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性革命的伦理评价 性革命,是指世界上各发达国家进入20世纪以来,在性领域中发生的一系列全 面巨变。从性伦理学角度考察,性革命实际上是对传统性关系与性伦理发起的全面 挑战,它促使人们对性传统进行再反思、再评价和再调整。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 政策的实施和发展,性革命思潮对当代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当代中国正面临着 一场势在必行的性伦理的大变革。我们要正视发展中的现实,依据马克思主义伦理 学的基本原理,使中国的性伦理变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一、西方性革命中的伦理观 谈到60年代形成高潮的西方性革命,不少西方学者都认为,这是本世纪人类在 伦理价值观及行为上最重大的改变。人类对性的传统态度被大大地放宽了,甚至做 了180度的转变,性从一件隐私的秘密变成了公开辩论的话题,在50年代令妇产科医 师都觉得脸红的话题,在70年代以后却能在电视或收音机里自由讨论。而象“性高 潮”、“双性恋”等原是医师与研究者的专门术语,如今也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供 全家大小阅读的杂志标题里。有人公开鼓吹自慰、婚前与婚外性行为、同性恋,而 老年人对当街拥吻的青年男女及赤身裸体的天体营也只能耸耸肩膀。这些可以看到 的迹象在显示,西方公众对性的观念已然发生巨变,性不再是一种由女人无”奈地 接受、男人罪恶地享受的“职责”,而是一种自然的行为,它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 也适合各种年龄的人,它的主要目的是快乐和消遣。 造成性革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过去长期性压抑的反动是一个原因;追求政 治、经济、性权力平等的女权运动也是一个原因;而科技的发达——工业化、都市 化、甚至汽车的使用也是一个原因。避孕方法的进步及宗教权威的弱化也使得人们 更勇于从事性行为。此外,新的性伦理观的提出及传播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它粉碎了有关性的古老神话,促使人们对性传统进行再反思、再评价和再调整。实 际上是对传统性观念、性意识及性道德宣战的“性革命”,毫无疑问要涉及人们性 行为的方式及对这些方式作出新的调整问题(包括婚姻的形式、婚前性关系、婚外 性关系、离婚问题等等)。但从最基本的方面说,人们在进行这种种调整之前,首 先要有一种性伦理观的变革。没有作为先导的新性观念和新性意识的产生,建立新 的合乎道德的性行为方式是不可思议的。 作为一个世界历史现象,性革命最初的主攻对象是19世纪西方虚伪的性文化。 西方历史上一般把19世纪后半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称为维多利亚时代,以此期在 位的英国女王来命名。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性风尚”,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虚伪二 字。一方面,宗教、舆论、学校教育和政府拼命地贬低和谴责任何性活动,尤其严 禁“言性”;另一方面,非道德的性活动却达到一千年来的顶峰。 面对长期形成的尖锐的道德冲突,第一批为西方人打开另一扇窗的是人类学家。 人类学家通过介绍世界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告诉西方人,人类的性道德就象文化一样 众多。据穆多克(G·Murdock)的分析,在他所调查的民族中,绝对禁止婚前性行 为的不会超过5%,而另外20%认为婚前性行为不对的民族,并非基于道德的考虑, 而是不想为社会制造非法的私生子,因此,他们的矛头只好指向妇女。70%左右的 民族,则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容许婚前性行为。其他更耸人听闻的报告还有很多,阅 读这些异种民族无奇不有的性生活描述,除了给西方读者提供刺激外,更迫使他们 重新考虑自己那过分压抑的性伦理。 接着,一批性学家于19世纪末叶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其中,以弗洛伊德和霭理 士成果最丰富,影响最巨大。他们不仅是医师和性心理学家,不仅是性学第一发展 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且也是当之无愧的性伦理学家。 20世纪初,叶南裴(Von Ehrenfels)出版了一本有关性伦理学的书,评论“自 然的”与“文明的”(文化的)性道德间的差异。为此,弗洛伊德撰写了《“文明 的”,性道德与现代人的不安》。这篇写于1908年的长文告诫人们,当“文明的” 道德占压倒性优势的时候,个人生活的健康与活力可能受损,而这种牺牲个人、伤 害个人以激进文明的制度,如果升达某一个高度,无疑将反转过来,有害于原来的 目的。西方社会目前流行的性道德特征必须对此负完全的责任;诚然,这种性道德 在推动文明进展上曾经具有高度价值,但改造它的时机已经到了。在弗洛伊德看来, 西方社会当时奉行的性道德的特征,乃是将往昔只施于妇女的标准,扩展运用到男 人的性生活里,以及除了一夫一委的婚姻外,对所有其他性关系施以禁忌(taboo) 性的压制。由于考虑到两性间天性的差别,社会却又公然纵容男人的偶或离轨,而 事实上等于对他施行了双重的道德标准。但是一个容许双重标准存在的社会,便做 不到“热爱真理、诚实和人道”,便不得不驱使其成员虚饰,做伪君子,习于自欺 和欺人。文明的性道德,其遗毒事实上还不止此;它荣耀了一夫一妻制,因而阻塞 了“性择”的可能——既然在文明社会里生存竞争已因人道与卫生的考虑,降至最 低,则唯有性择能影响种族品质的改进。 四年后,弗洛伊德又进一步指出:想使性本性和文化的要求妥协,根本是痴人 梦话;文化教育对爱情生活的限制,带来了对性对象一般性的降格。但是,反过来 说,一开始就给以全然的性解放,更不会有好结果。不难明白,一旦情欲的满足大 过轻易,它便不会有什么价值可言。想使原欲情潮高涨,一些阻碍是必不可免的; 历史一次复一次地昭告我们,每当阻滞满足的自然力量消灭,人们便建立习俗的阻 力,以便享受爱情。这样的现象,无论于群体于个人皆然。当性的满足畅行无阻, 比如说:当一个古老文明颓废的时候,爱情变得没有价值,人生十分空虚,渐渐地, 人们遂不得不再发展出“反向作用”,来挽救爱情的情感价值。上述看法构成了弗 洛伊德性伦理观的核心内容。 与弗洛伊德同时,霭理士于1909年完成了巨著《性心理学研究录》最大的也是 最重要的第六卷《性与社会》。在该卷中,霭理士详细地阐发了他的性伦理观。他 尖锐地指出:我们西洋文化里根本没有性道德这一门东西。大家想起历来社会对于 所谓“性道德”的三令五申,一定以为这是一种很可诧异的结论。不错,我们是有 适用于性的范围的道德的。但要知此种道德大部分实在是属于资产道德的范围,而 与性的范围无干,其间的标准大半以资产为依据,而不以性的事实为依据。完全参 考了性的事实而形成的性道德,我们还没有,至少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还没有。我们 普通的习惯是把现行的婚姻制度和抽象的“道德”混为一谈,以为合乎制度的,便 是道德的,否则,便是不道德的;不但如此,我们也往往不理会当代在进行中的种 种变迁,虽则很迟缓,很不易觉察,而对于我们的性道德,也未尝不在那里发生很 深刻的影响;其实任何时代都是如此,也不独我们所处的今日为然。换言之,道德 价值的转换与推陈出新是一种不断的过程;以前所公认为最高的道德标准,现在也 许变做不道德的了;以前大家毫不置疑的认为不道德的东西现在也许变做一个崭新 的标准了。在此基础上,霭理士主张性道德有五根理论柱石:婚姻自由,女子经济 独立,不生育的性结合与社会无关,女子性责任自负自责,性道德的最后对象是子 女。其核心在于第三点,即凡是不生育的性行为、性结合,与社会无关,社会无权 过问。他断言:“性交的行为是一种生理的事实,为男子如此,为女子也未尝不如 此,它也是一件精神的事实,但不是一件社会的事实。”“假如没有生育的关系, 那么性交的行为,便和别人的私人的生理行为一样,当然和社会不发生关系。社会 要过问的话,不是横加干涉,便是多管闲事。” 弗洛伊德、霭理士以及其他一些被誉为“婚姻改造先进者”(其中有:约翰弥 尔、茂兰伯拉查尔、爱伦凯、舒拉巴尔、华尔门德、梅列德、斯托加、福莱尔、勃 兰)的性伦理观,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并推动了性革命的发生,并促进性革命首先发 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并在20年代形成第一次高潮。伯特兰 ·罗素的《婚姻与道德》即是这次性革命高潮的伦理学总结。 1929年,《婚姻与道德》在英国出版。该书把侧重点放在当代,研究了爱情、 婚姻、优生、性权利以及卖淫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并就“试婚制”和“性在人类价 值中的地位”等敏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英国当代哲学家艾耶尔在《罗素 传》中评价说:《婚姻与道德。一书在当时被认为具有冲击性的作用,因为它主张 某种程度的性自由,使社会风气发生了变化;它是以令人钦佩的精神写作的,所表 达的道德观是合理的与人道主义的。这本书一出版,我就读了,所以能从我年轻时 的经历证明它们所产生的启蒙效果。罗素是以高度认真的精神探讨整个性道德问题, 他的意图不是要抛弃道德的约束而是要系统地阐述一种更仁慈、更人道的法规。罗 素写道:性生活不能不要伦理,但是它可以不要那种纯粹建筑在古代禁律基础上的 伦理。性道德必须从某些普遍的原则中推理出来。首先应当保证,男女间要有非常 深厚、非常认真严肃的爱情,它拥抱着双方的整个人格,导致使双方更充实、更提 高的结合。第二重要的是必须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无微不至地关怀儿童。在《婚姻与 道德乡的“结论”中,作者强调指出:我劝人的不是放纵主义2‘我的学说中所要的 自制,和习俗的学说中所包涵的恰恰一样多。但是,我所主张的自治,大部分是要 抑制自己,不去干涉旁人的自由,小部分才是抑制自己的自由。 罗素的这本书引起了很大争议。直至1940年,美国纽约市法官麦吉汉还以《婚 姻与道德》一书为主要证据,撤销了纽约市学院聘任罗素为哲学教授的任命。该法 官称这个任命是“对纽约市人民的侮辱”,是“事实上设立一个下流的讲座”,而 且这样做也是“专横的,恣意的,直接危害社会健康、安全和人民道德的”。顺便 指出,罗素被阻止在纽约市学院任教后,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讲学仍进行得一帆风顺。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此事发表评论说:“伟大人物都曾遭受庸人的剧烈反对。当 一个人并不轻率地顺从沿袭的偏见,而是诚实地、无所畏惧地运用他的聪明才智时, 庸人是不可能理解的。”1949年,罗素的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发行;不过,书名改为 《婚姻革命》。这一更改,清楚地肯定了罗素的性伦理现在西方性革命中所引起的 重大作用。 1948年,美国出版了一部长达804页的大部头学术专著,其中的大部分篇幅是数 字、表格、曲线图,仅最后所附的专业表格就有120页之多。但就是这样一部艰深的 学术专著,首次印刷的20万册在两周内就被抢购一空,并马上在全美和全世界引起 极大震动。这就是《男性性行为》。1953年,该书的兄妹篇《女性性行为》再度出 版。至此,以这两部著作的作者阿尔弗雷德·C·金西的名字为标志的性学中的社会 调查学派宣告确立于世,国际性学研究也就此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它还标志着确 立于1886年的性学,经历了初创期,终于发展到了成熟期;标志着性学开始从学者 的书斋和医生的实验室与门诊所走出来,投入现实世界,投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开始对社会与文化发挥其巨大推动力了。 