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 昨天夜间一气写成一篇《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写时感情动荡,直写到上午三 时才勉强结束,以致要说没有说完三分之一。今晚再把我所记得的和我所推想的在君一 个人物中的几回,无次序的写下。 一 在君的逻辑 在君的逻辑,无论在从事学问,或从事事务时,都有一个原则常在明显着,即“权 衡轻重”是。有一晚我们闲谈到我们所读通论科学方法的书,我便把我所好的举了些, 并我的意见。在君很高兴的说,“这里边至少有三分之二是我们共同读过的。”当时我 所说最常读的是Henripoincar’e,ErnstMach,KarlPearson,BertrandRussell,此外 如MexPlanck,A,Eddington,J.H.Jeans,每出通论之书必买来一读,故既非甚爱美 国之Pragmatism,尤绝不敢谈德国哲学。(自然如Avenarius,Vaihinger等除外。)而 统计的观点,尤可节约我的文人习气,少排荡于两极端。在君听到大乐,他说,“赖有 此耳!不然,你这个Bundleofcontradic-tions更不得了。(按这个名词是多年前我的 好朋友俞大维送我的。在君与他不谋而合的惯以此词诮我,我也有点承认,也还要自辩 着说,“矛盾可以相成,此是辩证法,也正是中国古所谓‘成均’(Harmony)也。”说 完一笑。)我(在君)当年所看也正是这一类的英国书,这一类的大陆上思想家,虽然 我对于Mach读得不多,而Poincar’e也是我熟的。这一派的科学思想,真是科学思想, 不是学究作论。至于统计的观点,助人权衡轻重之效力最大,于读英文书外加以能读德 法文书,心智上受益实大。”我在外国语言的基础上,对在君十不当一,所幸走的道路 大致不错耳。 在浅人,统计的观点使人思想中庸,见识平凡,仿佛统计观点专是论平均数的。这 是极错误的。诚然,有些人在一般思想上受肤浅的统计学之害,但是我们要知道,统计 只是要把各样平均数之且然的(Probability)意义分解出来,决不是依赖平均数为大义。 拿些现在中国通行的统计学书读,或者不免觉得统计是以平点为基点,这样子连笔算数 学上的百分法的意义还不曾透彻明白呢!其实统计不是靠平均数,而平均数转是基于一 科算学——且然论。且然观念,在近代物理学尤表显威力,几将决定论(若干哲学家误 名之曰因果律)取而代之。这个观念,在一般思想上有极重要的施用,众体事实赖此观 点寻求其逻辑根据,个体事实对于他的众体赖此观点决定其价值。所以这个观点不错的 施用着,是助人分解事实的,不是助人囫囵吞枣的;是助人权衡轻重的,不是助人放任 着多数专制的。在君论学论事论人之权衡轻重,固与此义相合,他的透辟分解,论人论 事都分方面去看,或者不免无形的受这类思想的感化。 我也受过两三年实验室中的训练。因为这个训练已在我的少年之后,终不能直接生 效。现在想起我当年的一阵“科学迷”,不过等于一番脑筋锻炼,思想洗涤,然而这个 作用是很有益的。在君幸早岁致力于自然科学,不特学术的贡献我将来不敢比拟,即思 想之坚实一贯也是使我羡慕不已自惭不如的。在君所在的英国本是达尔文论治世,他所 习又是进化论的科学——生物与地质。达尔文论盛极一时之时,ChesterAton名之曰“一 个含糊的战胜”(AvagueJriumph)。此人虽是不负责者,此名词却是不错。在君受此一 线思想之菁华,而毫无此一派通论者之“含糊”,他直是中国的赫胥黎。他以近代论为 思想之基础而多面发展,看来像是一个科学的基侯特爵士(Donguixote),实在是逼似 高尔敦(SirFrancisGalton)。他由进化论出发,弄出些个杂趣杂学杂见识,又很近于 威尔士。他也能写那一部伟大理想的通史,只是他不能写小说罢了。 二 在君的几片风趣 在君的一般行事和他通常的谈话法,很使和他不熟的人觉得他是一个无多风趣的人, 英国话所谓matter-of-fact的人,dry-sa-sadwdust的人。和他很相熟,高谈闲玩的 人,要知道事实并不如此。他谈论时如火把一般,在亲熟的环境中,玩得高兴了如顽童 一样,流露很多的趣语,不少的出了趣事。