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大寒 乐队、花莲、代沟、出国 在康乐队这段期间,真如同生活在天堂一般,每周约有三、四次演唱,吹来吹 去只有那几条歌,连排练都可免了。队上有四位驻唱的女歌星,都能歌善舞,此外 还有一位魔术师,两个说“相声”的和一位专门耍宝的“阿丁”。至于乐队却是寒 酸得可怜,只有一位鼓手,一位“沙克斯”手,有时加上二胡和笛子手,以及我这 位喇叭手。 当时娱乐项目有限,因此这种节目还相当受欢迎,我们跑遍了台湾各地,最远 还到过澎湖。每场演出后,总会有些宵夜费,大伙便到当地最负盛名的夜市大快朵 颐。真是吃喝玩乐样样俱全,叫人乐不思蜀,忘了自己是在服兵役。 我第一次遇到装甲部队的大家长蒋纬国将军,是在一个重要的宴会上,主客好 象是位中东国王。师部命令我们全体乐师换上新装,擦亮乐器,在席间娱宾助兴。 宴会那天早上,蒋将军突然指定要演奏国乐,一道命令下来,队上可全慌了手 脚。名义上我们有国乐队,但平时根本没有练习过,每次有需要时,总是向别的康 乐队借调。 现在火烧眉头,队长、副队长都出动了,一直忙到中午。不幸这几天国乐队特 别抢手,不论是军中或是民间,哪里都借不到人。 队长急得冒汗,我们队上只有一把二胡和一支竹笛,这算得上什么国乐队?可 是又有谁会相信,堂堂一国的装甲大军,竟连个国乐队都凑不出来。 有关我们大家长的神话,我是听得多了,他是先总统的次子,早年留学德国军 校。回国后协助建立了我国第一支装甲部队,现为本军司令。他本人长相非常帅气, 对部队的军容仪表也很重视。传说当他集合训话时,若发现队形不整齐,他便会在 前带队,穿著笔挺的军装,跨着整齐的步伐,率领全体官兵绕场跑上三圈。 他体力很好,可是却苦了一些养尊处优的师长和幕僚们,上气不接下气,全身 虚脱,以致谈跑色变。不止如此,他要求全军都有高水平的知识,要对思想及国家 有正确的认识。当然,这种要求完全合情合理,事实上却另有苦衷,以致妙事丛生。 当时台湾的“充员兵”七成以上是农家子弟,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多,大半只会 说闽南话。而教育程度较高,会说国语的,早优先被空军、海军及宪兵挑走了,分 到装甲部队来的不及三成。我们平时辨识他们的语言能力,就看各人左胸上别的色 带,记得是绿色者会说国语,黄色是半懂不懂的,红色则一概“免讲”。 每次上“青泉岗”大礼堂开周会,就是各部队提心吊胆的日子。因为将军在作 了精神讲话以后,总要问问士兵们刚才所讲的是什么。可是能懂国语的不多,把全 部绿带子的兵士集中起来,也装不满半个礼堂。有些部队甚至以军官“化装”,混 在不会说国语的充员兵中,企图鱼目混珠。 最管用的妙策,还是“考前猜题”,一种升学竞争下的副产品。根据统计,将 军所问的题目,常是简单如:“我们的领袖是谁”?“我们奉行的主义是什么”? 等等。因此,在周会前,根据当天将军的演讲题目,一些军师们便研判情况,列出 一张问答,人人恶补,背背“标准答案”,多半可以过关。 听说有次没能混成功,出了大洋相。将军在盛怒之下,师、团、营、连、排长 统统记过处分。那是在将军刚讲了一个国际现势的题目后,随手指了一位充员兵, 问道: “我们的敌人是谁?” 那位充员兵按照“标准答案”,用颇不顺口的国语大声说: “伟大的蒋总统!” 所以这次将军指定要用国乐,可急煞了上上下下,弄个不好,人人记过。我担 心的倒不是记过,只怕将军一火之下,带着我们乐队的男男女女,手抱乐器,身着 戏装,绕青泉岗跑上几圈,不知那位国王阁下作何想法? 队长满头大汗,急召大家开会,征求良策。 我们副队长一向足智多谋,这时也愁眉苦脸地说: “总司令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的水准,怎么突然在这个节骨眼上,出这个难题呢?” 队长看看手表,说: “还有整整六个小时,大家快想办法。” “队上能凑得出的乐器,计胡琴一把,二胡一把,竹笛一支,洞箫一支,木鱼 一个,木响铃一付。能上场的只有二胡和竹笛两员,木响铃本人可以烂竽充数。本 军国乐团剧务报告完毕。”说话的是乐队的剧务,平常专说相声。 “我可以吹洞箫。”吹沙克斯管的老陈自告奋勇。 “那只差胡琴和木鱼了。”队长松了口气。 “那可差得远呢,木鱼是西乐的鼓,胡琴就是小提琴,没主奏乐器,还奏什么?” 剧务说的是地道京片子,一点不错,队长也不是外行,他急得站了起来。 讨论了半天,不外如何去找人手,而这么重要的宴会,为了安全理由,又不能 随便找来。队长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看表,时间飞逝,谁都没了主意。 我本来不想管闲事,事实上也管不上,但是出点主意说不定有帮助。我曾经玩 过小提琴,拉来有如杀鸡杀鸭,但充充场面总还可以,我就说: “其实只要有主奏乐器也可以充数,我建议把胡琴让给拉二胡的老王,再用打 鼓的阿黄来敲木鱼……” “不干!不干!”老王喊着。 “不行!不行!”阿黄叫着。 队长却高兴得跳了起来: “好主意,到底是喝过墨水的,就这么办!只是,还得找一个能拉二胡的才行。” 我说: “只要老王能对付,我拉过小提琴,虽然不好,至少还可以充充场面。” 于是国乐队匆匆成立了,就着我们都会的几首流行歌曲,拚命苦练。老王只是 不肯自找麻烦,他拉胡琴的功力和拉二胡差不多,我也能勉强凑和,尤其是会讨巧, 只拉第二部。苦的是阿黄,鼓还能打,可是把木鱼当鼓敲,响是够响了,但听来听 去,都像是鸡蛋炒肉丝--没有鱼味! 