媚俗是媚俗者的通行证
——关于《有了快感你就喊》及文学诸问题的思考
□苍 狼
波兰女作家米沃什有一次到乡下采风,看到一群鸭子在污泥塘里洗澡,而附近
就有一条清澈的小河,这使她非常困惑。“它们为什么不到小河里去呢? ”于是,
她问一位坐在屋前木凳上晒太阳的老农。他回答说:“呵,要是它们知道就好了! ”
这不,文章还没看完,池莉的新作《有了快感你就喊》又粉墨登场,并且在2003
年北京春季图书订货会上出尽风头。据说,一位文艺出版社的领导不相信池莉会写
这样的书,亲自打电话给池莉:“池老师,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有人假冒您的
名字出了一本俗不可耐的书。”“是吗? 书的名字叫什么? ”“有了快感你就喊。”
“是的,它就是我的新作,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池莉说:有了快感你就喊! 这
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参加越战的美国士兵在军中流传的一句格言,他们的行囊里放
着救生包,救生包里头必定有一盒火柴,这句格言就印在火柴盒上。这是一句充满
阳刚之气的格言,是男人们所追求的一种精神状态。我小说里的男主人公卞容大就
充满了这种向往与追求。他 是一个备受压抑的窝囊的男人。可是他一直在坚持着
什么,追求着什么。终于,他被迫以逃离的方式开始自我救赎。中国男人尤其需要
这种精神,人性的、自由的、坚定的、革命的、悲壮的。这句格言非常上口,刺激
性强,爆发力强。做这部男性小说的题目,再合适不过了! 太好了! 惟一的希望,
就是不要被狭隘的理解和被庸俗者望文生义,以为‘快感’是猥亵之词,上帝保佑!
难道美国大兵说出来的就是真理吗? 美国大兵不也照样嫖妓吗? 上帝怎么会保
佑一个人“有了快感你就喊”呢? 越是庸俗的思想前越要有一大堆驴唇不对马嘴的
借口,高尚是不需要兜圈子的。
文学是人心灵的产物。媚俗是媚俗者的通行证。我相信这两句格言。
地摊文学和庸俗的审美趣味
尼采说过这样一句话:“十足的女性搞文学,就好像在犯一件小小的罪行,动
手时和结束时环顾四周,看是否有人注意她,并且使得有人注意她……”池莉在前
面说了那样一大堆言不及私的废话,以博收厚取,从而用一句庸俗的俚语赢得市场,
这就是典型的媚俗。用犹太小说大师米兰·昆德拉的话说,“媚俗”指的是一种态
度,即为了取悦别人,从而付出一切代价向大多数人讨好。于是,在其作品中就抛
弃生活的本质和艺术的美学法则,在题材上通俗,在内容上庸俗,对大众的粗鄙和
平庸流下同情的眼泪。王安忆们的媚俗尚还包装了一层优雅的外衣,作品中出现咖
啡、红蜡烛、老式唱机、萨克斯、老克腊等浓郁上海怀旧风情的情调,媚的是中产
阶级的俗;池莉们则不同,打着伪平民立场的幌子,作品中出现肮脏下流的词汇,
无限放大人的生理需求和动物本能,媚的是最广大的小市民的俗;并恬不知耻地冠
以冠冕堂皇的借口,欺骗的是大众,坑害的是读者,是地地道道的文学垃圾。
先从池莉的语言来说,据评论家李建军的统计,仅《生活秀》、《看麦娘》、
《来来往往》、《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等几部小说,出现诸如:“我操”、“野
鸡满天飞”、“夜发廊”、“未婚先孕”、“群奸群宿”、“崩溃”、“你这个婊
子养的”、“你他妈的”、“狗日的”、“你妈个屄苕”、“够鸡巴呛”、“搞女
人”、“玩不玩”、“妓女和嫖客”、“阴毛”、“裸体”等字眼几十次( 初次发
表时更多,可能是出书时删了不少) ,尤其是“我操”这句最难听的骂人话,池莉
最喜欢用,仅《看麦娘》中就出现了十七次。我不知道这位身为作协主席的著名女
作家,敢不敢把这些小说让你的孩子读?
说实在的,读完一部优秀的小说,对人的心灵震撼和感动是长久的,其中人物
的性格与命运,细节和主题,让人久久难以忘怀。池莉的小说若不是署上池莉的大
名,和地摊文学差不多,读的时候刺激,下半身发涨,口干舌燥,但读完后一片空
白,只想上厕所。废纸还可以回收,但池莉的小说让人绝不想读第二遍。因此,如
果对她的小说做文本分析,无异于浑身长了牛皮癣,痂痒难受之极!
一些涉世未深的年轻文学人对写过《恶之花》的诗人波德莱尔颇有微词,认为
波德莱尔也有媚俗的倾向,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读懂波德莱尔。著名犹太美学家本雅
明在专著《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对波德莱尔做了深刻而系统的
分析。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表面上关注大众生活,但骨子里却是大众敌意和异己
的同盟,是一个对世俗生活的“拾垃圾者”,并把它剪贴下来:“……他在大都会
聚敛每日的垃圾,任何被这个大城市扔掉、丢失、鄙弃或在脚下碾碎的东西,他都
分门别类地搜集起来……并加以精明的取舍,像个守财奴看护他的财宝。”“他们
都或多或少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低贱地位上,”但他们
的意义在于,他们终究是革命者的同志,“在适当的时候,拾垃圾的人会同情和悲
悯那些动摇这个社会根基的人们”。从最高的意义上来说,同对象建立最深刻的联
系方式就是拥有这个对象。收藏者的态度是一种继承人的态度,在捡拾的过程中,
灵魂徜徉在过去的精神财富的丰富之中,这个过去是他生存的土壤。但这种收藏绝
非囤积居奇,谋取个人名利,相反,他把他们置于自己的关怀之下,从而把他们永
远从垃圾中分离出来,恢复它们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并把他们从单调乏味的苦役中
解放出来,成为现代世界生存者的抗争和慰藉,并把他们从“公共”场所缩回到室
内,把“外部世界”还原为“内部世界”,恢复其原有的初始性和独特性,为其梦
寻新的桃花园。本雅明把这种捡拾称为“像路边的武装强盗,发动一场攻击,解放
了被定罪的懒散者”。用卡夫卡的话说就是:“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
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
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
;总之,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那么,池莉
是这样的拾垃圾者吗?
