在发展。这些迹象看来如出一辙并为来自远方的指示所遥控。在政府当局采取有利 于土著居民的一般措施的同时,不友好突然转变为富有集体憎恨的敌意。在迄今平 静无事的那些地方,人们也情绪激昂。在这个领地里,到处发生用恶言谩骂、挑衅、 侮辱、有时甚至是恫吓的事件,即使对法国的妇孺,也不放过。 不管在哪里,那些昨天还没有恶意,乐于同移住民、官员和商人共事的人,现 在已经变得傲慢不逊,并且无视法国的权利,宣称要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实现完全 独立,这是1943年2 月《阿尔及尔市代表宣言》的目标。那些以前无保留地站在我 们一边的土著已经改变态度。他们不敢再对我们表示同情,怕遭到他们的教友摒弃, 做牺牲品。 不安全现象到处有增无已。传称财产受到袭击,供应村庄用水的管道被破坏, 孤立的法国人的生命遭到公开威胁。在城镇里,尽管官方禁止游行,街上的示威者 公开高呼:阿尔及利亚是阿拉伯人的。…… 所有这些事实,是令人不安的迹象,有可能明天就会大规模地发生危害孤居在 阿尔及利亚农村的法国人生命的事件,因为在农村里私贩军人的勾当几乎已经公开 地进行了三年之久了。当我们考虑到阿尔及利亚现在正处在多年未有的大饥荒的前 夕,而这种形势可能引起一次突然而普遍的戏剧性事件,其灾难性的后果是不堪设 想的,看来很清楚,即使对那些最不关心的人来说,迫在眉睫的祸患决不是光说几 句要谨慎小心或者呼吁人们控制情感的话,就会被驱走,只有采取具有严厉警告作 尉的措施才有可能避免有害于公共秩序和法国尊严的突然袭击。…… 签名人……以选举他们为君士坦丁省参议员的人们的名义迫切要求你作我们的 代言人,吁请政府当局立即采取示威性措施。这些措施无须是挑衅性的,但只有采 取这些措施才能在地中海以南的一些法属领地恢复秩序和信心。 这些措施是在这个国家的当局被授予的职权范围之内的。农村代表们认为即使 由于那些丧失了现实感同时也丧失了感谢之心的鼓动者们所作夸大宣传,目前的形 势已经危险地恶化,但当机立断地确定十分明确的措施还是可以达到期望的目的的。 实际上,早在4 月初,法国当局已经对尚在软禁之中的马萨利·哈吉同法哈特 ·阿巴斯和“乌拉马”的代表们保持接触感到担心,因此把他放逐到赤道非洲去, 并逮捕了他的一些主要的拥护者。民族主义者对外公开了这件事,随后在“五一” 节的示威游行显然是要求把他开释,虽然在塞蒂夫,有五千个穆斯林游行时没有受 到警察的袭击或干涉。在“宣言之友”地方组织的倡议下,塞蒂夫的穆斯林决定不 参加5 月8 日欧洲胜利日那天下午官方安排的庆祝会,而自行在当天早晨组织游行。 地方副长官准许了这次游行,条件是参加者不得使用民族主义的旗帜和标语。可是 在集合起来的六千至八千人的穆斯林游行队伍中, 以童子军为前导,抬着巨大的同盟国和阿拉伯旗帜而嘲弄地举着一面九英寸见 方的法国旗。他们还掮着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阿尔及利亚是我们的”、“释放 马萨利”,等等。示威者中有许多人还带着木棍和军刀。当游行队伍经过市中心时, 警察局长为了执行命令要夺取那些煽动性的横幅,挤进了游行队伍的前列。 据内政部长说,那时是谁开的第一枪,后来无法证明:有人说是警察,也有人 说是示威者开枪后警察还击。总之,接着是一场混战。警察和宪兵迫使示威者退至 市场。但示威者在那里又立即如潮水般地涌回城里,高呼“圣战!”其中一些更为 大胆的人在街上奔跑时,见到欧洲人就刀刺棍打:据官方发表的数字,那天早晨在 塞蒂夫有二十二个法国人毙命。当天下午在塞蒂夫以东一百二十英里的427 格勒马, 民族主义示威者和警察之间也发生了一场较小的冲突。在这次冲突中,示威者死一 人,伤六人,警察伤五人。这些事件发生后,据说几乎全是“宣言之友”地方组织 的通讯员分头骑马、步行或乘出租汽车去四周村落传布有关塞蒂夫和格勒马出事的 消息,甚至宣称在阿尔及尔已经成立了阿拉伯政府。