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夏至 回归、深圳、学生、园区 沉红莲虽然家在台湾,却也认为与其在这里给人增加麻烦,不如为苦难的中国 人奉献一点力量。那时大陆还没有对外开放,此去东风萧萧,要去就不作重返的打 算。刚买的房子、车子以及大批的各种书籍,加上那台钢琴,又到了要割舍的时候 了。 唯一的问题,是还有个需要我负责的家,我在美国混了几年,赚的钱不论多少, 一概都给了内人。虽然银行里有些存款,但那都是沉红莲的,尽管我们从来不分彼 此,我心中总是难安。现在要去大陆,安家费呢?以后的生活呢? 话说回来,我又怎能只顾小义而忘大体?今天苦难的中国需要我,我却推说有 家累。而只要有这个家在,家的责任就永远附骨随形,无法卸脱。我本不是个正常 的人,做的又是不正常的事,还有什么好顾忌的?我与沉红莲商量,把最后的两万 块都存入划拨的户头中,每个月按时汇一千五百块给内人(原为每月两千五),如 此尚可维持一年多。 沈红莲甫由大学毕业,参加我的工作起,就注定了她人间地狱的噩运。大帝公 曾对她说:“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如果没有她的奉献,日以继夜,一点一滴 的将我的构想化为实际的技术,我无从想象会是怎样的后果。 有时我感慨万分,无法不相信冥冥之中有一只手,操纵着人世的机遇。每一个 人从生到死,都有着既定的方向,各种机缘之下,一步一步拖向无可避免的终点。 如果没有沉红莲,我很可能早就改行了,出家?有可能,艺术家?也有可能,唯有 留在计算机界继续奋斗是绝无可能。道理很简单,人的行为是相互的,看她认真的 工作态度,我就觉得惭愧,不得不更加努力。再看到她奉献牺牲的精神,我还有退 缩的余地吗? 不过,目前我并不想知道太多的天机,因为我还怀着一点私心,我希望能有个 机会发挥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多做点有价值的工作。万一我命中注定了连姜子牙都 不如,到八十岁还没有机会,那我先知道自己的命运又有什么用? 再一想,自己自命为得道了,还嘀咕些什么?既然早把人世的功名利禄放到一 边,还和姜子牙比什么?我的目标已定,只要我还在努力,我就对了。至于结果如 何,哪里是我该考虑的事呢? 一九八七年十月,我们到达深圳,王之把他对面的一间公寓留给我们。深圳虽 然高楼林立,设计却很草率,这栋十二层的大厦有如一管洞箫,仅在一侧留了几个 小孔作为窗子。以至于室内通风不良,各处潮湿得水珠密布,墙上、地下没有一处 是干的。 我们能挑剔什么?王之以总经理的身份,也没有比我多享受一点特权。苦的只 是沉红莲,她第一是怕厕所脏,其次则怕厨房脏。偏偏这两处不仅是脏,竟有一层 黑黑的厚苔,她花了整整四天的时间,才使变了色的磁砖渐渐浮现出来。 我的不幸是气管,潮湿的空气好象在胸口蒙上了一层沉重的布。每次呼吸就令 我回忆起儿时所见的水烟壶,呼噜呼噜地,只听得肺管中打着泡儿。我一到就病了, 好在这里打针很容易,楼下就有个医疗室,五毛钱就可以打一针青霉素。 当时,大陆的微电脑刚刚起步,长城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生产厂商。我到时,他 们一栋六层楼的厂房中,正在装配由台湾转口来的生产线。据他们预估,到年底产 量可达两万台,而当时全国的总需求量还不到一万台。 王之是个有心人,很早就有这个眼光。一九八三年我初次赴大陆时见过他,我 对他的印象不深。他那时已经有意组成一个班子,来发展中国的微电脑。 王之家世显赫,父亲是王震,弟弟王军是中信集团的总经理。他想搞微电脑自 然是水到渠成。可是在一九八三年,连台湾的微电脑市场都还刚刚起步,眼光太远 的人,是很难获得他人赞同的。 直到八四年底,他争取到一个机会,与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第四所合作,成立了 长城计算机公司。可是在北京懂的人少,管的人多,他觉得难以施展,便把公司迁 到深圳来。就在这时,他到处找我,我也刚好离开了博爱,彼此错过了机会。 目前长城的软件部门有工程师二十位,正在从事微软窗口的“汉化”工程。又 是老问题了,我一听就大力反对,王之很支持我,但是软件部门的经理却不以为然。 当时大陆上的软件工程师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要赶上美国就要先将他们的软件套 件汉化。至于是否汉化以后中国人就会写程序了,则无人过问。甚至于连软件天天 推陈出新,究竟要汉化到哪一天才算完成,也都没人去想。 与他们争论了两个月,效果不大,我详细介绍了我的观念,他们也不相信行得 通。我刚回国内,各方面都没有适应,加上住的公寓又闷又湿,我一连咳嗽了十几 天,心情极为烦燥。我一直在问自己,是不是我又错了,为什么我永远和别人的看 法不一样呢? 我试着妥协,设法说服自己接受汉化的观念。但是我办不到,就算中国人能从 汉化中学到程序技术,这也不是光明磊落的作为。投机取巧是种不正确的行为,虽 能获得一时之利,却会造成永久之害。 如果这个时代中人人急功近利,短视媚行,那是这个时代的错误,错误的代价 则是观念的消亡。没有观念,技术不能生根,那就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我把话 说在前头,尽到了责任,至于别人能不能接受,则不是我能决定的。 目前我该怎样自处呢?