西方的许多研究者都认为,金西调查报告对60年代西方出现性革命的第二次高 潮具有“决定性意义”。此断语尽管颇显夸张,但金西的如下性伦理观逐步变成西 方许多人们的行动指南则是事实。在金西看来,每一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坚信不疑, 自己的性行为模式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但每一个阶层也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文饰 自己的性行为。对社会上层来说,所有性的社会行为都是道德问题,而道德这个概 念又成了性道德的同义语。这个阶层中的许多人相信:违反性道德是一切不道德行 为中最恶劣的一种。性的纯洁被高高地供奉在道德圣坛的顶端,使得社会上层中的 许多人认为,把自己的戒律强加于社会中所有人的头上,是自己神圣的宗教义务。 与此相反,社会低层人重视的是:什么自然,什么不自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 的性行为模式。低层人中有一些个人也把性行为看作道路问题,但是他们同时也承 认,总的说来,本能会战胜道德。中等阶层的男性一方面与众多乃至数百个姑娘性 交过,另一方面坚决不娶非处女为妻。而上层男性一旦偏离道德戒律开始性交,其 疯狂劲儿就比其他什么人都足。对许多上层男士和一些中层男性来说,道德戒律是 一种神秘的启示和天降之大任。性道德不需要理性讨论,不需要冷静探索,不需要 任何客观资料和数据来验证,即使不同的性行为模式相互冲突,也不需要考察其中 的原因。性道德就象宗教一样,只需要接受和捍卫。还有许多人认为,性道德甚至 比宗教更为重要。如果他们用其他办法无法捍卫它,他们就会宣布:现有性道德是 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和顶点,是人类智慧的最后结晶。金西的结论是,由性活动引 起的大部分悲剧,都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性态度相互冲突的产物。性活动本身不 会对任何人造成肉体损害,但是对性满足的否定却会造成人格分裂、丧失社会地位、 丧失名誉乃至丧失生命。 金西对于自然事实和数字的尊崇,直接导致了对于狭义的生理、物理和机能的 尊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已经成为西方性伦理以及与此相关的图书、杂志和电 影创作的思想基础。他的研究之坦率甚至粗鲁,他的思想之易于为人理解,再加上 他的成功,这一切也许是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性革命从激进分子和文化人阶层中的一 种倾向转变为一个群众运动。金西和他的同事及支持者总是坚决否认他有任何要助 长人们的性行为的企图。从一种机械论的立场出发,他的目标是科学的知识。既然 在数字和自然因素方面(也许只有这些方面是能被科学所接受的)应用科学方法十 分容易,那么,在一项开拓性的工作中,人们自然要偏爱这些因素。事实上,这种 否认尽管在那个时代是必要的,但即便是在那时,也是不真实的。 从总体上看,西方传统的性道德在性革命的猛烈冲击下已分崩离析,代之而起 的是一种“新”的性道德。这种性伦理观力图建立在如下的三个基本前提上:1.性 是健康的,自然的就是美的,任何让身体觉得愉快而又不会伤害到他人的行为都应 该被接纳。2.性关系是平等,要扬弃旧有的鼓励男人而压抑女人的“双重标准”, 在一种性关系中,男女两性均应有自由表达其需要并分摊责任的平等关系。3.传统 上为了调节性关系而建立的婚姻及家庭制度,应该尽可能具有弹性,符合个人的僻 性,而非强迫每个人都套进同一个框框里。 二、西方性革命的伦理代价 西方“性革命”实际上走上了二元发展的路。 严肃的思想家们(包括哲学家、伦理学家、生理学家、心理学家以及性学家), 并不想使人类的性行为失控,也并不蔑视一切调整人类性关系的行为准则。他们所 忧虑的,是人类长期以来对性本能的不正当压抑。这种压抑,使原本属于人的正常 欲望的性,异化成一种附着神秘灵光的人的对立面。因此,他们所希望的,是克服 人的这种异化心理,消除这种异化现象,还性以原本的面目,还人以原本的面目。 客观地说,“性革命”沿着这条路发展,在西方社会中确实起到了一种“解放”作 用。 “性革命”导向的另一条发展途径,也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社会为此付出了并 在继续付出巨大的伦理代价。 美国学者韦克斯在对60年代的性革命高潮进行“回顾”时,颇有见地的指出: 如果我们简要地考察一下这个时期,可以发现,在形成当前状况方面,有四种变化 似乎特别重要:性的商业化和商品化过程的继续甚至加强,男人与女人之间关系的 变化;在性的调节方式上的变化;新的(或重新组织起来的旧的)社会对抗的出现、 以及新的政治运动的出现。所有这些,为当代性危机提供了一个框架。[注] 首先,如果我们洞悉资本主义的核心部分——。生活的商品化和商业化,渗透 并开拓日益增长的领域我们能够在资本主义结构变化与性生活变化(资本主意的结 果)之间辨认出某些关键的连接点。资本主义创造出一种人格类型去适应其需要, 更没有创造出一种对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性道德。科恩和泰勒(Cohen and Taylor) 在《逃避努力,中指出,性正在成为最大的逃避手段之一。在50年代早期,《花花 公子》的创办者休·赫夫纳认识到了这一点。从此,《花花公子》扛着印有美元标 记的旗帜,冲进了性的战斗中。《花花公子》之类的东西作为性硬币,创造了千百 亿元的色情出版物产业。性不仅是资本主义开拓的领域,也是向外扩张的领域。性 爱与生育的日益脱离(它部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随着有效节育手段的发展而来的 技术发展之产物),为新的欲望的增加开辟了道路,追求肉体享乐已成为自身的目 的,肉体享乐的商品化具备了可能性。性产品的新市场不断地被开发或创造出来— —50年代是在青少年中,60年代是在妇女中,70年代是在同性恋者中。到80年代, 用钱能买到的东西的范围已经引人注目地扩大了——从性辅助物到春药,从幽会服 务到性要求电话,从色情服饰、色情物品,到无法购买的各种性节目。一位在80年 代初访问纽约的英国女权主义者写道:“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性、艳丽的肉体、同 性恋——一切东西——都在一种为欧洲人所不知道的程度上商业化了。在曼哈顿的 大街上,穿着鲜艳的男男女女用时髦的标记戏剧般地表现自己的性特征,并且有意 识地寻求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理想——穿过一种未来主义的美和巨大的贫贱交织在 一起的城市风光,在那里,成功和失望都在每一块街区里争斗。”不难看出,西方 世界已受到消费化了的性的激烈挑战。 其次,在一本意味深长地题名为。性的界限。的书中,英国记者西利亚·哈登 承认:在某些方面,性革命使我摆脱了负罪感和忧虑感;但在另一些方面,它又用 另一些镣铐重新奴役了我。在这场论战中,真正的“性的俘虏”是这样一些人,他 们过分热忱地相信提倡放任的先驱者的主张(在这些先驱者中,“性学家”是最突 出的),并且在自己对性成功的追求中,发现了一种新形式的苦行。激进的女权主 义企图通过集体的努力来避免开男子权力的束缚,结果发现男子权力是通过占支配 地位的对性的定义,尤其是通过“性革命”的花言巧语而暗暗地起作用的;“性革 命”是男性取向的革命。所以,西方妇女性化过程是一种成问题的现象,因为它并 不是一种自主的事态发展。诚然,性革命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西方妇女性意识的觉 醒,并促使妇女的性模式发生很大的变化,或者至少对妇女的住满足有一种重要的 激励。然而,所发生的变化的现实性和重要意义,被其他的种种现实所减弱了。这 种种现实主要是:妇女仍在家庭中处于依赖地位,她们作为工厂和办公室中低工资 收入的工人,仍然受到剥削,关于女性迷人力量的新规则使得妇女身体的特征更明 显,同时又继续使她们服从于男人对欲望的定义等等。更准确些说,妇女的“性解 放”是在一种双重背景下发展的:其一是关于男人对性的需要和快感的定义,其二 是资本主义的劳动市场和消费的组织。这两种背景通过家庭生活的物质实体结合在 一起。大多数妇女的经济地位——较低的工资,较少的就业机会——仍然使得婚姻 被视为通向经济的和社会的安全与地位的途径。性革命拥护者对婚姻中唯意志论的 思想意识表示敬佩;而现实却常常是无情的决定论的现实,尤其对妇女来说更是如 此:经济、文化、道德,然后才是性。 第三,本世纪20年代,西方的性伦理发生了剧烈的转变。一般自由派人士已不 仅是相信而且是恪守这样的教条——性压抑的对立面即性教育、性的自由谈论,以 及性的感受和表现,将会产生有益的影响并已成为开明人士的主要标志。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之后短短的一段时间内,西方从闭口不谈性问题,突然转变为狂热地着魔 于性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大多数西方国家又经历了从法律上的道德主义到更 自由的法律制度的转变,这反映在大量的改革,尤其是关注性问题的改革之中,以 及造成了“零零碎碎的道德工程”。不过对性的法律控制的完全自由化从未达到。 根本原因在于,性革命并没有解决西方文化中的性问题。目光短浅的性自由主义者 没有看到,把个人抛人自由选择的茫茫大海,本身并不能给个人提供更多的自由, 相反,倒是更容易增加个人的内心冲突。他们所献身的性自由,其主要缺陷就在于 它并不是充分人道的。认为唯有自由就能解决一切性问题的想法,不过是一种天真 的幻想。 第四,战后资本主义关系在西方社会生活的大多数领域内的扩张,造成了社会 支配的种种新形式,以及种种新的反抗形式和政治形式。在对性别关系和性的处理 方面的变化,便造成了近年来的女权主义运动和性的激进运动。这些新的社会运动, 正在扩大民主这一术语,使包括性的民主,提到日程上来。它们提出了反对法律和 现存的道德观念(包括60年代和70年代“改良过的”法律)的性的自我决定的公正 原则;把那些过去认为不是政治问题的问题,即身份、快乐、赞同和选择的问题, 带人了政治领域之中。新的性运动引起了关于个人身份的切身问题,也触及到具有 决定性的社会分界。“性欲把大量起源于别处的矛盾集中到自己身上来:阶级的、 性别的、种族地位的、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冲突、道德上的可接受性和医疗上 的解释等方面的矛盾,在性欲这里有了一个交叉点。正是这,使得性成了伦理和政 治关注的一个特殊地点——成为恐惧和厌恶的一个特殊地点。”[注] 西方性史学家畜伊·唐娜希尔高度概括地指出:性革命所带来的冲击几乎是世 界性的;性革命为人类心灵带来的最大冲击则是道德的混淆。 英国前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1982年3月曾发表过一段有代表性的评论: “我们正在遭到60年代播种下去的东西的报应。那些时髦的理论和放任的哗众取宠 的语言,造成了这样一种社会背景,自我约束和自我克制的古老美德在这种社会背 景下都被抹了黑。”的确,在旧与新、传统与现代、美德与恶行的斗争中,60年代 确乎是转化的关键时代,是各种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决定性的交会点。在随之而来 的混淆与不确定当中,存在着一种诱惑,它诱使人们或者退回到旧的“自然”真实 性之中,或者去寻求新的确定性,即一种新的绝对论。在这个过程中,性选择的困 难、复杂、微妙的问题都被忽略了。许多人仍在忧虑和恐惧中继续他们的生活,根 本没有被宣布放弃幼稚的愚蠢信念这类流行傲法所触动。 