这就引起了群众对市政厅、邮 局、税务局和警察局等法国地方行政机构进行系统的袭击。欧洲人遭到袭击、杀害、 强奸,他们的住房被洗劫,有时被纵火焚毁。一群群土著从远处的营地和群山中蜂 拥而来。他们在开始劫掠前有时还设置路障,并割断电话线。受波及的地区的一百 万穆斯林中,据信有五万人参加了动乱。据官方最后估计,欧洲人死一百零三人, 重伤约五百人。从较小的居民点或孤立的农场到较大的中心来避难的欧洲人对这次 动乱的范围有时言过其实,给人以夸大的印象。这些欧洲人由当局加以组织,参加 临时民兵,协助警察和宪兵恢复地方秩序,但内政部长后来“并不排除发生非法执 行死刑、个人或集体报复等的可能性”。在警察和宪兵的力量显然不足以恢复秩序 的布日伊、塞蒂夫、格勒马和波尼等郡,行政长官受命把职权移交给当地部队司令 官。后经官方宣布,那时动用了陆军一万名,轰炸了四十四个土著居民村,三艘巡 洋舰炮击了沿海山区,以阻止土著起来暴动。据民政当局统计,穆斯林死亡人数 “未超过一千五百人”,被捕的有二千四百人,包括“宣言之友”(法哈特·阿巴 斯本人也在内)和马萨利肋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全部主要成员。法国官方消息对镇 压暴动采取了怎样的手段略而不详,然而不仅那些切望清洗前维希官员和大庄园主 的共产党议员就这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那些更为负责和客观的法国人方面的批评 也指出: 这次镇压太过分了。军事当局在塞蒂夫周围纵容塞内加尔和外国军团肆意屠杀 抢劫。军队挺进后,接着高原一带就是一片熊熊火光。在季杰利附近一带,原先并 无变故,那里的穆斯林居民也平静无事,而另一些塞内加尔军队却在当局纵容之下 恣意杀人放火。〔欧洲〕居民因身受危险而感到愤怒。在塞蒂夫,只要见到不佩带 臂章的穆斯林〔这种臂章是由当局发给他们所信任的人的〕就横加杀戮。在格勒马, 青年被枪杀的达数百人。在季杰利,武装民兵和士兵在君士坦丁行政长官赞赏下公 然劫掠穆斯林区。 据非官方的外国人和穆斯林估计,穆斯林死亡人数在七千至四万之间。人们有 理由相信较低的那个数字比法国官方发表的死亡一千五百人或许更接近事实。 总督委派的调查委员会终于报告说,这次暴动的近因是当时民族主义者普遍认 为旧金山会议将宣布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及阿拉伯联盟的成立所激起的热烈情绪。而 法国的威望低落、由于装备较好的外国军队到来而造成的印象以及粮食的严重缺乏, 也都是重要的助因。至于法国官方在发生暴动后遽即对它的“希特勒式”的鼓动所 作的种种说法都是感情用事和本能的,没有证据可以说明他们言之有理。相反,到 7月份,内政部长已认为民429族主义领导人当时的意图只不过要“检验一下他们的 力量,展示一下他们的游行队伍,对他们的成员作一估价,加强他们的纪律性,巩 固他们的行动能力,并在法国当局,或许特别是在同盟国政府面前,强调他们的重 要性”。 一个在暴动爆发后立即到达阿尔及利亚而又被法国政府匆级召回的调查团发言 人在议会里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并补充说,在地方当局不去干涉民族主义者游行队 伍的那些地方,他们仍然是平静的。因此,看来正是那天早晨警察与示威者之间在 塞蒂夫发生的那场混战为种族之间的仇恨和嫉妒、疑忌和恐惧“点燃了火药包,爆 发定时炸弹”,而当时欧洲各国人民正在以宽慰和感谢的心情庆祝他们从六年的战 争恐怖中抬起头来。 法国对这次暴动的镇压虽然被那些可怕的行动弄糟了,但至少阻止了原来可能 发生的甚至更为广泛、更为血腥的叛乱。英国的读者们会想起, 1919 年戴尔准将 在旁遮普的阿姆利则采取的类似的严厉镇压措施。