王之很支持我,但他已经有了非常不错的班底,我不能 坚持己见而累及他与属下的互信。试着说服他们,那是做梦!连台湾那种环境,我 都落得戴上了红帽子,在这里我又算哪一号? 我想去四川,因为邓先芙对我说过,她先生在成都一个资料中心工作,只要我 愿意去,要多少学生都可以。四川,那是我儿时寄居之所,也是我少年时期幻思徜 徉遨翔的圣地。峨嵋、青城,直到如今在我心中仍然历久弥新! 病情好转后,我先去科技工业园,找到张翼翼和王允实,告诉他们我的近况。 他们知道我回国工作,非常高兴,带我参观园区,各处介绍了一下。 长城公寓的潮湿,令我一想到就心有余悸。而科技园区位在市郊,各种建筑宽 敞明亮,宿舍就在办公室旁,其间还有个篮球场,正是理想的工作环境。 没想到国内已有这种条件,我看了羡慕不已。张翼翼很能察颜观色,他立刻把 握机会,说他们虽然号称高科技园区,却还没有一家从事计算机软件的高科技事业。 他希望我兼作园区的计算机顾问,指导他们一些基本观念,好开拓这方面的视野。 我听了颇为动容,可是没有交通工具,两边跑很不方便,王总同意调派专车接 送,约定每周三次。后来我征得王之的同意,干脆住进园区,变成每周去长城三次。 最后由于无从施展,就把长城的工作辞了,只剩下对王之的盛情,至今还没有报答。 园区为我成立了一个计算机研究室,调来一位姓丘的副理和一位叫杜涓的女孩 帮我筹备。杜涓是我同乡湖北人,长得面貌清秀,身材匀称。人也精明强干,只是 个性倔强,泼辣起来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真是道地的湖北姑娘。 丘副理原来在中国科学院研究化学,后派来此地负责规划,他是典型的书生, 对很多现象都不满,却又充满无奈感。一提到国家的落后,他就怪罪文化大革命, 气愤不已,认为那种无知与愚昧的运动真是祸国殃民。也许是看得多了,后来事实 证明,这样一个怨声载道的书生争权夺利起来,更胜于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 描述文化大革命的书籍很多,尤其是各种伤痕文学作品比比皆是。我也一直在 力求了解,为什么这种畸型的运动会发生在中国?而且是这个时代? 从各方面的观察中,我得到了一点结论,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时代的悲剧性:数百年来西风压倒东风,二十世纪的物质文明,挟着无比 的优势席卷世界。共产主义揭起了反抗物欲的巨纛,中共则变本加厉,想借着这股 政治力量,重振国家的尊严,令西方世界刮目相看。 二是毛泽东个人的执着:毛成功地将极少数人的理想化为国家统一的力量,其 成就在历史上尚无出其右者。他深悉权势必然使人腐败,想利用不断的革命,不断 地激荡整个社会结构,使之永远保持动态,以免沉淀物产生。 理想主义者最大的通病是本末倒置,他们不了解人性,不思改变“不理想的人”, 却去塑造“理想的环境”。不错,沉淀物将变成渣滓,可是对绝大多数的人而言, 渣滓才是看得见、摸得到的实际报酬。在没有人能得到报酬时,革命的动力就瓦解 了。 三是中国人的社会性:所谓社会性,这里指的是没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模式。中 国人长时期养成的习惯,就是做个高传真度的扩音器。当毛泽东以他绝对的权威登 高一呼,全国热烈响应,然后盲目地集体行动。有人认为中国人是一盘散沙,那正 是因为中国人太愿意相信别人,上当次数太多,才产生的疏离感。 社会性的动物完全依赖群体生存,只是人是有“心”的社会动物,信赖与自利 这两种心态,就像钟摆一般,在人心的两极端之间摆来晃去。中国人之不同于西方 人,是因为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圣贤,他们的能力与智能后人无法企及,他们 的品格更是令人高山仰止。也就因为如此,人人期望别人成为圣贤,好减轻自己心 灵的负担。 法国的智者伏尔泰就深知个中三昧,他认为这世界上如果没有上帝,人也要设 法创造一个。在中国,圣贤就是上帝。 四是人性的私欲:私欲是生命的特征,原系维持生存的动力。人将之发扬光大, 利要大利,存要永存。当这种观念酝酿于人心中,眼看就要实现之际,人心必然泛 出火花,是为兴奋、激动。如果有一群人都被激励了,人心在共鸣之下,会一直挺 向高潮。 电磁波是变动不止的,各有各的频率。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如果令能量不断 地激荡,其频率不断地修正,最后会变成频率一致的超高能量,即是激光光。人也 有能量,在一个人口众多、诸心动荡的社会中,只要一个有利而响亮的口号,每个 人都会用自己的认知去勾勒,等激荡到某一个程度,一股难以遏止的能量便涌现出 来,遂成为群众运动。 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的群众运动,毛泽东以群众运动起家,对自己的操纵能力 很有信心。老子说:“勇于敢则杀”,善泳的人常溺于水,玩火的人总有被烧的一 天。毛泽东这场火烧燃了全中国人的心,理想变成狂暴,狂暴聚成毁灭的力量。 几十年内乱的结果,人心思安,干部们满足于沉淀的收获。只有人世不知的黄 毛稚子,精力正待发泄。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将一切眼见手触的都焚为废墟。十年 的时间,十亿的人口,千百年以来的文化浩劫,又何尝不是人性中隐藏的一个基因? 