时候到了,青泉岗上的“官兵俱乐部”前车马云集,参谋总长、总司令一个个 肩上星星闪闪发光的国军将领,以及身着各种罕见礼服的外宾,纷纷就坐。我们国 乐队也悄悄的奏起了如泣如诉的“管音弦音”,好在席上杯觥交错,欢笑之声压倒 了我们的噪音。大家深信,这一劫算是逃过了。 我注意到在座有一位很潇洒的中年将军,常常对我们漫不经心似地投以一瞥, 又继续说笑。我悄悄问老陈: “我们司令是哪一位?” “就是常常看我们的那一位。”他也注意到了。 “我看情形不妙。” “天塌下来也不会落在你我头上,怕什么?” 晚宴完毕,撤去残席,再将座位一字排开,成了舞台形式。我心想,这下完了。 我们准备的几首曲子已经重复到第二轮回,再下去就是第三回合了。前面宾主 刚一坐定,我们的司令蒋将军就越众而出,做手势止住了我们的演奏,然后面对贵 宾说: “陛下、各位贵宾、各位长官,末下代表本军全体官兵,向大家致以至高无上 之敬意”。说完行了一个隆重的军礼,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将军又说:“现在, 本军捷豹康乐队将以敝国独特之国乐,谒诚款待佳宾”。场下又是一阵掌声。 队长忙叫我们演奏“晚霞”,那是我们最熟悉的一首。老王暗念一、二、三、 四,大家小小心心,跟着胡琴演奏起来。 演奏到一半,将军站了起来,向我们走过来,这时人人紧张,个个手软脚酥, 音乐声渐渐停顿了。将军回身向贵宾说: “很抱歉,时代进步了,本军的乐队只会演奏时下流行的歌曲。而且本着装甲 兵的精神,都成了进行曲,还是末下来献丑吧”!说着他把阿黄手中的木鱼接过来, 对我们说:“速度要慢一点,跟着我,来!一、二、三!” 的确不凡,木鱼“点”在后半拍上,“伦巴”的节奏便油然而生。大家在慌乱 中一一跟上,不一会,那种“圆、俏”的味道,就在木鱼的点滴声中流露出来,韵 味盎然。 一曲既了,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又表演了几支曲子,将军像是在指挥部队一 般,不时说胡琴声太大了,二胡和声太小了,或是笛子走了拍子。果然,一点点小 小的变化,就赋与了原来如“鸡喊狗叫”的“杂声”一些音乐的生命,变得悦耳起 来。自我到队上迄今,这还是第一次有个教练,剎时就把乐队调教得有板有眼。如 果把他调到乐队来岂不更好?说不定可以环球演奏哩,我不禁大作白日梦。 没有人被记过,也没有怀抱乐器、身着戏服跑操场的盛况。但是将军交待下来, 说我们水准太差,有失本军的声望。 在康乐队期间,还有一件事深深铭记在我心中,一刻也不能忘怀。这件事说明 了人的意志力远胜于一时的勇猛,只要不屈不挠,熬到最后,胜利终将到来。 我们的副队长是本军有名的狠人,他身材极为硕壮,蛮力惊人,谁都怕他三分。 一天,有个绰号“南天王”的小个子,被遣送到队上来,据说还是个危险人物, 特别指定交由副队长看管。 南天王一到队上,就和副队长卯上了,一言不合,两个人上后山打了一架。打 完后,副队长先回来,若无事然。过了很久,才见南天王满面青肿,身上血迹斑斑 地出现了。他一句话也不说,倒上床就睡。我们以为事情已经摆平了,谁也没放在 心上。 第二天一起床,南天王就对副队长说: “走!” 副队长眉毛一抬,说: “昨天没有教训够?” “走着瞧吧!除非你我之间,有哪个先死,否则!哼!我们没完没了!”我们 听了,都感到一股凉意。 副队长哼了一声,一副不屑的样子,两个人又走了。 过了大半天,副队长满身是血,先回来了,面上带着得意的笑容。南天王则到 中午时刻才回来,已经不成人形。和昨天一样,爬上床倒头就睡。 第三天,南天王挣扎着爬起来,又对副队长说: “走!” 副队长楞了一下,说: “你真不怕死?” “怕死?有种你杀了我,否则,我会把你宰掉!” 这样一连过了几天,南天王眼睛都快瞎了,脚也跛了。一只手用袖子兜着,沙 哑着嗓门,凄厉地嚎声,还是喊着: “走!” 副队长早已是强弩之末,他半夜常爬起来偷偷地查看南天王的伤势,他再狠, 打死了人自己也得陪上一条命。我们谁都不敢劝,上节目时大家也心事重重,再打 下去,悲剧眼看就要发生。 副队长瞪着南天王,南天王则露出魔鬼般的狞笑,彷佛是地狱的烈火在他心底 燃烧。他脸上的血块有如火山的熔石,黜黑的裂痕下面被覆着鲜红的嫩肉,只要手 指轻轻一戳,热血立将狂喷而出。 女同事们躲在门后,又好奇又害怕地捂着脸偷看,大家屏息凝望,四周一片岑 寂。 副队长是个聪明人,他一再思量,知道这样下去,必是两败俱伤的局面,拳头 虽狠,却打不倒坚强的意志。最后他终于屈服了,当着全军各地的“龙头”,向南 天王道了歉,隆重的宴开十数席,才化干戈为玉帛。 康乐队不属于军中的正规编制,就像各种球队一样,完全看部队指挥官的喜好 而定。要把康乐队办好,经费必须充裕。因此,我们除了每周两、三次的例行劳军 演出外,还争取在各种场合公开表演。 我们总共只有两套节目,别的康乐队也和我们差不多,唱几支歌,来点相声、 耍宝,再加上杂技、魔术,一个多小时就打发掉了。好在跑的码头多,由北到南, 加上外岛,同一个点一年才轮一次,到时谁也不记得上次是什么节目了。 有一次,我们在台北圆山儿童乐园表演,听说有些行家到场,队长临时要我唱 英文歌曲。我以前也唱过几次,但都是在偏僻的小地方,难得有几个人懂英文,就 当作是鸭子听雷,我一个人抱着吉他,自弹自唱,自欣自赏,自得其乐。可是,台 北究竟是台北,唱得好坏还在其次,主要是熟人太多,一旦我卖唱被发现了,后果 不堪设想。 队长搬出“军令”来压我,满心委屈,哪知一出场,麻烦就来了。 