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上海人（5）

    清末以降，上海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新文艺的中心，用吴语写作一时很风行。上
海人倘在那方面加把劲，使吴语文体趋于成熟，蔚为大观，是指日可待的。然而，
上海人的热情却转了向。上海人更希望能拥有一种便于全国交流的官话。上海是个
通商口岸，沿海工业城市，它的文化要求必须依附于它的经济要求。由于历史的原
因，中国大部分地区人民使用的口语属北方语系，要使吴语发展为官话，任重而道
远，远不如对北方话加以改造来得省力。因此，上海人主动放弃了语言上的地方主
义，转为对创建新国语的全力支持。

    首先，翻译事业在上海蓬勃发展起来，白话翻译文体在上海完善定型。这种翻
译文体引进了西方的语法结构，为现代汉语规范文体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继而，用
规范文体来描摹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得到了上海人的认同与好评。上海人并不觉
得小说里的人物不用“伲”、“侬”、“伊”相称，不把“在”说成“勒浪”，把
“先生”呼为“革履”有什么别扭。回头去看，茅盾的煌煌巨著《子夜》，语体上
的意义大大超过审美价值，它标志着白话规范语体的成熟。

    其次，电影事业以上海为基地形成气候。早期电影多表现上海市民生活与江南
水乡情调，观众也以上海人为主。如果上海人热衷于发扬光大吴方言，电影乃是一
种最好不过的传播媒介。但上海人却喜欢听电影演员说那种类似苏白的国语。与这
种现象相应的是京剧、越剧、话剧越来越受到上海人喜爱，而对沪剧、独脚戏的热
情却在衰减，这些土生土长的剧种在上海人心目中的档次也在降低。

    经过几十年不动声色的努力，上海人收获到丰硕的成果。解放后被推崇为语言
大师的四个作家：茅盾、巴金、老舍、赵树理，前两个都是籍贯在南方，又长期以
上海为其写作生活的基地，他们的代表作都在上海完成，使用的都是从翻译文体中
脱胎出来的规范文体，成为大中学生作文的摹写对象。而两个背靠北方语系的语言
大师，却都有意去强调地域特色，锻炼方言词汇，成为京派与山药蛋派小说的鼻祖，
相对于洋洋大观的规范文体来说，他们使用的文体虽特色斐然，却都不免有些偏。
处偏者得全，处全得求偏，这种有趣的文学现象的产生，与个人学养的背景关系不
大（老舍与茅盾、巴金一样都留过洋，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还是先用英文写出，
再译成汉语的），却明显受到读者群的审美口味的制约。北方的读者，他们自信拥
有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有种先天的爱好。就像
砌猪圈的砖可能成于汉朝，盛青菜的碗备不住出自唐窑，他们有意无意地觉得自己
一举手一张口都浸透着老祖宗的精神风范。所以他们敢于说“越是地方的，越是民
族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他们不怕偏，追求偏，认为偏即是全，全
即是偏。上海人正是利用他们这一点乘虚而入，取得了对现代汉语规范文体产生决
定性影响的地位。倘从南北文化对立的观点出发来考察、表面上是南方向北方表示
臣服，而实际上却是北方被南方所操纵所异化。丹纳说过，什么样的群众产生什么
样的艺术家。茅盾与巴金这两位语言大师，实在要很好地感激上海人对他们源源不
断的支持与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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