我个人的感想是这种事迟早会在人类社会上发生,就如同阳光一般,生命需要 它,把它捕捉后贮存在自己体内。生命体死亡了,能量开始转移,成为另一个生命 的能源。能量一天一天地累积,由少而多,多到地面无法容纳时,便沉潜到地底成 为石油。 有一天,地底累积的能量被发现了,人们开始大量地应用,那种爆发的力量就 是群体的贡献。人不知满足,却自认有能力控制。于是人们肆无忌惮地大肆浪费, 认定经济的繁荣就是人生希望所系。这种认识与毛泽东的理想又有多少分别?人类 建立的基业很脆弱,太阳累积的能量也有限,难道我们一定要看到不幸后果的发生 吗? 毛泽东的愚昧只是人性本质的警讯,人类文化巨流中的一段惨痛记录,其损失 再大,也不过一两代中国人所背负的十字架。人只要继续贪婪下去,硬把自我的私 欲当作理想,地球总有一天面临毁灭。今天我们责难毛泽东很容易,又有几个人反 躬自省,想想有朝一日,当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崩溃的时候,究竟是谁的过失呢? 这种巨变之后,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受害者,其教训之深痛,在中国不可能再发 生第二次。但是在那一次强烈的爆发下,人际关系、制度信念、人生意义都已经崩 裂四散。且其余震将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直到慢慢地弥合为止。 我看到的正是这场灾变后的余烬,我也看到了置身事外幸灾乐祸者,在多方面 的比较分析下,我不禁为人性之愚昧深感哀恸。就像路上有车祸发生时,伸出援手 的人不多,围观的群众却深怕错过了精采的镜头。显然这些教训并不能使人多增一 分宽容与慈悲,更免谈由此深思检讨。似乎人性中尚保存着亘古以来的兽性,那种 舔吸牺牲者鲜血的滋味,油然从齿牙缝隙中溢出,一个一个馋吻大动! 工业园给了我一间办公室,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没有计算机、没有员工, 我们如何工作呢?我想到了在香港办电子杂志的陈金耀,他曾经卖了几万套汉卡, 多数是卖到大陆内地。我相信他对国内环境很熟,便找他来商量。 多年没见,他一点也没变,圆圆的脸庞,还是带着令人难以拒绝的笑容,啤酒 肚子也依然挂在不成比例的腰下。他喜欢说话,一开动就煞不住车,每一句话他都 要三、四次才能说清楚。可是,在这不惹眼甚至可笑的外表之下,却是精明的头脑, 独到的眼光。 当年我们正在推广汉卡,台湾的五家权利都卖了。一天,林维江领着一个人, 说是海外的传播媒体,要来采访我。 老陈操着广式国语,自我介绍后,问了我一些问题,突然说: “朱先生,你能不能把你的想法,投稿到我们杂志上?我是说你的看法很深刻, 我能了解的不多,怕写不好,还是你自己写比较真实。因为我们的杂志程度很低, 在香港大家只愿意看一些马上就懂的东西,像你这些理念大家都没有。” “既然如此,我的文章不可能受欢迎。” “朱先生,不要小看我们的杂志,我希望能有点教育性。我们有三本杂志,分 别谈电子零件、计算机和电器。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力,教育读者是很重要的。” 他的话虽然没有条理,可是能从教育着手,表示这个人很有见识。我早就写了 一些文章,也希望发表,当场便给了他。 那时我认识了一位香港的银行小开,他对中文打字机兴趣极为浓厚,坚邀我去 香港,与他父亲讨论合作生产的事。由于有董之英的前车之鉴,我特别声明,中国 大陆的市场我没有把握。他说得很好,中文打字机是文化事业,市场并不重要。 刚到的第一天,小开招待我去他家吃饭,我就看出市场问题的重要性,他父亲 是成功的银行家,当然了解问题在哪里。他们父子一直用广东话争吵不休,小开后 来告诉我,他一定要争取父亲投资,希望我能等一等。 在香港待了两天,我被“招待”在湾仔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内,整天不见一个人 影。所幸身上带有老陈的电话,我打个电话给他,老陈一到,气得直说: “这些衰仔!专门欺负人,他们为什么不请你住饭店?不要理他们,要谈合作, 香港有钱人多得很。在这里住有危险,差馆会抓人的!办公室是不能住的。我可以 帮你找投资人,香港有很多有钱人,钱多得不知道做什么好!我们走!” 既然他们有心邀请我来,我怎能一走了之?后来证实计划失败了,我便搬到饭 店去,与老陈在香港各处跑个遍。最后一天,老陈突然对我说: “朱先生,你们在香港有没有推广计划?我认为香港市场比台湾重要,因为中 国人一定要用中文计算机。台湾人人懂英文,中国大陆没有人用英文。香港离中国 很近,你相不相信我?我们合作。放心,台湾的市场我绝对不碰!” 可能是为了避免他啰嗦不已战略吧!我也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了,我们就此协议 合作,把汉卡的香港销售权交给他。 这次,他一见到我,马上发连珠炮: “哎呀!你真难找!一下这里,一下那里,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有你!我的杂志 卖了,合伙人难找!上次卖汉卡,也没有赚到什么钱…” “我不是找你要钱,我问你,大陆你熟不熟?” “熟当然熟,你想知道什么?”出乎意料的,这句话相当精简。 “我打算回国服务三年,三年以后再说。