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立春 巴西、谋生、农场、提包 船到山度士,张老伯来接我,他看来已近七十。我知道他那封聘书只是花钱买 来办手续的,实在不忍心再给他添惹麻烦,便假称已找到一位同学,有现成的工作 在等我。他信以为真,便很安心地回去了。 事实上,我身上只剩下约二十多元的美金,人地生疏,语言不通,表面上很笃 定,心中却乱如苎麻,不知明天会流落到何方。但是,我又怎能麻烦张老伯呢?他 看在父亲的面上,帮了我一个大忙,这笔人情债已是难以报答了。 幸好,有一位当地的杂货贩,托船员在香港买了一批土产,照规定货物必须由 旅客报关,否则不能上岸。因为我没有行李,那位带货的船员便找我帮忙,我一口 就答应了。过关后,这位小贩非常感激,带我到圣保罗。第二天又介绍我到“自由 大道”一家中国人开的快餐餐厅,立即在厨房工作起来。 自由大道是圣市最热闹的中心,大道名符其实,又宽又长,是双向八线道。道 路两侧巨厦林立,尽头则是巴西银行,一栋五六十层高的庞然大物。 这家餐厅的门面很大,一次可坐近百人,客人都是在附近工作的白领阶级,匆 匆吃完就走。我们的生意很好,除了地点适中之外,另一个秘诀就是一锅“高汤”。 因为一般店里的汤不过是汤,而我们用的是纯正鸡汤,讲究的倒不在鸡,而是要用 活鸡,现杀现煮。在中国这不稀奇,在巴西,杀鸡竟然是件大事。 我到的第一天,就见到一场奇景,厨房里好象失了火,人人走避,但却又欢声 不断,叫嚣喝骂,乱成一团。原来刚好是杀鸡的时间,一次要杀十几只。巴西人最 恨杀生,虽然在老板的重赏之下,他们仍感到怕怕。杀时只是举起大刀,把鸡头一 砍,然后人人惊叫逃窜。这时,鸡也忘了头在何处,颈子上鲜血直冒,也亡命飞奔。 于是乎,人人叫着逃着,满地洒着鲜血,有时无头鸡与人不期而遇,那才真正精采 绝伦。 我的第一个贡献,便是教他们杀鸡,巴西人见了,莫不心服,到底中国文化深 远攸久,真是“杀鸡不用牛刀”。 我对巴西的好感,始于这些乐天而懒惰的工人,他们做起事来就像在游戏一般, 口中不时唱着单调的民谣,只要两脚一落地,总会蹦蹦跳跳的“舞”上几步“桑巴”。 如果能够偷懒,他们绝对不会放过机会,由女人到足球,总要谈到有人来催促为止。 那些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天天有新人来,也经常有人工作得好好的,突然又失 踪了。当然也有几个老老实实的,只是他们做起事来懒懒洋洋,其慢无比,任你催, 由你骂,他们始终脸上堆满了笑容,教人无可奈何。 最初我很不习惯,后来见多了,发觉那种人没有心机,没有奢望,朴实而真诚, 远比以往我所熟知的社会贤达要来得可爱。我在巴西前后住了有八年之久,由北到 南,走过不少地方,除了在足球场上外,居然没见过任何暴力行为。就连两个人争 吵起来,也只是三言两语,双方边吵边退,转过头去,立刻忘了。 气候及环境是重要的因素,巴西中、北部是热带气候,全年平均温度是摄氏廿 四度,阳光普照,物产丰饶,有些地方甚至还只挑晚上下雨。只要人没有很高的欲 望,生活极易维持,树薯粉可以里腹,而一件衬衫,可以穿到破烂为止。 巴西立国四百年来,没有经过战争,也没有巨大的天灾。当地的农产以咖啡为 主,经济价值高,耕植容易,产量为世界之冠。此外矿产也极丰富,像煤、铁、铀 以及宝石都可以露天开采。全国人口不及一亿,领土却居世界第四位,可耕地占领 土百分之七十,而到目前为止,使用率尚不到百分之五。 巴西的人种相当混杂,除了土著外,早年冒险的葡萄牙航海家,又引进了大批 的非洲奴隶。后来由于咖啡作业方式改变,小农经济兴起,奴隶制度在两百年前已 经破产。因之人种开始混杂,在同一家庭中,由于遗传基因的隐、显特质,常常黑、 白肤色隔代出现,再不然便是中和成咖啡色。除了新近的移民外,在巴西可以说绝 对没有人种的歧视。 我到巴西那一年,恰逢巴西民选的总统姜古拉先生,意欲实施社会主义,他眼 见工业时代到来后,社会上贫富趋向两极化,因此倡导土地及重工业国有,并实施 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他的立意至善,只可惜忽视了巴西人民怠惰的天性,加以工 业和经济大权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以致工商界全力抵制,政令出不了总统府大门。 一九六四年四月,姜古拉无计可施,竟自行发动兵变,由屯守里约的第一兵团, 策动北部的一部分军队,打算把南方的保守势力击破。结果大军在“矿产州”与南 军对垒时,双方前哨却把手言欢,一弹未发。姜古拉以为大势已去,实时乘飞机逃 走,结束了一场少见的政治闹剧。后来保守军人废除民主,执政十多年,并称此次 兵变“四月革命”。 这种事情对我而言,简直是不可思议,当语言能力纯熟后,我常向巴西人请教 那段史实,但几乎没有几个人搞得清楚。问多了,他们会耸耸肩,双手一摊,说: “姜古拉?你知道他有几个女人吗?” 据说巴西女多男少,物以稀为贵,所以身为男人就是最大的财富。有些女人为 了争取毕生的幸福,常不惜出外赚钱,以便把男人养在家中,这一来更助长了男人 的骄气。虽然巴西以天主教为国教,禁止离婚,但男人常常走私,甚或另谋高就, 把女人视为蔽履,丢弃不顾,以致弃妇怨女处处皆是。 很可能是因为我只见到巴西社会的低阶层,然而我知道,在中国由于传统上重 视人际之互助,社会地位越低者,家庭之间的向心力也越大。任何一位正常的男子, 如果靠女人工作来供养,则他在亲友邻里间,总是会被人耻笑,永远抬不起头来。 厨房里人人都是我的语文教师,在他们毫不厌倦的指导下,没有多久,我的巴 西话就几乎可以乱真了。 我最喜欢看的运动是英式足球,那是种全方位的运动,要技巧、默契、策略、 体力,还要有一点不可或缺的运气。 足球场面积广大,气派恢宏,当万千球迷由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时,大地上立刻 出现一片旗海。同队的球迷聚集在一起,齐声唱着他们球会的会歌,兴高采烈地击 鼓奏乐。似乎是在向对手宣示: “我们是最强的球队,敌人们,给你们一个机会,赶快闻声而逃吧!” 谁都不会逃,谁都不甘示弱,而每场比赛总难免有输有赢,极端的情绪可以在 旗帜满天飞舞,或是倒拖在地,无人理睬上看出端倪。这种心情的起伏,才是足球 最令人迷恋的地方,每一次在自己喜欢的球队出赛之前,球迷都充满了希望。姑不 论此次结果如何,下一次还有下一次,希望还会到来。 我在一九七二年听说过一个故事,足证巴西人对足球疯狂的程度。在圣保罗市 有个资格最老的球会“歌林加”(Corlithes) ,其球迷都自称为歌林加人。圣保罗 球会甚多,第一级的不下十余个,而球迷中平均每三个就有一个是歌林加人。由于 球迷多,经费充足,所以拥有全巴西最有名的球星多人。但不幸自五十年代以来, 在几个重要的竞赛中,一直与冠军无缘。 如果说实力,没有问题,再比士气,人人信誓旦旦,不胜不休。但是运气欠佳, 每次都输得令人扼腕,包括球迷在内,都认为非战之罪,不愿责怪。