纵观池莉创作生涯,无论是《烦恼人生》、《生活秀》、《来来往往》,还是
这部新著《有了快感你就喊》,写的都是俗事、琐事、小烦恼、小快感,连痛苦都
算不上,而且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把玩心态和对世俗生活的顶礼膜拜,显然属于形而
下层次。《有了快感你就喊》的男主人公卞容大,从小在家里受气,婚姻上受骗,
单位里受排挤,一直窝窝囊囊,以“高贵”的沉默忍耐着,无论是老婆、黑社会,
还是妓女都从不把他当回事,直到下岗。卞容大一生中干得最漂亮的只有两件事,
一次是偷偷给了父亲6000元钱,一次是给了马路边的擦鞋女人35块钱。结果善有善
报,某公司高薪招聘去西藏的业务员,卞容大谎称自己在拉萨出生,并让擦鞋女人
的丈夫制作了假证件和假档案,准备出门远行。临行前夜,卞容大看电视关注索马
里的苦难,结果晚了,老婆不理他,只好独自到卫生间,坐在马桶盖上手淫,最终
还是保持了“高贵”的沉默,有了快感也没喊出来。这篇小说居然发表于《人民文
学》的头条,获得了编辑一致好评。
这样一部小说,既没有精彩的故事,也没有非常有个性的人物,更谈不上有深
刻的思想,竟如此受到青睐,简直不可思议。组成优秀小说的基石是细节,没有细
节,作品永远不会被人记住。下面不妨摘几段该小说的细节,供大家欣赏:
不幸的是,卞容大生日的快乐,最后遭到了清洁女工的破坏……她弯下身体,
肮脏的白色工作服领口露出部分乳胸。她悄声问卞容大:“大哥,想不想玩? ”
……
清洁女工以为卞容大担心安全问题,她保证道:“在我家里,绝对安全。很便
宜,两块钱一次,就算交个朋友。要是好,下次再来。”
两块就是二十块,这是武汉人民的货币价值。二十块钱很便宜吗……
然而,清洁女工没有轻易走开,她比他还要屈辱和悲愤。清洁女工站直了身体,
扣紧了领口的纽扣,拿拖把使劲打了几下卞容大的脚,说道:“你妈个屄苕,你不
想玩,在这里坐一天干什么? 盯着我看一天干什么? 一个男将,连玩都不会了? 真
是够鸡巴呛! 滚吧,少呆在这里害我! ”
莫名其妙! 究竟是想批判社会,说到处都有妓女呢? 还是想说明家乐福超市管
理混乱,连卖淫都要经营? 还是想表现卞容大的高尚呢,连妓女都不会玩?
卞师傅决心不放过这个隐藏很深的贪污犯,他一直暗暗观察着,每逢大小政治
运动到来,他都要用匿名大字报和匿名信的形式,揭发他认为的那些可疑分子。另
外,卞师傅永远不能原谅绝大多数的女营业员。……因此,卞师傅在替她们到食堂
打饭的时候,常常在楼梯拐角处,把唾沫喷到她们的饭碗里。
有点意思,卞容大从小受的就是这样文化的熏陶。可惜卞容大的性格和这样的
小市民习气没有任何关系。无非是哗众取宠罢了。
卞容大的身后,是一只大垃圾桶,垃圾桶上方,挂了一只投币的避孕套自动售
货箱,箱子上面用醒目的红字写着: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请用避孕套。有人用
彩色油性笔修改了这句话,改成:为了妓女和嫖客的健康,请用避孕套。一个男人,
在垃圾桶的掩护下,刷刷地小便,酣畅淋漓。卞容大回头看了一眼,男人背着的身
体在微微抖动,他在享受排泄的快感。一个人,只要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是
会有快感的。悲哀的是,有的人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有的人,做了自己想做
的事情,却无法获得快感。更为悲哀的是,有的人,有了快感也无法表达。我操!
烦恼、快感,是一种生理反应;痛苦和欢乐才是精神反映。需要排泄就排泄一
下,排泄完就有快感了,但形而下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形成艺术。这个细节让我想起
了波德莱尔的一首短诗《黄昏的微光》:透过被风摇动的路灯微光,/ 卖淫的各条
街巷里大显身手;/ 像蚁冢一样向四面打开出口,/ 它像企图偷袭的敌人的队伍,
/到处都要避出一条隐匿的道路。当努力地寻找生理快感时,作品就堕落成“商品灵
魂的卖淫”——一个搔首弄姿的妓女,在露天市场,向素不相识的过往者,挤眉弄
眼。
他下身长出阴毛来了! 多么丑陋的卷曲的毛啊! 他在变声,他听见自己的声音
会突然跑调,就像一匹无法控制的受惊的马。他长喉结了,胡须开始变得又硬又多,
脸颊上出现了青春痘,深夜里发生了丑恶的梦幻并遗了……她总是戴着洁白的风雪
帽,彤红的脸颊,水灵灵的眼睛,活像洋娃娃,而下面,竟然是裸体!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
情比你想得要复杂”,这是小说永恒的真谛。“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要倾听这种超
越个人的智慧,这说明伟大的小说总是比他们的作者还要聪明。比自己的作品聪明
的小说家应当改换职业。”透过池莉的这些简单而粗俗的描写,我们感觉不到这是
小说艺术,简直是地摊文学。只觉得这位作家的生理卫生常识学得不错。
还有两支炭棒笔,这是从大号的废旧电池里头磨出来的,是他少年顽劣的明证,
在电影院的公共厕所里的木板隔断上,胡写乱画,画一个椭圆形的圈,四周再画上
黑茸茸的毛,这就是女性的生殖器了……他还摹仿小说《金瓶梅》,勾勒了一幅春
宫图。春宫图上面的女人,健康、丰腴,脚跷得老高,是一个活泼的女人。卞容大
将自己的双手插进裤口袋,摇晃身子,吹口哨,吹那种没有名堂的小调:大姑娘美
呀,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青纱帐。
抄到这里,我突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短短几万字的一个中篇,把许多坏
小说的毛病都惹上了。关于性描写,小仲马的《茶花女》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
》,一个是写妓女的,一个是写性爱的,甚至两部书在出版时都遭到过非议,但在
欲望和生理描写上却干净得一洁如洗,连一个脏字都找不到,为什么我们的作家水
平如此之污呢? 赤裸、笨拙、混沌、不加修饰,如此地把性展览出来是浅薄的表现。
正如古希腊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言:“触觉是放纵之徒产生欲望的最主要感官