目前已经确定了,我将在深圳科技工 业园建立基础,训练一些子弟兵,再求发展!” “好极了!你回国来才对!我早就想劝你这样做了!这样吧,香港方面的事交 给我,我去登记一个公司,在香港登记公司不要多少钱,这些你不用操心。台湾我 也可以帮你跑,你没有打算回台湾去吧?现在回去应该没有关系了…” 他果然成立了一家“汉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实我需要的只是耳目,有了 他的协助,其它的我根本一点也不操心。 大陆现成的计算机工程师严重不足,加上养成教育上的差异,一定会与我的理 念有别。我建议园区最好找些中学生来受训,我保证能化腐朽为神奇。 园区以为我想节省成本,他们说在大陆学历高不见得薪资也高。其实我是想提 供那些不能进大学的学子们一个良机,他们比较纯洁,比较容易知足。 但是这样行不通,据当局的考量,设立深圳这个特区后,必须严格限制这个地 区的户口,以免大量人口涌入,失去了引进技术橱窗的原始功能。我申请些高科技 人才的名额,反而比要中学生来得容易。 刚到园区,工作还没有开始,我便每天打打篮球,舒散一下筋骨。人老了自己 还不知道,常常看到球在眼前,但是脚跨不及,手伸不到。直到被人称了一声“老 师父”!这才如梦方觉。已经是半百的人了,当之无愧。 陪我打球的都是些民工(园区正大兴土木),跳跳蹦蹦的和猴子一样,我经常 被他们抓得全身是伤。其中有个小个子常常找我聊天,他说来自潮州,在这里做建 筑工人。我顺口敷衍了两句,夸赞他普通话讲得很好,他不在意地说: “这算不了什么,我不到三天就学会了。” 后来我发现他经常在我住的地方逛来逛去,我怕他拉我去打球,便设法躲开。 有一天黄昏,我正在客厅看电视,这里与香港只不过一海之隔,广东话我不懂,所 以常看无线的英语新闻。正在看时,听到门外有动静,我开门一看,原来是那小个 子。 “找我吗?”我看他扭扭捏捏之状,猜想大概是来借钱的。 他老实不客气就走了进来,一见电视开着,便问: “你在看电视?” “看新闻。” 他看了一会,又问我: “他在讲什么话?” “英语。” “啊!这就是英语吗?” “是的。” 然后,他一句话也不说,全神贯注在屏幕上,像是中了邪般,一动也不动。 沉红莲给他泡了茶,他没理会。请他坐下,他就一屁股黏在沙发边沿。这时但 见他眼睛发直,瞪得老大,眉头深锁,不时轻轻叹上一口气。 我莫明所以,只得自己顾自己,看我的电视。 直到新闻播完了,广告出炉,小个子才如梦方醒,红着脸,很不好意思地对我 说: “奇怪!怎么我一句也听不懂?” 不久,丘副理临时借了几台 IBM PS50 来,又调来几位年轻人,其中没有一个 人知道计算机是什么。于是,我开始了连续三年,没有中断、没有休息的马拉松式 教学。 好在来了一位计算机工程师张达权,他是从中国科学院长沙软件所调来的。几 年前他们就研究过我的汉卡,曾是国内颇着名声的重地。他的基础很深,正好充做 我的助教,最基本的入门功夫,就全权交给他负责。 有一位北大的高材生也要来学计算机,他领悟力不错,基本课目学完了,我就 教他做动态数据库。当时所有的数据库都是以固定格式、固定长短,一条一条的装 进去,要用时再一条一条地取出来。我颇不以为然,数据库应该是活的,人只要将 资料输入,放资料的处所就谓之数据库。等到取用时,资料就应该变成人所需要的 型式,才能方便应用。 如何能使之实现呢?我利用了多层索引的观念,资料入库后,计算机中只留下 索引信息。索引信息就是人与该笔资料记录的接口,根据资料的特征,索引可以设 计成多种形式。要把数据库做好,使找资料的速度快而准而且适用于任何情况,其 诀窍就在多层索引。 这人姓李,为了让他能在实验中学习,我教他以英文的DB3 为例,先认识平面 索引。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不论资料长短,统一平铺在固定长短的内存中。这种方 法缺乏效率,但却是最常用的技俩,也是起码的程序常识。 园区不断地送人进来,我不能一个一个重头再教,小李反应不错,我便叫他负 责教另外两个人平面索引。 过了些时,我发现新来的人彷佛什么都不懂,便问他: “小李不是在教你吗?有什么地方不懂?” “小李没教我,他说那是他花了功夫学的,哪能白教?” 天下怎么有这种事!我叫小李来问,他理直气壮: “朱先生,这种高度技术的机密不能随便教人!” 怎么会有这种自私自利的人呢?我不容分说,立刻叫他走路,他却说: “你不能这样做!是国家派我来的!” 多年没发脾气,这次几乎把我气炸。我亲自去找王总,留他不留我! 王总是政府派到美国去,专修企业管理的,他当然了解这种文化差异。第二句 话都不说,把小李连他的“配额”(事先向当局申请的人员编制数),都给了别家 公司。 这可是一件大事,不仅因为我违反了他们的制度,而且只是为了这样微不足道 的小事!是小事吗?人如果不能见微知着,再大的事都是小事! 为什么社会主义下成长的样品,却连一点社会观念都没有?社会是大家的,大 家都必须为大家奉献才是!问题出在哪里了?还是这只是个特例?只是小李个人的 私心吗?我仔细地观察,追根究底地分析各种症兆,终于又让我上了一课! 人在甫生之初,本是一张白纸,所以有人说什么样的环境,产生什么样的人格。 这话其实只说了一半,而且是最能让人误解的一半。 人初生时确实是张白纸,却有着表面极不光滑的平面,任何力量接触到它,都 会留下各种痕迹。这些痕迹有的黑白分明,很容易判断其人格个性。这样的痕迹只 是附着在纸面的物质,轻轻一挥即可去掉。了不起改变一下附着物质的特性,或把 纸面掀去一层,污纸还是可以变成白纸,至少再要辨识痕迹已很困难。 