虽然他后来由于越权而受到了纪 律处分,但“许多评论家断言〔他〕制止了当时极为严重和危险的形势不致向远为 恶劣的方向发展,而他所造成的伤亡较之由于混乱的局面可能蔓延而必然带来的灾 难是微不足道的”。只有顽固的和平主义者或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才会否认在那 样的局面下使用暴力有时是有道理的(而那些人中罕有在经受考验时会言行一致的)。 而况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使用暴力到何种程度算是正当,不过是事后猜测而已,因 为在当时、很难估计如果减少使用暴力,后果会怎样。历史学家将仔细研究的倒是 采取这种“警察手段”的动机和时间。如果只是为了支撑一个己将完蛋的政治秩序 或社会秩序,从长远来看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另一方面,暴力的民族革命和社会 革命非常可能造成恐怖,对人类的长远利益有无好处也大有问题。因此,后世可能 会认为一个统治当局镇压叛乱是正当的,即使这个当局本身的过分保守的政策也许 就是导致叛乱的一个助因。然而民族自决的种子一旦在人民中间牢固地扎根后,也 许只有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才能制止它成长,而这样规模的镇压将违反二十世纪西方 文明的道德观,并且就统治当局的物质力量和精神负担来说,也会造成过度的压力。 因此,我们可以作出结论: 1945 年5 月阿尔及利亚的暴动虽然多半是由于法国过 去种种违法的或不违法的罪恶所造成,但这次暴动发动了如此惊人的破坏力和非人 的力量,以致法国人只能迅速对之进行镇压而没有别的抉择。有理由予以批评的是 :法国人使用了塞内加尔和外国军团,而这些人在法国人的纵容下素有残暴之名; 法国国民的士气在1870—1871年、 1914 —1918年,尤其在1940年遭到了一系列打 击,从而滋生了过度的复仇心;占少数的殖民地统治阶级处于被夺去了财产并受剥 削的土著“无产阶级”的包围中,双方易于相互憎恨,而当憎恨达到顶点时,就转 而成为种族猜忌,对此现象,自由派人士的斗争显然并无效果。在本书以后的一卷 中,我们将看到战后法国历届政府怎样力图医治阿尔及利亚政体内的这个痼疾,因 为法国政府再也不能置之不理或躲躲闪闪了。 第六节 自由法国与摩洛哥 现在还得了解一下摩洛哥到战事结束为止的事态发展。在战前,那里的政治骚 动远不如在阿尔及利亚或突尼斯那样势头大,因为阿拉伯语、伊斯兰教的神法以及 苏丹政府的实际权力过去从来不曾远越西北低地及其非斯、梅克内斯和拉巴特等城 市。另一方面,在阿特拉斯高地,那些残存的、实际上独立的部族酋长说的是柏柏 尔方言,这种方言没有化为文字,更谈不上作为传布经义和伟大文献的媒介。这些 酋长只是在名义上承认苏丹的权力,而仍旧依据伊斯兰教产生前他们祖先的习俗统 治各部族。法国人从来没有考虑到要使柏柏尔人阿拉伯化。 相反,法国人看到了一个机会,只要在军事上征服阿特拉斯高地,他们就可以 在这个“富有生产力的白种野蛮民族的没有打开的宝库”中移植法国的语言和充分 的法国文化,这些人已经证明他们自己是优良的战士。这一政策已经在阿尔及利亚 某些地区使用柏柏尔语的卡比利亚农民中取得一些成就。在摩洛哥。 1930 年公布 的柏柏尔法432 令使柏柏尔的不成文民法合法化而与伊斯兰教的神法并立,并使刑 事犯受法国刑法的制裁。这就“立刻在使用阿拉伯语的非斯市的为数尚少而毫无经 验的知识分子…… 几百个大、中学生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法民族主义“。我们已经看到,战前法国 人在镇压这个初发的运动时采取了他们一贯的严厉手段。