但是二十多年 来年年如此,就不免令人扫兴,大批球迷渐渐疏远足球。于是媒体、专家都一致宣 称,如果任由歌林加队继续输下去,巴西足球将会没落,国家的经济也必将崩溃。 有一次,圣保罗队一位颇负盛名的教练,公开宣称他自己的罪行。指称在一九 五零年时,因为负气而向巫神“马贡巴”诅咒歌林加队,使之三十年内得不到任何 冠军。此语一出,全国骚然,圣保罗队因此解除了该教练的职务。 为了体验个中滋味,我也开始自称为歌林加人,巴西朋友一致为我担心,说我 会因此而丧失人生的乐趣。 这一次的经历,我彻底认清了“兴趣”是怎样运作的,也看到了人心奥秘的禁 区。谁都知道人的七情六欲无不因自我的利害而生,可是足球又怎么与我扯上关系 呢? 对任何一种事务首先要了解其游戏规则,否则就看不懂,不会有兴趣。其次要 有悬疑,没有悬疑就不会去猜想,不猜想,其结果便与己无关。再其次要抱着希望, 希望是一种很奇妙的心理过程,如果明确地知道了一定的后果,这种心态就不能称 做希望,而只是等待结果的发生。只有在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一面等待有利于自 己猜想的,一面又惧怕有不利的结果产生,当人心在这两个极端矛盾的变化中翻来 覆去时,便产生了兴趣。 生意人非常了解此中奥妙,刻意制造一些英雄人物,设计一些引人入胜的话题, 再不然便利用诱人的广告,先让人知道,再使人有兴趣。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谈说说, 事情成了自己经验的一部分。等到人们有了兴趣,卷入了这个原来与己无关的新事 物后,紧接着便是那种惊险刺激的悬疑。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比赛总是有胜有负, 各队风水轮流转,不论喜欢的是哪一队,总少不了期待、焦虑,然后再享受那迟来 的狂欢极乐。 歌林加人的悲剧,就在于二十多年的等待中,所有的希望都一一落空了。有人 失望得背弃了她,有人则抱着孤臣孽子的心情,继续期盼。明知生命中奇迹很难发 生,但是以该球队的实力以及常态的机率来看,希望又明明就在当前。 我的个性以及遭遇,与歌林加人颇有些相似之处,我对社会国家的期望,也与 之不相上下。中国人彷佛也是个被诅咒的民族,几百年来的屈辱,难道没有洗刷的 一天吗?可是眼前所见,国人自暴自弃,上下梁无一不歪。有些人失望了,动辄以 中国人为耻,不是逃之夭夭,便是否认列宗列祖。我不甘心,只好做个孤臣孽子, 连看足球都不例外。 直到我离开巴西,果真歌林加队没有得到一次冠军,亚军倒拿了好几个。越输 我越关心,越关心,我越是同情她。连我都如此,何况那些真正的歌林加人? 巴西人也有他们的歇后语,如: “到中国去”表示无此可能,因为过去交通不发达,而中国远在地球的另一端。 再如说一个人怀才不遇,则为: “那个歌林加人”! 不过,我第一次在巴西看足球时,还不知道有这些故事。我所知道的是巴西有 个世界性的球王,名叫比利。这就够了,一听到足球,我就想到比利,很想见识一 下这个世界级伟大人物的传奇功夫。 就在我工作了一个星期,刚学会几句巴西话,能与巴西人作简单的沟通后。有 一天,厨房工人告诉我,比利这星期天要到圣保罗来赛球。 我当然想去看,可是不知道怎样去法,有人为我写了一张字条,大意是说: “我是中国人,不懂巴西话,想去‘巴甘步’看球赛,请仁人君子指导”。圣 市有好几个球场,巴甘步在市区中,面积较小,可容纳七万名观众。另一个较大的 莫隆比位于市郊,全场可坐十几万人。然而世界最大的足球场马纳甘拿,竟可容纳 二十万人,是巴西另一大城里约热内卢的注册商标。 星期天一早,我毫不犹豫地拿着字条上了路。一路上,每一个巴西人看了都很 热心,东指西说的,而我则在圣保罗市区走来走去,老在几条路打转。 正当我打算放弃时,却遇到一个有点娘娘腔,长相很秀气的男人,他指点了半 天,发觉无效,便把我的手一拉,带我到一个公车站前,指着牌子上的站名,果然 有“巴甘步”这个地名。我向他道了谢,开始找地方买票,却又遍寻不着。 他一直在一旁观察,了解了我的窘况后,便向我摇摇手,走到我的身边。我猜 大概是要上车才买票,便开始注意车子的标志。天下所有的公车都有个通病,认为 乘客一看到标志,就应该知道去哪里,经过哪些地方。 正因如此,我最怕等公车,记得在日本时,旅行社叫我去一个“佐佐木”的地 方,搭车的地方也标得一清二楚,不幸我找了大半天,始终没见到这个地名,害得 我几乎不能成行。后来才知道,日本车牌横写是由右到左,与我们的习惯正好相反。 更糟的是,第二个“佐”字,用的是“与前字相同”的符号,所以我找了半天“木 木佐”。 这个人的好心令我感激不已,却又不知如何报答才是。不久来了一辆车,他带 我上去,替我付了钱,同时对我打手势,意思是会告诉我何处下车。我更觉得不好 意思,只恨自己巴西话太差,开不了口。 车到一处,他又拉我下去,但见满坑满谷尽是去看球的群众。我既然知道地方 了,遂向他一再称谢,他则叽叽聒聒,好象也要看球。我这才安心,忙抢在前面, 替他买了票,一同进得场来。这时才知道什么叫做大球场,只见处处人头钻动,黑 压压一片。 球赛开始前,先出来三个身穿黑色短装的球证,这时全场骚动,齐口同声地喊 着: “维亚多!维亚多!维亚多!” 我心想连球证都如此有名,居然人人认识,球赛之精采可见一斑。 球赛终于开始了,比利代表山度士队,身着白衣,背号是著名的十号。他果然 不凡,球在脚下如同黏在鞋上一般。可是对手也不弱,经常有两个人,甚至三个人 缠着他不放。我们这边都是山度士的球迷,大家看到比利受迫,都大声咆哮。当然, 少不了我这个一直开不了口,一肚子闷气的小伙子。 上半场零比零,双方未开记录,中场我买了棒冰请这位朋友,也好秀一下自己 刚学会的仅有的几句话: “我喜欢‘这个’。”“喜欢”、“谢谢”这几句我说得很流利,尤其是“喜 欢”这个字,在巴西相当于“爱”,得先学会好追女孩子。 下半场又开始了,不久,比利在禁区得球,转身骗过了两个后卫,正打算射门, 但见后面飞来一脚,正踢到比利的踝部,他一个踉跄,立即翻身倒地。 “啊!”全场同声一叹,人人都站起来,以便看得更清楚。 只见球证眼明哨快,“哔”的一声手指禁区,极刑! 如同指挥乐队一样,全场立刻响起欢声。 太精采了,这个“维亚多”球证太伟大了,我兴奋之余,拼命挤出一句话来: “我喜欢‘维亚多’!我喜欢‘维亚多’!” 结果,由于一个我无从理解的原因,这场球我没有看完。那位娘娘腔的朋友一 听到这句话,立刻兴奋地拼命抱着我,令我喘不过气来,最后只好逃之夭夭。 待回到店里,把这段奇遇告诉那些工人时,全场都笑得东倒西歪。后来我才明 白“维亚多”不是球证的名字,而是一句最不雅的话,也就是北方人所说的“兔子”, 一般称为“同性恋者”。 店东看我工作认真,语言也能应付,便调我到餐厅去管收款机。这种工作看似 容易,但却需要仔细的核对,我大开大阖惯了,一个月下来,每天的帐目从没有正 确过。而且越是小心,越是出错,微薄的薪金,赔的几乎比赚的多。 最初我还不服气,一再提醒自己,要集中全部精神,仔细的按键,小心地核对。 可是到结帐时,总是有些出入。