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堂老人说到汉奸贰臣 作者:三苟子 知堂老人(周作人先生)是我喜欢的一位作家和智者。抗战时落水附逆,头上 多了一顶汉奸的帽子。四九年后渐至淹没无闻,直到近几年才被重新提起。有一段 时间,他古拙晦涩的抄书似的小品文,居然走俏坊间,成为书摊上的一个卖点。他 的文字似乎很难合乎大多数人的口味。即便随便的一篇短文,也常要引用诸多古奥 的旧籍加以佐证;遣词造句,也别具一幅老辣生涩的面孔,不虞竟能爬上流行书榜 而畅销之。此老泉下有知,当亦感叹世道的变幻莫测吧。想当初,从日本游学归来, 他和胞兄鲁迅意气风发,激扬文字,联手攻城拔寨,向旧营垒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 漂亮打击,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两竿大旗。后来兄弟失和,鲁迅“落得个作家的头 衔”,在沙漠似的古国荷戟彷徨;而知堂老人则撤出战斗的壕堑,复归于宁静的书 斋“嘉孺子而哀妇人”,沉醉在古人浩如烟海的野史笔记中,作智者的思索。 上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把他的两首打油诗,题为《五秩自寿诗》在《人间世 》创刊号上发表,以为“寄沉痛于幽闲”。一时群公相和,连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 生也寄来和诗凑热闹,在那时的文坛掀起了不小的风波,造成当下所谓“轰动效应”, 惹得当时的左翼青年群起而攻之。大意是说日军强占东北,亡我之心日彰。而作为 新文化运动巨石重镇的周作人,不站在时代的前列,居然有闲情躲在苦雨斋里喝茶, 谈狐说鬼,吟玩什么“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 通年学画蛇”的混话,由先进的思想家转而成了“骸骨的迷恋者”,简直有些自甘 堕落的嫌疑。林语堂、曹聚仁诸先生起而为之辩。但在一片骂声中,还是其乃兄鲁 迅先生独味到乃弟内心的苦涩。在给曹聚仁的一封信中说(大意):周作人的自寿 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解。现在的舆论仿佛要卸责于清流, 国人又弹起了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的老调。九。一八后,有两首讽刺时局的诗盛 传大江南北,其中有句云“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据记忆,字句可 能有误),暗寓“不抵抗将军”张学良与海上红星蝴蝶女士的情事,讥讽张将军丢 弃大好河山是为美色所迷。这和明朝末年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情形颇为相似。吴的 投降清朝也被当时的舆论释为“冲冠一怒为红颜”。其实,据后人考证张学良和蝴 蝶从未谋面,何来绯闻?但在国之将亡乱之即起之时,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文人美 女当成了乱局的主角。向来的说法是“儒以文乱法”,清谈误国,所谓“宋人议论 未定,而兵以渡河”。如果没有这样的故事,也要从古代众多的传闻和史料中赶制 出来一个现代版本,用以消解此种畸形的变态心理。记不得是五代的南唐还是南朝 的梁陈,被灭亡时,有一个宫女写到“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引诗 记忆或有误),真是说得痛快。 北平沦陷后,大批文人学者举家南迁。但周作人或许是太过留恋八道湾胡同的 清静无为,舍不得那一盏涩涩的苦茶,留在了北京城。以他在文坛的份量,自然引 起了当时知识界文化界相当的关注,一时间函电交驰,纷纷劝其南下。