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费迪南德·福煦元帅
法国人开始检查法军在普法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时,他们的军事分析家不是从缺
乏全面准备的现实中去寻找,反而认为敌方为进行侵略而采取的战术是他们失败的
主要原因。在下一次战争中,即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土耳其人采取了防
守的形式,结果被打败了。根据这些情况,分析家们不去探讨造成失败的许多因素,
反而得出结论说,他们对1870年普法战争的分析是正确的。这是全然不顾历史事实
的。实际上,俄土战争的主要战术教训是步兵借战壕进行防御的能力很强,想要消
灭这种战壕工事,就得付出极大的代价。
如果进攻主义的代表者还有什么疑问的话,那么,到了1880年,在《战斗的研
究》一书发行以后,一切疑团都应该烟消云散了。《战斗的研究》很快就成了经典
著作。该书以新发现的杜皮克上校的备忘录和札记等文件编辑而成。杜皮克上校是
法国的一位步兵军官,在普法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月内,他就负伤而死。简单地说,
他的理论认为,在战斗中能否成功,是一个精神问题。如果进攻者的精神状态比防
守者的精神状态要好,那么,进攻者就能取胜。通过下面的摘录,可以更为清楚地
了解他的理论。
“在战斗中,不仅是两支物质力量相冲突,更重要的是两支精神力量相冲突。
强者征服弱者。胜利者要比失败者损失更多的人员……只要他有决心前进,有精神
上的优势,虽然进行毁灭性打击的威力相等,甚或比对方较差,他也能赢得胜利。
精神作用产生恐惧,而要实现征服,就要使恐惧变为恐怖……精神的动力存在于刺
激你消除敌人的观念之中。……实施机动性运动,是一种威胁,谁显得威胁性大,
谁就能赢。”《战斗的研究》,1914年第7 版,第121-123 页。
在杜皮克的书中,确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古代战争的
评论。但是,他这个人是完全受感情支配的。他既没能注意到秩序对于防御者所能
产生的鼓舞作用,也没能看到秩序混乱会使进攻者士气低落的情况。他完全忽视了
战壕工事对精神产生的效果。在工事后面,人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来犯之敌进
行射击。不过,法国的进攻学派却从他那里得到了鼓舞。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
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者,就是贾迪南德·福煦中校(1851—1929)。
1904年,福煦被任命为国防学院的教授,不久之后,又成为这所学院的院长。
他给学生们授课的讲义被编成为两本书出版了:一本叫《战争指导》,另一本叫《
战争原理》。这两本书成了法国陆军的《新约》全书。
福煦是一个有才干的军人,作为法国元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可算是少
数几个杰出的军队首脑之一。但是,他作茧自缚,陷落在自己提出的理论中难以自
拔。他认为,只有“拼命的攻击”才是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而对理论的自身矛盾
却视而不见。《战争原理》一书以下的引文,都是选自希莱尔·贝洛克的英译本
(1918年版)。 出版较晚,但比较重要。在这本书的第一章中,福煦颂扬了拿破
仑的战争实践和克劳塞维茨宣传的绝对战争理论(第24一25页)。关于这一点,没
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但是他对战争具有的其他形式,却抱着很深的偏见。这些情况,
可以从他对于由法国皇帝所推翻的战争的“古代方法”的无理贬低中察觉出来。他
显然轻视有限战争,而且还严厉地批评了萨克斯元帅的下述论点。萨克斯说:“我
不赞成进行会战,特别是在战争初期。我深信,一个聪明的将军可以使他的一生都
从事战争,但不是出于被迫。”(第28页)福煦曾把这些法从原文中割裂出来,加
以指责,不管是出于某种企图,还是由于疏忽,但却是误传了萨克斯原有的实际意
义。参见本书的第一章,萨克斯元帅关于这一点的陈述。
他在嘲弄完全和他的理论不相符的战争方法时,曾经试图作出证明,指出任何
火器的进步最终都能增强进攻的力量。他还补充说,“数学的证明是说明真象的最
简单的方法。”如果要显示一个有理性的人如何完全地被不合理的理论所缠绕,那
么,这种方法还是值得引录的:
假设:你用2 个营的兵力对付1 个营
那么也就是用2000人去对付1000人
步枪一分钟发射一颗子弹
1000个防御者就将发射出1000颗
同样的步枪,2000名攻击者就将射出2000颗