与此同时, 1936 年人民 战线政府所委派的诺盖总督”用他的权贵政治胜利地获得了摩洛哥贵族的拥护,这 种权贵政治就是支持和加强势力较大的帕夏和卡伊德原已被利奥泰的一些继任者所 削弱的权力。“不幸的是,一位法国权威人士接着说。 正在逼近的全球冲突使摩洛哥作为一个国家而发展的先决条件的两大改革不得 不推迟,这两大改革就是在文化上、政治上教育人民并组织一个现代化政府。…… 〔1940年法国战败后〕,为了要维持一个良好的相互谅解的气氛,诺盖将军不 惜一切代价放松了法国历来对摩洛哥王室的严厉监督。……因此,苏丹政府立即又 恢复了过去三十年有条理的统治所要设法根除的那些旧习惯。在接着产生的那个政 权下,人们得再度用丰富的礼物来表示对权威的尊敬。统治部族的权力被用来勒索 不正当和过分的贡品。与此向时,统治家族对自己的朋友优惠有加,对敌人则恣意 报复。 这位权威人士在别处还说,卡伊德们从配给品的黑市交易中获得“巨大的利润”, 因为这些物品往往是委托他们管理和分配的。 苏丹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五世在1927年继承王位时,年方十六岁。法国人 撇开他的两个兄长而选中他,因为他的性格似乎很驯良。1943年1 月22日,在卡433 萨布兰卡会议期间,他被邀请与罗斯福一同就餐,那时他才三十岁出头。当时胸怀 宽大的罗斯福来到北非,乐观地设想在这些古老而荒芜的地方通过开发计划进行建 设。他很快地断定,诺盖并无他那种热情。因此(据当时伴随他的父亲而比他父亲 更加厌恶外国帝国主义的埃利奥特所说)他对这位年轻的苏丹给以希望:摩洛哥在 战后可能在美国的帮助下获得主权,美国的企业界也可能会愿意开发这个国家的天 然资源,为它训练技术人员,条件要比那些素有自私自利之名的法国和英国金融界 的辛迪加优惠有利。6 月间,这位苏丹到美军第五军司令官马克,克拉克中将的司 令部去作了为期两天的访问。在那里他观看了美国和法国部队的演习,并接受了艾 森豪威尔将军赠送的礼物——一辆美制七座小轿车。据说在这几个月中,苏丹政府 的代表们向美英两国当局要求结束法国的保护关系,因为它不符合《大西洋宪章》 精神,但是没有得到鼓励可以在战时抱有这种希望;看来那时法国人正在力图减少 抱有过度热忱的美国人与摩洛哥知识分子之间的接触,并力图使美国人相信后者同 轴心国有勾搭。 在这些情况下,那些由于美国人的到来而抱有过分希望的为数不多的民族主义 者因美国人并不准备迫使法国人放松控制而幻想破灭。另一方面,近东国家于1943 年末迫使法国作出让步的事实促使他们考虑采取直接行动可以得到些什么——当然 是指通过谈判,因为他们对法国人的严厉镇压是深有体会的。他们由于个性不同, 曾于1937年分裂成为两派,现在重新建立联系,并在一个拉巴特的年轻校长艾哈迈 德·巴拉弗拉杰的指导下成立了统一的独立党,这位校长同马萨利·哈吉一样从泛 阿拉伯主义过去的一位大师埃米尔沙基卜·阿尔斯兰那里得到了鼓舞。巴拉弗拉杰 为了逃避法国人1937年的镇压,离开过摩洛哥,在流亡期间曾在德国呆过,后来诺 盖准许他在1943年间回来,因为他那时似乎已经愿意同法国当局合作。1944年1 月 11日,五十七个主要的民族主义者向皮奥总督(他在1943年6 月接替诺盖)、苏丹、 美国和英国的领事以及军事当局提出了一份由他们签署的宣言,其内容如下: 1.这个保护领地是在异常情况下使用武力强加于摩洛哥民族的政体。这个国家 在1907—1934年期间对法国军事占领进行武装反抗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2.在实施1912年的保护领地条约中,正是这个应该尊重这一条约的国家违反了 条约的条文和精神。实际上,从那时起,摩洛哥的主权已不存在。 3.条约的执行被用作偏袒欧洲人的利益并推迟或阻碍摩洛哥人民进步的手段。 4.同盟国的历次宣言,尤其是《大西洋宪章》,确认了民族自决权,其次,摩 洛哥军队出现在整个西线使摩洛哥有权为自己获得一个较为美好的未来。 