我选的曲子是电影“北国寻金记”的主题曲North to Alaska ,照理我应该先 把吉他背好,一上场就唱。为了表示抗议,我上了场才整理吉他,带子很乱,纠结 成一团。好不容易挂上肩,眼镜却几乎被挤掉,心理一紧张,糟!歌词忘了! 脑中一片空白,又不能叫停,只好顺着调子,胡编些阿伊呜耶啊了事。散场后, 阿黄带了一位“合唱团”的领班来找我,希望我退伍后参加他们的合唱团。我很礼 貌地回绝了,他则以专家的身分,惋惜地开导说: “其实,你唱得很不错,只是英文发音不准!改正了就好。” 没多久,本队的经费被削减,面临了解散的危机。由于捷豹康乐队历史很久, 军部也舍不得让它就此烟消云散,所以着令本队“自力更生”,只有现职军人保留 编制。 这意思是说,除了我们在职军人军饷照旧以外,其余歌星、魔术师等人的薪资 及其它开销费用得自行设法。还有什么好法子呢?这些人一走,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大家合作多年,已经有了默契,再换一批人马等于另起炉灶。 队长拟定了计划,打算与民间的歌舞团合作,全省巡回公演,平分拆帐。师部 别无选择,只好照准。于是我们脱下军装,开始了“跑码头”多采多姿的生涯。 与我们合作的是“东方少女歌舞团”,他们只有十几个山地少女,没有乐队, 也没有杂耍。却拥有全省各地大城小镇的演出合约,因此双方一拍即合。我们几个 乐队同仁,直到演出以后,才知道所谓少女歌舞团,演的竟是脱衣舞! 在上演之前,队长便交待不要多问,到了他们的节目,随便吹奏什么都可以, 只要有“声音”就行。反正我们乐队一向胡吹一通,什么场面都能应付。大家说好 每种乐器各来一段,以便节省体力,因为一天要应付四场,每场两个小时! 他们的“节目”到了,只见全场灯光一暗,鼓声响起。该我先来段小喇叭独奏, 真是难得有此机会,我竟然能在戏院中表演! 乐队席规模不差,有古典的浮雕,有昏暗的水晶吊灯,一道厚重的绒幕挂在前 方,以致看不见整个舞台。既然任我自由表演,在这种情调下,舒伯特的“圣母颂” 用清脆而嘹亮的喇叭奏来,一定别有一番韵味。 台下一片漆黑,台上只打着一个聚光灯,我闭着眼睛,陶醉在自己的乐声中。 这首曲子有几个紧接的高潮,尤其应用“连滑音”从最低音拔上最高的主音时,需 要相当熟练的技巧。吹完第一段后,本应等待乐队的齐奏,由于其它的同仁说好先 休息,我只好自己再重复一遍那三句“圣塔马利亚”…… 突然间,我觉得喇叭被人“按”了一下,聚光灯也照了过来。我睁开眼睛,满 目强烈的银光,什么都看不见,除了耳中不断传来满场观众咯咯的笑声。这时,喇 叭上似乎挂着一个曳长的影子,我下意识地去甩,但越甩越紧,台下的笑声也越大。 我顾不得再吹了,收起喇叭,背着灯一看,老天,竟是个黑色的奶罩! 自此以后,每当脱衣舞一开始,我立刻就开溜。有次在一个偏僻的小地方上演, 观众不少,且大多数都是军人。在人群中,我看到了一位农学院的同学,我一向自 命清高,要是牺牲色相之事传了出去,我这个脸要往哪里藏?因此想找他解释一下。 脱衣舞上场了,我忙溜到台下,从人群中挤过去,到了那位同学旁边。台上正 在丢这甩那的。我拍拍那位专心一志的同学的肩膀,他回过头一看,只问了声: “你也来啦?”立刻两眼转向台上。自此以后我再也不担心了,所有买票进场 的人,没有哪位是想来看看老同学的。 几个月的码头生涯中,那些山地少女让我感慨丛生,同样是人,生活却有天壤 之别。她们都是自愿来的,没有人强迫,只因山地生活太苦,吃不饱、穿不暖。她 们的月薪只有一两百元,经常钱一到手,就花个精光。好在团中供食住,吃的尚不 差,但住的却是舞台、汽车上,有时甚至是任何可以容身之处。 她们都只有十四五岁,发育普遍不良,除了一位主跳者稍微有点身材外,其余 的在团中专跳“大腿舞”。而短短的腿上,都是红斑烂疮,让人不忍卒睹。 至于脱衣舞则纯粹是脱衣,甚至可说是剥衣,一点也没有舞味。衣服脱光了, 扭扭捏捏地让一些花了钱的醉翁来看个仔细。在那一剎那中,每个人眼中、心中所 见所想的,到底是些什么?这算得上是娱乐吗? 我认为娱乐才真正的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准,只有在解决了生存问题后, 人才能讲求生活艺术。在同一个社会中,也只有当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追求生活享 受时(包括提供娱乐的艺人在内,不仅为了娱乐别人,也为了满足自己),即使是 脱衣舞,也有“脱的艺术”与“舞的技术”。绝对不是仅仅剥光了衣服,任人瞪眼 傻看,更不会有人花钱买票,只是为了参考一下别人的身体器官。 我成长在城市中,平素所见所闻都只限于身边的人物、事件。我知道中国贫穷 落后,只因教科书上如是说,至于什么是贫穷落后,在没有客观资料的比较下,那 不过是一种不太光采的形容词而已。 自政府迁台以后,在安定的环境下,经济逐渐成长,工商业兴起了,中产阶级 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一片繁荣的气象,常令国人沾沾自喜,以为已经摆脱了贫穷 落后的耻辱。甚至常听到政府要员自诩,我们目前的生活状况已超过了历史上的最 高水平。 我总认为,拿现在的物质水准与过去的相比,是往脸上贴金的不负责任态度。 任何手持一把枪的现代人,回到原始时代,不是都可以变成神明?物质文明堂而皇 之地到来,举世并沾其光,进步原本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以当今昌明的科学, 除非我们毫无羞耻,否则,摆脱贫穷是理所当然的事。 