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月亮是银色的、金色的,怎么会有绿色的呢? 我的长篇小说为什么题名《绿月亮》?有的朋友问我。 有人还提出,你既然把小说的背景放在“文革”时期,为什么不着重写几个造 反派”的头面人物,而要饱墨浓笔去描绘三个已摒弃在政治中心之外的社会渣滓-- 色狼、小偷、杀人犯? 我的小说不是写“文革”过程,而是写活动于“文革”中的人,生活是复杂纷 呈的,一个大时代的动乱是由各种人物构成,虽然有主有次,但作家却是从他的最 佳视角来选择人物、故事。 我亲身经历了“文革”的十年动乱,但我最熟悉的还是那些由高墙围着的监 狱。当时,我受“四人帮”爪牙的迫害,没有判刑,却在五个监狱中关押了七年。 一个作家有各种融入生活的方式,有的可以在生养他的土地上从容品味人生, 有的由于职业的方便能细致了解工人、农民、战士,但是,有几个作家能一身黑色 囚服,在监狱中脚镣手铐地一蹲七年呢? 初进监狱我是既紧张又悲观,也不断思索,世事怎么这样不公?我这一生就这 样完了?但从“四人帮”的爪牙对我一再严刑逼供却无法给我判刑,惧怕监狱中有 人同情我,多次把我转移关押,使我省悟“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至理,从 而能逐渐调整心态,力求泰然处之,时间长了还设法弄来文学书籍阅读,并偷偷写 完了长篇小说《断肠革》的初稿。 文学真是充满了魅力,当我重又贴近它时,忘记了自己仍身处苦海,而是睁大 眼睛去捕捉生活、用心观察各种犯罪人物,了解他们熟悉他们。 “文革”时,监狱虽然被高墙围着,但并不能隔断与那混乱社会的悄然联系, 首先是那些正直的监狱管理人员在“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中,被作为“走资派”打 倒了,代之的多是目无法纪又缺乏管理水平的“造反派”,这很使那些不愿老实服 刑的刁顽犯人高兴,正是他们给了有隙可乘的机会,在他们看来,不该红的红了, 不该绿的月亮也会变绿,于是越狱的事一再发生…… 当时我这个“政治犯”在监狱里的处境比那些刑事犯还不如。那些被一一捉回 来的越狱犯对我也从不避讳,还向我津津乐道越狱后的各种奇闻趣事,使我大长见 识。原来这些罪犯的心态极其复杂,如果没有“文革”,这些沉渣也不会迅速浮起 吧?也更加强了我对他们的了解。 1979年初我的冤案平反后,回到了创作岗位,那时候,“伤痕文学”正风行, 以我的生活积累,本可多写些这类题材,但我却写得少,不愿贸然开启这座生活的 库门。我认为,生活经历对写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能否透彻地剖析准确地描 述,上升为艺术品。我似乎是有一大罐上好原料的酒,酿成尚待时日。那些年,我 一边写作读书,一边苦苦思索铺排组织构思,直到1984年才开始动笔,前后费时五 年,四易其稿。 我写得颇顺手,那些人物事件我太熟悉了;也改得辛苦,要使一部作品能吸引 人,怎敢一挥而就! 人物和小说的结构都曾长久使我苦恼。小说是写处境特殊个性复杂的人,不能 脸谱化。近几年小说的结构也成了某些以大师自居的人的嘲弄对象,有的人就说: “有人说长篇小说是结构的艺术,我总怀疑说这句话的人并没写出好的长篇小 说。”我却对结构不敢忽视。多年的创作实践,深感小说的结构实际是考验作家对 生活的筛选能力,孙犁先生就说过:“创作长篇小说,感到最困难的,是结构问 题。”他还说,“长篇小说的结构,并非出现于作者的凭空幻想之中,而是现实生 活在作者头脑中的反映,是经过作者思考后,所采取的表现现实生活的组织手 段。”孙犁先生都不轻视长篇小说的结构,足见那些自以为可以天马行空信笔涂抹 的人的浅陋狂妄! 《绿月亮》先后在多家刊物连载后,得到了许多热心读者和评论家的肯定。多 年屈辱苦难和辛勤劳作写成的书,终于得到了认可,我颇高兴,我是1975年秋出狱 的,待我把这部《绿月亮》改定出版,时间却已过去近20年。 岁月何其匆促,人生又何其短暂,也深感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成多么不容易,这 其间积聚着多少难言的悲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