;放纵之徒之所以被责骂,正是因为他不属于我们作为一个人的人性,而是奴性和
兽性。恬不知耻地放大其欲望,就是禽兽。”梭罗则认为,一切的淫欲,虽然有许
多形态,却只是一种东西,一味地放纵兽性,不加节制,是低级趣味的人,我们瞧
不起他。
小说是奇迹而不是传奇
《生活秀》是池莉的代表作,在文学界好评如潮,后来又被改编成电影,还获
了大奖。故事讲武汉市吉庆街卖鸭颈的漂亮女人来双扬的事,她为了生意好,就长
年与成功人士卓雄洲挤眉弄眼,以便对方捧场。用作者的话说:现在的社会,男女
睡觉的勾当,日夜都在发生,大家不以为然,那是生意,满意不满意,公道不公道,
在人家买卖双方。睡觉简单,有情义就不简单了。总之,她最终与卓雄洲还是约会
了,稀里糊涂就上床了,那一夜卓雄洲早泄,与平时的高大威猛判若两人。来崇德
是来双扬的父亲,老婆死后,耐不住寂寞,又娶了一个性欲非常旺盛的老伴,当然
老伴也迷恋于他的床上功夫。来金多尔是来双扬的侄子,来双元是来双扬的哥哥,
父子俩先后做完包皮切除手术后,住在来双扬的家里养伤。九妹是来双扬酒店的副
经理,十八九岁,年轻漂亮,对来双扬英俊潇洒的弟弟来双久疯狂痴迷,可惜来双
久却进了戒毒所,靠来双扬送去的“香蕉”维持生命。来双元住在来双扬家里,自
然就由九妹送饭,但送了几天后,九妹死也不再去送。来双扬是个聪明人,明白其
中的奥妙,告诉哥哥“兔子不吃窝边草”,再说,“九妹是久久的人,久久可是你
的亲弟弟呵。”来双元大言不惭地说:“那个小婊子说我怎么她了? 我没有把她怎
么样啊。再说,久久还不是玩她的。久久的女朋友一大堆。久久现在的状况,也结
不了婚了,吸毒到这种程度的人,都阳萎了。那个小婊子以为她是谁? 金枝玉叶?
不就是咱家养的丫头吗? 大公子我摸她一把那还是看得起她呢。”来双扬的火没处
发,只好找来双元的老婆小金,况且,不摆平小金,她怎么取得吉庆里老屋房产的
所有权呢? 在一个夜晚,穿吊带背心的胖墩墩的中年妇女小金,正在和一位中年律
师在广场跳贴面舞,来双扬出其不意,并以一百块钱为诱饵,把这个“想钱都想疯
了”的下岗女工美美地教训了一顿,两人在广场大打出手,你一句“你妈NFDA1
”,她来一句“你这个婊子养的”当头棒喝,好不热闹。还有,《生活秀》中的
来双扬将小金打倒,并扬言小金若再敢和那个律师眉来眼去,她就要动用黑社会,
然后扬长而去。来双扬最大的智慧,是将九妹嫁给房管所张所长有精神病的“花痴”
儿子,从而合法取得老屋的继承权。爱情对于九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钱,有
城市户口,有饱暖的日子,有健康的后代”。小百姓的理想就这么高,来双扬成功
了。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来双扬的生意一直不错。朦胧的夜色中,来双扬显得
更加风韵长存,妩媚多情……
在池莉笔下,来双扬们对生活的全部理解不过如此。正如她在序言中所言:
“我们坐到了书房的窗前,看雪和读书,我们和孩子去堆雪人和打雪仗;我们在飘
着雪花的玻璃窗边,抱着双肩,倾听上海老百乐门元老爵士乐队演奏的爵士乐——
想听的就是‘似水流年’和‘婆娑起舞’;接着还听萨克斯演奏的邓丽君歌曲——
真是令人惊讶,再也没有比这更散淡,更简单,更柔若无骨,更与世无争的萨克斯
了,可是它与雪花一起回旋,能够引起我们往昔的美好记忆,居然还包括吃过的一
种朝鲜辣白菜。”池莉对小说的理解是:“在成熟的商业社会里,通俗文学为阅读
者提供一种故意的虚构,使读者享受娱乐、游戏、悬念、刺激以及所有直接的简单
的表浅的感官感觉,它们摒弃真实生活的常态,使用超密集的情节和悬念,鲜血、
死亡、意外、暴力和性是它们永恒的主题,它们最注重的就是紧紧抓住读者的生理
反应……高级的通俗小说有本事让读者始终保持紧张或者勃起……大俗即大雅……
我当然同意读者的多寡是检验作品价值取向的标准之一。所谓名著,当然是要有名
气;所谓名气,当然是要众多读者的认可。”
池莉进一步指出:“我生活在中国社会,我不会高估小说的作用。我更不会在
小说中做秀去提升生活。《生活秀》结尾我没有故意提升,那就是生活本身。我从
来都认为生活用不着作家去提升,我努力要做的只是沉潜。我希望自己沉潜到中华
民族的最深处,然后用中国文字去展示那最深处的光景。我以为我们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的生命力本身就蕴含着人类所有的意义,文人化的提升奶腔奶调的,往往只是
圈内叫好,而被敏感的读者嗤之以鼻。我从写作的第一天起就没有打算在圈内讨好,
我不容忍我自己唯一的热爱受到名利的玷污。”池莉说这话时的口气颇似鲁迅,其
“高尚”的写作动机让人为之一振。精神家园呀,思想深度呀,彼岸呀,到底指的
是什么? “我发现有些人很空洞很混沌很口是心非。说说大话其实也就是想图个知
识阶层的喜欢,博个名利而已,因为谁心里都明白,历史和文学奖都是知识阶层决
定的;而博得老百姓喜欢不仅没有实用价值,还有背上小市民名声的危险。所以说,
文人的恶俗其实表现在媚雅。”究竟有没有实用价值,池莉心里恐怕是最明白,一
面唱着高调,一面将大把大把的版税存入银行,多开心呵。池莉对文学界把文学划
分为“严肃文学”和 “通俗文学”的提法不屑一顾,她坚持认为,“文学就是一
种俗物”,对此观点,网上曾发生很激烈的争论。池莉曾激愤地说过:“我们谁能
够不是小市民? 谁能够不出没于市井? 你以为你是谁? 刚刚提着裤子从臭气熏天的
公共厕所出来,就装出一副精神贵族的模样,说:‘你们这些小市民’吗,说实在
的,这种虚伪真让我恶心……而我自己,我当然不会介意别人说我是小市民或者说
我是世俗的作家,我永远不会否认自己的胎记、皮肤和头发的颜色以及自己生存的
历史环境,不会否认自己的渺小和卑微……”( 《生活秀》一书访谈录,云南人民
出版社,2002年8 月版)
池莉的上述论调,既是一种典型的“伪善哲学”,也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决定
论”,同时又是一种典型的“民粹主义”,最后就滑到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按池
莉的观点,农民和市民中就没有糟粕了,每一个人都代表着民族文化的精髓和中华
民族的精神,每一个出身卑微或刚刚富裕的人都无权利指责过去和反思过去,池莉
小说中所有人物丑恶的劣根性都应该弘扬,那么,世界上还有真理吗? 有是非吗?