摆脱了贫穷,并不表示我们不再落后了。所谓“落后”有多方面的意义,从比 较的观点来看,只要有人在前面,只要有人比我们富裕,我们就相对的是“落人之 后”。再从时代的立场看,不论多富有,无知、愚昧所代表的是教育的落后。社会 及一般民众思想封闭、趣味低俗,则是文化水准的落后。 过去中国农村是贫苦的,但却不低俗,因为在传统观念的约束下,道德已成为 大众信奉的圭臬,人心纯朴而安祥。托经济发展之福而起的暴发户,是领略不到纯 朴、安祥的价值的。狂妄自大已经麻痹了他们的良知,眼中除了钱,什么都不认识。 人性与兽性本来没有多少分别,道德就像根无形的绳子,在死板的律法之外, 将人导向和谐康乐的大道。如今为了发展经济,把道德拋弃一边,其后果将是社会 的破产。由于机会及环境不同,有人富足了,有人仍在生存边缘挣扎。富足的人饱 暖而思淫欲,本为人性之常,而那些力有未逮的,自然而然就沦为俎上鱼肉。 如果单由法治的立场来看,这种事涉及人性,无从防止。由经济的立场看,更 不需要防止。因为不论人性兽性,都是刺激社会繁荣的原动力,道德操守反而会使 得经济难以推展。在今天这个举世竞相争逐物欲满足的时代,我们能够例外吗?在 人类生存的过程中,纯净的精神文化与放纵的生活享受显然无法并存,究竟哪一个 更为重要呢? 我提不出答案来,贫穷是绝对应该摆脱的,而要避免贫穷,就不能不发展经济。 对一般人说来,如果没有利益的诱惑,凭什么要胼手胝足,辛辛苦苦的努力赚钱呢? 既然有了钱,当然就要花用、享受。花在哪里?享受什么?如果没有精神的需求, 一个人除了肉体感官之外,还有什么需要“侍候”的? 更恶劣的心态是为了表示自己有钱,为了争取别人羡慕的眼光,酒池肉林、无 所不用其极。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大型的染缸,人人称羡之余,竞相效法。甚至有人 在办丧事时,都要高价请人来段销魂艳舞,才能令活者顺心,死者瞑目。 由这些山地同胞身上,我看到了人间社会阴暗的一面,有一阵子,我曾想去山 地为他们服务。可是,即使我尽一生之努力,又能有什么结果呢?如果世人永远像 这样懵懵地生活着,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则除了只顾自己私欲,逞一时之快外,还 能够怎样?对我而言,如果没有明确的认识,恐怕自顾尚且不暇,又遑论服务他人? 这是人间基本的课题,其重要性远超过政治、经济。只要一天得不到答案,这 种弱肉强食的情况就不会消失。我不必亲眼目睹,这里那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 会有无数像她们一样的可怜虫,生生世世,永远在无知、愚昧的边缘挣扎。 退伍后,我开始准备面对自己的前途。在思想上我没有找到一点头绪,只是不 满意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在方向上,我则决定了要从事电影工作,我认为必须先将 技术准备妥当,一旦有了具体的观念和思想,立刻可以利用电影作为鼓吹及推广的 工具。 回到家里,父亲一见到我,就说: “明天你到花莲去,向成校长报到。” “报什么到?”我如坠五里雾中。 “你去花莲农校教书!” “我不愿意去教书,我已经找到了工作。”我不打算告诉父亲有关电影的事, 他不会了解,更不可能同意。 “不教书?你还能做什么?” “请您不要操心,我有工作了。” “胆大包天!你以为大学毕了业,就可以自己作主了?” “我不是这意思……” “那么明天就走!” 我当然可以反抗,可是,看到父亲的神态,他一天天地老了。而我还年轻,未 来的时间全在自己的掌握中,急什么?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记得有一则笑话,说一个十恶不赦的歹徒,死后下了第十八层地狱。正当他后 悔当初不该坏事做绝,以致落到今日的地步时。突然听到下面一层还有声音,他大 为诧异,便敲敲地板,问道: “喂!你是什么人?怎么会比我犯的罪过还要重呢?” 下面的人长叹一声,说: “我是教书的,阎王说我误人子弟,罪加一等。” 我不想误人子弟,不尽责的老师已经太多了。今天既然轮到自己忝为人师,就 该痛定思痛,好好负起责任来。 我被任命为初二的导师,教他们代数、理化,此外还教初三的英文,一周共有 二十个钟点的课程。这些正是让我在附中初二时降级的科目,无巧不巧却成为今天 的挑战。 教学相长,这句话的确言之不虚,我从头把课本研究透彻,才发现自己有很多 地方其实是一知半解。为了增加学生的兴趣,我又准备了很多引人入胜的题材,满 以为凭这些就可以调教出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材来。 班上有一半以上是山地学生,我原先还怕他们水准太差。但根据学校发的导师 手册,以往的成绩记录,全班平均分数竟高达八十五分!而我身为他们的导师,一 辈子都不曾梦想过有这种成绩。 战战兢兢地上了一天的课,自我检讨后我认为应该教得很不错了。同学们仔细 地聆听,一动都不动,从上课到下课,身体坐得挺直。每当我问他们:“懂不懂”? 他们都是异口同声地回答:“懂!” 第二天,我也还满意,只是感觉到缺了些什么。我曾挖空心思的说了些笑话, 而在那些如同木雕泥塑的优秀学生脸上,却看不到一丝反应。是不是我失去了幽默 感?再不然是此地民风朴实,大家接受不了?