为什么呢?是不是收款机坏了?餐厅里还有一台, 由另外一个人负责,他从来没错过,我与他交换着用,情况依然。 经过一再地检讨、研究,我终于发现是自己不适合这种工作。我太好胜,一上 来就想做得比别人更好,而这种例行工作,除了正确之外,根本无所谓好不好。 因此,我便想以快取胜,帐单一到手,立刻结清,避免侍者在一旁等候。后来 出了错,心情难免紧张,操作手法本来就不够熟练,专心注意数字,手指便老是按 错键,若注意到手指,又忽略了数字。最糟糕的是我的脑筋太活,老是东想西想, 加上正在学习语言,随时随地都是难得的良机。计帐时一心数用,怎能不错? 不久大学的同学“老师”找到了我,说他会种洋菇,我便介绍餐馆的老板给他, 他们谈好投资合作,并叫我去农场帮忙。不料“老师”只是在课堂上学过,毫无实 际经验,一季下来,白洋菇种成花洋菇,杂菌长的远比菇体多,因而双双失业。 以后的几个月,我做过多种不同的工作:在地下肥皂厂熬牛油、修车厂换机油 兼打杂、建筑公司做搬运工,后来又在一个私人的测绘所画地图等。但其间总会有 些因素,不是身体吃不消,便是待遇太差,让我做不下去,工作时间没有一次超过 一个月。 常有朋友劝我去“当兵”或是“提包”,前者有个非常离奇的故事。原来有一 位台湾来的青年“阿根”,结识了本地一位日本大亨的独生女,几经波折,两人结 了婚。婚后那位大亨突然暴毙,他们便继承了全部的财产。 大亨在日本原有妻室,且有一子,其子特别来巴西准备争夺遗产。但是根据巴 西的法令,不承认该大亨在日本的婚姻,大亨的儿子不肯善罢,多次谋刺“阿根” 不成。阿根便迁居到内陆一个农场中,同时重金聘请保镖护卫。 双方僵持了年余,阿根坚壁清野,蛰伏不出。那个日本人常雇小飞机到农场投 弹,巴西人因为怕死,再不肯当卫士,反倒是一些失业的中国人趋之若鹜。大家散 居在农场外围,每天无事可做,便以打靶为乐,美其名为“当兵”。 至于“提包”则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唯一的出路,因巴西人结婚时,女方应准 备卧室的各种用具。在初,葡萄牙式的织锦床罩、台布等都是传统的嫁奁。自从中 国的手绣品传入后,由于花色繁多,精美无匹,一时蔚为风尚,人人争购,供不应 求。 中国台布来自大陆,经香港转手,最初多委托私人携入,以便逃税。在五十年 代因供不应求,售价约为原价的一百倍,国人以此致富者比比皆是。到了六十年代, 一来因为从事此业的人日益增多,相互竞争之下,利润降至不足五倍。再加上不肖 税务人员的介入,层层剥削不说,一个应付不当就有牢狱之灾。 于是原来发了财的人纷纷转业,有的摇身一变,成为工商界的巨子,有的则升 格为台布批发商。而新来的国人则继续提起“包”来,沿门贩卖,每月净利再少也 有五千美金左右,比做任何其它工作赚的钱都多。 当兵固非我愿,提包也难动我心,不为别的,我总觉得冥冥中有什么支配着, 身不由己。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也无从想象。只感觉到不论在哪里,所见到的人、 事,都是平平庸庸的。人没有判断力,没有眼光,不过人云亦云。事没有价值、意 义,说穿了,除了名利财色之外,空无所有。我不愿与他们相比,也不把他们的得 失放在心上。因此我行我素,一个又一个微不足道的工作,不断尝试着。 圣保罗中国社区有个天主教会,一位姓何的神父负责“青年会”的事务,我在 那里组织了一个乐队,和何神父相处得很好。他常劝我好好找个固定工作,安定下 来,娶妻生子。有一次他又喋喋不休地劝我,我忍不住要打他的趣: “如果娶妻生子有那么好,为什么你自己不以身作则呢?” “胡说胡说!我已经献身给主了,娶妻生子不是我们的事。” “我很可能有一天也学你的榜样,做神父。” “还在胡说!你连主都不信,怎么做神父?” “说服我呀!只要你能让我相信,我就信。” “对主的信仰全靠你自己,不是要别人来说服的。” “你不肯说服我,而我又不信,看来我永远做不成神父了。” “你这孩子!成天不说正经话,已经都要三十了,你再混下去怎么办?” “只好当神父啰!”我始终对他嬉皮笑脸。 “唉!我本来是想给你介绍一份固定工作的,看你这样子,教我怎能放心?” “什么固定工作?”我听了,精神一振,也该尝试一种新的工作方式了。 “有人委托我找一个能长期工作的人,看你的样子,多半做不久。” “我是迷途的羔羊,你是牧羊人,总可以让我试试吧!” “让你试试?如果你做了两个月又跑了,教我怎么交待?” “好吧,我去讨个老婆,把我拴将起来,可是神父得先给我介绍老婆呀!” “尽是胡说,到底你要不要这个工作?” 那是一间聚乙稀制袋工厂,老板姓刘,早年靠提包发了财,便开了这家工厂。 他用过好几位由台湾来的年轻人,但做不了多久,不是去卖台布,便是被别的工厂 挖走了。所以他特别对何神父声明,要能长期工作下去的才行。 刘老板一见我,劈口就问: “你为什么不去提包?我这里的薪水可没有那么多。” “我对赚钱兴趣不大,只希望有个稳定的工作。”至少目前是事实。 “真的?不过,有谁不想赚钱?想赚钱也不是坏事。你放心,只要你好好工作, 我绝不会亏待你的。” 我负责管工人,因为吹袋机不能停炉,所以每天分三班,二十四小时连续作业。 全部工人有六十多个,平均每月制袋三百万个,当时在巴西,其生产量在同业中居 前五名。 我先观察了一遍,发现工人工作情绪不高,先跟他们攀上交情,一一询问。原 来巴西人每隔三两个小时,一定要喝杯咖啡,否则就精神不济。厂中不但不提供, 也不许休息,并严禁工人到咖啡店去。所以人人无精打采,绩效低落。 我向刘老板反应,他则怪我多事,坚持不允。我便自己掏腰包买来咖啡豆,日 夜三班亲自烧给工人喝。果然,工人精神大振,情况大不相同。 其次我发现工厂的生产线配置不当,很多时间浪费在搬运塑料袋上,其中约有 十分之一的袋子都因搬运而受到损坏。当时所用的切袋机都很陈旧,照理切袋工人 在切割不同尺寸的袋子时,必须换用不同直径的转轮,但谁也不愿费心去换。结果 是袋子短时,转速太慢;袋子太长时,落点又不准。 我又向刘老板建议,设计奖金制度,改变生产流程,并规定袋长及转轮的应用 尺寸。刘老板责备我冒充内行,我则坚持立场,两人争执了很久,最后他终于同意 试行一周。而一周的试验成绩,证明了我的看法正确,刘老板这才让我放手改革。 我这样日夜不休地工作了三个月,在一个工人未增、一台机器未加的情况下, 产量竟由原来每月三百万个袋子增加到六百多万个,足足多了一倍有余。 有了这种成绩,我并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只觉得没有辜负何神父所托。特别 找了一天,向刘老板告假。刘老板似乎不知道我已连续三个月没有休息,居然问我: “今天大家都上班,你怎么可以离开?” “我来了三个月,还没有休息过一天!” “我知道,我知道,以后我会补你的,目前工作很重要,你不能离开。” “现在制度都定好了,工人也很自爱,我晚上回来检查就行,我实在很累了, 不休息无法继续工作。”我很不满意他的态度,说起话来也不留余地。 “那……你要去哪里呢?”他知道拦不住我,神情有点紧张。 