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黑客的审判 “广角镜”没有暴露潘戈的名字,因为他与记者有约在先。但他并没能隐姓埋名多久。 几天后,有关谁卷入了间谍案的传言就在黑客圈子里闹得沸沸扬扬。 混沌俱乐部之父沃·荷兰怒不可遏。如果潘戈确实与此事有染,那将是对黑客精神的不 可饶恕的背叛行为,对混沌俱乐部也是极大的损害。他起初根本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更 不相信潘戈会卷人其中。他一向认为潘戈有点天真,但还不至于做出如此卑鄙的事情。他痛 恨的倒不是出卖软件给苏联,而是出卖来自混沌俱乐部的软件并向西德秘密警察告发俱乐部 成员。在他看来,这比官方的指控要严重得多。 几天后,西德最大的新闻杂志《明镜周刊》登出了所有卷入间谍案的黑客的姓名。潘戈 与海格巴德与当局合作的经过也被逐渐曝光。 潘戈立即起来捍卫自己。面对人们对他从事间谍活动、背叛朋友、与当局合作的指责, 他给“风险论坛”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该论坛是一个探讨计算机潜在危险的国际性讨论组, 在世界各地的计算机科学家和其他技术专家中影响很大。“风险论坛”的主持人、美国计算 机科学家彼得·纽曼在论坛中读到潘戈的电子声明,大吃一惊,决定全文发表: 日期:1989年3月10日星期五10:09:25 自:汉斯·胡布纳<pengo@netcs.SMTP> 事由:克格勃/阴险黑客的新闻 我成为网络社区中的一名积极成员已有两年时间,现在,我想直率地声明:我的网络活 动与东、西方的秘密机构从来没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现在20 岁了),的确有一个小团体试图与东方的一个秘密机构达成交易。我卷入了这个小团体, 1988年夏我向西德当局报告了我卷入其中的来龙去脉。我希望我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至于我本人,我把自己视为一个黑客。我的大部分知识都是通过摆弄计算机和操作系统 得来的。不错,这些计算机有许多是企业机构的私有财产,它们甚至一点都不知道我在使用 它们的机器。我认为,黑客创造性地使用着技术,而不是仅仅把技术当作一份工作——他们 为电脑社区提供了有益的服务。有人已经指出,大多数“有趣”的现代电脑概念都是由自称 “黑客”的人们发展和总结出来的。 我16岁的时候开始入侵外国系统。我只对计算机、而不是其磁盘中存储的数据感兴 趣。我那时正在上中学,根本没钱买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我通过x.25网访问计算机系 统,对其松弛的安全管理喜出望外。 你也许会说,我应该耐心一点,等到上大学时再玩电脑。你们中的一些人也许能够明 白;等待不是一件我那个时候喜欢做的事情。我已经陷入计算机中而不能自拔,所以我不断 地进行入侵活动。我希望我已把原因解释清楚了。这绝对不是为了使俄国人占据美国人的上 风,也不是为了一夜暴富乘飞机到巴哈马群岛度假。 说到惩罚,我已经丢掉了现在的工作。自从我的名字在《明镜》和“风险论坛”上曝光 以后,我的商业合作伙伴对我卷入间谍案越来越感到不安。在可见的将来我打算做的几件事 都被取消了,这迫使我在某种意义上只好从头开始。 ——汉斯·胡布纳 对近3万名计算机科学家、学生和研究人员——大多是美国人——来说,潘戈给“风险 论坛”的信相当大胆。他们很难对这个自我忏悔的间谍给予多大同情,大多数人觉得可怕。 往最好的方面说,这是一个不知自己所为何来的家伙,天真到了愚蠢的地步。如果像这样没 有廉耻、自私自利的人经常光顾网络,那么还会有多少潜伏的危险呢? 沃也不为潘戈的自我辩护所动。他认为潘戈完全是在为自己开脱,对其冒险行为将会怎 样影响其他人,没有丝毫道德上的反省。他决定与这个年轻捣乱分子完全脱离关系。他指示 西德的黑客们,只要是潘戈的电话一律挂断。圈子里开始流传一个笑话,汉斯选潘戈作别号 简直再贴切不过了:他就像游戏中的那只企鹅一样,为了挽救自己不至陷入灭顶之灾,不断 地在冰块上跳来跳去。 海格巴德也受到围攻。但他没有公开为自己辩护,而且借此机会大发横财:他为一次独 家采访开价3万马克。他意识到自己的商业价值来自于新闻价值。两个月后,间谍故事渐渐 失去魅力,记者们也开始遗忘这个有着特别绰号的年轻黑客。 1989年5月23日,在汉诺威北面的一个小村庄外,农夫发现了一具焦黑的尸体,尸体 旁有一个汽油罐。周围3米~4米的植物被烧成了黑色。尸体面朝地俯卧,一手放在腹下, 另一只手举过头顶。这一姿势也许表明,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念头,想卷成一团扑灭火焰。 也可能是有人谋害他,而他在拼命逃脱。这就是海格巴德。 海格巴德之死使黑客间谍案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西德报刊上登出了许多猜测死因 的长文。克格勃获得的情报到底重不重要?海格巴德会用如此痛苦的方式自杀吗?不像眼药 或是开枪自杀,自焚往往使死因变得扑朔迷离。离奇的谣言开始不胫而走:海格巴德是被左 翼恐怖分子杀害的,他们曾收买他充当黑客打入国家计算机窃取情报,现在又杀人灭口。 很多人相信,海格巴德至少是被媒介和政府“谋杀”的:它们只想从他嘴里套出东西, 为了达到目的根本不管他的处境。