然而白纸上留下来的,还有一道表面变形的凹痕。如果压力再大一点,甚至在 纸的结构中,也可能渗进一些物质。这些痕迹平常看不出来,只有在去掉表面的尘 垢,再经过小心的处理后,才会看出那些凹痕中积累的物质,经常多得超乎人的想 象。 其实,人对任何事物的认知必然是两极化的,两极化就是对比,没有对比就没 有认知!就以各种刺激为例,我们唯一的认知及表达方式,是先用性质或功能分类 界定范畴,再以性质与相对条件做比较。 “光影”是种性质,“看”则为眼睛的功能,“看到光影”表示人透过光的传 播,得知物体的受光状态。至于看到的光影又如何?不外乎因强弱、明暗产生了对 物体的认知;由物体的边沿得到远近、大小、高低、宽窄等空间的认知;再经由视 线残影的空时对比,又有了快慢、猛缓等各种复杂而有迹可循的认知。而所谓的强 弱、明暗、远近、大小、高低等,都是对比的观念。 人对刺激先有了认知,再与自我的利害建立索引,索引调用经验数据库,以比 较当前需求的利害、得失。说穿了,人的心性行为不过是一连串的经验反应,而这 些经验的“认知资料”都是以两极的方式,层层组合堆砌而成。 计算机正好是二进制,完全符合已知资料的结构。我在设计仓颉码时,就已经 认识到这一点,把取码与中文字义的结构准备妥当。心中有了成竹,所以随时可以 把眼前的现象,一一用作印证的资料。 宇宙中没有“绝对”的观念,任何现象都是相对的,环境如此,人亦然。当人 从小到大,耳目渲染的只是“为人民服务”时,便也产生了两极化的结果。兹用二 进制的观念,一分为二时可知:有人身体力行,有人等待他人为自己服务。再以二 分为四:身体力行者有得、有失,得者当然坚持下去,失者则开始怀疑。等待他人 服务者如有所得,自然理所当然地继续接受别人奉献,如有所失,则满心愤懑,认 为受到愚弄。 如果以资本主义社会来作对比,前述四分法倒也相去无几,所不同的是得失的 分别。得与失之差,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假定为一倍。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 失的比例至少要加大十倍!十倍的差别就产生了十倍的能量,十倍的喜怒! 如果没有比较,一倍与十倍有什么差异?就算千倍万倍,其分别也未可知。所 以,要谈制度的优劣,如果不让人亲身去体会,那只是政治家的戏法手段罢了。 在资本社会中,大部分的人都深知痛苦为何物,在二分法的理论中,有人怕痛 苦而自保,躲进碉堡中,也有人与痛苦对峙,全力抵抗。自保的人若成功了,他会 极端吝啬,失败了,便会有所省思,从而协助他人。与痛苦对峙的人如果成功了, 必然自大狂妄,若失败了,才知所珍惜,有了机会知道感恩,看他人痛苦知道同情。 前面也说过,宇宙中没有绝对的事物,每个人都混杂了一些他人的际遇。但是 在我长时期的观察下,这个模式相当正确。 我发现大陆上年轻孩子们受到太严密的保护,缺乏一种“感激”的心态。任何 人对他好都是“应该”的,万一有了一点微小的“不应该”,他们立刻翻脸不认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另外一种心态,反正一切都要靠自己去争取,从来不愿去关心 别人。人对他不好,那是理之当然,但是万一有人对他好,物以稀为贵,他怎不感 激涕零? 后来,就有一位女性工程师,因为见她表现不错,给她连升三级。想不到有一 次我仅仅责备了她一句,她就恶言相向,自动求去。 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个美国青年,他在我那里学习了一段时间后,突然 觉悟,发心上进,几乎抱着殉道者的精神,一直默默地努力奉献。 在美国时,多蒙美国朋友万佩鼎的帮忙,一直无以回报。我到了园区后,特别 告诉他我的下落,以便保持联络。不久,他的小儿子万华德决定到中国来做生意, 万佩鼎阻止不住,便托我照顾他,顺便开导一番。 我在美国时曾见过他,他不过二十一、二岁,毕业于柏克莱大学。身高约六呎, 算得上相当魁梧,金红色的头发,稚气未脱的脸。到深圳来时,他背着一个大旅行 包,见到我,把包里往地上一丢,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说: “爸爸一定要我来看看你,有什么事吗?” “当然有。” “什么事?” “说声哈啰!” 他完全是美国青年那副调儿郎当的德性,一边说话,一边摇头晃脑、东张西望。 “啊,哈啰,那我今天住哪里?” “随你的方便,愿意住我家,当然欢迎。要去旅馆住,我可以帮你叫车子。” 美国人最怕拘束,千万不能用中国人那一套,他们会嫌没有自由。 他想了想,选择住在我家。晚上我们继续聊天,他说与朋友合伙,打算做美国 汽车的代理生意。我问他: “你们有多少资金?” “啊,不多,但是只要能卖掉一部就行了!” “你认为在卖出第一部之前,你们能撑多久?” “不知道!一两年吧!但是我可以教英语,生活不成问题!” “有问题,我认为你真正的目的不是来做生意!” “咦?你怎么知道?” “我猜你是好奇,想来了解一下这个古老的国家!”我去巴西时又何尝不是? “是呀!”他马上有精神了,坐直了身体:“我没有对我爸爸说,他不会同意 的。我去过南美洲,前年也曾经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过中文…”他这才打开话匣子。 和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他们都认为现在的中国就是他们在书籍中、在传说里描 述的中国。