英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罗洛·梅在那本被誉为1969年度“最重要的书”中做出 结论:“在二十年代的十年间,我们的性态度和性习俗转变得如此之快,恰恰证明 了我们在外表上的变化,其速度远远超过了本性上的变化。被我们忽略了的,乃是 开放自己的感觉与想象,丰富自己爱的乐趣、激情和意义。我们把这些东西转让给 了技术过程。在这种‘自由’恋爱中,人们不是学习如何去爱,自由也不是一种解 放而是新的桎梏。其结果是,我们的性价值沦入一片混乱与矛盾,而性爱则呈现出 我们现在看见的那种几乎无法解决的悻论。”“性解放运动最终不是以狂欢而是以 悲泣转向攻打自己了。”[注] 为什么几度声势浩大的性革命会造成西方性伦理观的混乱?为什么性革命在很 大程度上演变为“无限制的性运动”?美国学者柏忠言和他的同事们在大量的第一 手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展开了中肯的剖析:享乐主义的哲学就是这些乌七八糟东西的 理论基础。在这种哲学看来,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感官的享受。享乐主义者因此对 自由和进步产生出一种不正当的观念,他们认为一个受自己感官所控制的人就是自 由的人,而一个耽子享乐的社会就是进步的社会。举例说,美国最保守、销售量最 大的杂志《新闻周刊》中有一篇文章说到,对日本社会中存在妓女之类的邪恶现象 感到震惊的中国青年是幼稚的,是落后思想和清教徒主义的奴隶;而他们称那些要 求更多裸体和色情的人为观点更咱由的人士”。换言之,那些要求色情的人是更自 由的人,那些要求控制感观的人是落后的人。因此,西方世界关于自由的观点完全 是颠倒黑白的。他们认为,人越为禽兽意识所奴役就越先进,越文明。就这样,西 方的宣传工具不断鼓吹这种什么是自由和什么是奴隶的奇谈怪论。它的理论基础都 是享乐主义思想,即生活的目的就是寻求感官上的享受。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社会 日益蔓延的享乐主义和自私行为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已经使人们越来越感到可 怕。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注意到上述这种趋向,他们担心,如果社会中的个 人仅仅为了自己的感官享受而活着,联系社会的纽带就会彻底散开,人与人结合的 力量就会完全消失。人人只会为自己的享受和利益奔走,在这样的禽兽社会中,既 谈不到经济发展和物质进步。也谈不到和平和安宁的生活。[注] 综上所述,西方性革命所付出的巨大伦理代价及其根源,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 和记取。 三、苏联的性革命与列宁的性伦理观 苏联的性革命表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尽相同的特点。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不久,俄国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打起“革命”的旗号, 鼓吹消灭家庭和实行“妇女国有化”。例如,1918年在萨拉托夫发布的一个无政府 主义的法令中要求:“从1918年3月1日起,废止对17—32岁的妇女的私人占有权。” 继之而起的是所谓“一杯水主义”的理论,即胡说什么在共产主义社会要满足性欲 和恋爱的要求,就象喝一杯水那样轻而易举,不算回事。这种道德理论在工人,特 别是在青年学生中间得到一定的传播,使当时的一部分青年人简直发狂了。 当时一些社会学者的调查表明,一部分青年,力图把露骨的生理需要提高到完 善的阶段。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想给与一个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恋爱被他们宣 布为“资产阶级的偏见”,而性关系则被他们还原于单纯的生物学。例如,罗曼洛 夫的小说中一个女主人公说:“我们是没有恋爱之类的东西的。我们仅仅只有性的 关系。所以,要在恋爱里面去寻求生物学以上的某种东西,都被嘲笑作可怜的人, 头脑糊涂的人。”柯伦泰小说里面的一个女共产青年团员琼尼亚则声明:“性生活 对于我不过是单纯的肉体的满足。我对我自己的对手是依照情趣而变化的。我现在 已经妊娠了,但是谁是我的小孩的父亲,连我也不知道。可是这件事,对于我,随 便怎样都可以。”莫斯科劳动大学预科学生的回答是这样的:“(劳动大学预科的) 学生,是排斥恋爱的,认为恋爱是愚劣的事,是儿戏。”所以他们只是把恋爱从性 关系这个观点来认识。克米列夫斯基的作品中一个共产青年团女学生说得更干脆: “为创造新的风纪而斗争吗?得了啊!青年们如果希望,就去取吧,使自己满足吧, 但不可用诡计,顶好是开心见胆的做。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学习唯物主义的。” “一杯水”主义的理论在实践中造成巨大损害。格里曼教授的研究,曾指明当 时性的接触带有长期的性质者,在男学生中占15.7%,在女学生中,占百分之44.8 %。反之,带有短期间的关系及混交关系者,在男子中要占84.3%,在女子中,要 占55.2%。通过新经济政策初期苏联出版物关于这些胡乱行为的报道,我们可以了 解到,柯林可夫事件,彼得洛夫事件,罗曼洛夫事件,哈佐夫事件,契可夫事件, 亚里特西勒事件——这些事件“主人公”的名字——就是“一杯水主义”的性关系 所引发出来的各种丑恶现象。性的胡行乱为在“旷野丛中”的哈里可夫犯罪事件中 充分表现了出来。恶果就是落于一群流氓手中的一个少女,为他们有计划的强奸所 牺牲。苏维埃国家,曾用很严峻的弹压手段来和性的胡闹斗争。但是,必须看到, 这种种狼藉行为的一部分根据,即是“一杯水”理论。 为此,列宁在和蔡特金的著名谈话中,严厉地批驳了“一杯水主义”理论。 列宁首先从青年人的性生活观念变化谈起:“青年人对性生活问题的态度的改 变,当然是有一定‘原则’的,仿佛是以一种理论为根据的。他们有许多人自命自 己的态度是‘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而且他们确实相信是那样的。这并没有 使我这个老年人感到佩服。虽然我决不是一个阴郁的禁欲主义者,但是青年人的、 常常还有上年纪人的所谓“新的性生活’,据我看来,却往往是纯粹资产阶级的, 是地地道道资产阶级妓院的变种。这同我们共产党人的理解的恋爱自由,毫无共同 之处。”[注] 接下去,列宁着重剖析了“一杯水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列宁说:你 一定知道那著名的理论,说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和爱情的需要,将象喝一杯 水那样简单和平常。这种“一杯水”主义已使我们的一部分青年人发狂了,简直发 狂了。这种理论是许多青年男女的恶劫。信奉这种理论的人硬说那是马克思主义的。 谢谢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吧,它把社会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中的一切现象和变化, 都直截了当、全部彻底地归诸社会的经济基础!问题完全不是那样的简单。有一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很久以前就已指出了这~涉及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了。列宁 郑重申明: 我认为这个出名的“一杯水”主义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 社会的。在性生活上,不仅表现出单纯的生理上的要求,而且也表现出文 化的特征,不管它们是高等的还是低等的。恩格斯在《家庭的起源》一书 中指出,性爱的发展和提炼是何等重要的事。两性间的相互关系,不单是 社会经济与一种生理上的需要之间变动的表现。要想把这些关系本身的交 化,脱离同整个意识形态的联系而直接地归结到社会的经济基础,那是唯 理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自然,渴是要满足的。但难道正常环境下的正常 人会爬到街上去喝那里的脏水,或者从几十个人的咀唇沾过的脏杯子里喝 水吗?但,最重要的还是社会方面。喝水确实是个人的事情。可是恋爱牵 涉到两个人,并且会产生第三个生命,一个新的生命。这一情况使恋爱具 有社会关系,并产生对集体的责任。”[注] 这里,列宁对唯理论的批判,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两性观有着重要的伦理学意 义。列宁在批判“一杯水”主义时,也注意到它与西方性革命思潮之间的联系。列 宁和蔡特金谈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我对‘一杯水’主义毫无好感,虽然它享 有‘爱情解放’的美名。再说,这种爱情解放既不是新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你 大概会记得,约略在上一世纪的中叶,文艺作品里曾把它鼓吹为‘心灵的解放’。 在资产阶级的实践中,它变成了肉欲的解放。那时鼓吹的本领比现在强,至于实践, 则我难于判断了。”[注] 列宁之所以对“一杯水”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的实质给予无情的揭露, 饱含着对社会主义青年一代的深切关怀。他语重心长地指出:青年人特别需要生活 的乐趣和朝气。有益于健康的运动——体操、游泳、远足、各种身体锻炼——和多 方面的智力上的兴趣,学习、研究和调查;这一切尽可能同时并进!这要比那关注 于性问题的永久不变的报告和讨论以及那种所谓“充分享受人生”,更于青年有益。 有健全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既不是僧侣,也不是唐璜,但又不是处于二者之 间的那种德国庸人。你不是认识年轻的XYZ同志吗,一个极好的青年,非常能干。可 是我仍然怕他不会有什么出息。他几次三番地闹着恋爱。这对于政治斗争、对于革 命是不相宜的。我不信任那些把个人风流事件同政治混淆起来的妇女在斗争中的可 靠和坚定。也不相信那些追在女人裙子后面并给每个年轻妇女迷住的男子。不,不! 那是同革命格格不入的。“革命要求群众、要求个人集中力量,鼓足力量。象这种 对邓南渡的颓废的男女主角说来是司空见惯的放荡情况,却不是革命所能容许的。 性生活的放纵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是腐化的征象。无产阶级是个正在兴起的阶级。 它不需要用陶醉来谋求麻木或刺激。既不需要用性欲的放纵来求得陶醉,也不需要 用酒精来陶醉。无产阶级不敢也不希望忘记资本主义的丑恶、肮脏和野蛮。它从它 的阶级地位中、从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得到最强烈的斗争动力。它需要的是清醒、清 醒、还是清醒。所以我重说一遍,不要削弱力量,不要浪费力量,不要破坏力量。 克己自律不是奴隶主义,即使在恋爱上也必须克己自律。”[注] 最后,列宁把自己关于“一杯水”主义的批判做了一个总的概括: 我并不想用我的批评来鼓吹禁欲主义。丝毫没有这个意思。共产主义 不会产生禁欲主义,只有生活的乐趣和朝气,而这些也是从得到满足的恋 爱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但据我看来,目前在性生活上的普遍亢进,不是给 予而是减少了生活的乐趣和朝气。在革命时期,这是恶劣的,非常恶劣 的。”[注] 实践证明,在列宁的积极引导下,马克思主义性伦理观同资产阶级性伦理观的 斗争取得了积极成果,“一杯水”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苏维埃国家中得到了有效的 抵制。1928年2月,萨尔金特教授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就指出了青年性生活逐步转入 伦理次序的合理化。像混交那样的多角恋爱,已经渐渐减少。暂时的偶然的性交, 刹那的性交已成了过去的事情。