有真、善、美和假、恶、丑之分吗? 我不相信拜读过朱学勤先生《书斋里的革命》
一书的读者,就是这样的水平! 池莉读得懂吗? 是不是也是一种媚雅?
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是一个渐进演变的过程,经历了漫长的路。据罗伯特·路
威著《文明与野蛮》一书介绍,早期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吃蜜糖,使一种像刮胡子
时涂胰子用的刷子一般的东西,我舐一口递给你,你舐一口递给他。瓢里头有一堆
捣烂了的果子,谁要吃,捞起来咂两口,咂过仍旧往瓢里一扔。何必要问有没有别
人的唾沫呢? 东非洲的乌干达的吃饭礼节在野蛮人里头算是顶考究的了。吃饭之前
之后,全得洗手。但没有刀叉,一堆人围着一口大锅,用大拇指把食物捏一块下来,
拈成一个小球往嘴里送。尤其是喝汤时,要求很严格,既不能把手指烫伤,还不能
将汤水往四下里溅。最早的医学也很有趣,巴黎医学院博士论文的题目有:①空气
是否较饮食更为必需;②清水是否较酒有益;③害相思病的女子应否放血;④每月
醉酒一次是否有益;⑤女子貌美者是否多产;⑥女子是否较男子淫荡;⑦是否女子
秉性愈淫者子息愈繁? 据另一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一书记载,文学在
意大利繁荣起来后,君主们去听诗歌朗诵会才不感到耻辱。但在德国,君主们更关
心的是马和狗,而不是诗人和作家。因此,君主们不懂文学,他们死的时候也像自
己的牲口一般,几乎没留下什么值得回忆的东西。
诚然,民族文化中有许多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不乏大量粗鄙化的东西,尤其
是市民生活,虽然它本身是生活,但它并不是艺术,艺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但同
时又是少量天才和先知先觉者智慧的结晶。一味地还原真实没有创造,就等于小学
生写情书,根本构不成文学;一味地虚构没有真实,就等于镜花水月,空空如也。
艺术地把握好生活和创作之间的距离,正是作家思想水平的象征,走任何极端,都
会毁灭艺术。法国作家福楼拜说过,“美就意味着真实,虽说真实的东西不一定都
美,可是最美的东西,永远是真实的”,“丧失了真实性,也就丧失了艺术性”。
因此,他赋予观察、分析、理解以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力争用“批判”和“悲悯”
这两大法宝,“透彻地理解现实,通过典型化的手段忠实地反映现实”。他在创造
中,对法国黑暗的现实充满愤怒,同时又对他的主人只在黑暗中的挣扎充满感情,
他情不自禁地说:“就在此刻,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同时在法兰西的二十个村
落里受苦和哭泣呢。”池莉有这样的表现吗? 坐井观天,狂妄自大是浅薄和愚昧的
象征。文化史、文学史,靠的是少数精英的前赴后继,也许遭受嫉恶,身死刑场,
也许搔首问天,赍志而殁。只有这样,人类的智慧才薪火相传,人类的生活才告别
野蛮走向文明,这是历史的必然。粗鄙和虚假,这是文学的两盏鬼火——许多人肤
浅愚昧,误入歧途。我们必须安上两块“此路不通”的牌子,警告行人。
客观地说,除了粗俗的语言外,《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在池莉的小说中算是
最好的,它一洗池莉其他小说的固定模式,走向历史的深处,有王小波的《黄金时
代》和阎连科的《坚硬如水》的影子。但《黄金时代》意在通过性爱嘲笑和反抗历
史,阎连科则意在通过语言的真实还原历史的真实,并通过夸张的性爱来解构历史,
所以两部书都有极强的可读性和震撼力。池莉的人物是平板的而不是立体的,既没
有写出豆芽菜遭受权力蹂躏时的痛苦和反抗,也没有写出她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和渴
望,她和关山所谓的做爱是应付和迎合,和小瓦的做爱则是本能和欲望。正如小说
中描写的那样:在他们看来,男女之情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般自然和必然,他
们乐意成全世界上所有的孤男寡女,他们替所有到了十八岁的姑娘着急——生怕她
们错过了人生最娇艳的花季。所以,豆芽菜和小瓦不可能不上床。小瓦都在农村两
年多了,他是吃素的吗?