从日本流亡 归来的郭沫若甚至说,象自己这样的人一千个也抵不上知堂一个,百死莫赎其身。 把一个隐居于闹市的学者捧上了天,实在是一种乱戴高帽的夸大其词。周作人却不 为所动,并表明他准备做苏武而无意于李陵也。陆游《老学庵笔记》有则记载,大 意是说故都有个李和炒板栗技术一时无两,南渡诸君常忆之。一次,南使出使北庭 返回,李和专门送来几袋炒栗,“挥涕而去”。处在日占区的知堂对此非常感慨, 写了一首七绝“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 和儿”。这里面透露出的心绪颇为繁杂,既有故国之思,亦有某种无可奈和的喟叹。 在强敌环视的严峻形势下,周作人苦闷的心境可窥一斑。终于,落水的时间如期而 至,一次暗杀未遂事件(有人说是日人所为逼其加盟,有人说是国人所为绝其所望, 众说纷纭,至今仍是一桩疑案),使他从此失去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 作出出山的决定,当上了伪华北政府的教育总署督办。老而为吏,成为一介文人官 僚。有的人分析周的附敌是迟早的事。这和他身上浓厚的“日本情结”有关,他本 身就是日本人的女婿,早就把日本当作了他的第二故乡,对日本的人情美有着真挚 的喜爱,对日本的文化有着透彻的了解。他的归顺暗示着对一钟文化的选择或皈依。 自然这种文化的武士道精神滋生出的军国主义毒汁,也侵蚀了他的自由主义理念。 周作人变节后,在文化界引起强烈地震。以茅盾为首的诸多知名人士联名发表 致周作人的公开信,警告他不要成为民族的大罪人。艾青也写下《周作人,忏悔吧! 》表达愤怒。举国上下声讨“周逆”。虽然,周作人在他的伪职生涯中并没有干过 伤天害理的事,相反还曾暗中救助过李大钊的遗孤奔赴延安。但附逆本身已使他变 得一文不值,人人得而诛之。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为他的行为付出巨大的代价,被 判入狱蹲大牢。从当时心仪其文鄙视其人的著名记者黄裳的文章《老虎桥边看知堂 》,便可见出此中消息。四九年后周氏再次被剥夺政治权利,两万册藏书也没收。 生涯凄凉,衣食难继,到处借钱,有时靠变买家藏的古玩字画糊口。晚景日窘的他 时常想到“长眠之乐”。1967年在红卫兵的连番批斗中,他终于横死家中,走完了 痛苦屈辱的人生之旅。 事隔多年,尘埃落定。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介文弱书生,许多的史实已经澄清, 我们再回过头来进行反思,能否从一个更理性更人性的角度来观照周氏?他国难当 头的附逆行径自然要加以责罚,但我们的苛责是否太深,我们的惩罚是否又过重呢? 象周氏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学人,有什么能力可以出卖国家和民族?他们顶多只能 出卖自己。但人们总是把他们一己的荣衰和家国的兴亡捆绑在一起。这和我上文提 到的“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的传统思维定势,有着一种基因遗传。其实,文人 美女于国之兴衰,关系甚微,他们只是社会弱势的一群,无权无勇无枪无炮。之所 以如此,恐怕同宋以来尤为推崇的“节烈观”关联最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在那种“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氛围中,“气节”(节烈观)被推到了至高无上 难于比肩的地位。常人很难接受这种撇开正常人性的貌似崇高实乃残酷的说教;又 不能公然地反抗,整个社会只好蜕变为一场真相隐匿的假面舞会,最终积淀成中国 人品性中极可厌恶的“方巾气”和“假道学”。我不是说应该丢弃“气节”,坠入 “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犬儒主义陷阱。