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美心态 我出生于1964年,70年代末思想解放的年代我开始学会关注世界,80年代我在上海 念大学,那个时候讨论的空气十分浓厚,任何一种价值都可以得到认同。很难想象许多 和我一样有着自由思想特征的中国青年——不会对美国产生浓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上的 根深蒂固是真实的,它不一定以十分狂热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深沉的、持久的、甚 至是温馨的状态,左右着我们认识现实的尺度,影响着我们的追求。 我记得1987年的夏天,我在山东同一位志同道合的大学室友在困难的日子里煎熬, 我们俩都是文学青年,同样都被生活否定得很厉害。我们守着一台效果极差的破旧黑白 电视机,百无聊赖地换频道,突然发现一家电视台正在播放美国故事片《农家女》。从 今天的眼光看,它何其的浅俗、虚伪,甚至有一种蓄意欺骗的恶意。但那个时候,在晦 暗的环境当中,一部美国旧片给我们带来的欣喜是何等的强烈!我记得我的朋友喜形于 色之中说:“要讲寻根的话,我们的根全在美国——看到美国片真亲切!”于是乎我们 -起大笑起来,这件事曾经触发了我的许多回忆,我在想:从这句听起来相当不知天高 地厚的话中,包含着多少真切的触摸和感受!试想:一个生长于东方大国的孩子,即使 是在他的青春期前后,他都是年复一年地过着单调的生活。他没有其它的办法,没有野 营,没有愉食禁果的机会(也欠缺这方面的教育),他已经到了青春期还在看连环画、 并且从权威新闻机构那里得到国际局势方面的讯息,因此他显得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比较 “早熟”。他几乎从懂事时起便经常听到一个西方大国的名字,这个西方大国的名字就 叫“美国”,小人书上坦克炮塔上标记为“U·S·A”;它的兵很怕死,每人都备有一份 《投降书》,因为这样,我们觉得美国兵比日本鬼子更具人性的温馨;它最早登上月球, 并且最早拥有原子弹和氢弹,它的特务使用无声手枪;它很厉害,但似乎并不残酷,它 的国家意志也不像东方国家那样明显,它不是特别的迫害工人农民(像蒋帮),也不搞 上层的无情清洗(像苏修),是一个有喜剧色彩的活跃的国家。——即使是在全中国都 在愤怒地反美时,我们也不难通过各种类似的印象对美国产生一种——怎么说呢?…… 一种隐约的好感。我相信一整代的中国孩子都有同样的真实心迹。 就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所表述过的那样: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使我们那 一代的孩子处在战争冲动之中。尼克松访华很容易使我们在“帝”、“修”之间一边倒。 有一天上课,我的老师很神秘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和苏联打起来,美国也要帮我们 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激动,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特别恨美国(虽然知道 中美之间打过朝鲜战争,但美国后来的理智平和的签字使我们宽容了它)。而对苏联, 则是完全不可原谅:其一,苏联的统治集团是一群暗藏在斯大林身边的叛徒(苏联人很 坏,从《列宁在19l8》中发现:列宁身边的叛徒居然如此穷凶极恶!);其二,我们认 定:从老沙皇到新沙皇。总是亡我之心不死的,从海兰泡大屠杀到珍宝岛事件,都说明 我们同这个邪恶的社会帝国主义断没有朋友可做;其三,苏联人卑鄙,从克格勃到把好 端端的人送进精神病院,这些手段都让我们看不起。我们对这个北邻的由叛徒和克格勃 统治的国家充满了憎恶和警惕。……这个时候我们学唱了一首歌,是朱逢博演唱的,名 叫《红杉树》。 在那美丽的西湖边,有一棵红杉树。 越过重洋,来自彼岸,滋润着友谊雨露。 红杉树,红杉树,你带了美国人民的友谊,你生长在东方美丽的国土。 啊一愿你茁壮成长,挺拔的红杉树! 这首歌激起了我的感动,许多老人也禁不住念叨起美国大鼻子当年的好处。尽管政 府公告中一再强调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但我及同龄人的信念是:中美必须结盟。十 几岁的我开始对国际政治忧心如焚。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在国际上处于攻 势,并且对世界上的各种革命力量及左派力量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毛泽东就曾为此不安, 他曾对基辛格说:我是喜欢右派的,右派比左派好。他不喜欢勃兰特,因此他投了反动 的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一票。——回想起那个时期。我的感情同伟人何其的共鸣!我用 极右的眼光看待世界上的事情。除了朴正熙、阮文绍和蒋介石外,我认定世界一切政治 势力的领袖,只要他亲美,他必定是清醒而英明的;相反,智利的阿连德是个政治侏儒, 诗人聂鲁达是可耻的克格勃特务,几内亚的塞方·杜尔不可救药,埃及的纳赛尔可悲可 叹,我尤其痛恨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夫人(这个女人不但亲苏,而且反华),更让我感 到惊心动魄的是:我自信中国拥有巨大威望的非洲,也出现了反华的喧嚣,埃塞俄比亚 革命之后,其政府机关报《非洲号角》出现了攻击中国的言论。第三世界的每一次政变 都使我疑惑:是不是苏联搞的?南也门的教训足以便人感到社会帝国主义的阴险:鲁巴 伊总统的特使飞到北也门,面呈北也门总统加什米,当特使打开包时,炸弹爆炸了,加 什米当场丧命。几乎全体的阿技伯国家同南也门断绝了外交关系。几天后,米格飞机轰 炸南也门总统府,亲华而友善的鲁巴伊总统被政变部队绑在椅子上用炸弹炸死。