鉴于上述一切理由,独立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要求: (1 )在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陛下领导下的摩洛哥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 整。 (2 )成立一个“民主政体,具有类似东方穆斯林国家所采取的那种政府形式,保 障摩洛哥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权利并确定它们各自的义务”。 苏丹及其内阁于1 月13日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同独立党领导人进行协商。这些 领导人在18日由巴拉弗拉杰签署的信中说明,虽然他们认为坚持恢复穆斯林的完全 主权是必要的,这在“经济发展和进步程度不如我们”的那些国家里已经做到了, 但是摩尔人为了组织行政、经济和国防,倾向于同法国的专家们和著名人士进行合 作。摩尔人并不抹煞这一事实:法国人和外国人在这个国家里有合法利益,这种利 益必须加以保护。……我们也并不要求摩洛哥立即建立一个类似西方大国那样的政 体。我们所要求的不过是…… 一个能够不断发展并在国家各个领域中具有活动能力的政体。 一位法国权威人士后来以也许是过分戏剧性的笔调,把宣言描绘成为一个在非 斯策划了……一个多月时间(其间穿插了几次在王宫的秘密召见)……大胆而又极 其隐蔽……的阴谋。……1 月11日……北方各城市的墙上到处出现标语,街头充满 着异常兴奋的气氛,被阴谋活动的头头们动员起来的城镇居民每天都在期待着彻底 的、奇迹般的胜利。……阿尔及尔临时政府的坚定立场直截了当地提醒摩洛哥,它 是一个保护领地,从而恢复了宁静。这时,继人们怀抱的奢望而来的是一种惊惶失 措的心情,尤其是那时苏丹本人意识到他所负的条约义务,不承认那些自称得到过 他的支持的人。清醒过来的城镇居民于是再度静静地各安生业,而在占全国面积十 分之九的摩洛哥农村,人们对这些事情本来是模模糊糊的,这时也知道了危机的发 生和结束。 法国的新闻检查官禁止报纸或电台对宣言作任何报道,与此同时,军方保安当 局则在追查这次事件的组织者。 4361 月28日,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外交委员同 苏丹会谈:苏丹内阁的司法大臣和教育部的穆斯林高级官员奉命辞职,因为他们被 认为曾对青年民族主义者给以鼓励;次日,保安当局“并无足够证据”就逮捕了巴 拉弗拉杰和其他十四个民族主义者,其中三人曾在宣言上签名,这事立即成了开展 反法示威运动的信号。在拉巴特,配备装甲车的正规军奉召去镇压数达二千人以上 的穆斯林群众,这些穆斯林主要是用石头扔死了三个法国人,伤了十二人,他们自 己也死了七人;在萨累,死了一个警察和九个示威者;在非斯,示威群众用石块袭 击塞内加尔军队,这些军队立即还击,杀死了至少三十人,为了恢复秩序,还截断 这个土著城镇用水供应达数日之久;在卡萨布兰卡,法国人展示了坦克和重炮的巨 大威力,使局势比较平静。许多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后来被捕拘禁,数以千计的次要 人物受到了严厉的审讯。这些示威运动意味深长的是,“以前的民族主义者只不过 是居民中或多或少孤立的一小群行为反常的人”,但现在的青年“知识分子”、保 守的伊斯兰教神学家和手艺人行会等,由于受到了战时黑市和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苦 难,都已经同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向外国统治者抗议,他们认为这些外国统治者是 造成他们各种苦难的罪魁祸首。