结果,进攻者就赢了1000颗
再假设:步枪每分钟发射10颗子弹
1000名防御者在一分钟内就发射10,000 颗
2000名进攻者就能发射20,000 颗
结果,进攻者就多了10,000 颗
“可见,由于火器改进的结果,使发射的物质优势很快地提高,这对进攻者有
利。这种优势增长多快,进攻者战胜防御者的精神优势也随之增加”。(第32页)
这是数学的胡言乱语,从中举出一例便可证明。因为1000名防御者是保持伏卧
状态的,他们所构成的目标,只是二千名实施进攻的攻击者的八分之一;这样;攻
击者的命中率就应该减去八分之七;结果,攻击者将多受七千五百颗子弹,而并非
他们多占一万颗子弹的利益。
如果说,杜皮克比克劳塞维茨还克劳塞维茨,那么,福煦也就比杜皮克更杜皮
克。福煦曾引用约瑟夫·梅斯蒂约瑟夫·梅斯蒂(1754-1821 年)是法国的外交家,
引文选自他的《圣·彼得斯堡的晚会》。的话说:“一场失败的会战是一场一个人
自以为已经失败的会战,”“因为一场会战是不可能在物质方面失败的,”所以,
它只是精神上的失败。换句话说,一场会战的胜利,也只能是在精神方面获胜。我
们扩充这样一句名言:“一个胜利的会战;也就是一个人不肯承认自己被打败的会
战。”(第286 页)如果说,在战斗中双方都以木棍为武器,那么,上述思想也许
多少还有一点真实意义。但是,在现在的战斗中,双方都装备着枪炮,再有这种思
想,简直已是愚蠢之极,因为不管攻击者的精神多么坚强,这种精神并没有避弹的
功效。
福煦让他的学生注意进攻的重要性是对的。但是,他应该记住,他正在教育的,
是法国军队中未来的领导者和参谋军官。他要是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为一种宗教狂热,
那就是最不幸的错误。
福煦对于进攻的强调有些夸张,但他对战争原因的分析(第35—39页),还是
比较透澈,而且,这些看法还是在本世纪初期提出来的。
冯·戴尔·高尔兹认为,“近代战争已经成为一种国家的生意经。”福煦接受
了这种思想,他力图证明,战争的起源是商业化的。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他提出了
以下例证。
德国人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获得胜利以后,不仅保障了他们自己在欧
洲的统治地位,而且也为他们的工商业奠定了一个基础。同时,他们还从法国那里
获得了关于关税和贸易的“最惠国待遇”。这样也就充分证明:在今天,一个国家
的附富,大体上都是从邻国抽吸出来的……德国在1870年的胜利,已经使每个德国
人都发了财,每个德国人都分享了利润。在工商业中,在宪法中,以及在胜利中,
每个德国人都直接受益。这也就是现在所谓的“人民的战争”的意义。
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日本人根据在下关所签订的和平条约,虽然只获得有
限的领土租借地,但是,它所得到的利益却是非常巨大的。威海卫和鸭绿江口的大
炮为商业船队铺好了道路,首先向东方,然后向西方,出口日本产的货物。那些货
物是不太可能在欧洲生产的。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虽然规模小,但却是“近代战争的一个真正的模型。”
这是因为,今天的战争已成为整个国家所从事的商业行为。它与每个人的关系比以
往的战争更为直接,所以更容易激起人们的感情。
福煦指出:“更进一步的证明是:美西战争和我们自己与英国进行的有关法绍
达之争。我们所寻求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生产过剩的工业体系的商业出路。这是需
要经常地发生竞争的。于是又怎么样呢?通过武力去打开新的市场。”
“证券交易所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势力。它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有能力发动军
队去进行战争。’(冯·毛奇语)谁来对布尔战争负责呢?当然不是英国女王,而
是伦敦的商人。”
“这些就是近代战争的起源。它的精神,是要你从此以后到战争的极限中去寻
找战争的目标。因为失败的一方在他还没有彻底丧失抵抗工具之前,是不会认输的,
所以,你的目标就是要毁灭那些抵抗工具……也许可以说,战争的这种特点在十九
世纪初就已经具有了,但是直到世纪末时,这个特点才变得更加显著:那就是战争
真正成了民族的战争,数量的战争,暴力和快速的战争。”
什么样的战争是数量战争和暴力战争?福煦的答案是:拿破仑式的战争。这样,
就使“战争完全回到了必须用武力来寻求决定的理论,现在,没有人能提供其他什
么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不要谴责拿破仑的会战比古人缺少文明,它们是唯一有效
的手段。这一理论还希望找到同样的行动的根源,以再现这样的会战。”(第42页)