坠胎减少,永久结合增加,对于小孩的照顾,也周 到起来,年轻的双亲,对于育儿问题,已表示出他们的关心来。在学生里面,赞成 “自由的无拘束的”恋爱者,只不过2%。35%的学生,都是遵从社会道德的次序, 而抑制短期的和偶然的性的结合,并且还有11%,否定“无爱情的两性间”之性的 结合。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列宁的性伦理观在当时苏联社会上产生的巨大影响。 列宁的性伦理观是富于革命性的。这里,极需要再引用列宁的二段名言: 当强大的国家在崩溃,旧的统治形式在破裂,整个社会世界在开始没 落时,个人的情感迅速变化着,迫切追求各种各样享乐的欲望很容易得到 无所拘束的力量。婚姻和性关系的形式,在其资产阶级的意义上,是不能 令人满意的。在婚姻和性关系方面,一场符合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临近 了。[注] 无产阶级革命对婚姻和两性关系的条件也会创造出真正革新的基础。[注] 列宁性伦理观的最突出特点,是它与社会主义的两性关系以及婚姻家庭生活紧 密相连。这是因为只有列宁才亲自领导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而两性关系和婚姻家庭问题将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社会生活中占据越来越 重要的地位。 离婚问题,是两性关系中的一个热点。 列宁在1916年的那篇长文中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离婚的例子清楚地表明,谁不要求立即实现离婚的充分自由,谁就不 配作一个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注] 列宁在1918年11月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说中申明:“在一切 文明的甚至最先进的国家里,妇女都处在被称为家庭奴隶的地位。在任何一个资本 主义国家,甚至在最自由的共和国里,妇女都没有完全的平等权利。苏维埃共和国 的任务首先是取消对妇女权利的各种限制。苏维埃政权已经完全消灭了妇女受资产 阶级的审视、压制和凌辱的根源——离婚诉讼法。实行自由离婚的法律,已经快一 年了。我们颁布了一项取消婚生子与非婚生子的地位差别以及种种政治限制的法令; 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充分地实现过劳动妇女的平等自由。”[注]同时,列宁又以他 那清醒的头脑补充道:我们的法律在历史上第一次取消了一切使妇女没有权利的东 西。但是。问题不在于法律。这种关于婚姻完全自由的法律在我们城市和工厂区实 行得很好,而在农村则往往成为一纸空文。在那里,教堂结婚直到现在还占优势。 这里受了神甫的影响,同这种坏现象作斗争比同旧法律作斗争困难得多。为此,列 宁要求苏维埃做出持久的慎重的努力,以保证自由离婚的真正实现。 1919年6月,列宁在《伟大的创举》的著名文章中又谈到“妇女状况”:“在这 一方面,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内的任何一个民主政党,几十年 来也没做出我们在我国政权建立后第一年内所做到的百分之一。我们真正彻底铲除 了那些剥夺妇女平等权利、限制离婚、规定可恶的离婚手续、不承认私生子、追究 私生子的父亲等等卑鄙的法律,这种法律的残余在各文明国家内还有很多,而这正 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耻辱。我们有充分的权利以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而自 豪。可是,我们把旧时资产阶级法律和制度的废物扫除得愈干净,我们就愈清楚地 看到,这只是为建筑物扫清地基,还不是建筑物本身。”[注] 在新生的苏维埃国家里,离婚自由带来家庭生活的革命性变化。因为这个自由, 并不仅只法律方面,就是经济方面,也有了保证。所以农村里面有这样的歌谣: 现在不是苏维埃政权吗? 不要害怕男子! 若果生活不好, 拿着钱分开就是了! 苏维埃农村中,离婚成为普通的现象。农妇可以向自己的丈夫说:“现在法律 已经不同了”,或者说,和他的结婚,已经不能够再忍耐了。所以这个“不圆满” 的结婚就应抛弃了。在以前,这不仅在法律上是极度因难的,甚至在经济上也几乎 是不可能的。一旦脱离了父母之家的农妇,要想再回到那里去,已经不能够了。既 已送出去的多余人口的农村经济农户,仍然回转来是不能够允许的;回转了来并且 还带着孩子来,更加不能够被允许。但苏维埃的亲族法已造成了离婚实际上的自由 性。所以在苏维埃农村里面就广泛地利用这个自由。 离婚自由在苏维埃国家的实施引起一些人的非议。有一位叫皮·亚·索罗金的 先生,发表了一篇《论战争的影响》的所谓“社会学”研究的大作。这篇深奥的文 章堆满了作者从他自己的著作和他的许多外国师友的“社会学”著作中引来的种种 深奥的论据。请看他的妙论吧:“现在彼得格勒每一万起婚事中,有九十二点二起 离婚事件,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且每一百起离婚事件中,又有五十一点一是 结婚不满一年的:其中有百分之十一不满一个月,百分之二十二不满两个月,百分 之四十一不满三个月至六个月,只有百分之二十六是超过六个月的。这些数字表明 现在的合法婚姻,实际上不过是掩盖私通关系并使那些‘好色之徒’能够‘依法’ 满足自。己欲望的一种形式罢了。”列宁驳斥道:“如果索罗金先生以为每一万次 结婚中有九十二次离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那我们只好认为,索罗金先生若不是在 一所同实际生活隔绝得几乎谁也不会相信其存在的修道院里受的教育,那就是这位 作者为了讨好反动派和资产阶级而故意歪曲事实。任何一个稍微了解资产阶级各国 社会情况的人,都会知道那里实际的离婚事件(当然是没有得到教会和法律认可的) 要多得多。俄国在这方面与别国不同的地方,是它的法律不把假仁假义、妇女和儿 童的无权地位奉为神圣,而是公开用国家政权的名义对一切假住假义和一切无权现 象作不懈的斗争。”[注]同时,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再次重申: 任何一个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资产阶级国家关于结 婚、离婚和非婚生子女的法律以及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就会知道现代资产 阶级民主制,即使是在所有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也是以农奴主的 态度对待妇女和非婚生子女的。 当然,这并不妨碍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以 及西方一切类似他们的党派继续高呼民主,指责布尔什维克违背民主。事 实上,在结婚、离婚和非婚生子女地位这些问题上,正是布尔什维克主义 革命才是唯一彻底的民主革命。这是一个最直接涉及每个国家半数以上的 人口利益的问题。虽然在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以前已经有过很多次自称为 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是只有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才第一次在这方 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它既反对反动思想和农奴制度,又反对统治阶级和 有产阶级通常所表现的假仁假义。[注] 综上所述,列宁的性伦理观已非常清楚了。虽然在实施社会主义两性关系变革 的过程中,可能发生,而且事实上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包括一些消极现象,然而, 列宁并不因之改变社会主义性伦理观的原则立场。这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 四、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性伦理的冲击 在中国性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五四时期,是史无前例的历史性巨变时期;五四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性伦理思想解放运动。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精辟指出:“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 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 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 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 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 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注]作为五四运动时期 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思想革命的一部分,性伦理问题被鲜明地提出来,并形 成了中国历史上性伦理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仅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 新创办的以研究妇女、婚姻和性问题为宗旨的报刊就达40余种。当时,许多著名学 者和几乎所有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曾撰文阐述性伦理问题。 以鲁迅为例。鲁迅前期是以“生物学的真理”作为他的性道德观的理论根据的。 他论证道:“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 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 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 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 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 [注]以此为据,鲁迅批判了那种把性交视为“不净”的虚伪、愚昧的“中国的旧见 解”。在他看来,和任何科学研究一样,对婚姻、性道德等问题的研究,必须去掉 一切神秘主义以及其他偏见,用严肃的科学态度才能得到科学的答案。鲁迅申明: “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 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 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自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 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注]进而,鲁迅以进化的观点批判了“圣人之徒”以 孔孟之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借口,三妻四妾,“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的 堕落现象。 