他仿佛像是一个“抹杀一切艺术论”的人, 其实他对于艺术也有和他的哲学一贯的理论,即是,要有意义要进步。那些因帝王赐顾 而成的奢侈生活中的艳品,如故宫博物院中所藏多数艺术品,他决不觉得好,不过,这 些物件既然代表物质文化的进步,自有历史的价值,自当保存着。他论画不大重视山水 画,我说,“这里边有诗意。”他说,“画鬼也有诗意。”记得一天,我同他由西城到 东城,各坐人力车上。车过金鳌玉蝀桥,北望北海,正是仲夏荷花盛开,绿岛照在碧海 上,又是太阳要落下的时候,真美丽的很。我在车上叫,“丁大哥,你向北看,好看不?” 他转头一看说,“是好看。”我就大笑了,“丁大哥,你也知道好看,你的字典中也有 好看一个名词!”过后把这一段话告朋友,朋友顿觉得酷能形容在君的一面。其实奢侈 的好看固是在君所痛恶,静止的好看也每是在君所不见,而有意义的能表示动作之艺术, 无论是文字或有形的,在君也欣悦的。 偶与在君谈中国诗,他极不欢喜选学派的诗,这是必然的。他欢喜杜诗,这也是想 象得到的,他很喜欢苏诗,能成诵的很不少。我听到他爱苏诗的话,恰中我的意思,我 说,“苏诗真是气象万千,没有人像他这样多方面。”他说,“唯其如此,专就一格论 诗是不当的。”他对于文词既不喜那些小品的风趣,也不爱排架子的古文,他很不佩服 韩退之,说“韩文蛮不讲理”,他很崇拜柳子厚。 他在英国学会了Recitation,一次北大聚乐会中手足舞蹈的把杜诗《兵车行》照样 一办,大家大乐。 在君吩咐一个英国出版者,凡威尔斯(H.G.Wells)罗素(BertrandRussell)金 斯(J.m.Keynes)的书,一出来,即寄来。他爱这三人全不是偶然的。我问他觉得Be rnardShaw怎样,他说,“他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活脱了爱尔兰人。”我又问他J ohnGalswothy,他说,“专门描写英国中等阶级之最上层没有大意思。”当罗素(Bert randRussell)来中国时,他做了总招待。大家只知此君可佩,人云亦云,然而知道此君 是怎样一个来头的有谁呢?众人正在欢喜这位“民众圣人”时,他对罗素说,“罗素先 生,你乃真正的是英国贵族产生的精品。”我想罗素自己恐怕要是最同情这个批评的。 罗素后来对英国人说,“丁文江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陈通伯告 我) 三 在君与政治 在君的一生,最为一般有革命性或冒充有革命性者所最不了解或责备的事,就是他 之任淞沪总办。在君常把这件事的动机及下台情景告我,告我时总有些自解的样子(Ap oloAgetically),大约因为他听到适之先生说我要“杀”他罢!他认为改良中国的政治 (他的政治大体上是行政)决不能等到所谓时机成熟,有机会不可失机会。他之参加孙 传芳团体是个三人团,陈陶遗,陈仪和他。他们三人想借机会试验一回。然而一到里边 去,知道事实不如此简单,孙要做的事,大者并不与他们商量。孙在军人中,很有才, 很爱名誉,很想把事情办好。只是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就是近代知识太缺乏了。注意, 这句话是在君惯用来批评一切中国历年来当政的军人们的,在他以为这些人中很多有才 的人,有天生的才,只因为他们的知识不够,故不能成大事。迨孙传芳与党军可和可战 的时候到了,孙不与他们商量,先决定了态度。迨武穴紧张的时候,在君(与陈陶遗君?) 觉得非与孙彻底一谈不可了,跑去陈说一番,孙正在鸦片铺上,说,“我本来也这样想 过,不过请你们看这一个电报。”这个电报是孙的在武穴的前敌指挥打来的,电报的大 意说,现在听说联师(当时孙自号五省联军总司令)有与赤军(当时北方军阀称党军曰 赤军)妥协的谣言,消息传来,军心不振。赤军皆南人,我辈皆北人,北人受制于南人, 必无好日子过,且必为南人所弄。必不得已,只有北人联合云云。孙传芳把这电报给他 们看完便说道,我不能不向张家妥协,不然,我站不住。丁说,与二张妥协,政治上站 不住。孙说,那就管不得许多了。这也许就是在君所指为缺少近代常识的表现罢。当时 在君告我很详细,日子全有,可惜我不曾详细记下,因为当时没有准备着享受这个苦痛 的权利,即写追忆他的文。至于这位主张不与南方人合作的前敌指挥,却最先归正,在 党军旗帜下历历做中外大官,直到现在。 