一箭双 雕,两个国家落人了苏联的势力范围,狼子野心何其毒也!…七十年代末是苏联社会帝 国主义在全球高唱凯歌的时代,我以巨大的同情及善意看着美国的失败,我还以厌恶的 心情看待一切的反美歇斯底里——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些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表现。 少年的我心底的恐惧通过一部戏剧传达出来了,看起来中国人人心相通。那部戏剧的名 字好像叫《丛林战鼓》什么的,70年代末在北京上演,讲的是黑非洲某国解放阵线的参 谋长,无意当中获取了一份苏联意欲在非洲扩张的计划,在他不顾漂亮的苏联女间谍千 方百计的阻挠而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他被暗杀了。我相信所有的中国观众都和我一样的 扼腕叹息:要是记者招待会能如期发布就好了。我以无比的痛心看着第三世界:苦难的 人们,你们都干些什么呀?签定友好条约、接受苏古教官、占领美国使馆、杀害美国志 愿人员……孰敌孰友,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就不明白呢? 毫无疑问,柬埔寨及阿富汗事件加深了我对美国的信赖。 我鼓掌,和美国人、中国人一起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我欢呼,罗马尼亚人和中国人毅然参加洛杉机奥运会。 这一切切的触摸自然成为大学时代我全身心感受美国的基石。二十几岁的教授、英 俊的总统、热烈的选举、高超的电影、从海明威到菲茨杰拉德等等……大国的冲击是不 可估量的,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部分——主要是精神生活,细想起来,无一不和美国有 关。插一句: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渐渐进入美国体内的时候,没有办法深思熟虑,这 一点我不愿多做宏议。 当时有一点事实不容否定,绝大多数学生是以美国的价值观决定自己的价值观的 (这一点今天也很昭显:比如海湾战争)。因为美国的悲也好喜也好对人类都有特别强 烈的代表意义,“挑战者”坠毁的典型悲剧使我们隐入痛楚和昏迷。我极端崇拜里根, 我的辅导员对我说:“里根很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之一。”那一年,里 根到了上海,天哪,真让我们倾倒。他参加一家电视机厂,突然,他摆脱随从,走到工 作台上,礼貌地向女工提出请求,然后熟练地帮助她操练电镀板,我猜那位女工一定会 想:“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当时我们同室室友的心情就是:恨不得让这样一个 人来领导我们,“永恒之女神,领导我们走”。 八十年代全国处在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深化时期,一切过去的价值都在重新估量:从 民主政治观到大学学制,从商品经济到恋爱观,呼啦啦一下子,只有美国、美国,还是 美国,能给有着自由特征的学生们,以惊喜的观照。我此时想做一点正论:美国太强大 了,而复苏的中国机体上还有一些瘦弱,而且美国文化教了我比较直捷简单对待事物的 方式,比起中国长辈们教我们的要实惠痛快得多。开朗和自信心的表现。恰是羔羊般的 我们所需要的。以上是其一。其二:我们的国家媒体,大多数国际新闻从美国哥伦比亚 广播公司和老妈妈英国广播公司购得,这就决定了我们接受世界事务必须受一种限制; 而且何况又是:历史和现实决定了我们应该去学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也注定了 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是新闻头版的内容。我的意思不是说客观导致了我们的错误 (或者叫价值上的迷茫),我认为一个人应该用深厚的态度看待历史:对于自己的闪光 面与阴暗面都应如此。不能轻率他说:“啊,我要同昨天告别。”昨天你怎么能够“告 别”得了?!因为它都是你的一部分。我要讲一件事情,说明即使是我最陷进“美国情 绪”的时候,我还是有所感悟——或者叫忏悔吧。 好像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八六年的样子。住在我上铺的是上海市的学联主席, 浙江上虞人,姓吕。我们特别喜欢讨论中东问题,那时候以色列把巴解组织赶出了黎巴 嫩。这件事无论是战略战术上都具有传奇色彩,倾向谁,不倾向谁,前面我已经说过了, 我肯定有着自己一贯的尺度。有一天,老吕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有一个巴勒斯坦全国 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要来上海,我们学校有几个名额,他已经为我安排了一个名额。不过 老吕告诫我:一定不能冒失,所有的问题应该由巴勒斯坦学生先谈。包括他们巴解的内 部派别斗争也不能问。我答应了,尽管我心里有看法,但我是个学生,我应该守纪律, 尤其是在国际交往方面的。 且不说我们和他们交流了什么。我事后有一种启发,我们自以为是“信念”的东西 在第一手材料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我们原本的最基本最朴素的东西到哪里去了?我 突然发现我们平素的似乎很“上进”的东西其实是很势利的。一个失去了家园的民族, 在为自己的基本权力战斗着。而在中国某大学的一处沙龙里,一群太平犬却在奢谈着 “以色列的英雄”和山姆大叔的“世界责任”。虚假的精神繁荣使我们失掉了真诚,我 们貌似闯将,肆无忌惮地否定着官方的价值,以可鄙的态度看待弱小民族的斗争,以毫 不掩饰的势利态度欢呼美国,难道这就是成熟?这就是证明我们这一代人有出息的表现? 我悄悄地为自己一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