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五四”

    周末去大讲堂看电影《精武英雄》。依然是李连杰精美绝伦的武打动作，这次
的打击对象成了蜂拥而上的日本武士。当大群大群的日本人倒在英姿勃发的李连杰
脚下时，电影院里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这掌声是真诚而热烈的，正因为它的真诚
和热烈。正因为它在北大响起，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在一阵接一阵的掌声
中，我突然感到一种透骨的悲凉。作为中国最精明的一群的北大人，在一种浪漫的
民族主义情绪中鼓掌，掌声之外，还有些什么呢？

    于是，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五四”，很自然地下了这样一个悲观的结论：“五
四”的内核已经在我们手里失落了。今年“五四”，报纸上又是老调重谈”“弘扬
五四爱国主义传统”。其实，这种弘扬是一种遮蔽。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
史》中写道：“20年代中叶以后，两大党团本身也逐渐被少数领导者所控制和操纵，
各自依照自己的影子、思想模式和本身的利益来解释‘五四’运动，以便于夺取政
权，支持和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和权威。于是‘五四’运动对自由、民主、科学、
人权的热烈号召，对权威压迫的强烈抗议精神，就逐步给掩盖抹杀了。”我身处
“五四”发源地的北大，亦有这种痛切的感觉。“五四”已经退却成一道遥远的背
景，我们谈论“五四”，憧憬“五四”，却并不知道“五四”为何物。

    胡适的老师，美国学者杜威恰好在“五四”高潮时来到中国，他几乎目睹了
“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作为一名在民主社会生活的自由主义学者，杜威看“五四”
反倒比许多当事人来得真切。他很少这样热情地称赞一个异国的学生运动：“他们
要以学生的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
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大清朝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商人和各界人
士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在沸腾的学运及一
系列戏剧性的事件背后，杜威还发现当时学生撰写的文章中已有了某些新的特质：
“第一特点是有很多问号；其次要求完全自由地回答这些问题。在一个恩怨信仰一
度被正统约束成教条和自满自足的国家里、这种讨论问题的狂热是一个新时代来临
的预兆。”当许多当事者尚不清楚“五四”的历史地位时，杜威已经明晰地看到了
“五四”是现代中国变革的关键，它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思想各方
面，都提供了或认同了许多新的因素。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周策纵先生认为：
‘五四’的真精神不仅是单纯的爱国主义，而是基于民意至上，民权至上的思想觉
醒的信念。”在“五四”时期，这两种精神是水乳交融，互为因果的状态。然而，
2O年代之后，随着现实政治斗争的白热化，两者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裂隙，政治集团
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往往需要高张“爱国主义”的旗帜，诱惑深受儒家
“先天下之忧而忧”传统浸染的知识者参与其中。在整合社会思想的同时，“德先
生”自然是眼中钉、肉中刺。“爱国主义”对这个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是个极其神圣
的字眼，谁敢对它发生疑问，谁就与“五四”中举国声讨的曹、章、陆三卖国贼无
异。因此，“爱国主义”使一切不合理都变得合理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
授白鲁询就尖锐地批评说，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伪“爱国主义”，在其名
义上盲从家长，崇拜权威，思想有许多条条框框，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此尖刻的批
评，我们不得不承认是事实。

    胡适晚年曾说，“五四”’运动偏离了新文化运动的初衷。他这里所指的“五
四”，正是从被改写的“五四”的意义上来说的。新文化运动及其高潮的“五四”
运动里，新兴知识分子不仅公开主张需要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及政治制度，而
且也宣称，中国的伦理观念、哲学、自然科学、社会学说和社会制度，都应该彻底
重沽，参考西方的这些部门，重新创造。这已经完全不同于前些时候鼓吹的那种有
心无意的改革，或者局部改良，它是一种广泛的热烈的企图，要推翻那个停滞不前
的旧传统的基本因素，而以一种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
中有一番精采的论述：“所谓文明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使用它某一部门
的科学文明。例如为了要采用西方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建设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
工厂；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发挥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技术，又必须使构成其基础的经济
活动顺利开展。于是，这便同以追求利润为不道德的儒家伦理发生了矛盾。因此，
要拥有军舰就不能不使该国的文化深受影响。”可见，甲午之败，中国败不在军事，
败在文化。可惜的是，直至今天，我们还自欺欺人地要以畸形的新加坡为样板，不
得不令人啼笑皆非。

    爱国主义古已有之，并非“五四”独创；“五四”独创的乃是思想多元、政治
民主、表达自由、全盘西化等现代理念。统治者很害怕后者。因此便巧妙地将“五
四”改头换面，装饰成舞台上一个浓妆艳抹的角色，照样能吸引观众好奇的眼光。
北大电影院里掌声响起时，除了情绪，别无他物，情绪之外，是思想的空壳。不要
忘了，这部电影产自市场经济发达的香港，渲染民族主义的目的不过是投合我们迷
狂的“爱国心”，多赚几个钱而已。时下，有诸多学者谈“超越五四”、“走出五
四”，口号倒是很响亮，依我看，“超越”、“走出”还远远谈不上，现在是老老
实实地坐下来“认识五四”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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