我本来想告诉他要去看何神父,但心中觉得这样显得自己太爱表功,便说: “想去看场电影。” “啊!你早说不就好了?没问题,算我请客,你去看吧,早去早回。” 我根本没打算看电影,到了教会,找到何神父。正想表示自己不负所托,在工 厂中已经做满了三个月。不料何神父一见是我,就满面秋霜,毫不客气的责备: “小朱,你怎么可以这样?我原来以为你是个有志气的青年,所以才介绍你去。 像这样不负责任,以后还有谁能相信你?” 如同晴天霹雳,我呆住了,难道我做错了什么事?想来想去,只有今天我要求 休息一天,在态度上可能得罪了刘老板,但是这又有哪点不对?我忙解释说: “何神父,我已经日夜不停连续工作了三个多月。今天是三个月来第一次休息, 难道这还叫不负责任吗?” “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也不管你在做什么,我只告诉你,你这样下去,从 今以后,在社会上会人格扫地!” 他的态度彷佛怪我工作不力,好吃懒做一般,可是怎么会呢?我辛辛苦苦地把 工厂的产量增加了一倍,即使何神父不知道,也不应该有这种看法呀! “何神父,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不知道你听谁说……” “没有什么误会!你不必解释!是刘老板亲自告诉我的!” 天呀!不知前生犯了什么罪孽,我这辈子不论做什么,总会招来无妄之灾,心 中顿时狂潮翻涌,胃壁上感到一阵阵的抽痛。好在我有了过去的经验,知道此刻一 定要沉住气,慢慢地说明,是非真相自有分晓。 于是,我先向何神父道了歉,请他细听我这三个月的工作经过,他先还不信。 渐渐地,他脸上恢复了和悦的神色,等我说完,他说: “真是难以相信,刘老板为什么要那样对我说呢?” 我拿起电话,接通工厂,请刘老板讲话。何神父还想阻止,我却不管,等到刘 老板的声音传过来,我立刻把电话筒交给何神父,他只好接过来,说: “刘老板,我是何神父,朱邦复在我这里……” 这话一出,何神父再也开不了口了,刘老板不住地在电话中解释,说了半天, 好不容易才轮到何神父说了一句: “可是,你怎能用这种手段呢……”听了半天,何神父气为之结:“这是什么 话?这是什么话?说不通,说不通,你这样怎么对主交待?” 我无心再听下去,四肢好象有点发冷,胃中更是痉挛欲呕,身上冒着虚汗,我 倒在沙发上,再也站不起来了。 最后何神父挂了电话,把头摇个不停,说: “真是太不象话,太不象话!刘老板说会给你加薪水,希望你永远跟他做下去, 他是为了保护你,怕你被别人挖走,所以到处说你坏话。简直……简直是胡闹嘛… …”他突然看到我的模样,吓了一跳,连忙问: “你怎么了?怎么了?” “我胃里很难过……” “啊,那不打紧,大概是生气的关系,你要原谅他。真的,以你的工作能力, 如果到别家工厂去,刘老板的事业就完了,他也是不得已。” “何神父,请您不要劝我,这种情况下,就是给我金山银山,我也做不下去了。” 我有气无力地说。 “是的,我不劝你,可是年轻人能忍耐就要忍耐。” 我回到工厂,刘老板满面堆欢的等着我,一再地向我解释这个社会很险恶,他 必须用这种方法来保护我,以免被坏人利用。我没有精神多说,只表示绝不到任何 同类工厂去做,同时等工作上了轨道,我立刻辞职。 由于工作过度劳累,再加上情绪的极度激动,我得了胃溃疡。连续几天大便全 是黑色,身体更是虚弱不堪,原来的那股干劲完全消失了。 离职后,我又做过大楼的守夜员、帮饭店送外卖、到一家中国人开的无照工厂 制造肥皂粉、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工,都不超过半个月。 比较长的,则是在街头帮人照相,白天照,晚上则把我那个单眼相机反过来, 当做放大镜,自行冲洗。巴西人实在可怜,很多人终其生没有照过一张相,所以我 的生意不恶,可惜主顾太穷,卖不出好价钱,只维持了两个多月。最后还把那部宝 贝照相机当作抵押品,暂充积欠已久的照相材料帐款。 另外一次,是一家有名的中国餐馆的高老板,因为打官司餐馆不能营业,便开 起了地下赌场。我去权充大厨,边做跑堂,又兼保镖。但没有薪水,收入全靠小费, 中国人真是可恶,每场输赢上万,小费却小得看不见,一天下来,我不过分到一两 元美金。 这次所看到的又是一个新世界,眼见那些没落王孙,全神灌注地浮沉在几个数 字的变化当中。我完全无法了解这样做意义在哪里?为了钱?显然不是,常有赢家 大请其客(他们的小费给得少,并不是舍不得钱,而是认为这样会“漏财”。) 唯一的可能是为了得胜,这些人即使有钱,也不是经常有机会享受到胜利的果 实。在赌局中,输的机会再多,也总有可能得胜,那种滋味只有胜者知道。于是人 的七情六欲,在一次一次的谜底揭晓间,千回百转,翻扰奔腾。 人生最难逃的灾关,不外酒色财气。在这里除了正气之外,各种腐败贪婪之气 充斥,真假好坏不分,天理王法无存。人人禅功荟萃,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一剎,一 旦“命运”揭晓,人的灵魂凝聚空中,高潮低谷,胜败立分! 每天大约总有四至八桌常客,有的赌天九,有的玩麻将,赌得最多的还是扑克。 由于中国人只相信美金,这里每天美金的进出,不下数万元。我所知道输赢最大的 一次有九十多万美金,输的是一位圣保罗的侨领名人。当时已近天亮,他拿不出钱 来,立刻被债权人团团围住,逼着他打电话给家人,限在一个小时内将钱送到。那 时侨领的威风不再,他下跪求饶,卑微得有如狂风中飘舞的飞絮。 其实这些人都是老朋友,平常称兄道弟的。有时带了女人来,还相互交换,一 副和睦亲近的模样。这次大概是数目太大了,超过了友情的极限,连父子都可能反 目。 我不想知道结果如何,也不愿再做下去。人性我看到了,更看到造物者的残忍。 生活本来并不成问题,再待下去,说不定有那么一天,门外出现几辆黑色大车,突 然间手枪机枪纷纷出笼,煞时子弹血肉横飞。送命事小,如果报上再登上一则“赌 场保镖朱某某”,风声传回国内,怕父亲不立刻跨上飞机,亲自来巴西清理门户! 几个月下来,工作不顺,生活又不正常。胃病日渐严重,不论吃饱与否,常时 疼痛,有时会痛得坐立不安。再加上居无定所,天天搬来搬去,连仅有的两件行李 都成了累赘。两个行李箱中,一个装的是换洗的衣物,一个则是小喇叭提箱,都是 从台湾带来的。 说起那只小喇叭,也有段巧得不能再巧的奇遇。记得那是在台大视听中心工作 时,我很想买一部摄影机,但因囊中羞涩,就去中华路看看有没有旧货。经过一家 乐器行,突然间又有新的欲望产生了。我一直幻想有只小喇叭,像黑管一般轻巧, 再若能便宜得符合我口袋中的钞票,为什么不买? 老板见我留连不去,便问我要买什么? “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小喇叭?” “我这里卖的都很便宜,你真的要买,我还可以打折。” “有没有旧的呢?” “旧的?旧的不见得便宜啊!有兴趣请进来看。” 他带我爬上夹楼,此楼上下高不过三尺,却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乐器。