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时代 1983年出品的《战争游戏》一片堪称最早预料到未来“信息战”的经典之作,它也对 西方的少年黑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人把1983年称为数据安全的一个分水岭,是年美国 出现了第一个经媒介广泛曝光的少年黑客团伙“414帮”,他们在《战争游戏》中得到了神 话般的描写。本书中写到的西德黑客马库斯·赫斯就以其中的年轻主人公为楷模,而凯 文·米特尼克的神话更是与该片密不可分。 苏珊告发凯文时曾对执法人员声称,只要信息准确,任何一个脸上长痘的少年都可以钻 进电话亭,凭着一台终端和一个调制解调器输入一系列必要的指令,释放几百枚导弹穿行全 世界。对狡猾阴险的凯文,这当然只是举手之劳。自然,她从未验证过这套理论,但这并不 妨碍媒介相信她的说法。 米特尼克的形象很早就在公众心目中定了型。例如,1991年,凯蒂·海夫纳和约 翰·马可夫在《电脑朋克》一书中这样写道:“凯文·米特尼克正是公众感觉中的典型的为 电脑黑暗一面所吸引的黑客。人们相信他能操纵信用评估。窃听电话并夺取远方电脑的全面 控制权。他把自己视为天才的电脑叛逆,而事实证明,他是一家大电脑生产商的强劲对手。 最终,他被自己的傲慢和痴狂害得身败名裂。” 此后,米特尼克就成了“阴暗黑客”的代名词。媒介不断重复他的故事,为他制造了一 种无法摆脱的“影子身份”。 米特尼克1996年2月被捕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曾刊登了这样一段文字: FBI称,米特尼克案的邪恶之处,在于这位31岁的黑客挖洞潜入电话公司和企业电脑 系统最秘密的硅神经中枢,并且沉醉于这种活动而不能自拨。在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米 特尼克就闯入了北美空防指挥部的电脑;DEC公司官员曾指控他给公司造成了400万美元的 损失,并盗走价值100万美元的软件。 这些说法想必读者已是非常熟悉了,但毕竟是媒介的一面之词。不妨也来听一听米特尼 克自己的辩护。 米特尼克在逃亡中曾对里特曼说:“我不是天使,但我也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浑身充 满了邪恶。有关平安太平洋银行的虚假新闻?我疑心根本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如果确有其 事,也不是我干的。为什么我要对你撒谎? “闯入北美空防指挥部?那是罗兹散布的,他故意陷害我。美国租赁公司说我破坏了他 们的软盘,我确实运用社交工程术弄到了他们的口令并告诉给其他人,但破坏软盘的事是苏 珊干的。她还在电脑上打了‘狗日的’,并把我的名字放在上面。为了打倒我和罗斯科,她 会做出任何事情。 “至于说DEC公司,我从没有动过出售他们的软件来赚钱的念头。他们把产品开发费 用、估量我的行为所耗费的时间乃至可能造成的损失都记在我的账上。 “我觉得,如果我不和媒介接触,就会受到伤害。别人嘴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他们会 把你变成一个魔鬼。” 当然,米特尼克的很大一部分魔鬼形象是政府涂抹出来的。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因为如果他们给大众头脑中灌进了这样的形象,他们就可以对你随心所欲。” 米特尼克认为政府和媒介是同谋。政府控制着媒介,他们害怕他可能做出的事情,因而 利用媒介煽动社会情绪,以把他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这一理论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在里特 曼看来,米特尼克成为电脑化空间的头号敌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和罗斯科不断XtFBi制 造恶作剧;因为司法部和加州的检察官把他当作更大的、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替罪羊;还因为 黑客的恐怖故事能使报纸热销。 我们已经读到了海格巴德不堪媒介压力而身亡的故事,也了解了媒介因追求轰动效应而 对米特尼克采取的不公正态度,那么,媒介到底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描述黑客现象呢?这是一 个重要然而难以回答的问题。 今天,普通家庭比10年前最现代化的编辑部拥有更多的媒介采集手段。房顶上架设着 卫星接收天线,孩子的卧室里放着带调制解调器的个人计算机,有线电视使人们能够看到几 十甚至上百个频道,摄像机、复印机和传真机就像电话一样易于拥有和操作。而且,具备交 互性的多媒体技术正在向我们频频招手。不管是否喜欢,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数据、形象和思想观念的价值超越了物质收获和地理局限。