因为不仅是我那一班,班班如此,每 一个人都睁大了眼睛,一副聚精会神的模样,分明是努力认真地在听课。 第三天,我决定试探一下学生的反应,那是堂代数课,我找了几个学生到黑板 前解几个方程式。他们很听话,每个人规规矩矩地走上讲台,拿起粉笔,然后就呆 呆地冻结在时空之窗里。我等了很久,没一个人动笔写一个字!换了一批又一批, 一个个乖乖地走上去,又一个个乖乖地走下来,也没有一个人表示他不会! 我好象坠入了一场奇异的梦境,是真?是幻?为什么平均八十五分的优秀学生, 没有一个人能解这个刚刚教完的方程式?如果说我的教法不对,为什么没有一个人 提出意见?更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些学生就像机器人一般,乖乖地走上走下, 连一句:“我不会做”都不肯说?是不是我神智不清,扭曲了眼前的景象? 我一直提醒自己,冷静一点,先认清事实再说。到班上最后一位学生离开了讲 台后,我才耐着性子,向大家问道: “我讲的课你们懂不懂?” 大家又是异口同声: “懂!” “既然懂,为什么没有人会做呢?” 没有人回答,一个个瞪着我,好象觉得我这人很奇怪。我便把班长叫起来,要 他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以前的老师要我们这样说。” “可是你们真的懂吗?” “不懂。” “不懂为什么不问呢?” 他不说话了,为了要弄清楚他们到底哪里不懂,我开始把那个方程式一一分解, 每提一段,便叫不懂的同学举起手来,结果是到我解完时,全班学生的手都高高的 举着! 问题在哪里呢?问他们就像在对石头说话,我便由最简单的公式讲起,没有人 懂!一直讲到最后,才发现他们连基本定义都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呢?初中二年级 了,连这些定义都还不懂,要我怎么教? 无可奈何,我由假设的命题讲起,再问,他们仍然不懂。我火大了,再把班长 叫起来,强忍着性子说: “请求你好心告诉我,从哪一句话,或是什么地方开始,让你不懂的。” 他想了半天,嚅嚅地说: “老师写的我不知道是什么。” 黑板上只写了几个英文字母及数学符号,我心中一惊,想到一个最不可能的可 能: “这是英文呀,难道你们连英文字母都不会?” “不会。”他肯定地说。 天哪!这是什么中学?为了求证,我又问大家: “认得这些英文的请举手。”果然,没有一个人举手。 “认得这些数学符号的请举手。”也没有人举手,我再说:“不认得这些数学 符号的请举手。”全班都举了手。 连加减号都不认得!那么九九表呢?班上会的不到两成,数目字呢?居然认识 的也不过五成! 下课后,我直接去找校长,他也曾是父亲的部属,我开口就说: “成校长,我教不下去了。” “不要急,是不是学生水准很差?” “不是很差,根本他们连小学都不应该毕业。校长知不知道,初中二年级了, 他们连数目字都不认得?” 成校长叹了一口气,说: “我当然知道,可是没有办法呀,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山地人。政府为了辅导他 们读书就业,特别派人到山地去,请求他们来读书。一切都算公费,他们还是不肯 来,因为他们从小就得做工、打猎,家里少一个人,就少一份收入。最后还是把公 费挪些给他们贴补家用,才把学生请来的。” “那么他们来了,就该好好教呀!您不妨看看成绩单,平均分数八十五分,上 课只会讲一个‘懂’字,这又能学到什么呢?” “这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政府规定,如果成绩不好,就要送他们回去,所以只 得分配分数。至于教,那是你们做老师的责任了。” “不错,教他们是我的责任,但是教小学生有另外一套方法,我不知道从何下 手。再说他们真不愿读书,也该尊重他们的志愿呀,这种办法不见得真对他们有帮 助。” “我看你还是委屈一下,这里环境不错,你就读自己的书吧,别的老师不是教 得很愉快吗?年轻人,还是忍耐忍耐的好。” 校长说的一点也不错,我们学校在花莲市郊的一个山坡上,环境幽美,青草遍 野,绿树成荫。除了令人心畅的和风,就是轻灵悦耳的鸟语。当时台湾到处在加速 开发,难得看到这种尚保持着纯真的处女地。同事也纷纷劝我,这样的生活多么自 在,如果学生程度高,老师可就不好当了。 有的老师在此养老,年纪轻的则勤读英文,准备留美。我无所事事,又闲不住, 就自愿担起学校的篮球教练。本来球队济济无名,没人管也没人教,校长为了安抚 我,就如此这般决定下来。 由于山地学生体力充沛,我便专教他们快攻。每次后场一发球,己方球员就分 两组,一组在中场接应,一组直奔底线,一有机会就吊传篮底。这一招非常有效, 不论对手多强,我们每次得分都不会超过十秒钟。教了不到两个月,就一再打败花 莲各个强队,甚至于“灌”了当地社会组冠军二十来分。 球队出名了,体育老师就眼红了,校长被他吵得无可奈何。好说歹说,最后解 除了我的教练权,而球队的快攻也失灵了,又恢复了原来不生不死的状态。 那时正值我精力旺盛、青春难捺的年岁,对异性的需求非常强烈。但因为没有 机会,时常挣扎在自己生理压力下,心神难安。有位光棍教员,为了找人作伴,死 拉活拉地带我去了一次“绿灯户”,那是政府核准的卖春场所。 平心而论,我很想体验一下日思夜想的性生活,因为除了梦遗外,我没有任何 性的经验。尤其是与小妹在一起“厮磨”的刺激,曾令我血脉贲张,心痒难熬。可 是我不敢逾越她的防线,每次都在灵肉之间奋力挣扎,苦不堪言。 