小说是奇迹而不是传奇。庸俗者千方百计通过稀奇古怪的故事吸引读者,自以
为很刺激,其实不过是一个平庸的俗套罢了。没有任何的奇迹发生,永远是艺术的
劣等品。借用一句老话:好小说就是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所谓情理就是
客观环境下人物的性格,意料就是读者的想象。好的小说永远是奇迹,读者永远不
会想到最后一刻发生的事,这就是由物质到精神的人性升华。黑暗可以使人深刻,
但只有光明才能感人。杨显惠的中短篇小说集《夹边沟记事》中,就充满了这样的
人性奇迹,多少人为之震撼和感动。在总共14篇小说中,杨显惠只有两次写到“性”,
一次是在《李祥年的爱情故事》中,男女主人公历经19年的生离死别,终于相见了,
做爱了,做了整整三天三夜,为漫长的痛苦和爱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没有
一句有关性器官和性感受的描写。这一爱,既是对人性心灵的巨大补偿,也是向黑
暗和不人道的社会发出的呐喊,让人撕肝裂胆。另一次是在《不知道他是谁》中,
杨显惠写到了“性”:1969年春天的某个傍晚,某农场文艺队到连队演出,原计划
在演出完毕后,宣传队返回场部。结果结束很晚,汽车却抛锚了,宣传队员们只好
各找朋友过夜,呼啦一下全散了。年轻漂亮的女演员李静惠恰好上厕所,而且去得
时间长了点,回来时已空无一人,她扯着嗓门都喊哭了,仍然空无一人。她只好硬
着头皮去敲地窝子前边的门,结果都是男宿舍,没人愿意理会她。后来遇到一位男
知青,说他的房间只有一个人,他愿意把床铺让出来,自己到打麦场上露宿一夜。
这种高尚的行动让李静惠很感动,头脑一热,就说你睡地上,我睡床上,几番争执,
双方终于都睡了。地窝子里真热,蚊子还特别多,半夜里双方都睡不着。黑暗中,
李静惠说:“要是实在咬得厉害,你就到蚊帐里来睡吧。”黑暗中,那个高大英俊
的身影摸上床来,床太窄了,彼此都能碰到胳膊和腿。几番思想斗争,双方终于搂
到一起,她下意识地喊了一声:“我的前途! ”紧贴着她的那个身体颤抖了一下,
掀开蚊帐,开门走了。天亮的时候,房间里只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有一束太阳
光从天窗照了进来。这就是小说,把人性的复杂和时代的残酷揭示得清清楚楚,引
发读者无尽的遐想。
生活正如我们发现的那样,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太艰难了,它带着那么多的失
望、痛苦和难以完成的工作。解决的办法有三种:一、忍受和逃避——池莉、王安
忆们用的就是这种办法,所以她们的小说中没有一点亮色;二、陶醉——它可以使
我们在痛苦面前迟钝和麻木,像一头苟活的猪,余华小说里的人物就是这种精神状
态,我们看到的只有余华那双冷漠的眼睛;三、反抗和超越——俄罗斯的作品大多
是这样,他们勇敢地面对苦难、承担苦难,并向一切不人道的环境挑战。众所周知,
犹太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就是一个“泛性论”者,人们误以为他也是一个苟活者,
用性生活的自由和感官刺激来消解苦难。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他劝告人
们必须努力克服一切欲望和单纯动物需要,欲望越多,失望越多,痛苦就越多。他
说,性的行动会使人堕落的,会污损精神和肉体的。他41岁时,本人就自称完全没
有性活动了。超越了性,超越了动物性,生命就实现了升华。池莉常常徘徊在形而
下的性深渊,不能自拔,所以不可能获得艺术的升华。
就是这个弗洛伊德,在给未婚妻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芸芸众生发泄他们的
冲动( 纵欲) ,我们则剥夺了自己。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完整。我们为什
么不酗酒? 因为酒醒后的不适和羞愧,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不快’,它超过酩酊大
醉的欢乐。所以,我们的努力是更多地考虑怎样避免痛苦,而不是怎样产生欢乐。
如果这种努力获得成功,剥夺自己的那些人就会像我们一样,为了生死而限制自己,
忍耐着贫困和相互之间的慕念,以保持自己的忠诚,决不向命运的残酷打击屈服。
每当我看到人们尽情纵欲,置一切严肃于不顾,我的内心万分悲痛,因为那是浪费
生命。”
池莉们如此地陷落在欲望的凡尘,讲一些平庸的故事,在刀尖上跳舞,既无聊
又危险!
伪平民立场和自我克隆
对于池莉的批判,早在2000年文学博士李建军发动直谏陕西文坛的活动——批
评贾平凹和陈忠实时,就有人搞过了。李建军成功了,武汉的评论家刘川鄂们却莫
名其妙地失败了。池莉何许人也,这样有人保护和青睐这样的“超级市宝”。但是,
其后的批评活动仍不绝于耳。不妨请看:
警惕媚俗倾向 呼唤真诚品格
2002年7 月11日,《文学报》发表该报记者俞小石的报道,指出:
“一些青年作者在作品中极尽描绘老板大奔、豪宅美女等奢靡浮华、生编硬造
的所谓‘都市生活’,有识之士对此深感忧虑和不满,同时发出呼吁——警惕媚俗
倾向,呼唤真诚品格。”记者了解到,他们对题材的选择是以他们对市场的判断而
做出的。记者发现编辑们对此大都不以为然,认为那纯粹就是作者自己的白日梦,
是作者对那种生活近于庸俗的幻想和艳羡,可以说根本没什么价值。《收获》编辑
叶开告诉记者:“新时期以来,文学开始尊重个人经验的表达,越来越多样化和个
性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文学的社会性,也不意味着放任文学在流行文化前丧失
自己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流行文化标榜的‘个性’正在成为最没有个性的东西。
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对流行趣味保持警惕。”记者得知诸多学者认为:“这不仅仅
是青年作者的问题,也出现在一些知名作家身上,反映着整个社会文化环境里的一