由此产 生的后果是,今天衡量一个人权力的大小,不是看他拥有或能够调动多少财产,而是看他能 否进入和占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和报刊的头条。不断扩张的媒介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王国— —它与现实社会同样真实。 大多数社会理论家仍然把媒介看作一个文化垃圾堆,认为媒介在没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可 做的情况下,一味咀嚼毫无味道的东西。他们在电视问世之前长大,对媒介的看法停留在简 单的水平上。他们把媒介、甚至还有技术,看作自然以外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媒介只能展 示某些真实的东西或对其加以评论。他们没有认识到,媒介本身就是真实的东西——它不必 依赖他物而存在,并且有着自己的需求与议程。甚至像麦克卢恩这样有选见的媒介哲学家, 也在1964年的《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书中,坚持认为媒介对人的每一次延伸都类似于 生物学意义上的“截肢”。摇滚乐震耳欲聋,而电视或虚拟现实可能会最终破坏我们的视觉 神经,使我们成为盲人。老一辈的理论家仅仅把媒介视作交流渠道:电视、印刷品、电话、 电报等等,这些都是人造的技术,能够调节并最终改变人类的相互作用。 但新一代人看待媒介的角度完全不同。媒介不仅仅是工具,它还是一个实体,必须按照 它的规则与它打交道。它不仅不应该截除人们的四肢、麻痹人们的感觉、因而阻碍人们的自 然发展,反而应该加速人们的进化。在这种情况下,“这件事是真的吗?”这一问题对媒介 来说并不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信息、思想和形象,媒介就是这些东西的循环系统。它欢迎能在几秒钟之内响 彻整个信息网络的“信息炸弹”。例如,“电脑犯罪的头号通缉犯”米特尼克被一个技术比 他更高明的黑客抓获,几小时内这条新闻就由约翰·马可夫在《纽约时报》上独家披露;几 天内它就成为各大报刊和电视台爆炒的对象;几周内马可夫的经纪人就谈定了以其独家报道 为基础的一本畅销书;一个月内,书稿的电脑改编权、外国翻译版权和电子游戏的改编权就 全部卖出。一个带有煽动性的形象或思想——例如黑客——传播起来就像野火一样。它会在 几秒钟、几分钟甚至几个月内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并引发媒介的连锁反应,但它对我们的影 响并不止于此。 每一个在媒介上引起轰动的事件都隐含思想。话题和议程,它们常常被有意安放其中, 给我们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米特尼克事件在受众中引发了一系列反应。有关计算机技 术。伦理。法律。公民自由,甚至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问题,都由一个单独的媒介形象(在一 定的上下文中)一举释放出来。这种形象越是刺激,它在大众文化中就传播得越快、越广 泛。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受众在法律。道德和社会观念上的弹性。它与其背后的现实的关 系必须是含混不清的。人们对这种形象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含混性生发的。假如受 众对计算机技术或公民自由的态度暧昧不明,那么,黑客的媒介形象渗入他们的意识结构就 会不费吹灰之力。 在遇到复杂的问题时,媒介不是通过智力上的辩论来说服受众,而是寻求把它们简单化 的方法,以期引发受众情绪上的回应。黑客的出现本来自有其难以一语概括的背景,但媒介 却喜欢把这一现象简化成一条容易理解的讯息:黑客就是电子流氓,他们破坏所有人的安宁 生活。这与真正值得谈论的话题——如电子时代的个人权利与社区价值。自由与约束等等— —毫无关系,而是将这些话题重塑为一个易于辨认的形象:黑客是现代社会中黑暗而邪恶的 一群。 在关于黑客的报道中,几乎很少有用的信息,供人们在洞悉一切的情况下作出决断。而 这可能正是政府所要的:公民没有资格回答大的问题。不能让他们知晓政策决定的过程。他 们只配喂进一些容易理解而毫无实质内容的标语。 媒介的另一个拿手好戏是指出一个敌人,把他刻划成魔鬼,然后煽起大众痛打魔鬼的情 绪。米特尼克落网后,相当一部分电脑社区居民的歇斯底里的叫喊就是明证。必须让持不同 意见者感到孤独。他们必须被缩微。被边缘化。任何有独立思想的人都无法从周围环境中得 到正面的回馈。 只要让人们感到他们对媒介提供的形象无能为力,他们对真实世界里的事件也会感到无 能为力。遗憾的是,对于黑客,媒介耸人听闻的报道总是只能激发表面的兴趣,而阻碍人们 的深入思考。 毫无疑问,当今社会更愿意同象征打交道,而不是同现实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