作为一个战斗的启蒙思想家,五四时期的鲁迅把主要注意力和批判的锋芒指向 违反人性的封建性道德、畸形的性道德观和变态的性心理。同时为“天性的爱”的 解放,为维护纯真的爱情而呐喊。他的《随感录·四十》就是针对“一位不相识的 少年”寄来的一首以“爱情”为题的诗所发的感想。原诗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罪 恶。鲁迅认为“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又说:现在“东方发白, 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囗便 鸱囗般叫”,“我们要叫到旧帐勾消的时候”。“旧帐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 放了我们的孩子:’”1922年8月,汪静之的新诗集《蕙的风》由东亚书局出版,其 中大都是要求“自由恋爱”的情诗,反映了被五四运动唤醒的青年反抗封建礼教的 要求。但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却先后写了《读了〈蕙的风〉以后》和《悲哀青年答 章鸿熙君》等文章,将《蕙的风》诽谤为“金瓶梅一样”,“堕落轻薄”的作品, 是“变象的提倡淫业”,“应当严格取缔”。于是,鲁迅作《反对“含泪”的批判 家》,对这种论调予以了驳斥,并指出:“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 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 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 有力地揭穿了虚伪腐朽的封建性道德。 再说茅盾(沈雁冰)。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首批党员之一,在他成为举世瞩目的 文学家之前,首先是一位性伦理问题的专家他在1920年~1925年间,曾撰写和翻译 了有关婚姻和性问题的文章约160篇。这一遗产无疑是十分宝贵的。在写于1920年2 月的一篇文章中,茅盾指出:“我们大家知道‘性道德’(Sexual Moral),男女 间相差很远。以贞操而论,无论中外,总是女子失贞的事大,男子失贞(即娶二女) 的事小,简直等于无。这道德方面的不平等。是第一该解放。但要晓得解放不就是 女子效男子的样,也可以随便和人发生性欲关系,或也如男子一般,置小丈夫,或 也反男子之道而行之,将男子视为满足女性内欲的玩物!这是要创造新道德,男女 共守的新道德,才是‘人’的办法,不然,便人于兽的行为了。”[注]他还进而分 析道:要知道“性的伦理”——“The Ethics of Sex”是从来学者讨论不了的大问 题,岂是“坚定意志……”等等常识——教孩子们的常识——话头所可乱充的呢? 瑞典有位爱伦凯(Ellen Key)女士对于女子主义运动是终身事业,讨论新道德极精 辟的,德奥国家的女子主义也是极力研究这个问题的,我们先要晓得他们研究的到 了什么程度,得了什么结果;他们社会的背景是什么?然后或介绍他们的学说,或 参考他们的学说,印证自己的环境,研究创作,所以一方面仍是要从学问上着手, 做工具;一方面从实地调查和观察入手,做材料。当茅盾成长为共产主义者之后, 他又写下《新性道德的唯物史观》。该文发表在1925年元旦出版的《妇女杂志》 (第11卷第1号)“新性道德号”上。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新性道德号”还有两篇重要文章,即章锡琛 的《新性道德是什么》和周建人的《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由此引发了中国文化 界关于性解放问题的第一次讨论。主张性解放理论的以章锡琛、周建人先生为代表, 反对者以陈百年教授为代表。这场讨论的文章后由章锡琛先生汇编成《新性道德讨 论集》,上海开明书店于1925年10月发行。通观该讨论集的第三版,可将中国20年 代的性道德的理论综述如下: 章锡琛依据福莱尔的《性的问题》,首先在《新性道德是什么》一文中指出: 从来的性道德观,最奇怪的,莫过于规定了性的行为只有在经过结婚形式的男女两 人间方可发生。他们对于结婚形式,好象看作具有无上的神通,能够使一切的不道 德都变成道德似的。已经成年而且具有责任能力的男女,因为自己双方的合意,互 相结合,这是无论从哪一方看来不会有害于社会及个人的,然而一般社会却常常看 作不道德。照新性道德上看,男女间的性行为,只要他们的结果不害及社会,我们 只能当作私人的关系,决不能称之为不道德的。社会对于男女间的关系,只有在产 生儿童时,才有过问的必要,其余都应该任其自由。离婚的自由也是新性道德的条 件之一。他在答辩文章中又谈道:我们所说的两性间的关系,决不只是单纯的低级 的肉欲关系,所以性的解放虽然常常容易被误解为纵欲,但两者的性质似乎不至于 像这样的容易混同。节欲的训练必须与性的解放同时并行,才能把两性观念提高。 “我所谓的性的解放或自由的定义,非常简单,……就是凡无害于社会及其它个人 的,一切都任其自由。”[注] 周建人在讨论中表示,应把恋爱看作极私的事。如果是成年以上的、健全的、 纯粹的爱情关系,社会应当看作中性道德。瑞士的福莱尔、英国的罗素等都说过, 只要客观的说出就好,我当然是赞成这种意见了。我对于性道德的见解,不是主张 用多委制或多夫制去代替一夫一妻制,是说一夫一妻道德也可以不必严格。“同时 恋爱两人以上时”,只要他们自己没有什么问题,旁人用不着去于涉。我觉得超越 一男一女以上的恋爱关系,社会必须认为不道德,总是一种压迫。[注] 陈百年在论战中指出:性的解放或自由,都是多义的,可以作温和的理解,也 可以作极端的理解,其间程度相去甚远。我的偏见,以为要想保持适度的性欲,最 好还是一夫一妻,即一夫一妻的生活最容易使人不走入不道德的路上去。他在分析 中国现实情况之后,认为新性道德或性解放的理论,是“一夫多妻制的新护符。” [注] 鲁迅先生没有直接参加这场讨论,但是在他主编的《莽原》上先后发表了章锡 琛、周建人的四篇文章。鲁迅先生并在。编完写起》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我总以 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理论发的太早,——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但外国是 外国。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是论利害,不象论是非,“莫名其妙”。 不难看出,鲁迅的倾向是明显的。 应该怎样评价这场关于性解放的讨论呢?1985年到1937年,艾思奇在上海参加 编《读书生活》杂志。其间,有读者问及性自由的问题。艾思奇写了《恋爱的本质 是性行为吗?》,予以公开答复。该文涉及到20年代的那场讨论。文章认为:恋爱 问题在中国最出风头的时候,是20年代。那时正是所谓五四文化运动期间,全国发 生了一个反对旧社会传统的运动,恋爱自由的呼声,也成为反对旧传统的一个口号 而出现了。这新的文化运动的来源,人人都知道是因为中国社会上的资本主义要素 最初抬起头来,要想打倒旧的封建势力。新文化运动就是这新势力的表现,恋爱自 由的主张也正是这新文化中的一支生力军。恋爱自由的主张反映着资本主义的生产 关系。恋爱自由有个人主义的色彩。从五四时代的言论里,可以知道,主张恋爱自 由的人,是以恋爱是男女个人本身的事情,所以只能由本身自己来决定,不能听从 “父母之命”,排斥第三人的干涉。这在反封建方面是有意义的,但推到极端,就 有人把恋爱看作纯粹个人的事,以为和社会全然无关。恋爱是以自由乎等为理想的。 所谓恋爱自由,就是要人人都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作自由的追求,自由的竞争,自 由的结合。资本主义初期的时候,也就是用自由平等的口号来和封建势力对抗的; 恋爱自由不过是这一方面的反映,是虚诡的自由平等。有资产的人实际上始终占着 优势。资本主义社会里,男女两性说不上自由恋爱,而成为露骨的买卖婚姻。艾思 奇还提醒读者注意,恋爱所需要的那些条件,也是反映着社会的不平等的。苦力劳 动者们因为生活的残酷压迫,一般所谓的“人品学问”之类,在资产者认为是谈不 上的,恋爱成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事实上的特权。恋爱的种种特征,都带着新 兴资本主义性质,初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才是产生恋爱和决定恋爱的基础,恋 爱的本质。艾思奇的此种观点,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时间,曾占据了主导地位。 至此,对于历史的回顾可以暂告一个段落。首先应当承认,不论是五四时期马 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性伦理发起的冲击,一还是稍后展开的关于性解放问题的大讨论, 都具有程度不同的反对封建性道德的意义。同时应该反思:为什么五四时期提出的 性道德观历经长期磨难仍没有能在中国掌握广大群众?为什么至今不少共产党人的 性道德仍没有达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水平?又为什么20年代关于性解放的争 论在80年代重又开战?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 五、当代中国性伦理的大变革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我们想再从女性和青年两个特定角度,对当代中国性伦 理的变革做些总体描述。 女性性爱观念的变化,历来成为整个社会性伦理变化的天然价值尺度。具体到 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社会,一个坚决奉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新中国, 女性的解放、女性们在观念上的变化,便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正在变化的最有说服 力的佐证。为此,步入女性世界最隐秘的层次,掀开重重掩饰着的帷幕,揭示流动 于当代女性世界的性爱观念,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前性伦理的巨大变革。 这里,所谓“流动于当代女性世界的性爱观念”,借用了向娅的报告文学《女 十人谈》的副标题。 《女十人谈》是篇“依靠谈话录音完成的报告”,它确实为我们探讨当代性伦 理观念的变化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这里不妨概括地转述几位当代女性的性观念的 自白—— A,1952年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正象她自己所说,是“老三届”,曾插队五 年,做护士工作六年,1983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现为内科医师。其婚后经历, 可以浓缩为一句话:丈夫又有所爱,但最后的结局却是皆大欢喜。她坦诚地说: “一个男人在爱着一个女人的同时又接受了另一个女人的爱,这在我看来毫不足怪。 特别是我丈夫那种含蓄而有内容的男人,标准的男子汉,别的姑娘爱他也就非常正 常了。爱是一种美好的情感,尽管它有时会产生使人难堪的局面,但爱本身远比恨 珍贵得多。我对自己的力量相当自信。八年的共同生活使我深信他伤害不了我。所 以,从心理上我首先不是弱者,更没有将被遗弃的恐惧。” B,39岁,生于革命军人家庭,高中毕业时正值“文革”,参军后当了四年文艺 兵,转业后当独唱演员六年,现为某贸易公司副经理。离婚后,她又嫁给比自己小 四岁的他。她说:“在结婚的当天晚上,客人们正闹洞房,我便当众向第二个丈夫 宣布:咱俩就象两颗独立的星,你是自由的。你也要给我自由。我们相互尊重。一 旦有一天一方提出离婚,对方不得反对。经过几年的验证,我感到这是明智之举。 这首先使双方地位平等,同时给他内心无形中注入一种潜在的危机感。” C,46岁,出身于高级职员家庭,“文革”前夕毕业于名牌大学中文系,现为一 家出版社编辑室副主任。