我一眼就 看到一个体形娇小的喇叭盒子,心中猛然蹦动,立刻说: “那是什么?” 店主拿了过来,掸去上面的灰尘,想了想,说: “这是好几年前,美军顾问团乐队里的一位乐师抵押的一只喇叭,你要的话, 我可以算得很便宜,但是能不能用却不敢担保。” 结果我以一千元成交,大约是当时月薪的一半,怎么都想不到居然美梦成真, 一直让我心跳了好多天。最令我满意的是这支喇叭比一般的约轻三分之一,结构朴 实简单,吹起来轻松流畅,音色也瞭亮清脆。以我的标准来看,简直是完美无缺。 这次,我几乎到了穷途末路,一看那喇叭箱子,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试试看, 说不定可以靠吹喇叭谋生哩!我走访了不少夜总会、俱乐部,才发现每个乐队都有 自己的班底,挂单的乐师根本没有生路。所幸有一位白俄人,他曾在沈阳待过,会 说几句中国话,见到我如同见到乡亲。他给我介绍了一个水准很差的舞厅,由于待 遇差,经常缺人。 在巴西所谓的舞厅,实际上就是妓院,跳舞并不重要,音乐更可有可无,男男 女女只是借着缓慢的节奏,以便让身体相接触,从而培养情绪,以达到进一步的目 的。 我不会巴西人迷恋的森巴,但蓝调在这里最管用,也最适合小喇叭。 大概吹了一个多月,我的成绩不错,在那种场合下,居然还有人“点唱”。有 点唱便有外快,生活也改善了些。我梦想有天会有乐探出现,说不定能和“格兰米 勒”一样,将来拥有自己的乐队,创造自己的音乐。 谁知好景不常,有天舞厅突然关门了,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好在手头有了些 钱,我又可以慢慢地去找工作了。只是,我决定放弃吹喇叭的工作,因为吹喇叭很 费劲,我已经连续几天大便出血,身体极度虚弱。 有一个从大陆来的老华侨,说神曾与之通灵,发愿要做牧师。为了召集信众, 他热心公益,帮人抒困解纷。有个同学将我介绍给他,请他帮我找个工作。 流浪久了,我倒也希望安定一下。胡混了这么多日子,目的就是为了体验人生, 人生是已经体验了不少,但健康却赔了进去。现在我真正需要的是时间,好一面休 养身体,一面把所经历的整理一下。 由于有了牧师可资依赖,不必自己再去东闯西找,我便常去造访帮助我来巴西 的张老伯,听他发泄一下满肚子的牢骚。 张老伯每次谈的都是政治,他虽然在异国做了寓公,却始终心存故土,有时谈 到激动处,当着我的面也禁不住老泪纵横。 张老伯的不幸,应溯及张少帅的西安事变,可是他闭口不提此事。只把陈诚解 散东北八十万大军的事,骂得狗血淋头。我不否认受过陈诚的好处,但我也了解很 多内情,陈诚是国民政府中极少数值得敬重的军事及政治家之一。 最初,我只是静听张老伯的怨怼,次数多了以后,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以 免一个余日不多的长者,永远生活在错觉中。 “张伯伯,请问您,在老先生的领导下,国家的决策该谁负责?” “这个你都不知道?当然是老先生。”在习惯上,他称先总统为老先生。 “如果有人不照老先生的意思,您想会有什么下场?” 张老伯笑了,似乎觉得我这个年轻人未经世事,连这么简单的事都不懂。 “我跟你爸爸是好朋友,你知不知道他曾被老先生批示‘永不录用’?老先生 的确是个领导人才,虽然我不同意他的某些做法,但他很有远见。” “假如是一个集团军的异动,谁能出主张呢?” “一个集团军?连一个军的异动,都完全在老先生的控制之中。” “一个集团军不过十万个人吧?” “要看编制而定,有些杂牌军可怜得连军饷都没有,那能养得起几万人?” “那么东北八十万大军可比得上好几个集团军啰!” “唉,你是不知道,我们东北军是从日本的关东军接收过来的,不论装备、训 练或士气,都比老先生的部队强得多。如果不解散,林彪怎么可能拿下东北?又怎 么会有徐蚌会战?又怎么可能平白的把大陆丢掉!所以我说陈诚该杀!”每次一说 到这里,张老伯就气愤填膺,怒发冲冠。 “老伯,您有没有想过,陈诚并没有这样大的权力呀!” “你是小孩子,哪里晓得?是陈诚建议的,也是他执行的,连他自己都不否认。” “像这样重大的决策,别人的建议老先生会接受吗?再说这样严重的后果,老 先生会轻易放过吗?老伯,您对民国的历史熟得很,有这种可能性吗?为什么老先 生不但不处置,还把台湾的军政大权交给陈诚?这其中难道没有玄机吗?” “这就是我不能原谅老先生的地方,所以才逃到巴西来。” “您有没有想到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陈诚尽忠职守,肯为老先生背黑 锅,会是什么情况呢?” 张老伯听了,楞了一会儿,站了起来,气愤地说: “我知道你爸爸是陈诚的同党,我好心帮你的忙,你怎么可以对我说这些话!” 我又上了一课,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他所不愿见的真相,尤其是对一个风烛残 年的老人。从此我不敢再去他家,因为我拆穿了他心里的屏障。他当然清楚事件的 前因后果,可是老一辈的人极重视忠君报国的观念,他无法责备他心目中的国君, 潜意识中便将国恨家仇转移到一个代罪羔羊身上。 不久,那位牧师果然给我找了个工作,是教会中一位姓方的上海人,他在家中 开了一所工厂,专门生产婴儿用的娃娃车。 去前大家说好,目前只是互相帮忙,如果做得好,他打算正式开办工厂,那时 才能算正式的员工。这些都不重要,我之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只是表示感激牧师的 好意。再说,家中办厂,我也觉得新奇,经历一下有何不妥? 他家在郊区,地方很大,他已经请了一个日本工人,工作做得很慢,不足应付 订单。方先生负责销售,老是急着催货,所以才要我来。 那种工作实在简单得使不上力气,不过是把空心铁条压弯,再装上已经缝妥的 布底及一些装饰。几天下来,我就把积存的物料用得精光。方先生高兴得大量接订 单,大量进货,反正只要他能接,我们就能实时交货。 最初方先生大为感动,把我当做家中的一员,相处极为融洽。我满以为这次可 遇到了知音,理应肝脑涂地以报。于是又替他出些点子,告诉他应该如何改进。不 料,他的态度却一天一天冷淡,我知道又是热心过度出了纰漏。 直到有一天,方太太出面告诉我,说原来供不应求的市场,如今竟告饱和,他 们决定维持过去的状况,不得不请我走路。 事后牧师却告诉我,说方先生交待,要我千万看在过去的份上,不要再从事同 样的工作,以免与他发生利害冲突。 人心人性,自古皆然,为了生存,能力不足者,最怕别人比他更强。谁又知道 别人的心事呢?谁又相信会有人宁愿不顾自己的利益,而为别人着想呢?错不在方 先生,是我太天真,太爱表现,可是我能不努力工作吗?分明看到了缺点,能不改 进吗? 我决定不再枯等,这时“老师”也失业了,还有一位在巴西认识的朋友小龙, 他毕业于屏东农专。我们三个人一商量,既然都学农,为什么不干脆从事本行?大 家决定到“保禄”附近的一个小镇去,凑了一百多块美金,买了一个约三亩大的农 场,准备种桑养蚕。其实大半的钱都是小龙出的,我不过是凑凑数而已。 