详论在君的这一番出处,我们要细想两件事。第一,在君参加孙传芳政治集团时是 如何一番空气。孙氏固与其他战豪同为北洋军阀遗孽,然孙氏神速的驱逐张宗昌部队出 上海,驱逐杨宇霆出南京,在淮浦斩戮白俄的一着,顿引起一时清望。无间南北,不满 北京政府者,皆以为“国贼曹操,非孙权也。”等他驻在南京,颇做了些沽名钓誉的事, 当时一般清议,颇觉中国目前之急切的办法,应该是以广州政府为本体,联合上北方 (当时已赶到西北去了)之冯,长江之孙,以便先把二张解决,再把吴佩孚解决。记得 那时候我在柏林,南口之战开始时,好些朋友(都是“南倾”的,至少说),有一天聚 到一块谈这事,大家都觉得开始应该如此做。有一位更说(这位不久回国,在北伐时大 效气力),“这时候孙传芳若不出兵打二张,真正可惜,且是自误,若使二张稳固,中 国事不可为矣。”这种论调颇代表当时甚多量之清议。孙做他的“联帅”时,也很试着 和广州拉拢,这中间的文章多着呢!我在广州便听到许多。那时候国民党公葬孙先生于 南京之工程开始,他还很敷衍着。直到夏超事件与赣西之战,他才不作壁上观。我说这 些,并不是为孙传芳辩护,孙亦一无知军阀,然比之二张则差强。强不强,也不关我事。 我只是说,在君是在孙氏清誉未扫地前加入他的政治集团的,不是在他向张作霖摇尾乞 怜,渡江战龙潭时加入的。既已加入,意气上亦无一朝竟去之理。然而碰破鼻子救了他, 孙北向后倒行逆施时,在君早已退开了。 第二点要细想的是,在君是注重行政的,不是玩钩心斗角的政治把戏的,所以在君 自己以“治世之能臣”自喻,大家朋友也都知道,虽然他有处置政务的天才,他并不是 “拨乱反正”之才。在必须拨乱不可的时候,固需要拨乱的人才,然而真能反正并且要 所反的正安定下去,是非有安分守己的“能臣”不可,非有才大志疏的贤士不可。用两 个英国名词形容,在君是一个Bureaucrat,并且是一个顶好的。而绝不是一个Politici an,他若做Politician的生涯必焦头烂额而后已。在君在淞沪任中,行政上的成绩是天 下共见的:为沪市行政创设极好的规模,向外国人争回不少的权利。在君以前办上海官 厅的固谈不到,以后也还没有一个市长能赶得上他一部份。即以此等成绩论,假使当时 在君的上司是比孙传芳更不好的,在君仍足以自解,因为在君是借机会为国家办事的, 本不是和孙传芳结党的。批评他的人,要先评评他所办的事。 次年党军再度北伐,日本人造成济南惨案,张作霖很知趣,有知难而退之势,而张 宗昌大有寄生于日本炮火下之势。这时候,在君用北庭外交部的密电码打给孙传芳一个 电报,劝他在内争中要以国家的立场为重,不要再跟着张宗昌胡干。此电为奉系查出, 几乎给罗文干惹大祸。在君也就从北京溜之大吉了。 所以在君的这一段文章正是在君的写照,很显出在君的性情,很显出在君的本领, 很显出在君之有时“不识时代”,不知取巧,在君用不着自解(Apology),我更用不着 替他解说。 在君自苏俄回来后,对于为人的事非常倦厌,颇有把教书也扔去,弄个三百元一月 的津贴,闭户著上四五年书的意思,他这一阵精神反常,待我过些时再写一文说明。他 这反常并未支持很久,便被蔡先生和大家把他拉到中央研究院去了。他到中央研究院服 务只一年半,便遭不幸而去世了。他在中央研究院做总干事,久而愈显得他实在爱这个 工作,所以虽有人拉他做官,比较上是不容易拉去的。 不过在君性情是好事的,他觉得为国家真正服务,就是把事情办好,是一件至上的 德行。真正在国家对外打起仗来的时候,他一定为国家效力的,即令不到如此的场所, 只要他觉得找他的人有诚意把要托他的一桩事办好,他自己又认为成功不是没有希望, 或者他终不免为“知己之感”所驱再做一回官?这是比较上且然性不大的,但是非不可 能的。果然如此,在君仍要到后来爽然自失,他要真的做成荀文若了,决不会做成刘歆。 “论时则民方涂炭,计能则莫出魏武”,或曰可怜,我曰可佩。不过有一点我可断言, 在君在同情的天性上是站在大众方面的,为大众而非由大众,所以决不至于佩服墨索里 尼希特勒,也正同他不成民众领袖一样。因为他不主张由大众,无端为人呼为独裁论者, 因为他是真正的为大众。 ——选自《独立评论》第一八九号(1936年2月23日北平出版)。 黄金书屋 整理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