这一理论还认为,双方都是“为了一种思想,一个原则(例如改变关税)而拿
起武器:不管结果如何,它都应是一种可以实现的政策。”而且,双方还将“以武
力来支持各自的政治和经济理论。”敌人“只有丧失了防御能力,才会放弃他们的
那些理论;只有当他没有能力再战时,才会承认被打败了。也就是说,只有当他的
部队在物质和精神上都遭到毁坏以后,他才会认输。所以,近代战争要考虑毁灭对
方军队的理由,进行会战,就是以武力打倒敌人。”
这样作又有什么要求呢?要“寻觅敌人的军队,即对方的权力中心,并击败和
摧毁他们。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要选定方向和采取战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有
最迅速和最安全的方法。这就是近代战争的整个精神状态。”(第42页)
基于以上所述,福煦认为:“在战争中唯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战术的结果……
没有会战,也就不会有胜利,而只能是一无所有……战略的目的是要确保战术的结
果,就是要用战斗来夺得胜利。”(第43页)而且,“我们根据历史进行推断所得
综合结论只有三点:即准备,集中和冲击。”(第44页)
福煦曾解释了他所说的“准备”意味着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必须防备敌人,
并大大地超过敌人。作了这种解释之后,他又谈到了战术的行动。
他自问道:“战术行动包括一些什么呢?”接着便答道:”只有一种对付敌人
的手段,那就是击败他,从而战胜他”。所以,“打击”的观念包含着两个词:
“集中和冲击”。“在近代战争中,集中包括了这个国家所有的物质和精神力量。
这对于战术行动也是如此……我们的力量,即使不是全体,也要有绝大部分保留为
一种进行打击的集中兵力。”(第45页)
至于冲击,他认为,“在战场上的战术将是运动的战术。进攻战斗或者防御战
斗的最后一句话应该是这样的:在运动中的部队就是进行攻击……它的目标是要达
到最强大的打击,而作为其先决条件的战略,就是要把一切可以动用的部队都集中
在打击点上……这是运动支配战略。我们是否要坐以等待这种打击呢?当然不能这
样。如果我们不寻找它,它就根本不可能发生,或者在不利的条件下发生,这样,
我们就不能摧毁对方的力量。然而,在战争中打击敌人,瓦解其力量,是达到我们
的目的的唯一手段……这是支配这种理论法则的第一条。这一法则适用于任何军队。
对于这一法则,可以用军事公式作如下表示:在一切过错中,只有一点是卑劣的,
那就是无行动。”(第45页)
在《战争原理》一书的结论中(第341 —349 页),福煦还探讨了“决定性进
攻”问题。所谓“决定性进攻”,就是要集中大规模的兵力去打击敌人。这中间有
着取胜之由,因为“数量众多就暗示着精神优势对我们有利,”而且能“在敌人的
阵营中引起惊慌,使他的自信心崩溃。”
猛烈的炮击一打响,战斗就开始了;事先的准备大概要大半天时间;同时,步
兵已集合起来。行动的时刻到了。“为了迫使敌人撤退,我们必须向他进攻;为了
占领阵地,步兵开始了大规模的行动。他们直对着目标前进。当他们越来越接近目
标时,他们的步伐也成比例地加速。”当这一大批人来到和敌人还有六百到八百码
远的距离时,火力射击达到了最大的限度。接着,福煦又写道:
“我们本身大概会受到什么样的火力攻击呢?考虑这一点现在已成为次要的问
题;部队正在运动之中,而且一定能够达到其目的,此外,要减小敌人火力的效果,
只有一个手段,那就是他们本身要展开更猛烈的火力进攻……另一种方法,就是快
速前进。在弹幕的掩护之下,前进,快速地前进。同时要尽量增加越来越多的兵力,
并使他们在作战中表现良好。这是一个基本的公式。队形的采取和战术的应用,都
是以此为根据的。”
尔后,援兵前进,“推动第一线继续向前”,最后,预备队赶上来,给进攻力
量增加“最后的冲击力。”于是,冲锋号响了。在一片烟雾中,突然出现了骑兵队。
“他们向负隅顽抗的敌人进攻,或者是冲击企图攻击我步兵的敌人骑兵,要不就是
冲击敌人正在上来的预备队。”如果没有骑兵的出现,那将又是一次葛底斯堡战役。
我们在回顾福煦的“拼命攻势”时,可以感到,这是彻头彻尾的克劳塞维茨思
想。他不是一个沉思的战争学者,而是一位沉醉于暴力的“克劳塞维茨”。我们还
可以看到,他是一位在战术上发了狂的“拿破仑”,但拿破仑的会战是以他那个时
代的武器为基础的,武器决定了战术,可是福煦却忽视了这些。他是在渐渐地和完
全地模仿着拿破仑,而又很少有自己的变化,也不考虑弹仓式步枪和速射炮的特性,
好象它们就是耶拿和弗里德兰战场上的滑膛枪和火炮。更糟糕的是,他的“拼命攻
势”思想,以及他的会战至上论,后来竟成了法国陆军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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