保禄位于圣保罗的西北方,坐火车要五六个钟头,是日本人的大本营。我们要 去的小镇极为偏僻落后,离保禄还有两个站。我们先去参观当地的农场,那儿有几 个中国人,来此种桑养蚕竟然大为成功,一举带动了地方的经济。 我们买的地,上面全是杂树,地虽不大,整理极为费事。我们一盘算,买地简 单,而种地所需要的资金恐怕要超过地值十倍。这时三个人都已身无分文,胡里胡 涂就把土地买了下来,以后呢?难道可以吃泥土度日? 于是我们又赶回圣保罗,各自想法借一点钱来。谈到借钱,正是我的致命伤, 我一向单打独斗,这时能向谁借钱去?不要说试,连想到都心烦,真不知应该如何 是好。 到了晚上,我没有钱住旅馆,连最便宜的,一天只要一美金的大统舱都住不起。 只好到公园里,找了一些报纸,里着身体,与一些流浪汉挤在一个墙角上,倒也挺 温暖。 其实我露宿穹天之下,这也不是第一遭了,不值得大书特书。在台湾时,有一 次为了一件事去屏东师范找一位女孩“丁丁”。去时,替老总统驾飞机的同宗朱逢 汤,给了我一张军机座票。到了屏东,为了省钱,也曾在公园里睡了一晚。那一次 受到幸运之神眷顾,清晨起来竟捡到五张百元大钞,所以我常把露宿视为发财快捷 方式。 但是这次心情完全不同,如果说要历练人生,也不必一定要到与流浪汉为伍的 地步。一次又一次的,工作上不断遭受挫折,难道是我太贪心?还是工作不努力? 或者是好高骛远,个性乖僻?尽管我不肯承认,事实胜于雄辩,为何没有一个工作 我能持续半年以上,而别人却都活得好好的? 我试图归罪于运气,那也说不通,记得封神榜中有姜子牙流年不利的故事,但 我并没有那样倒霉。我所遭遇的多半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误解,我愿意相信别人, 而别人却不能相信我,其中必有症结。可是我打破了头脑,就是解不开这团谜。 天亮时,在蒙蒙的曙色中,突然一幅画面跃进了我的眼帘。在这群流浪汉中, 竟然有一家人--一对年轻的黑人,和一个大约一岁多的孩子。那对黑人紧密地依 靠着,孩子则睡在他们的膝间。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他们的脸上丝毫看不出有悲 愁或痛苦的神情。天地宛如他们的家,人间只是一段旅程,在知心的伴侣身边,还 有什么他求? 多年深埋在心底的绮梦,顿时化为烈火,燃醒了饥渴的灵魂。为什么我没有一 个伴呢?如果这时身边有个人,能像这样的依偎着,岂不是冰淇淋蛋糕--外冷内 甜? 其实我早就压抑了很久很久的,一种难以告人的私衷,那就是“性”。自从在 花莲找了一次妓女,得了性病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寻花问柳。在生理上我的需求旺 盛,经常亢奋得坐立难安,唯一的方法是靠手淫来解决。有时一个晚上要三四次, 才能抒解那种难堪已极的感受,而第二天,心理的自责却又接踵而至。 我常自诩自我控制力很强,所有认识我的人,也都不否认这一点。然而我却对 性的需求束手无策,竟要用这种可耻的方法,这算什么自制?不过,我有我的看法, 可耻与否,在于人的认知,如果与人无损,耻从何来? 在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中,凡是要修仙学道的人,就必须要克欲戒淫。虽 然那是神话小说,但却成为我信念中的一部分,是我奉行的金科玉律。做不到就表 示定力不够,证明我是凡胎俗子,成不了气候。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结婚,而结婚又不是单纯的买卖,买进门来不喜欢还可以放 在一边。结婚不仅要男欢女悦,还要长相厮守,再下去便是生儿育女。不论幸福与 否,很可能一生就此葬送在家庭中。 我做不到,做不到就要付出代价,这是生物进化的铁律。我知道代价很高,也 一直都在支付,从未后悔。我的对策是保持忙碌,不断地给自己出题目,不断地努 力应付,每天心神都被占据,倒也履险如夷。 现在,两手空空,无所事事,我被打败了。身心疲惫,意志力消失无踪。 心中念头一起,我下意识地认为,还是先结婚的好。像这对夫妻,无家无室, 相偕飘零四海,岂不更为潇洒?再说,这次要去农场,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做三天, 打了就跑。仅有的几个朋友已经把我看得一文不值,我必须安心下来,证明一下自 己并非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辈。而唯一的方法,便是用“家”把我牢牢的拴住, 所以我决定要结婚。 结婚?对象呢?这点我并不担心,我不相信自己有哪点不够格。 有了新的认识,我开始张开眼睛,仔细打量身边搔首弄姿的各类女郎。人真是 可怜的动物,各种感官就像一根一根的绳索,把人的身心捆得紧紧的。平常我钻进 了思考的阁楼,在那里,感官的噪音已经化为我探索的对象,所看到的只是连绵的 纤维。现在不同了,下得楼来,各种纤维纠结成一片罗网,在在引人入胜,我迷失 了。 首先,我壮起胆子,先向老同学借钱。当时年轻人的圈子里有一句话语--北 才南潘。“北才”指的是一位名叫才立中的青年,他在一个纺织厂任经理,老板是 中国人,工厂的事全交给他。他手下用了不少台湾来的朋友,平日尾随着他,俨然 一方领袖。 多年后我曾在美国遇到他,那时他已面容清瘦,满头飘白,一副落魄的模样。 半响,我都不敢跟他打招呼,还是他大方地走过来。谈起当年,他感慨万分。他不 讳言过去因为年轻无知,任性骄狂,恃才傲物。后来与东家闹翻了,自行立业,却 被最信任的朋友出卖,以致一败涂地。言下语多自责,颇足醒世,此人能幡然醒悟, 实乃我生平仅见。 南潘是指在南方“快乐港”经营农场的一位潘姓学长,不幸他的名字我始终想 不起来,多半是我欠他的钱一直没还,潜意识中有意给忘掉的。 这位学长拥有几百亩地,种植大豆,年年丰收,事业相当成功。他每次来圣市, 总会引起一阵旋风,同学们口口相传,都以他为荣。 刚巧这次他又来了,我厚着脸皮向他借了五十块美金(相当一般工人一个月的 收入)。有了钱,我又去中华会馆,何神父见到我,免不了又东问西问,听说我要 去农场,他大感欣慰,笑得嘴都合不上,一直说: “你这孩子!早该回到本行的,真是迷途知返,迷途知返!” “是呀,有您这位牧羊人在,哨子一吹,不回来也得回来。”我知趣的幽他一 默。 “先安定下来,然后成家,听见没有?” “那么您就发发慈悲,介绍一位吧!”我连忙顺水推舟,其实这才是目的。 “真的?交给我,交给我,我慢慢地帮你找!” “不能慢慢找,我明天就要回保禄了,能不能快一点!” “胡闹!胡闹!”他打量着我的神情,这才发现我不是胡闹,他气了: “荒唐!荒唐!你想做什么?买一个老婆帮你种田去?你这孩子,老是做些怪 事!结婚是神圣的大事,是上帝给子民的恩赐,怎么可以这样轻率?” 何神父一语道破,我的想法太奇怪,天下哪有人一天之中就找到婚姻对象?连 上帝创造宇宙,也要七天呀! 我打算在农闲的时候,做些小手工艺品,像以前在学校做的脚踏车、三轮车之 类,便顺道买了些材料。