这是天大的错误观念,就像我们想见识一个传奇的人物,不幸他已经死 去多时,难道见到他的后人、他的遗物就等于见到本人了吗? 今天的中国人与昨天的已经有了极大的区别,只有人性在过去、今天、未来永 远不会改变。但有谁来体察人性呢?不论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人还不是都一样? 不一样的是受地缘影响的行为,以及因为长时间而累积的传统文化思想。这些在中 国大陆人民身上早已湮没无踪,至少在中国人找回民族自尊心之前,那些文化包袱 是难见天日的。 “你认为经过了一些地方,就可以了解中国?” “我会与老百姓一起生活,我想了解中国人。”他总算比一些观光客高明。 “你了解你父亲吗?” “不!一点都不了解!” “你不是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吗?为什么凭住在一起你就能了解中国人?” “哦!老实说,我是想写本有关中国的小说,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很好,你对中国文化了解多少呢?要知道我不是指说普通话。” “不多,但是我总可以学习吧!” “谁教你?老百姓?学校?你认为在今天这个社会中,有几个人真正了解中国 文化?”我必须先把他打醒,否则他不可能知他自己在做什么。 他茫然地摇摇头,睁大了眼睛望着我。我继续说: “先别谈大道理,就以你已经知道的事物说吧,你会用筷子,总知道为什么中 国人吃饭要用筷子吧?” “筷子与文化有什么关系呢?” “那你认为什么才是文化呢?唱歌跳舞还是哲学艺术?人在生活中传留下来的 风俗习惯统统是文化。但是要了解文化,绝非听听唱歌,看看跳舞就行了。”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用筷子呢?是不是人太多,国家太穷?” “穷就能发明筷子?有哪个民族不是由穷困开始?再说,用手不更经济吗?” “筷子能算发明吗?” “回纹针是发明吧?” 他想了一会,又茫然地望着我,一脸无辜的样子,我说: “中国人以农立国,传统社会很重视团体的和谐,由于生活安定,很早就有了 分工的制度。刀有刀的用途,只有几种人可以使用。为了避免在进餐时用刀,便预 先在烹调时切细切碎,在吃的时候只要用简单的工具送进口中就够了。” “但是用筷子很不卫生。”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文化特性了,卫生与否是主观的成见。比如说,西方人 一见到亲戚朋友就接吻,连对方的唾液都肯吃,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说接吻不卫生呢?” “那是爱情呀!为了爱情,人愿意牺牲的。” “对了,在中国人的文化观中,个人是团体的一部分,个人必须爱这个团体。 如果有缘在一个桌上吃饭,却连彼此筷子上的口水都嫌,还能谈和谐相处吗?” 他恍然大悟,连连点头,说: “这样说,任何事情都有个原因的啰!” “是的,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必须认识前因后果。” “可是我能学习吗?” “我建议你先照你的计划做,如果生意可做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做不成,你不 妨回来这里,听听我讲的课。” “可是我对计算机没有兴趣!” “大概是你爸爸没有讲清楚,我不是计算机专家,我是研究文化的,计算机不 过是我的工具。不幸因为没有中文计算机可用,所以只好自己动手做,如此而已。” 他去北京跑了一趟,不到两个星期又回来了,说: “你说得不错,现在没有人对中国文化有兴趣,我来跟你学!” 他是我的弟子中,对我的训诲真真正正一丝不苟的执行者。他拒绝了因外国人 身份而有的特权,甘愿与其它人一同住在单身宿舍中。他的薪金也与大家一样,大 约两百多人民币一个月。更可贵的是他除了香烟钱,剩余的全数捐给伙食团。 人如果不能自我控制,能量就很难发挥,我教学的第一课,就是自我控制。我 要求每个人每天做三件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以资练习。此外,我认为不论做什么事, 必须有意识地去做,只凭本能和习惯,那和行尸走肉没有分别。 有一次,我见到万华德的香烟只烧了一点,就丢到烟灰缸里,我问他: “为什么你的香烟没有抽完?” “因为我发现刚才抽时只是无意识地习惯动作,所以决定不抽。” 他又指着烟灰缸里两排长长短短的香烟头,说: “这是有意识抽的,那是胡里胡涂抽的。” 园区的宿舍分两种,一为四栋四层的公寓,就在办公室旁边,多为干部所住。 另一为统舱式的单身宿舍,高达六层,每间约有二十到三十方公尺。 我住在第一栋公寓的二楼,比起我在台湾的住家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有 一点却令我难以忍受,公寓没有装设电铃,或许他们几十年来已习以为常,根本用 不着电铃。要找人时,每个人就扯开天生的金嗓子,非喊到四山响应绝不休止。 待人被喊了出来,山歌大赛于焉登场。宛如热带雨林的实况录音,但闻吼猴互 吼,鸣禽乱鸣,虽百里犹可闻。有时在东家高西家低之余,又有第三部、第四部和 音加入。那种传统“大杂院”的乐风,委实让我这山野俗夫难以领教。 我们工作繁重,中午休息的时间极为宝贵,有好几次我忍无可忍,一声狮吼: “吵死人啦!” 