些问题,是以想象的方式去占有他们认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是一种‘装扮表
演’。文学应该是‘乳汁’而不是‘软饮料’,‘软饮料’太多,一些知名作家应
该负更大的责任。”
2002年7 月6 日,《文艺报》发表柏定国的《媚俗的文学从不关怀基层民众》
一文,认为:“进入90年代以后,迅速崛起的‘小市民’及其代言作家以极具解构
力的市场话语把煽情的批判性动机颠覆了。于是,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连80年代那
点表面的政治批判思想也消逝了,基层民众的命运和苦难更为无声地隐忍于作家们
的盲点之中。……小市民意识的独特表现:经济上惟利是图;政治上回避现实苦难
;文化上‘躲避崇高’。日常生活中金钱成为衡量是非好坏成败的标准……小市民
以其无往而不胜的意识形态力量,正一点一点地腐蚀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包括一切
能涵养社会正义的思想。……我们的作家在面对‘沉默的大多数’的基层民众和强
势的小市民时,更多时候是青睐于后者。作家更愿意成为小市民的代言人,而不再
关注基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并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王朔们及其‘痞子文学’、何
顿们及其市民文学、苏童们及其新历史主义文学、林白们及其新女性文学、池莉们
及其新写实主义文学,乃至等而下之的众多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都有这种倾
向,只是程度上的不同。”
池莉对这种批评不以为然,在2002年7 月31日《中国文化报》的采访中她说:
“给人乱扣帽子很无聊,哪怕是伟大的帽子——我这顶帽子就很伟大,因为平民立
场的写作几乎是整个20世纪文学的主流,许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以平民视角为
艺术主张和自身光荣,这帽子给他们很合适,给我我还真有点心虚——我够不够这
个资格呢? ”言下之意,她绝不是小市民作家,而是平民立场写作,俨然以平民主
义的代言人自居。紧接着她指出,“我们绝大多数人,活得又疲乏又麻木,如果我
的小说能够唤醒他们生动的记忆,能够使他们感觉到自身存在,感到有话要说想说
点什么,我便由衷地喜悦,因为这就是我写作的价值所在。”“我希望把自己最美
好最智慧的一面献给读者,把最丑陋愚蠢的一面留给自己。”作品是作家的象征,
好和坏是一体的,怎么能把好的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呢?逻辑上自相矛盾,况且
读者又是隐形的,不具确定性,简直废话一句,无非是讨好大众罢了。池莉的聪明
就在于,会说一些不痛不痒、模棱两可的废话,什么都说了,就等于什么也没说。
有趣的是,池莉既然认为小市民很好,以平民立场的代言人自居,为什么还讨厌别
人称她是小市民作家呢? 她不是也批评过她的一个表亲,家大口阔地住在一个非常
拥挤的小屋子内,读完了博士,分到了两室一厅的住房后非常高兴,说自己不再是
小市民了。何过之有?
坊间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文化界有四大俗:张俊以的歌词,池莉的小说,赵
本山的小品,冯小刚的电影。此话确实不谬,尤其是池莉的小说,除了庸俗的审美
趣味外,题材上是大同小异的自我克隆,以及伪平民立场。
所谓“民间”与它对立的是官方或朝廷,是一个意义含混的概念,充满了形形
色色的误读与曲解。民间是国家主义统治领域的边缘地带,既有民间资本,也有民
间团体,更有民间话语、民间思想。由于民间在道义上的优先权,加之民间本身又
无确定的范围和实质内容,许多人会假借民间的名义赢得话语权力。当然,民间也
常常会和权力勾结,本身也常常鱼龙混杂,因此,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民间,破除
对民间的幻觉和迷信。真正的民间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独立的思
维和精神始终自由的象征。真正的知识分子,天生的职责就是批判和自我批判,天
生的职责就是站在槛外说话的,因此,知识分子天然就是属于民间的。平民属于民
间的范畴,是底层百姓和市民的象征,平民立场则是同情和怜悯底层百姓的疾苦,
为弱势群体说话,是一种积极的东西。当然,平民中也有地痞、流氓、游民、暴民
和粗鄙现象,应当警惕。在池莉的小说中没有对平民的同情和悲悯,宣扬和欣赏的
是平民中粗鄙的东西,尤其是小市民,脏话连篇,目光短浅,贪图小便宜和急功近
利。《生活秀》中的来双元夫妇,《有了快感你就喊》中的卞师傅,都是平民中粗
鄙文化的象征。尤其是《生活秀》中,来双扬对打工仔九妹的捉弄和利用,清清楚
楚表明作者对这些真正平民的嘲弄和冷漠,简直是卑鄙之极。人类—思索,上帝就
发笑,池莉的精神取向是地地道道的小市民取向,是一种伪平民立场。
池莉的自我克隆现象是严重的,无论是早期的《烦恼人生》,还是《生活秀》
和《有了快感你就喊》,以及她的其他中短篇小说,都是小人物的烦心事,毫无新
意可言。就好像一个厨师做饭一样,千篇一律地烧出芹菜炒腐竹、芹菜炒鸡蛋、芹
菜炒蒜苗……而且用的是一样的调料,你说烦人不烦人。难怪有人说,池莉是个直
肠子,吃多少拉多少。池莉的这种重复,是她脱离生活的结果,透过《有了快感你
就喊》的写作日记,便可窥其一斑。据日记中记载,池莉多次发生写不下去的情况,
于是,只好焚香,求助于上帝,保佑我写出好文章来。池莉的文章中看不出一点基
督徒的影子,怎么老是“上帝”“上帝”的呢,上帝会管这破事吗? 这就叫缺乏生
活,光凭想象,写不出来硬写,最后只好自我克隆。
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重复》一书中指出,生活的本质就是重复,生老病死,
四季轮回。但重复的真正含义不在于重复自身,而在于一个个体怎样对待重复,因
而真正的重复只能自由地发生在精神领域。池莉们缺少精神,注重欲望,又怎么能
不无意义地重复复重复呢?