更糟糕的是我太重视心灵的感受,即使在幻想中,我也有特定的对象以及特殊 的气氛。不要说是妓女,连一般女孩能让我看中的也不多。 在长时期的蕴酿中,正因为珍视这种强烈的感受,我认为与特定的异性,应该 有种相互投入、心神交汇的共感,这种私密性只能属于两个人,不能与第三者分享。 因此,我要将这第一次的机会保留下来,直到有了适当的对象,再作纯洁无疵的奉 献。 那位同事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认为性和吃饭一样,只是一种生理需要,我把性 看得太神圣,根本不切实际。这种说法本不值一辩,各人有各人所重视的观念,我 不反对他去吃另一种饭,他也不可能说服我随便找个女人就可以上床。 但我有个很大的弱点,就是经常强调要体验人生,追求真理。于是他批评我, 说我自命纯洁,如果不去体验性事,怎能了解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呢? 这话说得有理,令我哑口无言,我所重视的是“自己的感受”,本就与他人无 关。如果只为了表示自己的道德观,只为了忠实于未来的妻子,那么就应该放弃自 己追求的目标,做一个正正常常的人算了。 我随他到了一个相当有规模的场所,几十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坐在一旁,他一一 地叫过来,我却一个也看不上眼。最后他不管我愿不愿意,把我和一个“小女孩” 推进一个小房间里。那个女孩一进去,便脱光衣服,就地一躺。 人生的第一遭,总难免充满了憧憬,心理上怀着既神秘又兴奋的感受,满以为 “飘飘欲仙”的时机即将到来。至不济,我还可以用幻想铺成锦绣大地,眼前是一 尊如玉似脂的雕像,任我把柔情化为甘露。 诗中不是有吗?“云雨巫山枉断肠”,那云端的飘渺,雨中的清新,人生的巅 峰!即令那只是诗,诗人总不会刻意欺骗吧? 然而在那一剎,我闻到的,是一股冲鼻的霉湿、骚膻的气息。我看到的,却是 一片污秽不堪的地板,一个姿态非常不雅的“肉团”,成大字形地摊在面前。我惊 讶得楞住了,我在做什么?难道就是这样“枉断肠”? 她不耐烦地催我过去,叫我“快一点”!为什么要快一点?这不是一种享受吗? 显然不是的,至少她并没有把这当作享受,我怎会傻得来到这里呢? 幻想破灭了,我想逃出去,可是又充满好奇。我不应该把幻想与现实混为一谈, 可能这才是人生的真实,只不过为了遮掩这种丑态,人才有了种种美化的掩饰。 犹豫了半响,我腼腆地脱了衣服,廉价的香水味塞满鼻孔,眼前是一张放大的、 恶形恶状的脸孔。我晕头转向地、本能地挣扎着,对自己的行为充满了厌恶。一会 儿,那女孩推我起来,告诉我已经“完事”了,我如获大赦,自始至终懊恼不已。 一周以后,我得了淋病,为了治病又是打针、又是吃药。自此,我对性更是避 而远之。这次的打击,知道的人虽然不多,我却耿耿于怀,更不想在花莲待下去。 我不想混一辈子,人生苦短,时间一去不返,一天没有收获,就白活了一天。 教了一学期后,我毅然地辞去了教职,我不惜离开家里,也要和父亲说明自己的理 想与决心。 可能是成校长已经向父亲解释过了,所以当我提到要自己找工作时,父亲只说: “找什么工作呢?” 我知道一提电影就没有转圜的余地,这时正好教育电视台开播,父亲也买了电 视机,每天收看,于是我说: “我想从事电视的工作。” “电视!”父亲惊吼着,由椅子上弹了起来:“你怎么这样没有出息?大学都 毕业了,还是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电视事业不是为社会服务的行业吗?责任可重大得很呢!” “你是学农的,应该从事农业!” “是的,可是我虽然毕了业,农却没有学通……” 父亲脸上冒着青筋,眼丝中发出了红红的怒光: “混帐!读了四年书,花了你老子多少钱?你居然敢对我说书没有读通?没有 读通就再给我回去读!” “爸爸,我不是学农的料子,再读十年也没有用!” “那你就是白痴!” “可是我对艺术很有心得。” “岂有此理!那为什么要去学农呢?不是浪费我的钱吗?” “爸爸忘了,我是要去学音乐的,可是您不准。” “当然不准,那种没有出息的事,哼!‘唱歌的’!” 我知道,在老一辈的观念中,在任何职业后面加一个“的”字,就表示非常的 鄙视。这样辩下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不如用理性的态度相互讨论,我相信一 定会有结果的。所以我把话题一转,对父亲说: “记得爸爸是要我考电机的。” 父亲脸色和缓了些,露出百般无奈的神色,说: “我们朱家没有这个福分,有什么办法?” “电视机是电机专家设计的,是吧?” “可是你不肯学电机呀!你以为小时候装装收音机就行了?电视机可是一项大 学问,大学就要学四年!”父亲以为我开窍了,安心地坐了下去。 “是的,电机是个大学问,要学四年,可是其它的科系也一样要学四年。” 父亲没有听出我弦外之音,还在期望我“回心转意”去学电机: “你现在去学,来得及吗?你小时候对‘科学’很有天分,现在都糟塌了!” “因为我不懂学电机有什么用处?” “有什么用处?你看,电视机就是例子。” “电视机又有什么用呢?” “给人看呀!我们工作累了,可以轻松一下,有什么新闻,立刻可以知道。所 有进步的国家都有电视,我国才刚刚起步,所以需要大量的人材。” 父亲很有耐心地开导我,这是我们父子间极少有的现象,或许是难得有共同立 场的缘故。只是我很遗憾,我们两代之间的鸿沟太深了,为了自己的理想,我绝不 能妥协。 “有了电视机,总还要有节目吧?”我又问。 “当然。” “是不是‘电视机’比‘电视节目’还重要呢?” 父亲犹豫了一下,他可能认为我还是个孩子,需要“教育”,所以说: “不能这样说,都很重要。” “那么设计电视节目,应该和设计电视机一样,是为国家及社会服务了啊!” 我终于由父亲自己的话中,导出了我要说的主题。 父亲狐疑地望着我,打量了我一下,试探地问: “你不是想去设计电视节目吧?” “爸爸,您不是常说‘事无贵贱,人无高低’吗?都是为国家服务,设计电视 节目又有什么不好?” 父亲一听,怒眼圆睁,立刻从椅子上跳起,大喝一声: “混帐!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我们朱家世代清白,不能让你污了门楣!好吧, 你能说会道,你有本事,你要做什么我不管,只是不要用我的姓!” 有了父亲这句话,我就满意了,反正为的是兴趣,出不出名无关紧要。这时庄 灵在台大视听中心工作,正好中心需要个技术人员,而遍寻不着。经由庄灵的推荐, 我就挂名做了个临时雇员,负责剪辑影片。 我剪辑的第一部作品,是中心主任所拍的一部十六厘米的记录片,共有一万余 呎。由于他的摄影机性能优良,他也充分发挥了“拉近、拉远”的特性,令人看得 眼花撩乱,其中竟然没有一个静态的镜头。 由于人的视觉很容易受到光影变化的吸引,动态镜头只是为了表现运动以及动 作的相对关系。对人的认知而言,画面当以静态为主,这样人才有时间思索、进而 了解。即使是运动片、武打片,无不应以事物的交待为主,否则人看电影目的何在? 据说中心主任是留美的博士,专攻视听教育,怎么会拍出这种片子来呢?我猜 又是技术作祟,一个没有观念的人,当他手执一把金光耀眼的大刀时,除了舞个风 雨不透之外,还能做些什么?“拉进、拉出”是表达距离的技术,一般远距倍数不 高的摄影机,很难拍出象样的效果。该主任必然是手中有了先进的武器,就忘了拍 电影的目的了。 这种情形我屡见不鲜,有人文字功力不错,于是只重辞藻堆砌,以文害意;有 人买了一部卫星显微照相机,于是每一幅作品都是巨细无遗的芝麻变红豆;有了立 体声高效音响,人们就竖直了耳朵,为的是要捕捉那无时不在、挥之不去的“真实 的噪音”,或者是那低于每秒钟十六周的超低音频率。 这就是现代文明!一时的视听刺激,居然只因为有了“物质基础”,就摇身一 变,明正言顺地登堂入室,蔚为艺术?只要外国老祖宗流行的,我们不效法就不够 时髦!流风所及,难怪女性拉皮隆胸,男士浓妆艳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丧失 了判断的标准,一味迷恋可见可得的“技术成果”,忘却了技术之目的。 不论文学、音乐、绘画、摄影,也不论是中国、美国、日本、欧洲,人就是人, 所有的创作都是借助技术,以达到艺术的庙堂,追求人性最高的境界。如果我们把 这个准则否定了,一切为技术而技术,标新立异,各尽所能。迟早物质享受将会取 代人的感知,财力成为艺术的象征,人性化为物性。 我想尽了办法,仅保留了那些虽在移动,却不太离谱的镜头,将万余呎剪辑成 数百呎的片子,不到几分钟就放完了。中心主任看了,对他的“杰作”赞叹不止, 连连表示还要再拍。 后来中文系要拍一段“周朝礼仪”,我兼做导演及编剧,由庄灵执镜,成绩平 平。这时,有人委托我们拍一部电视广告,主题是录音电话机。庄灵找来国立艺专 毕业的李至善,由他导演,我来编剧。记得那是台湾第一部电视广告片,我们根本 不知道电视萤光幕与电影片的比例有别,片子拍完了,毛片的效果不错。画面上是 一个有“经理派头”的胖子,在电话铃响时,手忙脚乱,以衬托出录音电话的功能。 由于要强调胖子接电话的窘劲,我们用的是大特写,胖子的脸占满了画面,电 话筒则换来换去。庄灵利用黄金分割,把镜头安排得精确无比,一点空间都没有浪 费,我们无不佩服他的功力。料不到电视屏幕比电影屏幕要小得多,播放出来,胖 子的头及下巴都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大鼻子、一张大嘴,以及一些黑忽忽的圆筒, 不断地飞来飞去。 这时,由于近水楼台,我与小妹的来往频繁,接触一多,性的需求就油然而生。 我必须作个决定,如果她也对我有着同样的感受,我们应该及早结婚。在她的支持 下,我可能会达到我所追求的部分目的,否则我们应该立刻分手,使彼此没有牵挂 和负累。 因此,我向她求婚,她要征求她母亲的意见。她母亲则坚持要我父亲出面,必 须“明媒正娶”,否则有失家门声望。 我知道父亲不仅不会出面,而且绝对反对我们的婚事。所以我建议不通知家人, 私自结婚算了,小妹不答应,她认为这样会导致家庭的不幸。 我们分手时,也和其它未经人世的青年一般,纯洁天真,祝福对方有着美好的 未来。且相互盟誓,彼此要珍重这段感情,永远保持真纯的友谊。 我开始专心研究电影,由于我国电影水准太差,我觉得没有必要与现阶段的从 业人员打交道。此外,我并没有拍摄“商业电影”的兴趣,只不过想彻底了解电影 的全部制作技术,以便作为日后表达思想的工具。 庄灵比较务实,他认为年轻的一代颇有理想与魄力,应该大有前途。我们便邀 了几位国立艺专影剧科的朋友,如李至善、邱刚健,以及师大美术系的黄华成等, 成立了一个电影研究社,筹办“剧场”杂志,并请了艺专的戏剧学教授姚一苇为顾 问。 成立的第一天,姚教授请我们去他家聊天,结果我竟被姚教授赶出门来。那时 电影院正在上演一部英国的“新潮”影片,名为“一夕风流恨事多”,这算是一部 够水准的作品,姚教授则一口认定这是一部空前绝后、电影史上的里程碑。