甚至连法国人在阿兹鲁(非斯南五十英里)设立的 柏柏尔学院的学生也同他们那些讲阿拉伯语的同志们团结在一起举行罢课。 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外交委员1 月28日同苏丹的换文中说:“法国注意到它谋 取进步所作的努力由于战事437 而放慢了速度,现在必须在陛下的同意下……重新 有力地在行政和经济、社会两方面重新迅速进行改革。”法国总督在听取了四个委 员会的意见后,在10月份得到了苏丹对下列拟议的改革的正式同意: 1.司法:设置穆斯林地方法官,逐渐接管目前由作为苏丹政府行政人员的帕夏 和卡伊德所行使的司法权。这只适用于民事和商业案件,不影响法国权力机关在刑 法上的权限。 2.行政:苏丹政府的穆斯林文职人员今后应享有在这个政府中法国文职人员相 等的干部地位,同级同酬。 3.教育:建议今后十年中在学校系统增加一万名学龄儿童入学。学生可以选择 完全法国式的教育以便升人公立中等学校和大学,或者选择“更为传统的法—阿课 程”。 4.土地:为了保护自耕农,建议确立不得侵夺最低额家庭占用土地的条例,类 似基钦纳在1912年所采取的埃及土地丈量法,但主要侧重点应放在利用法国技术知 识和摩洛哥劳动力相结合的机械化集体农业的发展。 1945年6 月5 日颁布的一项法令批准设立一批类似苏维埃集体农庄的模范集体 农场,其中有五个各占土地五百公顷(一点九十三平方英里)的农场列入1945年计 划,还有十个列入1946年计划。在摩洛哥,部族占有的集体土地约为二万平方英里 (五百万公顷),“其中耕地面积仅约十分之一,此外至少还有十分之一的土地极 易犁成耕地而无损于有关部族的畜牧业”。这一事实为这些促进农民利益的计划提 供了现实基础。但法国有地位的报纸在宣布这些计划时所用的热情奔放的语调,却 是象不久以后人们对那个注定要倒霉的英属东非种植花生计划所抱的那种乐观希望 的前奏。 这一经济、社会和行政改革的计划当然不能视为政治上移交的序曲,而是为了保 持法国统治权的一种手段,使之更易为广大人民所接受,从而防止民族主义理论的 传布。 1944 年12月22日,总督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必须留神观察这个民 族主义运动,但也要给以同情。 我们对摩洛哥民族主义者的公正批评是,他们操之过急,尤其是因为他们在他 们的同胞前面走得太远了。在我们设立的学院里读过书的摩洛哥人同在阿特拉斯高 地的柏柏尔人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因此,我们必须要求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信任法 国,而我们自己也须对他们加以遏制,使他们不致走向极端。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宣言给了摩洛哥民族主义者这样一个印象:盎格鲁撒克 逊人会积极努力使摩洛哥获得完全独立。实际上,英国和美国已经表明,他们对这 个439 保护领地唯一关心的是这里应该维持良好的秩序。摩洛哥当局因此确信“独 立”这个词必须从人们的心里和嘴里去掉。 青年民族主义者的反应是以备忘录形式提出了他们对拟议的改革毫无建设性的 批评。同时,他们继续进行地下宣传运动,迫使法国人不得不“多少改变一下我们 以前确实已经是过分仁慈的态度”。诚然,在1944年1 月动乱中被判处徒刑的那些 人中已经有三百八十七人在7 月份开释,但穆斯林的政治性集会再度被禁止,而且 只有直属政治处或得到政治处鼓励的一些阿拉伯语报纸才能获准发行;从1938年起, 穆斯林一直被禁止成立工会,因为它们无疑会成为政治活动中心。