因为第二天才有火车,到了晚上,一看还有时间,便到自 由大道旁一个小巷里,找了个小酒吧,要了整只烤鸡,先享受一番。 我坐在吧台的高凳子上,为的是一个人不好意思占用一桌。这种小酒吧因为本 重利轻,一般的吃食都卖,我以往只要腰中无虞,常来光顾。 正在大快朵颐之际,突然听到一声声圣歌平和的哼声。抬头一看,是一位女侍, 一边轻快地工作,一边哼着。可能是饥不择食吧,我这一看,神魂竟掉了一半。她 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浅褐色的皮肤与黄种人很相近,但轮廓显明,眉目之间颇具 秀色。 她哼的那首圣歌我很熟悉,反正时间尚早,我把鸡放在一边,抹净了嘴上的油 腻,也随着她哼将起来。她觉得和声有异,见到是我,含羞地笑了笑。“含羞”实 在是对少女最微妙的描述,她的羞意成了我心跳的动力。 随着我们开始了长谈,我展开了孔雀的尾巴,说自己是刚来不久的中国人,在 保禄经营农场,身家清白,尚未娶妻,无不良嗜好等等老掉牙的话头。 她则乜斜着眼,一副怀疑的神情,最后她说: “花花公子,你在保禄是真的,但你不是中国人,是日本人。”可能是因为日 本人在保禄经营农业极为成功,她才这样说。 “为什么?只因为我巴西话讲得好?” “因为你身边的纸包,那上面有日本字。”她面有得色地说。 “啊!中国人就不能买日本货吗?” “好吧!至少你是在巴西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接着我开始问她,她叫玛利亚,在这里打工是为了想进中学读书。因为家里太 穷,负担不起。我心想,好极了,年轻漂亮,又肯上进,家中穷,一定能吃苦。有 妻如此,不仅农场上有个帮手,心灵上也可以调教出一个伴侣。 我们谈得太入港,老板过来暗示了好几次,我为了表示大方,便先拿了一张大 钞作小费,而且故意放在桌上,好给老板看。 玛利亚见了,很不高兴地说: “这是做什么?表示你有钱?” 我一听,有志气!这正是我要娶的理想对象。好在明天才走,我便把握机会, 约她打烊了以后,我们要好好地谈谈。 “有什好谈的?” “重要的事,因为我明天要回保禄,我一定要和你谈谈!” 她想了想,点点头答应了。我不便再打扰她,把还没有吃完的鸡包起。另外找 了一个地方,一边吃,一边考虑用什么方法,能说服她作我一见钟情的妻子。 到了十一点多,我提前到那小店,店里冷冷清清地,只有店主一个人在收拾。 “玛利亚呢?” “早就回家了。”店主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忙到街上到处找,我怎么这样轻心?以为店家打烊都是午夜。让她一个人在 马路上等,岂不是罪过? 马路上找不到人,幸而我知道她上班时所乘的公车,明天一大早去向她陪罪吧。 附近有个舞厅,是通宵营业的,我以前吹喇叭时曾来这里求职过。这里有个好 处,只要叫一杯酒,便可以坐在一旁,消磨到天亮,至少能免除寒夜的侵袭。更何 况这杯酒的价钱远比旅馆费要来得便宜,所以夜夜人满。 我找了个角落,小盹到清晨五点,便直接到公共汽车站去等她。 一直等到九点多,终于看到了一个纤细的身影,从公车上走下来,我立刻兴奋 地迎将上去。还没有开口,她见到我,一楞,居然身体一软,倒在地上。 我当场傻住了,旁边的人立刻拥上前来,把她抬到路边。有人用水浇在她头上, 有人则捉住她的双肩,又摇又晃的,不一会儿,她渐渐地苏醒过来。 有人问: “有没有人认识她?” 我这时头脑才恢复清楚,挺身而出,说: “我知道她就在那条小街上工作。” “那就麻烦你送她过去吧,没有什么,只是太劳累了,最好今天不要工作。” 玛利亚虚弱地站起来,并没有拒绝我的扶持,只是说: “只要送我到街口就好,你千万不要过来,我们老板不喜欢你。” “我不过去可以,可是你今天不能工作。” “好吧,可是我先要请假才行。” “能不能让我送你回家?”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说什么?是她见了我害怕呢? 还是内疚?为什么一见到我就晕倒? 我一生经历了不知多少奇事,说起来真是难以置信,假如这些事都是编造出来 的,我倒不能不佩服自己的创造力。其实我的解释很简单,人生不过是刺激反应的 经历,我的想法作法与正常人大相径庭,所以正常人一遇到我,往往也就变得反常 了。 她告了假,很仁慈地让我送她,我叫了一部出租车。在路上我没有问她为什么 昨夜提前回去,也没问她为什么会昏倒,只说明了自己的处境,并诚恳地向她求婚。 她则出了几道难题,要结婚可以,首先我必须信奉天主教;其次是要我按照当 地的习俗,先谈恋爱,待时机成熟,再明媒正娶;第三点,她家很穷,有父母兄弟, 大大小小十几口,我得要抚养他们。 这三条听来合情合理,对我来说却是此路不通。我也恢复了理性,荒唐的事可 一不可再。但愿这件事对她而言,只是一段有趣的人生小插曲。 我们农场所在的小镇全部人口不过几百,有一座泥土建成的小教堂,周围零零 落落地排列着几十户人家。中国人也不多,连我们在内,只有十来个。 这里全是起伏的丘陵,雨水不丰,田里都是砂石,长不出精致的作物来。巴西 人都以种植树薯维生,这种植物耐旱抗风,是巴西人主要的食物。 种桑的农场大都集中在北部的一个小河边,那边地价极贵,我们连想都不敢想。 有人建议我们打井汲水,又因为经费不足而作罢,当地的中国人知道我们是几个不 怕死的穷光蛋,也就不再与我们来往了。 我们原以为至少可以种些高梁、玉米之类的粮食,不料田中竟有不少蚁冢。玉 米刚刚发芽,第二天就见到田中一行一行比军队还要整齐的绿色大军。小小的蚂蚁, 神气活现地扛着切下来的嫩芽,回去报功了。 现在唯一的希望是我们的小三轮车了,我设计了生产线,快的话一天可以完成 十部。每部赚一块美金应该没有问题,一个月就有三百元,说不定比种桑更好。 大家都很努力,待有了一定的数量,就可以去卖了。凭我们三个人的关系,不 但认识很多的提包客,多余的还可以寄在礼品店中,大家都信心满满。 在巴西国庆的时候,保禄也有游行,队伍是由镇长带着小学校长,后面跟着几 个鼓手,连老师加学生,全部不到三十多人。 我感于他们认真的态度,便毛遂自荐,充当喇叭手,他们大表欢迎。我吹的尽 是些“反攻大陆去”、“只要我长大”等政治歌曲,再不然便是些流行舞曲,有谁 管这些呢?反正热闹一场,皆大欢喜。 只是我们欢喜不起来,东西做好了,圣市传来一片叫好声,人人要抢着代卖, 偏偏就是不见现金进帐。 原来小龙与老师去销售时,都交给了提包商,而所谓提包者,正是手提一包, 沿门叫卖。他们卖的都是贵重的中国手工刺绣,一条可赚一百美金以上。而我们的 车子一部赚一块钱,还要一个方盒子装着,既不能压又占空间。他们自己倒是各买 了几个,但只靠他们买,不进入市场,怎能成为商品? 小龙和老师听了别人不关痛痒的恭维话,满以为任务已经达成。每去圣市一趟, 收入的几个钱都花得精光。不到三个月,我们再也撑不下去,只得黯然分手。 再回圣保罗,对自己又有了深一层的认识,我不够资格从事任何安定的事业。 因为安定需要资金,而钱非我所爱,它也不爱我。 这次我自己去找工作,有家中国餐馆门口贴了张招人启事。