“常规”的爱不完整,不能满足她的心。她说:“我并不 讨厌我的丈夫!他善良又真诚,有极强的事业心。在自己的学科领域里,他是个强 者。但在性爱心理和性能力上他是个十足的弱者。女人有理性,但也有本性,我常 常希望床上有一个强有力的又极疯狂的男子。于是出现了他。在他身边,我充分意 识到我是女性,是弱者,是被宠爱的。但我不愿抛弃丈夫,我更无意介入他的家庭, 我对丈夫仅仅是感到有些不满足而已,而这不满足,靠着这婚外的感情已完全弥补。” D,38岁,出身于工人家庭,曾经在内蒙兵团四年,1973年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学习,现是中学外语教师。她爱上了有妇之夫,决心取代另一个女人。她说: “我很幸福。我爱着一个男人,同时感受到这个男人的爱,我便在幸福之中了。有 人说我是什么‘第三者’,领导也对我施加压力,说我道德败坏,还给了我党内警 告处分。我当然不服!什么叫‘第三者’?要让我下定义,那应当是:三人中那多 余的、没有感情的。” E,38岁,出身于革命烈士家庭,曾在山区插队两年,三线工广宣传科五年,现 任某影视中心导演。真诚的奉献剥夺了她的一切,改变了她的生活,她不再追求爱 情,出击众多的男人,爱与性分离。她说:“我是独身主义者。别误会,独身可不 等于禁欲。我是个女人,女人离不了男人,只是方式不同罢了。而禁欲却等于慢性 自杀。” F,43岁,出身于一个清贫的职员家庭,大学毕业后留校,现为中文系教师。不 完整的生活,使她迈出了尝试的一步,但无爱便无性。她说:“是两年前那件事开 始使我思索性爱问题的。我的前夫亡故已五年。他生前,我们感情不错。当我刚从 悲痛中醒来,他来找我了。我一直十分敬重他,我们的关系很好,我给丈夫办后事 的时候,他帮了我好多忙。但是,事实上我们无法互相弥补。我觉得根本找不到感 觉点,我对他仅仅是尊敬和同情,并没有爱,没有性的要求。” G,36岁,硕士研究生,曾在东北插队三年,当过护士,上过卫校,现为某医学 研究机构课题主持人。对性爱的剖析并不妨碍她对神秘彼岸的想象。她说:“我主 张在特指男女之爱时直呼为‘性爱’。不要羞答答地回避这个‘性’字,或用什么 别的字眼来代替。我在性问题上非常严肃,虽然搞医学研究对性生理接触多,但三 十六年来我从未和异性有过肉体接触。象我这样保持处女身的同伴还有,但却有相 当多的姑娘早已不是处女。这没有什么可怕,可惊的,没有理由要求一个三四十岁 的女人仍然必须是处女。我反对把性爱问题人为地神秘化、庸俗化,更不该采取虚 无主义的态度。男人在女人身上验证自己是男人;女人在男人身上验证自己是女人。 男人的自我完成自我实现依仗女人;女人的自我完成自我实现依仗男人。这可以算 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性爱观。” 此外,《女十人谈》还向读者展示了其他五种性观念。作者为它们所做的概括 分别是: H,丈夫渐高的知名度成为她爱的恐惧,把异性均看做“假想敌”。——一个女 人制服一个男人。 I,丈夫纵情声色拳脚相加,她却忍气吞声。——一个在男人面前失去自我的女 人。 J,她曾不幸,曾不平,曾不甘寂寞。她向自己所缺乏的一切进攻。——一个女 人试图证实自己的征服力。 K,她只想生个孩子。她不想结婚。——一个女人不需要任何男人。 L,事业上的女强人,爱情上的失意者。灵与肉的困惑。——一个试图向男人证 实自已是处女的女人。 诚如向娅所言“可以设想,千百年来性爱观念虽千差万别,各成体系,但截止 十年前我都决不可能前出想写这样一篇报告的念头,更不可能如此顺利地进行录音 采访!不会有人愿意正面回答与性有关的问题,尽管历朝历代人们都生活在性爱浪 涛里。因而,我确确实实感受到了历史大跨度的进步,文明本质的升华。”至此, 做为一篇报告文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然而,对于性伦理学来说,这里展示的 当代女性世界的性观念,仅仅是研究的一个起点。性伦理学需要对这些性伦理观念 做出善恶评价;需要分析这些观念形成、发展的原因,揭示其固有的、隐藏在上述 现象内部的规律性;特别是要回答:为什么在当代中国会出现性伦理观念的这些变 化? 毫无疑问,仅以报告文学来说明当代中国性伦理的变革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 大量的调查研究。而在这方面,我们有着重大的缺陷。值得庆幸的是,1990年11月 召开的“十年来中国青年价值取向演变”的论证会为我们送来了意外的礼物。 十年来当代中国青年价值取向的演变,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七五”计划重点 科研项目——精神文明中建设的价值观与社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会的资助。该课题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青少年研究室承担。 从1986年开始到1990年五年期间,课题组先后组织开展了两次全国规模的问卷调查。 第一次调查在1988年4月举行,根据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样本近4000人(城镇2 552,农村1219)。分层的基本依据是全国范围内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特征。总体 所在地区依国家统计局的统一标准被划分为发达、次发达和欠发达三类;在每一类 型中,依据城市规模,划分出大城市、及其周边乡村、中等城市及其周边乡村和小 城市及其周边乡村三类,作为样本抽取地区涉及全国九个省,它们是云南、福建、 浙江、青海、山东、吉林、广东、湖南、四川。抽取样本时,依照性别、年龄、从 业身份、婚姻状况、文化水平等属性进行比例分配,从而保证样本具有较广泛的代 表性。第二次调查在1990年4月份举行,对原有问卷作了部分修改;样本抽取方法基 本上同第一次;样本近600个。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说明,青年人对恋爱、婚姻以及性 的问题尤为关注和敏感,他们在婚恋和性爱方面的观念变化比其他方面更为快速、 显著。征得该课题组负责人楼静波的同意,本书引用了有关调查数据和分析。 表1数据显示,绝大多数青年在婚姻问题上均倾向于“听自己的意见”,无论是 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性别、不同文化水平以及各种不同从业身份的青年,均不例外。 这表明,青年人有婚姻自主的强烈愿望。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农村青年在婚姻问题 上倾向于“听自己”的也有半数以上,说明众多的农村青年也向传统的父母之命的 包办婚姻提出了挑战。青年人这种婚姻自主的意识是合理的,正常的,因而得到了 婚姻法的保护。如果实际生活中真正能由婚姻当事人自己作主,那么,包办婚姻酿 成的悲剧将会大大减少。 但是,也要看到,还有相当数量的青年在这个关系自身终生幸福的婚姻大事上 缺乏自主意识,倾向于听父母的意见。特别是女一青年。听“父母意见”的较男青 年比例高,占13%,而同一选择男青年只占6%,反映女性的依赖心较强,独立意识 不如男性。 数据还表明,婚姻自主倾向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强。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青 年婚姻自主倾向最强,小学文化水平的青年中选择“听自己意见”的比例最低。农 村青年中选择“听父母的”高达23%,这固然与农村中父母之命的传统婚姻习俗分 不开,但农村文化教育水平相对低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说明,要提高青年人的 婚姻自主意识,必须从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入手。 在各种不同从业身份的青年中,单位负责人在婚姻大事上除了半数以上听“自 己”的意见外,选择听“父母”的、“老师”的、“舆论”的,也都分别占相当高 的比例,说明什么问题,是什么因素形成的,值得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传统婚姻的目的是顺从父母之命,是为了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夫妻之间婚前 没有感情可以在婚后慢慢培养,即使毫无感情也能厮守终生。”现代婚姻则重视爱 情因素,爱情是维系婚姻的纽带,两性的结合更多的是感情的需要。表2显示,半数 左右青年找对象把感情深厚与否放在第一位。追求相互爱慕,重视婚姻的感情基础, 这就使男女双方从长期以来父辈们没有感情没有凝聚力的凑合型、维持型婚姻中解 脱了出来,对于提高婚姻质量,稳定家庭和社会无疑是有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是历史的进步。固然,就目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而言,男女青年恋爱结婚单纯建 立在相互爱慕,感情投合的基础上。而完全排除职业、工资收入、住房等物质条件 的考虑,多少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这毕竟代表了今后的方向和必然趋势。 如此众多的青年追求情感的满足,只重视现时幸福而不在乎能否“白头到老”, 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的传统婚姻观念相比,确实是历史性的重 大突破。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又不能不使人耽心:是否会出现恋爱婚姻上的短期 行为,今天和这位有感情就结合,过几天感情转移了就分手,朝三暮四,改弦易辙, 草率结婚草率离婚,从而给社会带来不稳定感。 选择“不婚不嫁”的也不少,说明有部分青年在择偶时有过分理想化倾向,宁 肯不嫁不婚也不能不十全十美。 从性别看,选择“只要感情深厚,不一定白头偕老”的,男女各占其总数的一 半以上。但是,选择第二个答案,即“感情不十分深厚,但能托付终身”的女性, 百分比为35.6,略多于男性,反映女性有较重的依附心理——找对象是为了终身有 靠,传统的婚姻观女性的负担更重些。 选择第一种答案的,随年龄的增长而递减。16—20岁的青年选择第一种答案的 百分比最高,达64%,这个年龄段的青年正处在青春发育期,对人生对爱情一知半 解,充满梦幻、憧憬未来,有的还没有恋爱的经历,有的可能正陶醉在花前月下的 柔情蜜意中,他们把恋人间的感情看得更重些是很自然的。进入婚嫁年龄后,对问 题的考虑逐渐变得现实起来,选择恋人更多的着眼于终身幸福,选择第2种答案的百 分比也就逐步升高。 8种不同从业身份的青年相比较,科技人员和学生中选择第一种答案的百分比最 高,都在7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农民中选择第一种答案的竟然也在60%以 上,在8种不同从业身份的青年中位列第三。在封建包办婚姻在农村重新蔓延的今天, 仍有如此众多的农村青年不顾白头偕老与否,追求恋人间的情投意合,应当看作是 传统婚恋观的重大突破。几种不同从业身份的青年在选择恋人时,都把感情深厚与 否看得比能否托付终身为重。只有个体户青年例外。这说明,一向被认为在竞争观 念、金钱观念等方面走在前头的个体户青年在婚恋观上并非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开放, 还保留着较多的传统观念。 (三)对婚前性行为的肯定与宽容,反映当代青年在性道德评价上背离传统的 步子迈得相当大,性观念的开放程度令人瞠目。 为了测量当代青年性观念的变化,以对婚前性行为的认识和态度为突破口,设 了两道问答题,请被调查的青年选择。结果如下: 表3表明,当代青年对婚前性行为表示“可以理解”的所占百分比最高,如果加 上对婚前性行为持完全肯定态度,即认为“正常行为,无可指责的”,百分比高达 39,而认为“不应当”和“道德堕落”的,合计为34%。在这种否定性倾向中,视 婚前性行为为“道德堕落”而加以谴责的,也只占少数,多数人仅仅认为“不应当” 而已。