而是说国人超现实的过分宣扬,背离了具体 的人性基础,所谓“气节”反过来倒成了压抑本性的一件残人的犀利工具。鲁迅在 《我之节烈观》里对“气节说”有过精彩的抨击。他说:强盗一来他们(主张气节 者)不是挺身出去杀贼,却是扔下妇孺都跑了。待匪徒一走,他们再回来清查哪些 妇女受辱失节,立刻进行批判虐待;哪些妇女宁死不屈保住了贞节,赶忙立牌坊, 并伏案撰写《烈女传》(大意)。周作人是向来反感韩愈以来的“文以载道”的假 道统。对那种由“气节说”演变而来的“忠奸之辨”也曾有理性清明的分析。譬如 关于秦桧,周说他的主和在当时宋金对峙的情况下,不啻于一种明智的选择,和则 双赢。如果一定要象主战派一样直捣黄龙府,以南宋的积弱恐怕连偏安一隅的半壁 江山也将不保。当然,人们也可以说这是他预备“落水”的提前辩护。这是一个极 为复杂的议题。中国历史朝代更替频繁,“夷夏之防”“忠奸之辩”贯穿始终。“ 夷夏”时常相融,“忠奸”却从来分明。 我由此想到我们应该怎样来认识“汉奸”这一问题。李零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 《汉奸发生学》,里面有着极高明的见解。他考查“汉奸”之说源于西汉武帝时的 “李陵案”,之前并无此说。李先生举了两个著名的史例:伍子胥灭楚和申包胥兴 楚故事。伍申皆为楚人,也是朋友。伍父兄为楚王所害,伍逃到吴国搬兵灭楚,掘 楚王墓鞭尸复仇。申则恸哭秦庭七日乞秦王出师复国,并愿割地相赠。伍的所作所 为在今人看来属汉奸无疑;申的引狼入室,以卖国来救国,与晚清政府的割地赔款 何等相似。但二人在后人眼里皆是英雄。到了西汉,“胡汉”相争日趋激烈,“汉 奸”的含义始浮出水面。李陵原是名将李广的后代,骁勇善战。在一次征战中孤军 入大漠,重创匈奴,但终因寡不敌众,矢尽援绝,战败被俘。武帝听信谣言,把李 的家人尽数诛杀(古之军人家属实是人质);还有司马迁只是帮李说了几句公道话 就遭到腐刑的残酷处罚。最终逼李绝了归汉之望,走上了叛汉的不归路,当了“汉 奸”。两千年后中国出了一个与伍申命运极为相似的人物吴三桂。吴为明末悍将, 镇守山海关,明亡后本欲联闯抗清,不料李闯入京后,大肆屠戮明之官宦,抢劫吴 的财物,虐杀吴的家人,他只好借清灭闯复明,了却国仇家恨,本意还不是降清。 清军可不是秦师,入关以后再不会出关,一入就是两百多年。吴三桂便成了中国历 史上天子第一号大汉奸,纵齐倾黄河之水也洗不清自己满身的污渍。他最后再叛清 朝,结局甚为凄惨。 李零先生举的这几个典型史例颇值深思,中国是一个汉奸传统深厚的国度。所 谓“忠”也仅指对一朝一姓的“忠”,而且是无条件的,即无论其所“忠”的是明 君、昏君和暴君。而中国的历史异国入主华夏的朝代又特别多,所以汉奸也就车载 斗量,史书上有专门的“贰臣传”。现在还有人拿吴三桂骂何智丽呢。相反,我们 很少去思索“汉奸”之所以成为“汉奸”的具体环境、两难局面及“汉奸”的复杂 心态,中国人“明于知礼仪而陋于知人心”。求诸外国,也有相同的现象,但似乎 远及不上国人浓厚的“汉奸情结”。二战后,法国也清洗过大批“法奸”,但绝不 是一棍子打死。惩罚过后人们更多是持一中宽容谅解的姿态对待本民族的失足者。 密特朗曾在希特勒的傀儡——维希政府里效力,以我们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百分之 百的“法奸”。而四十年后他却成为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再回过头来看周作人,他凄惨的晚景,的确让我感到一种偏狭的民族心理对一 个人的伤害之深。他如果没有一柄鲁迅胞弟的保护伞,恐怕结局将更为不堪。以知 堂的学识,给他一份大学的教职,让他专心著书立说,不知道要嘉惠多少后学,并 为我们的文明之树开出更加绚烂的奇葩。写作是他的生命,在晚年那样窘迫困苦的 绝境中,他还撰写和翻译了近百万字的著作。我向一位勤奋著述的文化老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