我被录用了,决定 先让不爱我的钱进了口袋再见分晓。 想不到刚找到房子,熟悉了工作,就在餐馆中遇到一位朋友。他在北部沙尔瓦 多城卖台布,生意不错,但因言语不通,多次被税务人员刁难,损失不赀。他看我 一副落魄的德性,说愿意负担一应费用,力邀我同行。他说得很明白,我可以历练 我的人生,他则不仅可以壮胆,必要时也有人代他办理一些文书等交际事务。 我的心又动了,虽然我不愿意卖台布,可是也很想了解这种行业的内情。毕竟 社会包罗万象,我不能先入为主,仅凭主观就排斥某些行业。好在他并未邀我去卖, 如果陪这位朋友走一遭,倒是个很好的观察机会。 我们搭巴士北上,他沿途卖货,我则饱览各地风光。那些纯朴的小乡镇几乎都 有着共同的模式:镇中央是一座天主教堂,教堂前则是一个小小的广场。每到傍晚, 青年男女便各自打扮妥当,陆续由四面八方涌来。少女们三五成群,在场中摇曳生 姿地走来走去,少男们则聚精会神地围观在外。不必言语,眼风眉角都传达了无尽 的情意。等到双方神交成熟,自会很有默契地走向场外,隐没在花团草丛中。 中、老年人也有他们的乐趣,在燃着油灯的酒吧间里,一杯香浓的咖啡,或是 一杯醇烈的蔗糖酒,几位老友可以东扯西拉地谈个尽兴。即使话题扯完了,也不妨 从头再谈,反正谁也不在意对方说些什么,只要有人在说,有人在听就行了。儿童 玩的,千篇一律都是足球,从街头踢到街尾,从早上踢到晚上,直到皮球共黑夜一 色为止。 在我去过的乡镇中,所见到的妇女远比男子为多,据说男人不甘寂寞,都到大 城市谋生去了。她们常是孤孤单单地坐在空空洞洞的门口,偶而也有几个人聚在一 起。但在她们的身影上,青春消失了,回忆也褪色了。岁月以及为生活操劳的痕迹, 显明地刻划出枯槁的面容。一个个呆滞无神的目光,仅仅随着眼前的景象,下意识 地移动着。 有些小镇即使有电也因为电力不足,灯光散发着昏黄的影子,弥漫在空气中。 好似一层光雾,亘隔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似有若无,令人感到一股莫名的怠倦和无 奈。 忆及儿时,我有一半时间在中国乡间度过,家中点的是油灯或蜡烛,也是同样 的昏暗。可是中国社会以家庭为重心,每天家人都聚在一起,孩子们吵得翻天覆地, 大人们则忙这忙那,永远有做不完的事。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天地,明显地将东西方的文化背景与生活习惯划分为两端, 东方是保守的,安土重迁,人际关系密切,以家庭为单位,不论好歹都聚在一起。 而西方则是进取的,重视个人的享受,追求自我的满足,一有机会,便各奔前程。 前者在家人、亲戚的相互影响下,很难摆脱长期形成的包袱,结果是彼此依靠, 相互牵缠,但却成败共享。而后者端视个人的机会及能力,成败皆独自负担,结果 强弱贫富之间,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这两种不同的模式,我认为都有其适应的大环境。面对一个远景无限的未来, 有足够的空间和物质供人发展时,以西方的个人主义及进取精神,很容易而且很快 地就能得到巨大的成效。然而在相反的条件下,若同样的标榜个人主义,则人与人 之间的冲突及竞争必然愈演愈烈,最后无可避免的诉诸暴力,社会的繁荣与个人的 幸福遂不可能妥协。 今日科技的进步,导致了物质文明臻于鼎盛的巅峰,这正是西方文化发展的良 机。东方文明的光辉因此被淹没在工业化的洪流中,设若东方自不量力,拋弃社会 的安定,一味追求繁荣。在可见的将来,有限的空间与资源势将被无限的需求所壅 塞、耗尽,人不断地追求自我满足,而人与人之间的依存性未改,家庭关系又已破 产,那种空虚与无奈,不仅是步上了西方的后尘,还会在传统观念的失落中,产生 无限的遗憾。 当我们到了“矿产州”的一个小镇时,朋友病倒了,一连几天看病吃药,他身 上的现金都已花光。我顾不得自己的原则,临时决定去卖些台布,以解决目前的困 境。 本来我以为沿门按铃必然会让别人觉得不便,甚至遭人白眼。料不到巴西人非 常好客,加上都喜爱中国手绣的工艺品。我每到一处,皆受到无比的欢迎,我又能 说会道,居停奔走相告,左邻右舍纷纷惠顾,不到三天便把那位朋友带来的台布卖 了近半。 我原只打算赚些路费,经不住那位朋友的坚邀,算算看,三天进帐七八百美金, 相当于我以往一年的收入。一再的失败后,实在受不住重利的引诱。于是正式下海, 与他合作,也做起“提包客”来了。 最后我们到了巴伊亚省的省会沙尔瓦多,那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山城,三面环海, 大西洋的和风吹遍每一个角落。终年温度都在摄氏廿五度上下,白天是晴空万里, 偶而在晚上下一点清爽宜人的细雨。每个人的脸上、身上都在海滩上晒成了古铜色, 嘴角总是挂着笑容。见了人,也不管认不认识,开口就说声:“你好!” 只有中国人例外,当地有四位提包客,各自划定势力范围,不容他人染指。我 一到就遭到围剿,好象犯了滔天大罪,大有驱之而后甘的意思。 我应不应该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呢?我真打算以提包为业吗?考虑再三,我决 定放弃。但是我一到此,就迷上了这里的风土人情,我可以不卖台布,却不愿轻易 的离开。为了生存,我订下目标,只要赚到美金五千元就洗手不干。但是合伙的那 位朋友不同意,干脆,我开始独立门户,从头干起。 自从离开刘先生的工厂后,胃溃疡就一直令我痛苦不已,为了早日达到目标, 我拚命的进货卖货。不久,不仅胃痛不止,大便出血,而且全身虚弱,时常眼前发 黑。一天中午,在一个客户家中,我再也支持不住,倒在椅子上动弹不得。 那位客户是个就读巴伊亚医学院的女学生,名叫露西亚,为了准备结婚,省吃 俭用地买了一张台布。她家境不大好,父亲很早就离家出走,丢下母亲和她姐妹三 人。家计全靠她母亲为人裁制衣服,以及她半工半读来维持。我很同情她们的遭遇, 特别把台布以最低价卖给她,而且分期支付,并常去她家聊天。 露西亚一见我的神态,忙把我送到附近的医院,经过诊断,果然是胃溃疡导致 大量出血。医生表示要开刀,我不同意,因为开刀费用极高,负担不起。几经商量, 医生说长期的静养,每日按时喝牛奶,不能吃其它任何食物,或许可以复原。 露西亚知道我身处异域,在巴西无亲无靠,无法休养,因此坚持要我住在她家, 由她妹妹丹妮来照料我的饮食。不得已,也实在别无良策,我只好答应了。连续一 个多月,丹妮看着表,每小时强迫我喝一品脱牛奶,病情才渐渐转好。 为了报答这份恩情,也为了解决她家的困境,我先是与她们合作,介绍亲戚朋 友来买台布。等到她们业务熟悉了,便把生意全部转移给她们。 这次的尝试前后耗了差不多四个月,收获之大却远非始料所及。在金钱上,全 部结算下来,我大约有美金四千元的应收帐款,足够生活多年。在经历上,我彻底 了解了提包的甘难辛苦。而最令我满足的,是见到了上帝创造的巴伊亚这块朴实的 乐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