所幸我练过歌剧,也练过内功,一股丹田之气,往往震得整个园区回音荡漾, 久久不歇。由于我的恶名昭彰,碰到大人还算管用。万一是几个初生之犊,那就不 管有理无理,非得劳动我的大驾,找到家长不可。 为此,我订下一诫,绝对不许我们部门的员工大呼大喊,要找人,上楼去! 除了我以外,园区还有一霸,就是驾驶同志,据说他们的地位至尊,连总经理 也不敢稍有冒犯。刚到园区来,我就领教过一次,那是园区派了一部专车送我回长 城公司去。因为粥少僧多,派车不易,一下子就挤上了好几位搭便车的。 车行到城内,有人要下车,司机同志很不情愿,口出恶言。又有人希望能绕点 路,司机同志就火大了,车门一开,把那人赶了下去。 我是要回长城的宿舍,司机同志没搞清楚任务,径往长城公司开去,我忙说: “我要去长城宿舍,请在这里转弯!” “去你的!我管你要去哪里!” 我也火了: “那我不坐你的车可以吧!”为此我们自愿下车,足足走了半个钟头。 我们的篮球场就在办公室的旁边,由于空间大,顺理成章地就成了停车场。司 机同志们从来不认为有车让人的必要,不看有人没人,开着车就在场中横冲直闯。 好几次正在专心打球的人,几乎变成轮下冤魂。 没有人管,我便出面交涉,那些司机同志们其凶无比。有一次居然开车向我撞 来,我站着文风不动,把马步一摆,丹田真气贯运全身,心想:“运功千日,用在 一时”!且看我的气功到底练得如何? 到底是我的气盛,司机胆怯了,打球的朋友也一拥而上,几乎要痛揍他一顿。 我的凶狠出了名,人人侧目,却也让我增长了不少见识。俗话说不经一事,不 长一智,如果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的环境,我的观念就不完整,不可能认识到人心 的真实。只可惜毛泽东没有看到这些纯洁工人的真面目,所以才会有那些幻想。 我看到园区垃圾遍地,便发起员工“见到就捡”,我在场时自毌庸说明。我不 在场时,则只有万华德一个“傻真人”,不论什么时候,他总是见到就捡。 由于年轻,万华德当然有不少毛病,他了不起的地方,是知错必改。比如说他 每天早上都起不来,这是多年懒散积习所造成,一时非常难改。 我在园区组织了一个篮球队,自任教练,每天六点半开始练习。万华德球打得 不错,但早上起不来,经常缺席。我灵机一动,便叫他做教练。他很认真,把美国 学校的那一套搬来,从基本动作半蹲走路教起,运动量非常大,队员们个个叫苦连 天。 最初,每次练球都要队员们三催四请,他不论多惭愧,就是起不来。最后我只 好用苦肉计,亲自到他房门口去等,等了几次以后,他果然再也不迟到了。 他的不修边幅也惊动了王总的大驾,王总夫妇很欣赏他,有时会邀他去打一餐 牙祭。他那一身衣着不仅是不合体,而且是又破又脏又臭。那还不说,他足下一双 球鞋已经穿破了底,他用些报纸垫在洞口,照穿不误。 王总可下令了,摇着头,对他夫人说: “老赵(大陆的称呼法)!这太不象话了,你怎么看不见呢?” “哪里?我这还比不上你们文化大革命又红又专呢?”万华德很懂幽默。 “什么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了!” “可是我们老美才开始流行这样。” “别!别!老赵,别理他,赶紧给他全身上下重新包装一下吧!” 衣服倒是好解决,麻烦出在他那双天字大脚,跑遍了深圳,没有他能穿的字号。 最后还是麻烦陈金耀由香港进口一双,才得摆平。 万华德为了帮助同事学习英语,每周六晚上有二个小时的课程,其中包括了电 视新闻、小说以及人工智能的相关资料。有一个周末他母亲从美国到香港来玩,他 便提前在星期五上课,他不知怎么的讲起马了,因为不会分公母雌雄,只听他“男 马”、“男马”个不停,下面的同事也不好意思更正他。沉红莲正在里间工作,听 了一会儿,忍不住走了出来,对万华德说: “你什么时候去香港看女马女马?” 另外有位小何,他的父亲是暨南大学的教授,动用了不少关系才把他送到我这 里来学习计算机。小何很喜欢踢足球,是园区的足球王。由于我们的工作、学习时 间排得满满的,连星期天和假日都有学习的课程。(早上虽是运动时间,但无人踢 足球。) 为了平息他心中的欲念,我与他约法三章,要他三个月内不踢足球,过了这一 关,我便教他写“表格处理”的软件。他很痛快地答应了,可是一个星期下来,每 当他看到圆圆的东西,便心上脚上都痒痒地,痒得难搔。 小何苦不堪言,有一天下班时间,刚吃完晚饭,我见到他在篮球场踢球。他也 看到我了,但却神色自若,照踢不误。晚上上课时,我问他: “还是足球重要吧!表格处理没兴趣了?” “当然是表格处理重要!” “可是我今天看到你踢足球了呀!” “朱先生,您不是教我每天要做三件自己不愿做的事吗?我不愿意踢足球,所 以才去踢足球。” 到过大陆的人,一定都曾领教过一种奇观。不论是西装革履的白领绅士或是衣 着时髦的窈窕淑女,每到吃饭时间,人人手中捧着一个大碗,在路上边走边吃!我 当然能理解,在大锅饭时代,人多地方小,无处可坐,几十年下来就形成了这种特 殊景观。 大食堂就是社会的缩影,我不知道内地如何,这里的食堂却有如战场。首先是 乱,乱哄哄,乱糟糟。其次是脏,脏兮兮,苍蝇满天飞。这些我都能原谅,国家穷 有什么办法?可是穷归穷,社会的秩序及规律总该遵守吧!不!买菜的小窗口永远 挤满了人,一个个凶神下凡似的,拼命往前钻。人若不插队,就只有买残羹剩饭的 份! 我看不惯这些,好几次与人冲突,大概是看我一把年纪,别人多少还让着点。 万华德一来,就差一点打起群架来。我向园区反应,园区觉得我们这些“外人”大 惊小怪。他们很有涵养,表示这里工人多,工人没文化,忍耐忍耐就过去了。 