他死于23日不是出于偶然:在《光明会三部曲》中,23 是一个具有极大意义的数字。“所有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死于23日,”在书中,一个光 明会成员对他的同伴说。 哈伯的一群朋友在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 我们为我们朋友的死感到愤怒和悲伤。我们确信,如果不是因为警察和媒介把他当作罪 犯,毫无原则地追求轰动效应,从而将他逼上绝路,他还仍然活在世上。 1990年1月11日,法庭正式开庭审理黑客间谍案。开始,主审法官想要上一堂短课。 他要求道伯解释“黑客”意味着什么。 “根据我所了解的,”法官间,“黑客们试图进入计算机系统。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道伯显然不愿在法庭上授课。“侵入电脑是一门现代化的电话艺术。”他回答。 法官仍然迷惑不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你必须有一条电话线,”道伯说。 法官对新知识锲而不舍:“如果我想进入汉诺威大学图书馆读一本书呢?” “我对内容从来不感兴趣,”道伯说,“我只对计算机本身感兴趣。” “好吧,”法官说。“假设我们在一个黑客的公寓里。他会做什么?一般的入侵活动会 持续多久?” 没有回答。 与传授黑客知识不同,道伯在讲述“平衡计划”的由来时显得很积极。他说,他们的动 机是建立超级大国间的平衡。苏联应该拥有比自家制造的软件更可靠的西方软件以控制核 弹,否则的话,苏制软件可能会漫不经心地引发核大战。所以,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在为世界 和平做贡献。 卡尔也利用世界和平大作文章,但法官对此很冷淡。“世界和平?在你对警察所作的 193页证词中,一句也没有提到世界和平。” 黑客们对世界和平的关注很快上了报纸头条。《黑客们想要保证世界和平》是第二天柏 林《日报》的大字标题。 赫斯在法庭上历数了他入侵的电脑。在上百次的尝试中,他进入了大约30台电脑。他 承认自己无法改掉入侵的嗜好。 “为什么?”法官问。 “入侵是一件上瘾的事情,”赫斯说,“在你惹上麻烦之前,这种瘾很难戒掉。” 潘戈也出庭作证。他介绍了把他引入黑客行动的科幻小说,如约翰·布鲁纳的《电波骑 士》和吉布森的《电脑魔异),以及书中的电脑朋客。 “书中的角色是不是赚了很多钱?”法官问,显然没有理解潘戈试图表述的东西。坐在 后面的潘戈的朋友们大笑起来。 “对我来说,最主要的刺激是冒险,就像突然置身于一部电影中。” 斯多专门从美国赶来作证,他证明赫斯入侵了LBL,但却无法证明情报流入了苏联。赫 斯坚持说,他给苏联的只是拷贝来的公用软件,与入侵电脑活动毫无关系。 尽管黑客间谍臭名昭著,法官最后不得不承认:被告对西方安全危害甚小。最后的处置 很轻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间谍案中最为活跃的卡尔,被判2年徒刑,3000马克罚款。赫斯 被判1年零8个月徒刑,1 马克罚款。道伯被判1年零2个月徒刑,5000马克罚款。但 他们都不必进监狱服刑,只须服缓刑。事实上,只有一个人的损失无法挽回:海格巴德。 斯多此前已在美国出版了《杜鹃蛋》,记叙了他追踪西德黑客的过程。他写道:“一个 本领高明的黑客能够进入许多计算机,就像一个能干的窃贼可以撬开许多房门一样。加固门 户、切断联系、设置特别障碍,采取这些应对措施都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做使笔者感到很 悲哀,因为我宁愿看到未来的网络和电脑社区建立在诚实和信任的基础上。” 斯多的期望显然过高了。西德间谍案审判后不久,斯多转到哈佛大学天文物理中心工 作。他仍然是一位系统管理员。一天,他上班时发现,他的电脑收到了一条讯息:“现在蛋 在杜鹃的脸上。”这里,”脸”显然是指斯多的电脑显示器。 中心的电脑通过互联网与外界相连,对斯多不怀好意的黑客无疑是走这条路径进来的。 中心被迫切断同外界的联系,用两周时间进行整顿。 很快,斯多接到了一个陌生人从澳大利亚打来的电话: “你好!我是戴夫,从你的书看,显然你讨厌黑客。其实你大可不必,你应该对我们表 示钦佩,因为我们很灵巧,能打入你的电脑。” 4月,同斯多捣乱的3名黑客在澳大利亚被抓获。其中2名是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的学 生,1名是程序员,分别只有18岁、20岁和21岁。他们通过澳大利亚电话系统打入本国和 美国的一些电脑网络,受害者包括波士顿。纽约、普渡和得克萨斯大学,花旗银行,DEC公 司,甚至两家绝密研究机构。 计算机应急小组为此发表声明警告说:“入侵者正在不断地尝试进入与互联网相连的计 算机中。” 该小组是一家专门保护互联网安全的组织,设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内。而此时,大部分公 众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日后如火如茶的互联网第一次为人所熟知,要归功于另一桩著名的 黑客案件:莫里斯蠕虫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