欲望的意义和悲剧的精神
福柯指出,“性”是意识形态建构和统合的“身体、器官、肉体、功能、自发
生理体系、感觉和快感”,没有自己内在的统一性或“法则”。意义是通过语言、
通过词和相互关系建构的,性通过与其他非性概念的关系存在,是一个语言单位。
围绕性的斗争是围绕意义的斗争。马尔库塞则在《爱欲与文明》中指出,弗洛伊德
把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意识和潜意识。在他看来,由于是快乐原则支配的潜意识是先
天形成的,因而更能体现人的本质。潜意识中的主要本能是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
由于人首先是一种存在,因而人的本质首先就是与存在原则相一致的生命本能。这
种生命本能就是爱欲。在现代文明中,人受到压抑,首先就因为爱欲的压抑。因此,
当马克思说人的解放时,实际也就是爱欲的解放。但爱欲的解放,决不等于性欲的
放纵。性欲和爱欲的区别在于,性欲仅仅是两性关系的欲望,而爱欲作为生命本能,
则蕴含着更多的内容,既包括性欲,也包括食欲、休息、消遣等其他生物欲望。性
欲对个人来说,只能获得局部的、短暂的快乐,而且还常伴之以痛苦和给社会带来
的混乱。可是,爱欲则会使人获得一种持久的、全面的快乐,并使社会建立起一种
新的关系。解放爱欲的关键是要解放劳动,使人摆脱异化劳动的痛苦,在劳动中获
得快乐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则干脆把这种欲望分为两种:低级需要和高级需
要,这几种需要逐渐升华,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
实现的需要。这种升华包括如下内涵:①高级需要是一种在种系上或进化上发展较
迟的产物;②高级需要是较迟的个体发育的产物 ;③越是高级的需要,对于维持
纯粹的生存也就越不迫切;④生活在高级需要的水平上,意味着更大的生物效能,
更长的寿命,更少的疾病和更好的睡眠等等;⑤从主观上讲,高级需要不像其它需
要一样迫切;⑥高级需要的满足能引起更合意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
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⑦追求和满足高级需要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健康趋势,
一种脱离心理病态的趋势;⑧高级需要的满足有更多的前提条件;⑨高级需要的实
现要求有更好的外部条件;B10 那些两种需要都满足的人们通常认为高级需要
比低级需要具有更大的价值;B11 需要的层次越高,爱的趋同范围就越广;
B12 高级需要越高级,就越少自私,越具有有益于公众和社会的效果;B13
高级需要的满足更接近自我实现;B14 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导致更伟大、更
坚强,以及更真实的个性;B15 需要的层次越高,心理治疗就越容易,并且越
有效;B16 低级需要比高级需要更部位化,更可触知,也更有限度。对此,犹
太哲学大师弗洛姆的观点则是,“任何理想,包括以世俗的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理
想都是人的需要的表现。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这些理想的真实性,充分估计到它们有
助于拓展人的力量的程度,充分估计到它们实现与解答人的追寻世界的平衡与和谐
的需要的程度。我再说一遍:要理解人的动机必须首先理解人的境遇。”
由此可见,文学绝对不是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是和其他学科的理论同步发展
的,只不过其他学科偏重于理论,文学偏重于感性罢了。那些所谓的“为艺术而艺
术”的谎言,是戕害文学健康发展的刽子手。对此,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文学大
师艾·辛格说:一个人在恋爱和做爱中,最能表现一个人的人性。打个比方,一个
人在社会上可以是个强人,是个独裁者,但是在做爱时,他则可能像小孩一样无能。
性器官是人体最敏感的部位。例如,眼睛不会因为它看到不喜欢的东西而不看,但
阴茎则不同,如果它不喜欢,它就拒绝“工作”。因此,性器官更能表现人的灵魂。
它们不是“外交官”,它们毫不留情地说出真相。尽管有时它们会“喜怒无常”,
甚至因耐不住寂寞而疯狂,但事后它们就会报告大脑,它们非常后悔,甚至很痛苦。
哲学大师马尔库塞则在《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中指出,“人无论是用感官还是用
其他粗野的部分,都无法知觉和享受美;它完全是在某种更高贵的方式中,享受着
所有的美和善,即是借助最高贵的东西——他的精神和理性。”也就是说,当你简
单地把仅仅是生理欲望等同于快乐和幸福,那快乐本身便不再是美的主体,也不会
有任何可敬、可爱的表现了。只有在真正全面而深刻的艺术中,快乐和幸福才有可
能产生,并形成美。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一书中,把这种艺术的美进行了进一
步的分析,他指出,艺术品只有在精神领域才可能被创造出来,他反对艺术创造中
的唯物主义,主张摈弃粗陋的表面,割断与表象的联系,深入到生命的深处,揭示
“人所具备的本质和深在的一切”,真正达到“内在的真实”,艺术品才有可能成
为“永恒的东西”。也就是说:“外在的真实”虽然可以赢得暂时的成功,但太肤
浅,没有生命力,太容易重复,最终会被文学史淘汰。
综上所述,一个作家要想获得最后的成功,必须突破欲望的瓶颈,走向精神的
深处。而这一切,除了深入生活以外,还必须多读书,接受世界先进文明的成果,
并以悲悯的心态对待大众苍生,以审视和挑剔的眼光揭示人的境遇,挖掘那些导致
人不快乐、不幸福、不人道的真正原因。这些问题正是涉及当代中国作家所面临的
普遍困境,没有苛刻的自我要求,不会踏入艺术的门槛。
D.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小说家的任务除了要解释社会以
外,还要弄明白“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世界包围
着我们并大有湮没自我之势。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
高兴,同时打着纯艺术的幌子,实际上是溶解自我,并让文化走向庸俗化。对此,
犹太哲学大师弗洛姆在《精神健康与社会》中也做出进一步阐释,精神健康以及成
熟的概念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只有考察了“人类状况”以后,才能得出结论。我们
不能以个人是否“适应”社会为前提来给精神健康下定义,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先
看社会是否适应人的需要,社会的功能是促进还是阻碍精神健康的发展。健全的社
会能拓展人具有爱人的能力和创造性的工作,节制他的欲望,发展他的理性与客观
性,促进自我的生长和他在社会中的意义,不健全的社会则造成人们相互憎恨与不
信任,将人变成权力的奴隶和物欲的工具,剥夺他的自由和个人尊严,或者成为木
乃伊和机器人。在此基础上,弗洛姆提出了“人道主义伦理学”这一基本理论,主