这说明,和传统相比,青年的性观念有了相当大的松动。 调查显示,有1/4左右的人选择了“说不清”的答案,说明近几年理论宣传和 舆论导向上的混乱造成青年思想上的困惑与迷惑,这是不容忽视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调查到当您的恋人向你提出婚前性行为的要求,您将采取什 么态度时,只有略多于半数的青年表示“拒绝”,明确表示“答应”的有9%,还有 29%表示“有可能答应”,两者相加,接近40%,当代青年在两性关系上表现出过 分的随便,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见表4 不同性别的青年在性观念的开放程度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认为婚前性行为是 “正常的,无可指责”和“可以理解”的,男性百分比高于女性;而认为“不应当” 和“道德堕落”的则相反,女性多于男性。说明男性青年比女青年在性观念方面开 放的步子迈得更大些。行为选择上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当恋人提出婚前性行为 时”,表示“拒绝”的,男性中有43%,女性中有74.7%,“答应”和“可能答应” 的,男性为56.2%,女性只有25%。 不过单就女性而言,有1/4的人表示“答应”和“可能答应”婚前性行为,已 经不是一个小数目了。中国是一个十分讲求贞节的古老国家。传统的贞操观带有深 重的重男轻女的封建色彩,只对女方单方面提出贞节的要求。结婚时新郎乃至新郎 的父母亲友都对新娘是否处女要求十分严格。姑娘们从小就被谆谆告诫要从一而终、 严守贞操,失身即终身遗恨等等。因此很多未婚女性都把自己的处女膜是否完整看 得比生命还重,多少少女因为失去贞节而受到歧视、遭到唾弃因而痛不欲生。如今, 开放不过10年,女青年中就有近1/3的人认为恋人间的婚前性行为“正常”、“可 以理解”,有1/4人表示“答应”和“可能答应”,性观念变化之快,确实不能等 闲视之。封建的贞操观固然应予摒弃,但自爱、自重仍是现代女性所不可或缺的基 本素质。 反过来,尽管有45.8%的男青年认为“恋人间的婚前性行为”是“正常”的, “可以理解”的,似乎够开通、够宽容的。但实际生活中却未必是这样。许多男青 年自己在婚前可以和不止一个姑娘发生性关系,而当他发现自己的新娘不是处女时 就暴跳如雷,不能容忍,哪怕新娘婚前是受暴力侵犯而失身也不予理解和宽容。这 同样是封建贞操观的余毒。 就不同文化水平的青年而言,对婚前性生活持肯定和宽容倾向的,高中(含中 专)和大学(含大专)水平的分别占该层次青年的36.4%和46.5%,均大大多于该 文化层次中持谴责和否定倾向的百分比34.9和26.3。而初中和小学文化水平的青年, 其百分比正好相反,否定倾向大于肯定倾向。这些数据表明,性观念的开放程度受 文化水平高低的制约。但是,在行为选择上,“如果恋人提出婚前性行为要求”时, 选择“答应”和“有可能答应”的,在四个不同文化层次中,小学文化和大学文化 所占比例均比较高。如果说,大学文化水平的青年作此选择较多,标志其性观念开 放的程度,那么,小学文化的青年作此选择,恐怕更多的是由于无知和正确的道德 观念包括性道德观念尚未成熟所致。 3类不同从业身份的被调查者,对婚前性行为持肯定和宽容倾向的比例,均超过 否定倾向。其中,科技人员的肯定倾向最为突出,为选择否定答案的比例的4倍多。 单位负责人、个体户和农村青年选择否定答案的比例虽然高于肯定倾向的选择,但 是认可婚前性行为的也分别占1/3左右。说明对婚前性行为的宽容具有普遍性,追 及多数行业的青年而不是单一行业独具的现象。 从年龄看,尽管各年龄段青年完全肯定婚前性行为是“正常行为,无可指责” 的为数不是很多,但表示“理解”的比例却在各年龄段里均为多数。无论是认为 “正常”还是“可以理解”,其比例呈现出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趋势。在行为选 择上,“拒绝”恋人的婚前性行为要求的,各年龄段均有一半以上比例,明确表示 “答应”的以31—35岁年龄段所占比例最高,“可能答应”的则以26—30岁年龄段 为最多。当然,这两个年龄段的青年多数已婚,答应与否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一种假 设,已无实际意义。16—20和21—25两个年龄段有35.7%和47.1%的青年选择“答 应”和“可能答应”,就值得注意,需要进行工作,加以引导。 结论: (一)青年在婚恋和性方面的观念变化比其他方面更为明显。和我国目前的物 质生产水平相比,变化之大甚至可以说有点超前。这是因为,我国青少年长期处于 性禁欲压抑的状态下所产生的逆反心理,对爱情和性有强烈的好奇心。改革开放以 来,爱情禁区打破了,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男女谈情说爱的情节和镜头随着影视 等大众传播手段的普及而广为传播,处在情窦初开春心萌动的青少年自然极敏快地 捕捉并接受了这方面的信息。 (二)婚恋观念的变化不是孤立的现象,是近年来青年自我意识觉醒和增强的 表现。青年婚恋观的变化并不全是正向的。对其积极的方面要肯定要支持,对其负 面则要引导,要抑制。 综上所述,通过对女性的个别访谈和对青年的抽样调查,已经清楚地表明,当 代中国的性伦理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 六、中国性伦理两次大变革的比较研究 当代中国的两性关系及其伦理观念的巨变,具有历史必然性。在一定意义上可 以说,这是中国五四时期性道德变革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发扬和光大;同时, 也只有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五四时期先进思想家所倡导的性道德之变革才能得以 逐步完成。为此,把20世纪中国性道德的两次大变革作一些比较研究,应该说是有 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的。 第一,从变革的对象分析,中国这两次性道德观念大变革,都把批判封建性道 德作为基本任务。 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性关系受制于只强调封建义 务,而无视爱情的封建家长制。首先,性的目的是传宗接代。《礼记·昏义》云: “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以上祖宗庙,以下继后世也。”其次,性的合法形式是 经过家长主婚和媒的的婚姻制度。历代封建律例都规定:“嫁娶都由祖父母、父母 主婚。”“父母之命,媒的之言”是订婚的唯一形式和结婚的合法根据。此外,还 往往要伴之于相当猖极的买卖婚姻。再次,性道德准则是男尊女卑。中国封建主义 性道德基础的形成和长期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根源。它是封建 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开始, 历代的封建主义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对性道德的研究。不过,儒家论夫妇关系时,但 言夫妇有别,从未言夫妇有爱。其影响之久远,甚至在封建婚姻制度已被摧毁的新 中国,仍然还在现实生活中顽强地表现出来。 第二,从变革的外因分析,中国20世纪的这两次性道德变革都与程度不同的对 外文化开放有密切联系。 五四时期,西方的各种思潮,包括性价值观念,开始传入中国。这期间,固然 有马克思主义的逐步传播,但相对说来,资产阶级的性道德观念影响似乎更大些。 其突出的例证,即是20年代中国文化界曾展开的那场关于“新性道德”即“性解放” 理论的讨论。以后,一些知识分子又热心地翻译了不少西方性道德的理论著作。在 封建势力极其强大的中国,资产阶级性道德的引入,确实曾使一部分渴望冲破封建 道德观念束缚的知识分子尊之为“新”。但是,仅仅用这种理论去攻打顽固的封建 性道德的堡垒,显然是软弱无力的,只好败下阵来。在奉行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当代 中国,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声势涌进,由于多年的封闭状态,经 过文化大革命动乱的中国人,特别是在这期间和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人,有一种研 究西方思潮和性价值学说的强烈愿望。其中,确有一部分人以其并不清晰的意识, 全盘接受西方的性道德。但更多的人则希望在自由、平等、民主的基础上,创建具 有高尚爱情的两性生活。基于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因之,有 可能对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潮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批判和借鉴。而这方面的成果, 将成为当代中国性伦理大变革卓有成效的必要条件之一。 第三,从变革的深度分析,当代中国的婚姻道德变革比之五四时期无疑具有更 大的广度和深度。 五四时期对封建性道德的批判,标志着中国封建性道德的终结(就其失去了历 史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而言),因之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但是,这一场斗争主要 是由一部分知识分子进行的,而且仅仅局限于思想道德领域。至于在受害最深的广 大劳动群众中,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失去了历史进步性的封建性道德依然极端顽固。 当代中国的性道德变革,则在~定意义上具有了全社会性和全民族性。其中,变革 呼声最高的依然是知识青年。此外,一支引人注目的生力军则是广大女性。其中包 括广大的正在奋起的农村妇女,这恐怕是因为封建性道德在那里还颇为猖撅的缘故。 第四,从变革的环境分析,中国的两次性道德的大变革是在根本不同的社会条 件下进行的。 五四时期,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尽管人们 已经深切地感受到封建住道德之种种弊病,但其变革仍只能停留在“乌托邦”的境 地。 现在,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正在逐步创造着两性关系“真正革新的基础”, 一场顺应社会进步潮流的性伦理巨大变革已成为大趋势。 众所周知,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十余年来,中国径历着从封闭向开放的 伟大转变,经历着从僵化的经济体制向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伟大转变,经历着 从长期“左”倾思想和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向人民思想获得解放的伟大转变。历史 的巨变,实实在在地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崭新的时期。一方面,改革和开放, 冲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使经济活跃起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 发展。沿海地区,从南到北,正在形成广阔的前沿开放地带。依靠广大群众积极性 的发挥,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另一方面,改革和开放,也使民族精神获得了新 的解放。长期窒息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积极变革,勇于开拓, 讲求实效,开始形成潮流。时间的推移。