尽管如此, 1944 年冬到1945年春在中东成立的阿拉伯联盟对摩洛哥民族主义者是一个鼓励,他们在 开罗的代表是一小批流亡者,组成“保卫委员会”;他们津淳有味地收听英国广播 公司和得土安电台的阿拉伯语广播,内容是有关那些已经取得主权国地位的或者正 在向这个目标迈进的阿拉伯国家的消息。1945年2 月和3 月,当年青的苏丹在访问 摩洛哥南部的马拉喀什时,民族主义者借此举行示威运动表示拥护。据报道,他对 这些运动表示同情的关心。3 月19日,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穆罕默德·亚齐迪 向总督和美英两国的领事馆提出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给予“摩洛哥直接参加即将召 开的各种国际会议的权利”。 因此,虽然使摩洛哥在政治上的统一一直受到阻碍的种族、语言、阶级和宗派 的分歧仍旧是一个强大的离心力量;但是民族团结的观念已经开始增长,而且(尽 管人民对许多以苏丹的名义协助治理这个国家的摩洛哥人的自私自利常常提出批评) 也已开始在年青的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五世这个人身上找到了效忠的中心。 正在为其自己的人民从失败、占领、清洗、报复等乌烟瘴气的气氛中求得解脱 而进行着斗争的法国政府,战后还要凭借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改革以及通过教育来继 续努力博得摩洛哥人民群众的效忠,而法国政府在当地的工作人员这时却继续对这 个还在青春期的民族主义运动交替使用残暴的镇压和不足以置信的妥协两种手法。 但在1945年,情况已很明显:只要马格里布对自治的期望(他们所处的阶段比埃及、 伊拉克、印度要晚二十年,比近东国家晚十年,而英—埃苏丹当时已后来居上)继 续受到中东泛阿拉伯中心的鼓励,只要法国以前由于移住民和行政人员不妥协而推 迟了的改革和让步还总是“太少太迟”,那么将来政治上的紧张局势必然有增无已。 一个敏锐的法国观察家说过,战争已经大大地强化了一个强有力的基本因素: 东方对现代(即西方)文明已失去信心,缅怀自己昔日的伟大而自我陶醉,力 图在种族团结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西方人道主义准则的基础上重组古老的帝国。法国 在摩洛哥遭到的困难或许只是在东西方之间的斗争中的一个插曲,在这种斗争中, 归根到底,精神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远远大于物质力量和权力角逐。 蒙塔涅:“东西方之间的摩洛哥”,《外交》季刊,1948年1 月,第26卷,第 372 页。然而,目光不甚远大的法国人已有迹象表示由于美国国民在北非政治和贸 易方面的活动,准备让美国扮演无执照营业者的角色,如同他们已让英国在近东扮 演的角色那样。在摩洛哥,特别使法国人恼火的是,美国在几个大国中独自保持着 法国在建立其保护领地之前就获得的治外法权;参阅安德烈·德洛巴代尔:“美国 在摩洛哥的司法地位”,《当代经济》(André de Laubadère:“Le Status juridique des Américains auMaroc ”,Economie Contemporaine), 1949年10—11月,第 27—29页;塔亚尔:《摩洛哥民族主义》,第151 —152 页;让·巴尔当纳:《清 真寺荫影下的雷达》( Jean Bardanne: Le Radar àl ‘ombre de larn mosqu ée ),巴黎,西博内, 1947 年版,第187 —194 页;萨拉森:《阿尔及利亚危 机》,第16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