对他人无心之失,忍耐是美德,但对这种恶劣的行为,忍耐就变成默认,默认 变成习惯,习惯一养成便终身难改。这种工人至上的社会,岂不又回到洪荒丛林的 时代? 这时我们的部门已经有了十个人,为了表示我的抗议,也为了维护我们的权益, 我便向丘副理提出,要求自办伙食。 丘副理同意了,并建议我向园区争取一个人,以后办事就容易了。她就是王总 经理的夫人,我们叫她赵阿姨。赵阿姨与王总都是东北人,块头大,心肠直,精明 能干。她曾与王总在美国待了两年多,思想也很开通。 园区明文规定,高级干部的眷属不可在本单位任职。这种立意甚佳的律法,总 是在一些特权的蹂躏下,变成一纸公文。这次搞特权的是我,我错在为了解决自己 的困难,认为自己特别重要,享受一点特权算什么? 董事长张翼翼坚持不同意,我则不惜以离去作为要胁。争执了很久,他只好同 意“暂时借调”。他把脚跷到书桌上,无奈地说: “你知道我今天同意你的代价是什么吗?” “我知道,是经济起飞!”我们平时很谈得来,这样说只是故意冲淡气氛。 “可能吧,但是这种代价却是牺牲原则换来的。”张翼翼是留俄的,他主修化 学,在国家科学院中地位甚高。为了支持国家建设,他衔命筹办深圳科学园区,居 然能在没有经费的支持下,由无到有,建立了一个数十公顷规模的高科技工业园。 “请原谅,是我的错。但是偶而变通一下应该没有多严重吧?” “严重当然谈不上,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来搞资本主义的那一套,难道不 是变通吗?其实,我反对的真正原因是为了保护你!” 姜是老的辣!赵阿姨是个强人,只可惜生就女身。她对我们的帮助极大,没有 她,我的工作不会那样顺利。但也因为有了她,导致我与工业园的关系,最后几濒 破裂。 原先我住在园区的招待所内,很像临时作客,没有安定的感觉。办公则在园区 管理处的三楼,三楼共有五间,我们已经占了两间。赵阿姨一上任,就为我争取到 了一间二楼的宿舍,约有三十多坪,赵阿姨又为我们请来一个佣人,以便自行开伙。 我以工作要求为由,希望员工集中住宿,另行开伙。赵阿姨果然神通广大,又 设法弄到几间宿舍,一间作为我们的食堂,其余的则一一分配给员工。 不到几个月,我们的人员一天一天增加,办公室一间一间地扩张,最后第三楼 全被我们占用。最盛时员工有四十多人,计算机三十多台,而且全国知名。 我知道要发挥人的潜能,首先要激起人的斗志,然后才是观念及技术的训练。 斗志的培养最难,因为我所谓的斗志,并非指个人而是群体,也就是说,个人对群 体共同努力的方向之坚持。因为每一个人生存在不同的环境中,有着不同的需求, 对事物也有不同的认知。 “国无外侮,必有内忧”,这句话说得透彻已极,人若没有外忧就很难调动积 极性。我不能去制造外侮,其实也用不着制造,在信息时代,文化上的外侮只有与 日俱增,只是这种文化的层次太高,一般人看不见而已。所以,利用现有的科技知 识,换上文化新装,中文自然语言便成了我最理想的教材。 从原始目的与方法来说,我所教的课题共分三类,一是积极性的调动,我以人 工智能为课目,实际上是以国家兴衰与文化存亡为内容。一是品格见解的提升,以 文学、艺术、音乐、电影等为媒介,寓陶冶于娱乐。最后才是技术的教育与工作的 指导。 不知是谁带回来了“三大件”,其中有一套录像器材,新奇归新奇,不会使用 也是白费。我以要发展计算机绘图为由,把这套器材接收过来。我教学生们编导、 表演,把全部员工分成三组,每周拍一部三分钟的影片。 这样玩得还不够,我又组织了一个合唱团,自任指挥。员工们也不甘寂寞,一 时吉他队、书法班、羽球队等纷纷成立,每天从早到晚,个个忙得不亦乐乎。 有天不知道是谁提议,男生剃光头,女生留短发,当场人人同意,却无人去做。 我不声不响,自去剃了个光头回来,万华德立刻响应。第二天,园区突然冒出八个 光头来(其中有一位不是我们部门的)。一时间竟成了大新闻,张翼翼叫我去,问 我: “朱先生,你是不是在传教?” “不是,这是训练课程的一部分,我要看这些学生中,有谁敢说敢做?” “朱先生,你是不知道,在我们这里,敢说敢做不是好事啊!” “果真如此,国家的希望在哪里?” 张翼翼只是默笑以对,但是市里的公安部门却不这么想,来了好几批人,要调 查园内的“光头党”。所幸张翼翼替我说项,才没有出问题。公安部刚走,深圳特 区报的记者又来了,给我们几个光头做了篇专访,大概的内容是:“台湾来的计算 机专家与科技园的工程师们,为了要让祖国的高科技冲出世界,特别剃了光头,以 示决心…” 我们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早上六点半起,全体员工运动一个小时,内容有球 类、内功等。七时半早餐,八时上班。中午休息两个小时,下午五时下班,晚上八 时到十一时上课。周六照常,周日则上午上课,下午休息。 这种特殊的工作方式成了园区中各公司争论的话题,最初很少有人给予正面的 评价。即令不骂我作秀,也会说: “新开茅厕三天香,看他们能干多久?” 谁都料不到,三年之中我们除了内容偶有调整外,工作时间从来没有缩水,甚 至于过节过年都不例外,这才杜绝了悠悠众口。 当然,光是苦练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心中早就有了计较,我向王总保证,每年 会缴一张成绩单,而且每张成绩单也都能保证全世界第一。 “不必全世界第一,只要拿得出去就够了。”王总显然没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