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清楚地看到,十年 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具有极大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它是亿万人民群众汇集起来的伟大 历史洪流;也是亿万人民思维方式、活动方式、价值观念的伟大变革。随着改革开 放的深入,近年来我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又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层次更深的问题。这其 中,即包括性关系和性伦理的变革。 首先,在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 化、现代化,绝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它必将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个领域产生 广泛的、深远的影响。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 的商品经济新秩序,这在我国意味着实践方式的根本变革。所谓实践方式的改变, 是实践目的、要素、手段、方法的根本变革,是整个实践观念的变革,而绝不仅仅 是实践的某一局部的转变。这一点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于自然经济所具有的革命 性意义。在此基础上,又必然引发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有着几千年自然经济传统 的小生产所固有的崇拜意识、依赖意识、封闭意识、平均主义的公平观等等,必将 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平等意 识等等所取代。正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严 酷斗争,又必不可免地冲击着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两性关系及其性伦理。社 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崭新的两性伦理关系,并 从根本上为之建立和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 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还意味着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变革。从50年 代起,我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社会主义是绝对的“善”,资本主义则是绝 对的“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绝对对立的。这种思维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 实生活的需要。明乎此,越来越多的人进而反思:传统的性伦理是绝对的“善”吗? 商品经济发达的西方社会所奉行的生活方式和性道德难道没有值得借鉴的内容吗? 发达国家所经历的性革命会不会在中国发生?这种关系到人们切身利益的群众性的 思考,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尝试,是不以某些思想家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只 可疏不可堵。 其次,科学技术应该是第一生产力;在生产力诸因素中,人是最主要的因素。 要使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中国逐步实现,就不能不下大气力去破除人们头脑 中存在的旧的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这里,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充分运用先进的 科学技术,最大限度地提高广大社会成员的素质。而人的素质普遍的大幅度的提高, 又会顺理成章地引起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性伦理的变化和升华。至于与两性关系有 着直接联系的科学技术,诸如性生物学、性生理学、性解剖学、性医学、性心理学 以及试管婴儿等等,对性伦理变革的影响就更大了。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1929年在。 婚姻革命。(原名《婚姻与道德》)一书中深刻指出:“目前,性道德之所以有改 变的趋势,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避孕法的发明;第二,妇女的解放。”[注]关 于前一个原因,他这样写道:“避孕法改变了性和婚姻的整个面貌,使性和婚姻区 别开来,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人们的结合,或是单纯为了性,如卖淫时的情形, 或是为了包括性成份的伴侣关系,如林赛法官所说的试婚,或是为了建立家庭的目 的。这些是截然不同的几个方面,没有一种道德能够适应现代的环境,它们把环境 搅得混乱不堪。”[注]人们可以不同意罗素所提出的性道德,但难以否认避孕法等 技术的发展,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性关系和设道德这个事实。 再次,在改革中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必然引起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乃至上层建筑的变革和调整,必然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本 质要求。这个道理已逐步为人们所重视。但是,人们却往往忽视了妇女解放与民主 政治之间的必然联系。1919年10月,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妇女解放 与Democracr》[注]一文中写道:“妇女解放与Demoeracy很有关系,有了妇女解放, 真正的Democracy才能实现,没有妇女解放的Democracx断不是真正的Democracy,我 们若是要求真正的Democracy,必须要求解放。”“我们若想真正的aemocra-Cy在 中国的社会能够实现,必须先作妇女解放的运动,使那妇女的和平美爱的精神,在 一切生活里有可以感化男子专暴的机会,积久成习,必能变化于无形,必能变专制 的社会为Democracy的社会。”[注] 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奥古斯特·倍倍尔在他的《妇女与 社会主义》一书中则更为详尽地阐述了上述有关内容。这部写于19世纪70年代的世 界名著,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生存在一个每天不断进展的巨大的社会变革的时代。 精神的不安和动摇日甚一日,显著地表现在社会所有的阶级之间,要求着彻底的改 造。每个人都感到脚下的地面在摇动。发生了许多问题,日益为广大范围的人们所 注意,而关于这些问题之能否解决都是从各自的立场来议论。其中最重要问题之一, 而且日益显著的,便是妇女问题。一切妇女,不问其社会的身分如何,在“性”的 方面向来在社会的发展途径上始终为男子所压制、所统治、所污辱,所以必须改变 现在的国家政体和社会组织以及法律的制度,以消除这种状态,这是妇女全体共通 的利害关系。如果没有两性相互间的独立和平等,那末人类的解放就不可能。 当然,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 期望只欣赏在它的沃土上开出的鲜花,品尝它所酿造出的美酒,来免过于浪漫。期 望常常是单纯的,而现实却要复杂得多。因之,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发生的性伦理的 大变革,既有积极的主流,也有其消极的支流,乃至一些沉滓的泛起。这里仅举两 例。其一:据合众国际社北京1988年11月28日报道:卫生部官员今天说,对6.72万 人进行血液检查的结果发现18位居民——7名大陆中国人和11名外国人——带有艾滋 病毒,另有3名外国人已得了这种使身体失去抵抗力的致命疾病。卫生部的这一宣布 是官方首次承认艾滋病在中国居民中间的扩散比原来认为的要严重。妓女、婚前性 关系以及离婚的增加促使性病发病率的上升。人们一度认为共产党政府在1949年掌 权后已消灭了性病。卫生部的一位性病专家说,社会性病正在中国卷土重来,卫生 专家却缺乏检查这种疾病传染情况所必要的法律手段。性病的年增加率为300%,尤 其是在对外国人开放的沿海城市。其二,据《光明日报》报道。1990年8月初,世界 卫生组织举办了“艾滋病在亚太地区”国际会议。30余国的代表聚首研讨防治艾滋 病蔓延的对策。艾滋病正在世界各地肆虐,中国不能高枕无忧。目前,我国已成立 了艾滋病委员会,并制订了3年规划。当前重要的是加强关于艾滋病的科学宣传。只 有当全社会对艾滋病有了广泛的正确认识时,各种防治措施才能效地贯彻。 《中国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随着社会主 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人们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发生深 刻的变化,同时也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能不能适应这种要求,形 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 环境,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防止种种迷失方向的危险,振 奋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用几代人的努力建设起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考验。”在迎接势在必行的性伦理大变革之际,这段 话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总之,在本世纪,中国性伦理的发展有两次大的变革。五四时期的性道德的大 变革没有切实完成。其主要原因,就是虽然具备了性道德变革的一些必要条件,但 缺乏变革所需要的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充分条件。然而,五四时期所倡导的性道德的 大方向是正确的。是体现了社会发展和时代精神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把五 四时期作为中国性道德观念大变革的起跑点。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 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自从我们国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了新 的历史发展时期,更赋予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在这个复兴中,我们又 一次面临着性伦理的巨大变革,我们需要并能够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道 德价值观,我们也需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