由于我 早已养成了“分镜头”的习惯,看完电影就已把“场景”分得清清楚楚,于是历历 指出片中的矛盾和草率之处。姚教授不由分说,认为我对他“失敬”,于是下了逐 客令。 假如姚教授就代表着电影界的新希望,那么我宁愿与这种新希望保持距离。任 何一个学术性权威的建立,绝非只是因为他年高位重。不错,艺术免不了主观的成 份,可是,我们的目的是研究电影。要了解一部电影的“主题”、“技术”和所达 到的“境界”,就应以客观的态度来分析探讨。以堂堂一个国家唯一的一所电影艺 术学府,其教授如此,我不觉得未来还有什么希望。 我立刻向庄灵表示要退出,因为我不相信这样做下去会有什么效果。庄灵则责 备我不顾大体,哪有一个组织在成立的第一天,发起人就要退出? 他是对的,但是姚教授不能原谅我,对我不理不睬,会务如何推动呢? 我考虑再三,难道电影技术一定要在国内学吗?我的主要目标在于人生的体验, 有了足够的体验,才能写出好的剧本。剧本是电影的灵魂,没有灵魂,电影哪可能 有生命?既然如此,我所学的对象应该是人,是社会,是宇宙中一切变化的原理、 根本。如果只把眼光局限在一个小圈圈中,就算目前还有理想,过不了多久,在现 实的压力下,我只有一步一步的妥协、退让,到最后,理想还会剩下多少? 想来想去,当前的社会状况令我感到窒息,各行各业都与我的想法格格不入。 再混下去,不是我被同化,到最后麻木不仁,便是愤世嫉俗,疯狂变态。 出国吧!去哪里呢?美国是一般学子心目中的天堂,一方面我不喜欢凑热闹, 另一方面我早就说过大话:“不去美国,不读英文”!别人或许没有放在心上,我 自己却忘不了。这时,有位同学告诉我,“老师”(大一的同学)去了巴西,巴西? 在哪里?是个什么样子的国家?问来问去竟没有人知道。就凭这一点,我决定去巴 西。 我向父亲提起要去巴西历练一番,没想到父亲对巴西知之颇详,也很赞成我出 去闯闯,并问我有什么计划。我说打算先好好工作,存点钱,再托那位同学给我弄 张农场的聘书,先去农场开垦再说。 过了几天,父亲对我说,去巴西的事已经安排好了,聘书不久就到,叫我先去 学习葡萄牙文。我怎么都想不到事情会如此顺利,缘因在巴西有位东北籍的国大代 表张振鹭,当年父亲任职东北行辕政务委员时,两人常相往还。 后来东北失守,张代表到南京开国民大会,在会中慷慨陈言,认为丢失东北是 当时的行政长官陈诚的责任,所以呼吁先总统拿出“斩马稷”的精神,杀陈诚以谢 天下。大陆易色后,因陈诚在台,故张代表举家迁居巴西。父亲自从知道我想去巴 西后,就用电报与之联络,并得到张代表的同意,代我办理一应手续。 但是,去巴西的路费不是小数目,约值当时父亲“特任官”全年的薪金。我知 道父亲素无积蓄,所以打算去卖苦力,自己赚取路费。想不到这也顺利的解决了, 那是“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中有位总务科长姚世惠,原为陈副总统的亲信,因为 父亲没有班底,陈副总统特派姚科长来会中服务。姚科长知道我要去巴西,也知道 父亲无力负担旅费,便向陈副总统报告,因而得到美金一千元的资助。 这件事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使我深深感到个人与社会的因果相依,如果不是这 些协助,我今天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不是父亲平素的为人,我也不可能沾到 这些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必斤斤计较眼前的利益,只问自己的努力是否无 愧于心。时机到了,就一定会有应得的收获。 那时赴巴西必须到日本签证,由旅行社代办,费用是两百五十元美金,坐货船 去巴西则要五百五十元美金,在日本还要等上一个多月。为了省些钱,姚科长特别 给我介绍了一位旅日华侨赵先生,他在东京的银座、池袋、新宿等地经营了好几家 咖啡店。姚科长要我到日本就住在他的店中,多多少少也有个照应。 我是在一九六三年八月离开台北的,父亲率家人到机场送我,看他老态龙钟的 样子,我知道这次很可能是永别了。我没有话可说,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痛苦,使 我们的家庭得不到应有的欢乐。这又岂仅是我们家庭的悲哀?唯有寄托在我今后的 努力上,只有找到了这个产生人间悲、欢、离、合的因果后,与人类共勉,得以免 除诸种痛苦烦恼,那才能值回我们所付出的代价。 虽然我不知道未来要面对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个虚无飘渺的人间真相是否存 在?更不知道在哪里、如何去寻找?可是,我已经决定踏上这条有去无回的单行道。 至于个人的荣辱、家庭的幸福,也只有硬着心肠,割舍在一旁了。 小妹也来了,挤在铁栅后的人群中,哭得不成人形。她在想些什么?是后悔没 有答应我的求婚?或是珍惜这次永恒的离情?我不知道,也不敢想。我只知道,果 真她开了口,希望我留下来,很可能这一生的一切都将改变了。 我伸过手去,轻轻触摸着她的指尖,她没有动,也没有看我,只是泪珠像瀑布 一般,由红肿的眼帘中潺潺地涌出。我紧咬着牙,脸上撑着已嫌僵硬的强笑,话语 哽在喉头,只希望赶快听到登机的广播声。 我努力地提醒自己,她一定非常了解,知道我不是一个家庭动物,所以没有把 我“系”在牢笼中。感激不只是一句言语,必须用更大的努力来报答。在这么多的 祝福中,我终于沉重的踏上了茫茫的征程。