张从心理学分析入手,以“社会批判”为武器,强调“理解个体的无意识必须以批
判地分析他那个社会为前提”,从而真正促进“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人
的全面发展”。弗洛姆所谓的“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大相径庭:传统理论对
现存社会持一种非批判的肯定态度,把现存社会秩序当作一种固定不变的既定事实
接受下来,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以维护现存社会秩序为己任,是一种“服从主义”理
论。与之相反,“批判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它对现存社会持一种无情批判的否定
态度。因此,“批判理论”总是力图站在现存社会秩序“之外”,拒绝承认现存社
会秩序的合法性,并努力揭示批判现存社会秩序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弊端。弗洛姆反
复强调,“人并非仅仅只是社会的成员,而且还是人类的成员。”因此在他看来,
人不能仅仅站在“社会”的立场上来审度自己的行为,而要超越于“社会自己设定
的善恶标准之外,站在更高的人类立场上来审度自己所处的“社会”本身是否“道
德”,它所设定的种种价值标准是否合乎人性。这样,弗洛姆伦理学所关心的问题,
显然就不是如何使个人与“社会”相一致,相协调,而是恰恰相反,力主个人必须
对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和清醒的批判意识,一个人“道德”高低的真正标准,不在于
他与社会保持一致的程度,而恰恰在于他与社会保持距离的程度,用他的话说:
“一个人凭良心行事的能力,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他自己社会的局限,而
成为一个世界公民。”“个体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要有勇气说一个‘不’字,有勇气
拒不服从强权和公众舆论的命令。”
显而易见,弗洛姆的这种伦理观蕴含着两个基本前提或基本假设:第一,社会
本身是不道德的或不健全的,不足以“为人师表”,无权成为个人道德的仲裁者;
第二,存在着某种超社会、超历史的全人类所共有的价值标准,即“人性”和“人
道”,只有它才有资格成为一切“个人”的最高道德标准。他认为,弗洛伊德的后
期理论中,把“人性”与“社会”根本对立起来,一方面具有一种极端的“反社会”
性。另一方面又具有一种“人性”的悲观主义态度。与此相反,马克思一方面极其
深刻而无情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另一方面对人的可完善性和进步抱
有牢不可破的信念。弗洛姆的思想正好为二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他认为,尽管
社会与人性的冲突最终必将消灭,但一天没有消灭,二者的冲突就将存在,社会就
将是反人道的,“还将摧残人,还将产生恶”,因为“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社会都是
为少数人的目的服务,这少数人所想的只是利用大多数人”,迄今为止,人还没有
成为真正的“人”。因此,人道主义伦理学认为,“没有任何事物比人的存在更高,
也没有任何事情比人的存在更具尊严”,“善就是肯定生命,展现人的力量;美德
就是对人自身的存在负责任。恶就是削弱人的力量,罪孽就是人对自己不负责任”。
弗洛姆宣称:“伦理思想家的使命就是维护和加强人类良心的呼声,去认识对
人来说何为善、何为恶,而不管它对特定进化阶段的‘社会’是善还是恶。他可能
是一个‘在荒野中呼喊’的人,但只要这呼声始终存在,毫不中断,荒野迟早就会
变成良田。”
别林斯基说:“无内容的形式和无形式的内容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一
个作家的早期写作可以是工匠式的技术层面的,但最终还是要深刻地批判社会,维
护人的尊严和人类的道德,人道主义写作是文学最终的归宿。古往今来,悲剧的精
神成为人道主义最有力的支撑。
快乐是生命力得到提升的感情,痛苦则是生命力被阻碍的感情。但也正像医生
们报道过的那样,生命是这两方面的一种持续不断的相互对抗的活动。痛苦总是先
行的,因为从生命力持续不断的提升中,除了因高兴而招致更快的死亡外,还能有
其他结果吗? 这种生命力原本就不能提升到超出某种限度。也不会有一种快乐直接
跟随着另一种快乐,其间永恒地夹杂着痛苦。痛苦是活力的刺激物,我们第一次从
中感受到自己的生命,不然我们就会进入无生命状态或行尸走肉。这种痛苦分为两
种形式:一种是肉体痛苦,一种是精神困境。饥饿、死亡和性欲发作时,人最弱小,
精神的弱小和无助则是无穷的,这就是珍贵和苍凉的生命意识,是人道主义在文学
中的体现。陀斯妥耶夫斯基用他的探索和实践,为我们寻找出了答案。在他的作品
中,有两种力量攫住了我们,一种力量是绝望,是对恶的报复,是对人性之残酷野
蛮和可疑性的认可和顺从。只有经历了死亡,进入了地狱,方能听闻来自天国上帝
的声音。真诚而坦率地供认生存和人性的贫乏、可疑和无所希望,这就是前提条件。
我们听命于痛苦和死亡,面对赤裸裸现实的狰狞面目感到不寒而栗,然后,我们才
能吸纳另一种声音的深邃性和真理。第二种声音,即真正来自天国的声音,它向我
们显示了人性中的诗意和安慰,那就是反抗、挣扎和微笑,以及人的良知,面对上
帝的良心和能力,它终究会使我们摆脱孤独和无意义,激发起我们的善良,并使我
们不再是旁观者,成为所有受苦受难者的知音和希望。这就是悲剧的力量和精神。
作家为什么要写作,就是要勇敢地面对黑暗和苦难,勇敢地承担黑暗和苦难,
反抗这种悲剧的命运。作为一个人,荒谬地被人生下来,又荒谬地死去,连一点意
义也没有。作家和哲学家就是要反抗这种荒谬,寻找人生真正的意义。我们一旦打
开这样的作品,就能感受到一个伟大的灵魂在关照着你,尽管很微弱,却使人得到
一点慰藉,增加一点生活的亮色。中国的文学,从来也没有产生过卡夫卡和陀斯妥
耶夫斯基式的焦虑和担忧,以及对灵魂的自我拷问;也没有产生索尔仁尼琴在《古
拉格群岛》中所体现出来的,对黑暗和专制的强烈愤怒和反抗;更没有托尔斯泰在
《战争与和平》以及《安娜·卡列妮娜》中所体现出的大悲悯和大拯救。中国的作
家多是逃避苦难或责任,把玩权术和暴力,游戏生命,除了《红楼梦》和鲁迅之外,
中国还没有真正产生一部伟大的悲剧作品,也没有产生一个伟大的悲剧作家。著名
评论家摩罗在《论中国文学的悲剧缺失》一文中指出,中国是没有悲剧文学的。为
什么? 就因为中国作家的人格过于渺小,不能担当一种真正的黑暗。他只能肤浅地
图解现实,并逃避这小小的黑暗,而且在这小小的黑暗背后也看不到作家的人格担
当。作家应该把人性中把社会中最大的黑暗包容集中起来,然后用自己的精神光明
去抗议黑暗和消解黑暗。只有这样,中国人的灵魂才能得到拯救,才无愧于五千年
的苦难。
康德说:人们都想知道上帝为了拯救他,要做些什么或者已经做了什么,其实
这是无意义的。有意义的是:为了赢得这种拯救,一个人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现在
应该做什么。
这就是我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全部希望。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