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上海人（1）

    现在，从语词学着手来分析文化现象，在学术界是一种时髦。在上海做作家，
多年来有一种压抑感与自卑感，就是上海话融不进作品中去。北京人自不必说，什
么俚语切口，仿佛天然是文学作品的营养补液，“侃大山”、“哥们儿”、“盖了
帽”、“大腕”、“撮一顿”，凡口说的都能写，一写出来人都懂，而且传神，立
即能博得一片喝彩声，天南地北有许多人竞相仿效，理所当然地领导语词新潮流。
就是广东人、四川人也不甘俯首臣服，居然亮出一方诸侯的旗帜，粤腔川调与京派
分庭抗礼，读来也颇有扬眉吐气或津津乐道之意态。唯有上海话，口说的难写，即
使勉强写出来，如“叉头”、“方向”、“扒分”、“噱头”、“蹩脚、”白相
“、”外快“、”进庙“、”上山“、”乒乓响“、”帮帮忙“、”十三点“、”
阿屙卯“、”开大兴“、”甩翎子“等，且慢论这些词外地人看不懂，要走向全国，
必须加注释：就是让嘴边整天挂着这些词，深谙个中三昧的上海人自己从文章里读
到，也会横看竖看不顺眼，直觉得一股小家子气扑鼻而来。纷纷在报上撰文认为要
纯洁祖国语言，将这些俗词从文学作品中驱逐出去的，大都是老上海。上海人看不
起上海话，这种现象恐怕不仅在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说来那么
爽脆、那么活泼、那么有表现力的上海话，为什么一写出来就像馊饭似的？难道上
海话是命中注定不登大雅之堂，不能进入文学作品的？这样的苦恼并非我一人所有，
是有志于表现上海人生态与心态的作家一个共同的困惑。数年前，每次开讨论会谈
起这个问题，总会引出一连串的喟叹，却缺乏解脱的良策。曾有不少人将方言不能
化为美文，视作上海文学作品难以腾飞的一大障碍。

    上海人到底具备哪些特殊的素质呢？

    首先，我想说，我从有些文章或交谈中看到、听到的关于上海人种种特点（无
论优缺点）的议论，似乎失之宽泛。不是说上海人身上没有这些特点，而是这些特
点也可能出现在广州人、北京人、成都人乃至外国城市居民的身上，并非上海人所
专有。譬如，常有人说上海人好看热闹，我在1981年写过一篇微型小说《路口》，
就描写了其中的荒诞。后来我看到欧·亨利有个短篇小说，写一对新婚夫妇上教堂
去结婚，见门口有许多人围着看热闹，便全身心地挤身其中，以致忘记了结婚，由
此可见，美国人爱看热闹绝不亚于上海人。同年，我还写过一篇微型小说《市梢》，
写一个上海市民在集市上跟一个卖花生的农民讨价还价，花一刻钟时间，便宜了一
角五分钱。几年后，我意外收到《青年作家》编辑部转来的一笔稿费，被告知那东
西改成小品在四川省元旦电视文艺晚会上演出了。如果那里的城市生活中没有这种
现象，这篇东西就不会在几年后再被人发掘出来。还有，像欺生的毛病，对外地人、
“阿乡”态度傲慢，翻开各地的报纸看看，对这种状况提出批评的文章屡见不鲜。
我到北京、杭州等地，就领教过那里的营业员等无愧于上海人欺生的傲态。大概在
1983年的一次笔会中，一位河南的女作者说，你们上海人最小气，买东西横挑竖拣，
锱铢必较，我们那里民风淳朴，农民出来摆摊，说个价，随便拿。我说，一旦城市
化降临你们那里，那种淳朴的民风即刻会土崩瓦解，上海人斤斤计较的作风会比流
感病毒还传播得快，这就叫存在决定意识。后来听说那位女作者跑到深圳发展去了。
我想，她现在如果能记起当年那场小小的争论，定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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